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裂社会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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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工业产值超越美国。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到今天，中国工业产值不但继续稳居世界第一，而且超过了后面的美日德三国总和。并且，中国工业门类齐全、结构完整，除了少数尖端技术领域，呈现全面发达之势。中国既是工业超级大国，也是工业超级强国。我们已经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渴望的工业化。
看上去，中国的工业化是个高歌猛进、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的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波折起伏，但整体上很顺利。这就给人一种感觉：不折腾，踏踏实实搞建设，就能实现工业化。
根本不是这样！工业化有很“狰狞”的一面，是“危险的跳跃”。正常情况下，工业化会撕裂社会，造成巨大的震荡和冲突。推进工业化，最大的难题不在于建设，而在于怎样弥合工业化对社会的撕裂。
这其中的原因，要从什么是工业化说起。
工业的最大特征是广泛使用各种机器。机器的本质是什么？机器的本质是“转换器”——能源转换器，把能源中蕴藏的能量转换为人们所需要的各种动作——旋转、往复、加热、制冷、电子的流动等等。
汽车发动机的作用，是把汽油中的能量转化为车轮转动的力量。空调的作用，是把电力转化为制冷力。CPU的作用则是把电力转化为计算力。
因此，所谓工业化，本质特征就是学会制造机器，用机器转换能源，得到各种大得多、多得多的“力”，取代农业、游牧社会中人体和牲畜的肌肉力。目前为止的工业，主要开发利用的，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工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人均能耗的大幅提升——数量级的提升。
举一个例子。现在，1.6升排量的家用小汽车——这要算是小排量，发动机有一百多马力。“马力”是个功率单位，来自于马的力气（据说是发明蒸汽机的瓦特测定的）。粗略地说，一匹马的力气相当于0.5-1.5马力——就算1比1吧。
也就是说，现在一般人都买得起用得起的家用小汽车的力气，相当于一百多匹马的力气。秦始皇巡游坐的车，也不可能用一百多匹马去拉啊。能有八匹马拉车，就非常豪华了。
用前工业社会的标准去看，工业社会的人都是超人。千里眼、顺风耳，上天入地，日行千里，力大无穷，开山断河。两三个士兵操作重机关枪——炸药化学能的小型转换器，能轻松消灭成千上万的骁勇骑兵。如果用大炮——炸药化学能的大型转换器，骑兵更惨。
工业化的这种特点，意味着工业化一旦启动，工业人和其他人之间，就有了鸿沟。能力的巨大差别，让他们很难平等相处。
在工业化，也就是大规模开发利用化石能源之前，技术进步是平缓的。人们适应新技术并不难。某人发明了新型的犁，其他人看看，就能看懂。新型的犁和老型号的，也能一起使用。新犁可以慢慢取代旧犁。使用新犁，生产效率会有提高，但也高不到哪里去。
但工业化的技术进步是跃升式的，或者说是断裂式的。铁路火车一旦出现，马车就立刻无用。电报一旦接通，六百里加急的驿站立刻成为累赘。工业化前后的新旧技术之间，无法共存。你不可能把一匹马和一个火车头套到一起协作。计算机和算盘也没办法互补。
因此，对一个国家来说，一旦启动了工业化，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其他人要么被工业人盘剥和掠夺，要么被工业人放弃。
对荷兰这样的小国来说，可能问题不太严重。小国面积小人口少，可以全国几乎同步进入工业化，从而避免断裂。但只要国家稍大一些，工业化就会把他们的社会撕裂。
工业革命以来，这种撕裂在全世界此起彼伏。
人们往往慨叹，中国近代以来几十上百年的历史实在多灾多难，革命、战争、饥荒、屠戮，一个接着一个。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平安得多。其实，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错觉。
之所以说这是个错觉，原因在于，这是在用中国这样一个大陆级别的国家，去比较其他那些只相当于中国一个省乃至一个市的国家。如果在同样的大陆级别上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大家的动乱程度差不多。其他地方甚至更严重。
欧洲不用说了。工业革命以来，就没停了打仗。全欧洲参与的大战，就有拿破仑战争一战二战好几次。其他“省际”之1间的战争，更是此起彼伏，就是欧洲版的“争城之战杀人盈城，争野之战杀人盈野”。
南北美洲的动乱，更加可怕。原住民基本死光，来了个种族大替换。玛雅印加阿兹特克几大帝国，灰飞烟灭。就算是占尽各种优越条件的美国，也有南北战争这样的殊死拼杀。
澳洲，同样的种族大灭绝和大替换。西亚南亚东南亚，不用说了。至于非洲，我都不忍心说了——让他们先哭一会儿。
很多人认为英国的历史是渐进的、平和的、非暴力的等等，总之各种岁月静好。其实，就算扣除一战二战两次世界大战，所谓英国的保守稳定、岁月静好，也只限于那个小岛。从大英帝国这个大陆级别的地理单位去看，奴役、饥荒、战争、革命、屠戮……样样俱全，一样不少。伦敦确实没有饥荒，但不远处的爱尔兰人可是被饿死了不少。至于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的大饥荒，唉，不提也罢。
这些动乱、灾祸，追根溯源，都是工业化撕裂社会的结果。
内在的机理是：一旦某地区率先启动了工业化，这个地区的人，相对于其他地区，就变成了“超人”。在超人看来，其他人要么是用来剥削掠夺的奴隶，要么是不值得共处的废物。总之，大家没办法“愉快地一起玩耍了”。
前一种情况，就形成了殖民帝国。在帝国内，宗主国剥削掠夺殖民地。后一种情况，则是国家分裂，先进地区越来越看不起落后地区，最终裂国分家了事。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本来已经很小的国家，就因为捷克地区的发展比斯洛伐克好，就不能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了，捷克人就要甩掉穷亲戚，自己独自过好日子。
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工业化的“撕裂效果”。
中国的工业化，全面发力，是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但说到启动，最晚要从洋务运动算起。从那时开始，工业化就在越来越深地撕裂中国。
中国是一个大陆级别的大国，“工业化撕裂社会”主要表现在同一个国家中，于是就格外明显。在地理上，主要表现在沿海沿江工业地区和内陆农业地区之间的矛盾。
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工业化，首先在沿海沿江地区展开。按照前文所述的机理，工业化很快就在沿海沿江地区打造出“超人”。这些超人的巨大能力，首先就表现为有了一批新兴大城市，如上海、武汉、天津等等。
这些城市中的中国工业人，和内陆地区的中国农业人，虽然是同胞，但越来越成为互相对立的两种人。而且，由于西方势力大规模进入中国沿海沿江的这些城市，中国工业人有了强烈的“外向性”。中国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料、能源、技术、资金、市场，大量依赖国外。比如，中国本土纺织工业所需的棉花，大量从美国进口。中国的印刷工业，从日本进口很多纸张。而中国轻工产品，出口量也不少。即使在国内销售，市场往往也局限在城市中。
这种“两头在外”的工业发展模式，固然符合微观经济规律，但宏观上势必加剧工业化对国家的撕裂。中国工业人对中国农业人越来越漠不关心。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长期处于政治分裂的根本原因。抗战以前，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实际控制的，只是东南江浙地区几个省。
如果仅仅是漠不关心，那还问题不大。现实中是工业人和农业人——或者说城市人和乡村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农村地区的阶级矛盾急剧尖锐起来。
在传统乡村，地主和农民（佃农）之间的矛盾，一般不会太尖锐。毕竟大家都是同一个村的乡亲，虽然有穷有富，但也有千丝万缕的种种联系——比如是某种远亲。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是面对面的，就尖锐不到哪里去。地主就算心肠再硬，也很难宁可让农民饿死，也要坚持收地租。
但是，后来——主要是抗战爆发以后，地主渐渐搬去大城市居住。把乡间土地收租这些事委托给“职业经理人”去办。住在城市的地主，和乡村里的农民，不再有面对面的联系。农民要缴纳的地租，只是地主账簿上的一笔“应收账款”。
留在乡村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受人之托办人之事，如果没有收足地租，他们无法向主顾交代。而乡村里的种种具体情况，他们也不可能让远方城市里的地主充分感知。于是，就算明知农民遇到难关，缴纳地租有困难，他们也只好狠下心来“把剥削进行到底”。久而久之，他们也就变成地地道道的坏人——“狗腿子”。
这是抗战以来中国乡村阶级矛盾急剧尖锐的原因所在。显然，这种阶级矛盾的来源，其实是城乡矛盾。地主搬进城里，事实上已成为城市人和工业人——而且是那种“两头在外”的工业人。既然“两头在外”，他们当然不必在乎农业人对他们的看法，甚至完全不在乎农业人的死活。完全不在乎死活，但又坚持要钱，矛盾怎能不尖锐呢。
由这个工农矛盾、城乡矛盾，又衍生出民众和知识人之间的矛盾。关于这个，前文已经讲到。写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我啰里啰嗦说了半天，其实是在“重新发明车轮”，因为关于这些，早已有简洁得多的概括——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新中国给自己规定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消除三大差别。这个核心任务的目的，正在于弥合工业化造成的社会撕裂。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奋斗历程表明，消除这三大差别，不但有利于消除工业化的负面影响，而且是工业化能够成功的前提条件。不消除三大差别，工业化不可能成功。
关于这其中的原因，下篇文章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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