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俄罗斯深受刺激的中国电力改革 ——国家建设故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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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的纯电动车、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领域，飞速进展，大有建设“全电社会”之势。而之所以能如此全力以赴地打造“全电社会”，前提条件恰恰在于中国已经解决了电力供应问题。中国的装机容量，2001年是3.386亿千瓦。到2012年，猛增到11.44亿千瓦，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发电国。
发电能力的迅猛增长，和同时期的电力体制改革密不可分。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受到很多批评，被认为不彻底、不完全，不够“市场化”，可是，中国电力供应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足以证明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是成功的。落后的不是实践，而是理论。有些经济学家削足适履，用所谓“国际通行”的理论，来衡量中国的现实，这才得出中国改革不够“市场化”的结论。
今天就来说说中国电力体制改革中的一些往事。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有专门的电力部，管理全国电力生产。这是苏式计划经济的产物。当时，很多工业的行业，都专门成立了国家的部来管理。电力、煤炭、钢铁，都有相应的部。机械工业，有从第一到第七的七个机械工业部。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把这些专业的部改组为公司。国家电力总公司取代了电力部。虽然政府的部改成了公司，但实质性的改变并不大，仍然政企不分。没人认为国家电力总公司真是一个“公司”。大家还是把它看作一个政府部门。
从2002年开始，电力系统开始进行进一步改革，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政企分开。
这时候发生的两件事，对电力系统的改革推动很大。一是二滩水利发电站弃水；二是西电东送。这两件事是怎么推动电力体制改革呢？
二滩水电站在四川，离攀枝花不远，投资286亿元，是中国在二十世纪建成投产的最大的水电站。可是，建成时，正好赶上亚洲金融危机，我国也受到一些影响，电力需求下降。二滩电站发出来的电，滞销。
另一件事就是西电东送。我在“西电东送——国家建设故事（二）”那篇文章中详细介绍了这个大工程。其中有一个关键环节。广东需要100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想要自己建发电站。中央则提出由云南贵州建发电站，把电输往广东。可是，当时云贵能出来的电，不够1000万千瓦。
问题就卡住了。这时候，很懂电的李鹏提出一个好主意，从三峡发出来的电中，拨出300万千瓦，加入西电东送，这样，就满足了广东1000万千瓦的电力需求。西电东送就此顺利上马。
这里面提到李鹏“很懂电”。估计很多读者只是认为李鹏担任过电力工业部部长，对发电输电什么的，很了解。其实不仅如此。在西电东送这个问题上，李鹏的“懂电”更重要的是，他深知，当时三峡发出来的电，并不好卖。
现在大家都说三峡发出来的电非常好，是清洁能源，成本便宜，需求很旺盛，不愁卖。当时可不是这样。三峡刚建成时，我国的工业、制造业还不像现在这样发达，电力需求不大。三峡发出来的电，给谁谁不要。大家都觉得国家是在“摊派”，还挺有意见。
湖北说，我们湖北水电多得很，根本不用三峡的电。河南说我有煤，火力发电就够了。三峡的电，就别给我们了。江西、安徽说，我们是农业省，穷，比不了你们，用不了这么多电。
最有趣的是重庆。建设三峡时，重庆说，我们为三峡牺牲了那么多，移民搬迁等等，将来建成了，三峡的电可得优先给我们重庆用。等到三峡建成了，发出电了，重庆却不要了。理由居然没变，说我们重庆为了建三峡牺牲那么多，那么多人移民搬迁，现在你们摊派三峡的电，我们就免了吧。
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经济发展速度加快，重庆的电力需求猛涨，电不够用了。这时候，重庆又埋怨三峡的电为什么不给他们……
二滩电站和三峡电站之所以遇到“卖电难”，除了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电力需求还不那么大以外，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各地的电网并没有联为一体，而是分为六大区域电网。二滩和三峡的电，都属于川渝电网。后来虽然有“川电出川”，但范围还是不够大。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鹏提出来把三峡300万千瓦的电送往广东。而要想往广东输电，就得把川渝电网和广东电网联结起来，所以，把西电东送这事办了，也就把几大区域网联成一个整体了。这就是后来的国家南方电网。看，领导人是否懂电，确实很重要吧。
这其中的含义是：电网范围越大，越可以充分利用资源。如果电网很小，一旦发生需求波动，就会出现“卖电难”或者“买电难”。实际上，在二滩、三峡“卖电难”的时候，全国其他地方电力紧缺的地方，多得是，可是没有输电电路，无法调配资源，只能是饿的饿死，撑的撑死。
在西电东送之前，关于电力系统的改革，到底是保留六大区域电网，还是融为一体，是个各方争论不休的问题。“多网”主张并非没有理由，比如连成一张网，一旦有事，大家都受牵连，安全性不如多张网，就好像轮船要有分隔开的水密舱一样。
不过，经过西电东送这个大工程以后，争论变成了共识。一张网可以最大限度地调解、分配电力资源，更适应我国能源产地和用地不均衡的基本格局。经过改革，我国逐渐把各地的电网融为一体，包括西藏、海南岛这样长期都是独立发电的小电网。为了把海南电网联进来，还专门铺设了海底电缆。
除了电网改革以外，另一大动作就是厂网分开，也就是把发电和输电两个环节分开。输电电网由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管理，发电部分则充分开放，包括外资都可以进入发电市场。这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发电能力迅猛提高的主要原因。
中国电力系统的改革，如火如荼，全面铺开，并且效果明显，发电能力年年猛增。拉闸限电迅速退出了人们的生活。中国从工业生产到家用电器，都是翻着跟头往上长。这一切，让俄罗斯深受刺激。
新中国的电力体制，完全效法苏联。俄国人是老师，中国人是学生。到了市场经济，俄国人的电力体制也有很多问题，亟待改革。政治上可以剧变，电力系统要改革，靠议会里吵架辩论是不行的。你得真正撸起袖子加油干。可是，俄国人不知道怎么干。
中国这边呢，改革顺利展开，很快解决了电力供应问题。俄国人一看，大受刺激。后来，俄国人基本上是照着我们中国的改革方案进行改革的，也是厂网分开。但是，俄国人画蛇添足，不但把发电和输电分开了，还把输电环节进一步拆分为输电和配电，分别成立了一个全国的电网公司和配电公司。
折腾几年以后发现不成。输配两件事不宜拆开，拆开以后反而效率下降。普京亲自召开会议，讨论了一番，决定还是合二为一，输配一家。总之，曾经的老师，后来成了学生。曾经的学生，后来成了老师。
其实，不仅俄罗斯想学中国，法国也想学。法国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电力体制属于国有，同样是厂网不分。看到中国改革，他们也想跟着改，也想厂网分开，在发电部分引入市场竞争和民间资本，但法国电力的工人可不好惹，立刻大罢工。法国的电力改革也就偃旗息鼓了。
其他发展中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印度有五个管能源的部门。缅甸一个小国，居然有两个电力部。任何改革都很难进行，只能陷入无休止的扯皮和浪费。这些国家看中国电力体制的改革，非常羡慕。中国只用十几年的时间，就彻底解决了电力供应问题，一跃成为世界最大发电国，对很多国家来说，这简直就是传奇和神话，可望而不可即，只能“望中兴叹”了。
有意思的是，全世界搞电力的人，都觉得中国电力的改革非常成功，就是个学霸，可是在中国国内，电力改革却遭到很多批评。
被批评，这本身并不是坏事。正确有力的批评意见，对于把事情办好，很有帮助，甚至必不可少。问题是，对中国电力改革的批评，基本上都来自“不懂电”的外行。他们的批评，不是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分析，而就是简单地用发达国家来比照中国，凡是中国和发达国家做得不一致的，就是中国错。中国改革的方向，就是全方位地效仿发达国家。越像，就越正确；不一样，就是不正确。
这种教条主义的批评，实在没什么价值。
那些实际推进改革的人和部门，起初，对这些批评意见也很重视，甚至很紧张，但渐渐就不以为然甚至颇为轻蔑了。实干者在实践中遇到的真问题，批评者完全帮不上忙。而批评者提出的意见，都是高度教条化的，离现实十万八千里。长此以往，实干者当然不会重视这些“批评”了。
实际上，后来，实干者们总结中国电力改革的经验教训，几乎是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几条。这几条，堪称尖锐有力，振聋发聩。
第一、电力系统，各国的基础条件不同，所以，不存在所谓普适的、最优的体制。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标准答案。要求中国必须效仿其他国家，就是削足适履。
比如，中国的基础条件是能源分布极不均衡。西部能源多但需求小，东部正好相反，需求大但资源少。因此，远距离输送能源、大范围调配能源，对中国尤其重要。全国电网联为一体，对中国就是最佳解决方案。
日本的基础条件和中国就不大为不同。日本不存在能源分布不均衡问题——他们全国哪里都没什么能源。所以，日本不太需要在国内长距离调配、输送资源。各地相对独立地解决本地的能源需求问题。所以，全国统一大电网对日本来说就不重要。
如果以日本的现实，证明中国建立全国统一大电网是错误的，这不是胡扯么。这就得出了第二点。
第二、不能用别国的体制，来衡量我国的体制。别国有的，或许我国没有。别国没有的，或许我国很重要。这很正常，这不能证明我国就做错了。
第三、改革要注意避免激化社会矛盾，要充分考虑广大民众的承受能力，不要追求改革一步到位。有些当时会引起强烈反弹的问题，不妨放一放，过几年再说。往往是，过几年后，很多情况已经变了，改革的难度大减，甚至毫无难度。
说到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的电力建设，不但在数量上飞速增长，而且质量上也堪称一流。近年来，很多国家，包括美国，都出现过大规模的电网停电事故。纽约曾经因为大停电而一片漆黑。中国几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过大型事故的大电网。面对这种现实，那种挟洋自重，用他们想象中的“外国”为根据，贬低中国成就的人，显得尤为可笑。
当然，中国的改革和现实，还有很多尚待改进之处。远远未到骄傲自满的时候。虽然不能骄傲自满，但我们确实应该理直气壮了——理直气壮地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