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利用的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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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顾准文集》出版。这是当时的一个文化热点。在文化界和知识界，那几年里，很多人都热衷于谈论顾准。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被埋没许久的天才人物被发掘出来、横空出世了。
当时我也买了《顾准文集》来看。看了一遍，没什么印象，就放到一边了。又过了一些年，这股热潮基本过去了。到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及顾准了——年轻人或许都不知道这个人。这时，忽然看到有人写文章，称“顾准才智之高，一百年也未必能再出一个。”
这倒让我纳了个闷。评价至于这么高么？
我把《顾准文集》找出来又大致看了看，觉得这种水平的著作，被人逐渐遗忘，很正常。作者确实很勤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算是见人所未见，但因此说他有多高的水平，有“百年一遇”的才智，这显然太夸张了。
顾准的著作，今天来看，更多的是有思想史的价值。他早在1950年代就提出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关系的论述。一般认为，中国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970年代后期、1980年代初期，顾准的著作表明，早在在1950年代就已经有人在讨论研究这个问题。
虽然如此，但顾准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水平，只能说平平。虽然在当时是个“先知”，但理论本身却没有继续关注的必要。
顾准写的那些关于古希腊史的笔记，就是读书笔记的水平，不能算是系统的著作。是否有出版的价值，都存疑。毕竟，有那么多好得多、专业得多的古希腊史专著。实在没必要去读一个非专业人员的读书笔记。
当然，我们没必要苛责顾准的水平不够高。在他的那个年代，信息比今天匮乏得多，可参考的资料有限，又没有正规的学术交流环境。他能写出那样的著作，难能可贵。去世后被人热捧，当然和顾准本人无关。
值得说一说的话题是：1990年代，那些人为什么要把顾准捧得这样高？
《顾准文集》出版，也就是顾准“重见天日”的1994年。一方面，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不久，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正在全力开动、高歌猛进；另一方面，当时的思想界正在深入阐释、大力弘扬市场经济，同时，深入揭批计划经济。
对计划经济的深入揭批，和对共和国前三十年政治运动的全面反思，结合在了一起。这种思潮，渐渐走向偏激，甚至达到了否定国家合法性、正当性的地步。在当时，这种批判越尖刻，被认为越深刻。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顾准被人抬出来，并抬得很高。顾准实际上成了一些人在意识形态领域打击对立面的一根“棍子”。
顾准被利用了。
现在回头去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分成几个阶段和步骤，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谁也不知道正确的改革方式是什么——尽管有人言之凿凿地声称他知道。但中国政府强烈意识到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在改革中坚持充分考虑民众的承受能力，绝不接受俄罗斯那种“休克”疗法。
这种谨慎的、试错式的改革方式，后来被事实证明很高明、很正确。有的国家在改革和转轨中追求一步到位，要求改革完美地符合某种经济理论，结果，不但效果远远不如中国，还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难以弥补的伤害。
因为是试错式的改革，所以，在1980、1990年代，中国社会中，关于改革的总体方针和具体措施，都有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其实很正常，也很有必要。但是，在有些人看来，这种争论就是真理和谬论之争，就是正义和邪恶之争，就是进步和落后之争。而他们自己，当然是真理、正义、进步那一方。
既然如此，他们就需要意识形态上的“棍子”来打人。顾准就是他们选中的“棍子”。顾准被描绘为“殉道者”的形象，在暗无天日的世道中坚持追求真理——并且找到了真理。最终，顾准这样的天才，被邪恶势力迫害，含恨而死。
其实，顾准是因为罹患肺癌而去世的。当然，你可以说癌症和心情压抑、生活条件艰苦有关，但是……
因为身处的政治运动和个人的境遇，顾准的著作中，有一些激烈抨击时政，热烈向往西方的言论。这些言论，今天看来，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很片面，立不住脚。当然，对这些言论，不必纠结。看人看著作，还是要看主流，而且，谁没有时代局限性呢。
不过，有些人看中的，就是这些激烈言论。他们就是要借顾准的口，说出他们想说却不敢说的话。显然，从学术和知识的角度，根本就没必要把顾准捧得那么高。只有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目的，才会这么做。他们做的，不是知识辩论，而是“挟殉道者以令众人”，抢占道德制高点，丑化乃至妖魔化对立面。
有人可能会说，对顾准的时代局限性，你很宽容；对这些热捧顾准的人，他们也有时代局限性啊。你怎么那么苛刻呢？
说得对。对这些人的时代局限性，也不必苛刻。况且，他们的“热捧”并不成功。顾准的热度，没有维持多少年。他们的这根“棍子”没发挥多大威力。更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正确性，已经无须再证明了。相关的意识形态争论，已经有结论了。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值得说说的问题：他们的热捧，为什么不成功？
参与争论，有胜有败，这很正常。问题在于，有的争论，双方的观点都很有价值，值得人们在日后长久回味，反复思考。甚至有那种理论，虽然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仍然很有启发性，所以长久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
可是，围绕着顾准的种种“热捧”，虽然是意识形态争论的一方，却没什么价值。只要争论结束，时过境迁，人们就把他们遗忘了。
这里面还有一层更深的道理。
有一种争论，双方分别提出自己的观点，争论到底谁对谁错。但还有一种争论，一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方并不提出自己的观点，而只是一味批评对方，提出的全是否定性、批判性的观点，而没有建设性、主张性的观点。这种“批判者”往往就热衷于到处找“棍子”。
即使他们找到了“混子”，并且成功打了人。从根本上来说，他们也是“依附性”的，而没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因为，如果你的角色只是一个否定者，那么，被你否定的，一定比你更重要。其他人必须先弄清楚他在说什么，然后才能明白你在说什么。没有他，你也就不存在了。
对于热捧顾准的这些人来说，他们要说的，就是一大堆否定：政治运动，不对；计划经济，不对；谨慎的改革方式，不对；国家对市场的调控，不对；中国历史传统，不对；华夏文化，不对……总之就是否定。
可是，你的否定，无论多么犀利，多么精彩，多么引人喝彩，也不能代替理论上的建设。你终归要有建设性的、肯定的主张和观点。否则，你就没有长久、持续的价值。人们记住的，一定是建筑师，而不是拆迁队。
而这，正是热捧顾准那些人的最大问题。他们要的，只是“棍子”，而不是镰刀斧头。棍子打人的时候，可能很好使，但到了建设的时候，棍子就派不上用场了。
而由于时代局限性，顾准的著作，在学术和知识上并无什么价值和意义。他之所以被热捧，就是有人想要利用他，拿他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棍子”。不客气地说，这是顾准的第二次悲剧——好在顾准本人并不会得知这一切。
现在，中国和西方国家，正在展开越来越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很多人热情地投入其中，从各方面揭批西方国家制度的落后和现实中的种种反动、错误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必须有破有立，不能只破不立。只破不立，就会像热捧顾准的那些人那样，成为只知道挥舞棍子而不知道如何建设的人。
要想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获得胜利，起码的一点是必须有自身的理论建设，在这个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理论，对对方的理论展开分析和批判，并提出更好更全面的替代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如果只是一味地批判、否定，即使畅快淋漓、博得掌声一片，也达不到想要的效果，既不能真正驳倒对方，也不能充分证明我们自身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
理论和现实一样，建设比否定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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