小约翰 | 宗教改革与你我（一）
今天主日学分享的题目是“宗教改革与你我”，其实，哪怕一个人没有信仰，宗教改革是跟他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一本书讲到了《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这是199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霍伊卡。“倘若我们将科学喻为人体，其肉体成分是希腊的遗产，而促进其生长的维他命与荷尔蒙，则是圣经的因素。”这话出自一位占有丰富史料、作过深入研究的科学史专家，绝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从事实出发又合乎逻辑的结论。借着这本书，你可以在拓宽在科学史方面的地平线，拔高在科学哲学方面的观察点。通过对它的思考，你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对科学的一些根本问题，可以获得某种更广阔的见解。所以，我敢说，宗教改革，比近一百年举行的所有会议都重要，因为没有宗教改革，就没有真正的近代世界观。我们就特别就这个话题来好好谈一下。
我们一起来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一起来思考宗教改革的真理的教导与我们今天生活的观念的关系，愿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求你动工赐福引领。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五百年一巨变Reform
宗教改革重要！重要！重要！尤其是我们今天纪念宗教改革。历史学家有一个说法，叫五百年年就会有一个巨变，或者说是五百年一巨变。果然，你看，从圣经确切纪年看起，公元前2000年，亚伯拉罕出吾珥，这标志着上帝的国正式借着一个民族和国家来拓展开来。亚伯拉罕牛到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所有宗教都尊崇的圣人和祖先。公元前1500年左右，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标志着一个前新约时代最重要的救赎事件。这个事件重要到成为从为奴之家出来的象征事件。甚至，你都可以说，这是对人的本质的重要觉醒：人到底是帝国的砖块，还是上帝的精兵，作为前者你还能搬砖，忙着建造积货城和金字塔；后者则是我信仰故我在，我首先是有灵魂的人，其次才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没帝王，难道我就吃不了饭？太自吹自擂了。出埃及，其实才是一个人之为人的根本觉醒之所在。你不读圣经，没法了解自己和人性。
公元前1000年，大卫的国建立了。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上帝做王的国家。大卫，你看那时候的实力，全世界首屈一指，但他拒绝成为帝国主义者。《消失的帝国》这本书，对这一点看得很准。你看过没有？本书贯通世界历史和圣经历史、祭司国度和帝国故事、先知书和历史书。浅显易懂地介绍了圣经中的古代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帝国的兴起与消亡，涉及历史、地理、人物和文化等众多方面，把圣经与世界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想了解世界历史和圣经的读者有很大帮助。大卫，实在是一个剑胆琴心真正的王，而这个王的伟大，就在于解释，王国的本质在于谦卑，而不是自我吹嘘，非得把自己搞成救赎主。这些都是历史，也都是心性。可惜人们不读史，也就不懂现实。
公元前500年，那个时候连中国都在预言，说500年之后会有巨变，公元前500年的被称为历史上的轴心时代，是雅斯贝尔斯特别提到，影响人类历史的最重要的思想模式，最有创意的一批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群星璀璨般地一下子都爆发了，老子和孔子，道家和儒家，中国的文化就奠定了；印度的释迦摩尼；然后旧约的先知时代；然后还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全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这么一个纬度上。所以这个时间，公元前六世纪被称为“轴心时代”。人类在其后，不管你怎么想，都超不出他们的思想范围，所以我是绝对不会同意说，我们比孔子还聪明。然后说，我们比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还聪明，就是你现在的思想只能是人家思想的那个唾余，你只能沿着人家想再想一想而已，就是我们现在原创性的想法太少了，就是有也几乎不太可能成气候，我们有一个想法形成一种所谓的有创造力的辉煌的文明吗？这个我想大家连想也别想。
公元前500年很重要，那么大家都在说500年会有一个巨变。结果呢，到元年前后确实主耶稣就降生了，的的确确是最重要的。然后500年之后，到了公元五和六世纪这个期间，我们看见伊斯兰教兴起，蛮族入侵欧洲，然后欧洲的西欧文明彻底崩溃，然后罗马帝国崩溃。这个时候，奥古斯丁早就在《上帝之城》中分析了罗马帝国灭亡的灵性原因，说古罗马是自杀，不是他杀，提出线性史观。这是了不起的。比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牛上一亿倍。
中世纪不黑暗Reform
公元500年这个期间，500年到1000年，又是一个500年，这个期间被称为“黑暗世纪”，这是黑暗世纪，而不是中世纪。你可以去看威尔·杜兰写的《世界文明史》。这是有关人类历史文明的最伟大的一套书，2005年那个时候，750块钱一整套，11本，很便宜了，从台湾引进。威尔·杜兰曾游历世界各地，以哲学家的敏锐目光审视埃及神秘的狮身人面像、印度古老的泰姬陵、中国雄伟的万里长城，又奔走于地中海的波涛之中，在已被人遗忘的克里特岛，在残垣断壁的雅典古城，在残酷的斯巴达古战场，搜寻、鉴赏。直至1975年，历40年的光阴，终于完成了《世界文明史》这一部旷世巨著。威尔·杜兰一直认为，一般分类历史写作法对于评价或批判人类整体的生活都有欠公正；历史的写作，一定要经纬兼顾，分析与综论并用；最理想的历史纂述应设法把每一时代、每一国家的文化、组织、发展和变动等整个错综复杂的现象都加以综述。他希望这部《文明史》永远能诱导出一点进取的精神，使我们能冲进文明史的致命深处。
威尔·杜兰写的《世界文明史》里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中世纪并不是黑暗世纪，这个黑暗世纪真正的黑暗年代，这个黑暗世纪之所以黑暗，其年代是500到1000，是因为蛮族入侵到欧洲北部造成的，蛮族摧毁了希腊罗马文明，所带来一个动荡不安的五百年，而绝对不是基督教带来黑暗。
因此，这个期间从公元500年到1000年这个期间，我们看见是基督教驯服了蛮族，就产生了基督教的文明形态，所以这个过程的确是对文明有重要的动荡和影响，然后伊斯兰教也迅速崛起，那么这个时期的确有很动荡的影响，但是这个欧洲的黑暗的的确确是有一个蛮族的入侵所带来了这么巨大的破坏。而当时的修道院是保留了农耕技术，也特别地保留了这种农业文明的形态，的确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修道院有个口号，就是“劳动即祈祷”。所以他并不排斥体力劳动，希腊罗马文明是排斥体力劳动的。希罗文明不会发展农耕技术，但是，基督教文明是崇尚服侍劳动，因为耶稣亲自给人洗脚，这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个时期的文明，从文明来说，的确是一个动荡和一个重新洗牌的过程，这个过程当然对很多人说会有自己看法，有的说蛮族的宗教文化就被基督教给洗牌了，但是我们从人类的文明的角度来说，的的确确是这种基督教的这种引导对人的爱和怜恤这个思想，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基督教对欧洲中世纪文明的影响》这一类的书籍，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确实是好书，因为介绍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从公元1000年开始，基督教就开始成为欧洲的主要文明形态。那个时候一个镇上要建一个教堂，肯定是最高建筑，而且这个教堂，不允许一代建成，因为如果一代建成了，就留下了这一代的名字，所以必须得两三百年建成一座教堂，这个教堂必须是全镇最高最中心位置，围着教堂一定是有一个广场，然后这就是一个标志，所以瓜尔蒂尼在《近代社会的终结》说得很清楚，中世纪以信仰为导向的，尊重信仰，没有别的世纪能达到这么高得高度。当代唯物主义把人看得太扁平了。至少这500年，在1000到1500年，欧洲人活得并不悲惨，不是像我们认为的人家就处在多么落后、黑暗、呻吟之中，就至少从一个小镇上来说，他生下来就知道，他会受洗在教会里边成长，他会有他的行业的协会来给他争取权利，他也有尊重上帝的镇长，来给他根据圣经处理各种案件，至少起码有所敬畏。然后，他也会每周去教堂里边做礼拜，然后大家也会在教堂前边的广场来有交流，而且中世纪呢也保留了这一个重要的一种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呢，其实是一种契约制衡的社会形态。中国其实没有封建社会，真正的封建社会真正保留的是在中世纪那个时候，因为国王是有制衡他的教皇，同时骑士阶层要向国王效忠，还有庄园主他有自己的封地，所以他有很多制衡国王的这种专制的势力，因此整个社会是以一种契约关系，以一种誓约关系，来组建社会。这样一种契约文明和誓约文明就使得欧洲至少不会乱，文明形态至少是比较稳定的，这样就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好大学都是在1000年之后产生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是西方最古老的大学，建立于1087年，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大学。牛津大学是1167建立，剑桥也差不多这个时候。而且大学产生很清楚，就是研究神学。然后要去解释圣经研读圣经，那基督教催生了一大批最著名的好大学，都是在那个时期相继出现。
而且这个时期欧洲的经院哲学也是非常了不起，如果诸位感兴趣，可以看北京大学的赵敦华写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那是真正的哲学保留，并不是希腊哲学，希腊哲学很出名，但是已经断了。然后真正保留哲学命脉的是基督教，尤其是经院哲学，里边有一大批非常聪明非常优秀的修士，修院的人士在专门研究神学和哲学问题。当然我们今天就嘲笑人家说，一个针尖上站几个天使，就说这些问题都很无聊，其实一点都不无聊，如果你真的钻进去，你就会觉得你探讨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天使到底是种什么存在，属灵存在是种什么存在。属灵存在是内涵存在。那有没有外延呢？那么如果有外延的话，就变成了物质，如果没有外延，只有内涵的存在是种什么的存在方式？中世纪哲学以托马斯阿奎那哲学为代表，都是意图用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概念来讨论神学命题。他们笃信“恩典成全自然”，也就是说神既然造了世界，让人类有理性，那么用理性来理解信仰就是完全有可能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都是由形式和质料组成的。形式是一类事物的总原则，是“是其所是”的那个东西，可以认为是某物的起源，动力，使它变成自己而不是别的物体的超验之力——例如受造力。而质料就是基质，就是一个在一个事物中始终保持的东西，简单来说，是制造某物的原料。我们可以举一个制陶的例子去形象地说明：制陶者在制陶前，会作一个陶器的样式设计，无论这个设计图是在纸上还是在心里，这个事先存在的设计图就是陶器的形式；而制陶用的陶土，在制陶前并没有一个形式，制陶之后才借着陶器的形式而存在，这就是陶器的质料。按照柏拉图的思想来分析，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柏拉图的理念就是形式，理念是具体事物的原因和目的，它在具体事物之外，并且先于具体事物而存在，是不可见的，并且永恒存在；而柏拉图说的一般物质就是质料。质料在与形式结合之前什么也不是，因为与形式结合才有了区分，才能形成具体事物。 有了上面的背景知识，我们就可以尝试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解决一根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的问题了。首先，上帝是纯然的善，因此它是纯粹形式的。同理推出，天使也是纯粹形式的，因为它也是没有质料的纯粹理念形成的，上帝并没有用物质制造天使。那么，因为天使是纯形式，没有质料，也就是说它不占有任何空间，所以即使在一根针尖上站了百亿个天使也丝毫不足为奇。
他们就研究这些问题，那这些问题的研究也为今着经验辩证法为着我们哲学工具的发展逻辑学的发展，各个学科的发展，都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甚至中世纪的教育被称为七艺，到今天还有人要回到中世纪的古典教育。七艺就是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塞耶思写《失落的学艺》就在鼓吹回到中世纪七艺的学习，她认为这是真正的教育。她认为中世纪教育是最伟大的。这个时期也是教育开花结果的时期。
中世纪天主教的腐败Reform
不过，这个时期教会的确是陷入非常严重的腐败，就是这500年间是教会史上的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那么教会黑暗在什么地方呢？两个方面。
第一，教义的黑暗，就是越来越从因信称义走向因行为称义。它里边有没有因信称义？有。比如像约翰·胡斯、威克里夫，就在这500年早就提出来说我们是靠基督的恩典得救，读圣经里边早就有了，你不要以为说马丁·路德凭空一下子就提出来，如果没有威克里夫的唯名论，马丁·路德是不会有宗教改革的，就是他跟他的当时的奠基者，他的老师们是有密切关联的。唯名论（Nominalism）是经院哲学内部成长出来的一支哲学派别，以主张共相（普遍本质）只是名称而非实在得名，与唯实论（Realist，又译“实在论”）相对立。唯名论有强版本和弱版本两种。强版本主张，只有个体存在，共相不存在；弱版本主张，个体存在在先，共相作为推论次之，但仍然作为概念而存在。与唯名论相对的唯实论也有不同版本，最强版本是柏拉图式的实在论，主张共相可以完全独立于、而且优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其次强的版本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实在论，主张共相存在于殊相（个别事物）之中，我们通过思想可以认识到共相，但共相并不能独立于个别事物而存在，因此它的存在也不高于个别事物的存在。吉莱斯皮在他的名著《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中深刻地揭示了中世纪的唯名论革命如何为现代性开辟了道路：“唯名论试图把理性主义的面纱从神面前揭下，以便建立一种真正的基督教。”
但是，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被理性主义和行为主义也就是律法主义给淹没了。你想，整个欧洲全世界都成了基督徒，怎么教育这些广大的不识字的没有圣经的老百姓？教皇跟天主教，慢慢走向了很简单的容易理解的教义模式，就比如说他们就强调说你可以购买赎罪券，你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当然，他也不会公开一开始就这么讲。他一开始那就这么说，比如说你犯了罪你良心有内疚，你良心有内疚，就向神父去忏悔，忏悔完了，这个神父会邀请你让做一个补赎：比如说你去偷偷修一座桥，或者你捐款给穷人，借着这个行为来消除你良心的不安。这有没有圣经根据呢？某种程度上是有的。我们今天走到另一个极端，反正我得罪了人就得罪了人，只要我向神认罪就行了，我无所谓；但是圣经上说，比如说我偷了人家一头牛，那我不只是要向神认罪，我得还人家四头牛啊，是吧？就是撒该说的，我讹诈了谁就要还谁四倍！这是一个原则，因此的神父就提出来说，你可以做一些补赎的行为，消除你的良心不安。但是后来慢慢慢慢它就变成了重要的不是我去忏悔让耶稣去赦免我的罪，而是我再去有一些善行消除我的不安，就慢慢变成了我只要做好行为就行了。我有好行为，毕竟这个很难监督啊。就干脆，通过你的奉献来表达就行了。教会就慢慢就变成了卖赎罪券之事。
利奥十世那个时候，想着建彼得大教堂。圣彼得大教堂很辉煌的设想，结合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家来画那个教堂，因为谁要能够建成那么一个教堂，他也会更有得救得确据，他也觉得自己更是被神所重用的仆人。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 Church)由米开朗基罗设计，是位于梵蒂冈的一座天主教宗座圣殿，建于1506年至1626年，为天主教会重要的象征之一。作为最杰出的文艺复兴建筑和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其占地23,000平方米，可容纳超过六万人，教堂中央是直径42米的穹窿，顶高约138米，前方则为圣彼得广场与协和大道。虽然并不是所有天主教堂的“母堂”亦不是罗马主教（教宗）的主教座堂，圣彼得大教堂仍被视为是天主教会最神圣的地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多位建筑师与艺术家多纳托·伯拉孟特、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和小安东尼奥·达·桑加罗等都曾参与圣彼得大教堂的设计。圣伯彼得广场的设计人是贝尼尼。堂内保存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艺术家如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的壁画与雕刻。根据天主教会圣传，圣彼得大教堂是彼得安葬地点，历任教宗也大都安葬于此。
你不要嘲笑教皇这种心态，我敢说所有的教会领袖都难以避免这种诱惑，如果没有基督保守的话。领袖就是很想着把事情搞大，好证明我有神的同在，那时就有这么一种心态。但是到下边修士们去讲的时候，神父去讲的时候，慢慢慢慢就变成说只要你买这个赎罪券，你就得救。都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可以为我的亲戚买，然后比如说我爸爸去世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得救，我就替他买，然后就让我的良心不需要不安。还有就是我知道有一个在监狱里的亲戚，我可以替他买。他也可以得救了！还有就是我也可以替我未来的罪行买。比如说我晚上想去酗酒，想去啤酒馆里边喝喝酒，喝醉，但是这是犯罪呀，那我就提前买了这个赎罪券，然后装在兜里边，毕竟我是基督徒吗，然后装着赎罪券去喝酒，放开喝就没事。反正主已经赦免了，所以到了下边，什么花样都出来了，因此那个因信称义的教义更被遮蔽了，然后整个教会就越来越走向叫教义论上的偏差跟失误，以致于说大家不再依靠唯一的中保，就可以依靠马利亚，依靠圣徒，依靠教会，所以就越来越多的问题就出来了，就因信称义的救恩论陷入黑暗之中，这五百年在教会教义这一点上就沦陷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混乱就是教制，教会体制的混乱，教会体制方面的混乱很大。大家想一想，这个教皇他越来越强调，他是上帝代言人，他有这个钥匙的权柄，可以代表上帝，他越来越认为自己就可以代表耶稣基督，于是教会的圣传权威，就是圣洁的传统和权威，还有大公教会的会议，还有教皇这三者都成了中保，都成了代言人，于是呢他们就越来越走向集权和腐败，也越来越认为自己是有一个耶稣的钥匙权，他们叫“使徒统绪”，就是主耶稣把钥匙给了使徒，使徒的代表是彼得，彼得是第一任教皇，然后往下传，然后有这个钥匙权就可以决定你的救恩，那这个就恩论的问题又跟教会论连在一起了，绑在一起了，你要得救，就必须教皇帝给你开钥匙，给你开门。这个钥匙权柄的传承就是这样下来，然后就成了这种家长制和这种教皇制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的所在。
当时的教皇的权威大到一个什么程度？谁也怕这个钥匙权，教皇宣布你不得救，给你绝罚的话，全欧洲的人都可以把你杀了，而且不负任何责任，而且你就只能下地狱了，因为教皇说了。所以连当时的国王都害怕这一点。当时国王跟教皇之间是有权力斗争的，因为国王他有实权，而教皇他仿佛只是一个虚的。结果，就有一个德国的皇帝他就不服教皇，他就认为说我厉害，我干嘛非要听教皇的，然后我可以培植一个新的教皇出来，然后老的教皇他不服，他就宣布说，他要绝罚他，然后他还没有发布这个命令，皇帝就知道了，他知道之后完了，如果教皇一发布这个命令，他自己就全欧洲都可以众叛亲离，于是这个德国的皇帝，就早先打听到教皇要在哪里路过德国边境的一个驿站。然后他就在那个驿站的地方等着他，要向他道歉，但是教皇就老早听说了，他就绕开了那个驿站，躲到一个修道院去了，不见。结果这个皇帝呢就穿上了这个粗布衣服，在腊月的时候下着雪的时候光着脚，到了教皇住的房子的外面，然后在那边跪了三天，跪了三天，然后最后教皇出来，然后下着大雪，然后就让他起来了；就宣布不要绝罚他，当时的教皇的权力是非常巨大的，他把这种属灵和属世的权力都集合在她里边，而且呢这个这种集合导致了他越有权力他越腐败，越腐败他越有权力，就导致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也导致了这种权力斗争的残酷。
105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登上皇位后，摆在他面前的主要有两大难题：桀骜不驯的德意志诸侯、力量极大且难以对付的罗马教会。尤其是1073年，老教皇去世，新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即位后，形势更加严峻：格列高利七世一上台就发布训令，宣布教皇拥有罢免皇帝的权力。亨利四世得知后怒不可遏，决定好好整治一下教会。1075年6月，亨利四世在战场上平定了地方诸侯的叛乱，开始腾出手来削弱教会势力。亨利四世坚持要控制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所有主教的任免权，并拒绝让得到教皇支持的米兰总主教就职，为此与格列高利七世发生激烈冲突。格列高利七世明确警告亨利四世不要干预米兰总主教职位的授职，否则就将他逐出教会。亨利四世也不甘示弱，于1076年1月召开会议，宣称格列高利七世压根就是一个冒牌教徒，拟通过决议把格列高利七世逐出教坛。但是，当时绝大部分教徒是支持格列高利七世的，亨利四世并未成功。作为报复，格列高利七世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次月宣布对亨利四世处以绝罚（神职人员和教徒所受的重大处分）：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据此，亨利四世的臣民作为上帝的子民，都将不再对他效忠。本来就包藏祸心的德意志地方诸侯立刻宣称，如果亨利四世不能在一年之内恢复教籍，他们就不再承认他的合法性，并将拥立新皇帝！在严峻的形势下，亨利四世再也无法顾及自己的皇帝身份，决定去“负荆请罪”。当时格列高利七世正在用早餐，突然得知亨利四世来了，以为对方是来讨伐的，吓得饭也顾不上吃便逃往一位朋友的领地——位于意大利半岛北端的卡诺莎城堡。亨利四世没有放弃，带着老婆、孩子一路追了过去。格列高利七世担心有诈，不肯出来相见，亨利四世又想出一招：他光着脚丫子，披着一块破毛毯，跪在寒冷的雪地里苦苦恳请教皇接见并原谅他，且一跪就是三天三夜。格列高利七世最终被他的诚心所打动，会见了亨利四世。亨利四世立刻虔诚地趴到地上，去亲吻格列高利七世的靴子尖儿。格列高利七世见状，决定取消对亨利四世的绝罚。这就是欧洲史上著名的“卡诺莎觐见”。
有一段时间欧洲闹出三个教皇，我在“晃人的博客”看到这一段，引用给大家看看：亨利三世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年代（1046年加冕），亨三还是个厉害的皇帝，征服波西米亚的时候，波西米亚的公爵布雷斯提夫只好光着脚，穿着破旧衣服，跑来见亨三，表示愿意臣服，有那么点“负荆请罪”的意思。亨三对罗马教权的压制和控制也是空前的，就在这个时候，罗马出了一件怪事。教皇本尼迪克特（本驾）九世喜欢上了自己的表妹，哎呀，这可难办了，大家赶紧劝他，你是教皇，不能恋爱结婚的，但本九不听劝，冲冠一怒为红颜，决定不干了，教皇也是可以辞职的嘛。但本九确实还有自己的小九九，既然决定不干了，也不能白白把位置让出来，他干脆把这个职位高价卖了。我也不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大概是不少人都获得好处了吧，总之有个主教就花血本买了，他成为新教皇格里高利六世。第二年，本九的婚事因为乱七八糟的原因没有搞成，本九气死了，他要求格六把教皇的位置让回给他，这怎么可能呢？你当格六是傻子啊！双方各拉拢一伙人，在罗马对峙起来。罗马本地的贵族也看到了机会，趁机把两个人都否定掉，推选出一个自己的教皇。这下子，罗马有三个教皇对峙。事情闹到了亨三那里，亨三带兵匆匆忙忙赶到罗马，一举把三个教皇都废了，把德意志人班贝格主教推上教皇位置，他就是克雷芒二世。大老远从德国跑到罗马来，不能白来了，搞一次加冕吧，刚上任的克二为亨三加冕。但事情没那么顺利，新教皇显然缺乏基础，有人干脆下毒，把克二毒死了。亨三只好又任命一个教皇，结果，又被毒死了。再任命一个吧，也没干太久，五年又死了。亨三气死了，一整年时间都不认命教皇，这个位置就这么空着，他后来最终挑选了一个德意志人维克多二世去当教皇。
所以，后来，马丁·路德才写了一篇文章，《教会被掳巴比伦》。以教皇为首的高级教士收入越多、越富有，生活越奢侈腐化，荒淫无度。作为教士本应遵守独身的规定，但是教皇英诺森八世有8个私生子。瑞士教会的一个主教把他管辖下的一个修道院的修女变为自己的情妇。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大家都知道，可是在这个荒唐的年代，竟然成了赌场！西欧为什么会出现宗教改革运动？修女变情妇，教皇有8个私生子。1563年在奥地利5个有修道院的地区，几乎在所有修道院里都发现了姘妇、妻子和孩子。例如在绍坦的本笃会修道院，9个僧侣共有7个姘妇、2个妻子和9个他们的子女；哈斯坦的18个本笃会修士有12个姘妇、12个妻子和12个孩子；阿格拉的40名修女有19个孩子等等。同一时期的巴伐利亚，人们绝望地谈到：在这里，很难找到三四个僧侣没有姘妇或秘密的妻子。基督教一些正直的僧侣不禁感慨，修道院规定修士不能结婚，这比不规定他们不能结婚影响还要恶劣，因为情妇和姘妇可以不受婚姻关系的约束，这使得修士更加下流无耻。如1520年问世的纽伦堡著名长诗《真理的胜利》中说：“如果一个男人有一个女人还不够，那他就弄两个，弄三个，看他的高兴。哪一个不中他的意，便把她扔了再弄一个，多少都随他的便。”
这500年的腐败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正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见又过了500年，整好到1517年，再过五百年就到了今天。但至少我们说500年前的今天，10月31号，其实是万圣节前夕的一个主日，马丁·路德发布了它的《九十五条论纲》。我看见有趣的一篇文章说《一篇帖子改变了整个世界》。一个人发的一篇帖子改变了整个世界。其实，大家想一下，一篇帖子能改变一个世界吗？问题是这篇帖子在神的手里，确实就改变了世界。当然物质条件来说当时很重要的一点，印刷术刚好在欧洲使用。古腾堡圣经是《圣经》拉丁文公认翻译的印刷品，由同名人古腾堡于1454年到1455年在德意志美因兹采用活字印刷术印刷的。这个圣经是最著名的古版书，其产生标志着西方图书批量生产的开始。于是，其后，马丁·路德恰逢其时，其论纲被最新技术传播。而且，那时刚好德国的诸侯正在反对教皇敛财。
改教家马丁·路德Reform
马丁·路德这个时候纯粹是一个救恩上的寻求。他一点都没想着改革教会。他自己一直在想人到底是靠什么得救？他在读诗篇的时候开始产生疑问。他特别喜欢诗篇。因为诗篇跟他的得救关系很密切。他在读诗篇的时候，因为他有奥古斯丁的《诗篇讲解》，他在大学里边就教诗篇，就读到大卫不断地祷告，说上帝的公义是我的安慰。路德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觉得很奇怪，公义怎么会是安慰？就是神的公义会把我杀了，然后神的公义是我的不安慰，因为他一直公义，所以我不得安慰，因为我是个罪人。神不能妥协他的公义让我来得到安慰，所以呢他就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安慰。他就认为说我要靠苦修，靠鞭打自己，靠禁食，靠着到罗马朝圣，靠忏悔。
马丁·路德跟他的老师施道比茨忏悔，有一次一直忏悔了四个小时，然后四个小时结束了，忏悔完了施道比茨说，你就回去吧，好了。他刚走了两步就又回来，他说我在路上就想忏悔完了，我很骄傲，他说我又骄傲了，所以又回去忏悔了，刚刚走了这几步就骄傲了，说你看我四个小时就能把罪忏悔完了，然后又骄傲了，所以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来解决他的罪。他一直非常的不安，结果呢也就在这个期间。有人说1510年前后，他就已经在读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一章16到17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本于信以致于信。你注意神的公义，正在这福音显明出来，显露出来。马丁·路德就说我在我的斗室中，就发现上帝的天光照亮了整个黑暗的斗室，原来神的公义，没有办法直接到你这里，但是这个公义的惩罚到了福音那里。福音是谁？耶稣基督！原来神对罪人的愤怒都倾泻在耶稣基督身上，从而我得到了公义的安慰，上帝看我如一个义人，因为那基督已经替我补偿了，就是这公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然后就成了我的安慰，我本于信以至于信。我能活着是因为我信基督，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的信心我被称义，而是因为我信基督的义才被称义。关键是信靠的对象。所以唯独因基督唯独因信心唯独恩典。这三个唯独，是从这里来的，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我们下午再讲一下“五个唯独”很重要，宗教改革的五大口号，也是跟我们关系非常密切。
因此，路德就明白这一点之后，他就知道说天主教的教义错了，就说我们靠赎罪券得救，靠基督之外的中保得救，靠教皇得救靠教会得救都是错的，都必须回到靠基督，因信称义，我们对因信称义的解释经常是错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因为有信心我们被称义，错了，因为我信基督唯一的中保得救，“因”是“通过”的意思，不是“因为”的意思，通过信基督我被称义。所以，马丁·路德的名言是哪怕全世界都是义人，只有我一个是罪人，我的罪也足以淹没基督，让他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只能靠着他的拯救而得救。所以，他发现这一点之后，他就批判这个现象，他只是想改变这个赎罪券问题，他觉得这个太过分了，只是想改变这一点，但是后来他没想这个事，就交在整个德国诸侯的手中。
当时，腓特烈大帝也对钱都交给教皇不满，而帖次勒到处讲“银钱叮当响，灵魂升上天”；他搞了一个顺口溜，到处在讲，只要银钱交在这个奉献箱里叮当一响，灵魂就升上天啦，那这个还得了，那么多钱都跑了。所以，德国的诸侯很不满，他们就连夜翻译，路德用拉丁文写的论纲，路德本来不想争论，用拉丁文写，然后他们把它翻译成了欧洲各国语言，两周之内传遍欧洲。这的确不是马丁路德作的，是背后一双手让论纲传遍了整个欧洲！（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