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越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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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接着说说群众路线-苏式计划经济这场路线斗争对应的社会矛盾。这就是广大民众和知识阶层之间的矛盾。
在中国，这个矛盾基本上是近代以来产生的新东西。在古代中国，这个矛盾不算突出，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
第一，古代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加之汉字、古文读写的艰深，知识阶层，甚至说识字的人，肯定不多。其他人呢，对此也没多大奢望——正如我们大家并不奢望能参加奥运会比赛。这样一来，自然矛盾不突出。
第二，唐宋以来，中国实行科举制。读书人有了正规的上升通道。事实上，能考中的幸运儿，数量很少，但因为有科举制在，广大读书人就有了一个不小的饭碗——开馆教书。自己考不上，但可以教别人家的孩子去考。大量落榜的书生，后来成了私塾先生。
客观上，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好的社会效果——文化知识有可持续的“下沉”渠道。私塾先生成为国家教育的骨干和核心。通过他们，文化知识从知识阶层流传到社会各界。普通的农家子弟，也有机会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和伦理观念。这是科举制往往被人忽略的一大作用。
不必高估这种“下沉”渠道的作用，毕竟，农业社会的生产剩余很少，只能供养一小部分“脱产”知识分子。古代中国，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普通民众，仍然是终身文盲。重点在于，因为有“下沉”渠道在，社会保持了整体性，没有被撕裂为互相隔离的两部分，广大民众和知识阶层之间的矛盾，不突出。
清末，科举制被废除。文化知识的这个“下沉”渠道，也就无形中消失了。广大民众和知识阶层之间，开始出现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和越来越深的鸿沟。
主要是近代以来新教育的兴起，造就了这个鸿沟。这是因为，新教育往往都是西化教育，地理上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观念上则是当时英美主流的自由主义，和广大中国民众，无论是观念上内容上，还是资源投入上，都渐行渐远，直到格格不入。
问题是明摆着的。科举制下，人们投资让孩子们读书，水平高运气好的，能进入官僚集团，来个阶层跃升；水平不够运气不好的，可以当个私塾先生混碗饭吃。再不济的，在私塾里读两年圣贤书，背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也能学到做人的道理，认识几个字，将来干农活做小买卖，都用得上。
没了科举制，有识之士兴办新学。这种新学，传授的往往是来自西方的社科和自然知识——新学总不能带着大家也读孔孟吧。这些知识，当然也有用，但前提条件是学生要接着深造，成为中学生和大学生，乃至出国留学；或者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
对于广大内陆农民来说，让孩子学这些知识，基本没用，纯属浪费。没有需求，也就不会有什么人像私塾先生那样深入乡村去传授西学。乡村地区，基本上还是原来的私塾教育。孩子们继续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但因为没有科举的机会了，整体水平大幅下降。
这样一来，国内的广大民众和知识阶层，就成了互不相关、很少沟通融合的两种人。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城乡矛盾、贫富矛盾，乃至阶级矛盾，很大部分是重合的，是同一个大问题的不同侧面。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尖锐地指出：
“（中国那些）从国外回国的最高层的学者，往往是与世隔绝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受的训练是去教学生国外生活而不是中国的生活。他们通常缺乏是和中国农村生活需要的实地经验、思想、教科书和方法。在民国最初20年间，其结果是主要按照外国模式建立了高等教育，这样就扩大了精选的、外国化的上层社会精英与基本上仍是文盲的农村群众之间的鸿沟。”
1930年代，当时的国联组织了一次对中国教育的调查。在调查报告中，国联的人毫不客气地指出：
“（中国教育）使中国的人民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国家的需要，而后者在奢侈的学校受教育，对群众的要求漠不关心”。
新中国就是带着这种鸿沟开始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
对于旧中国知识阶层脱离民众的这种情况，共产党非常清楚。事实上，从延安时期开始，党就用各种方法和这种不良倾向做斗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要求知识分子们努力和民众相结合，为人民服务，懂政治，有大局观，不要抱着英美那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观念不放。
众所周知的是，从那时起到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对《讲话》一直口服心不服，或者干脆口也不服。他们认为，这是对高贵知识阶层的冒犯，是对知识创造干预。作为知识阶层，他们理应享有自由创作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在文化知识领域更快更好地发展。
这些知识阶层忽略或者不理解的重要一点是：中国要想实现工业化或者现代化，仅仅依靠他们和少数精英，是不可能的。中华民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到1949年为止，中国连个10万吨级的钢铁厂都建不起来。知识阶层或许创造出了美轮美奂的个人作品，但他们对国家现代化的作用，几近于无。
中国要想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必须也只能是全国人民共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脱离民众、孤芳自赏的知识分子，学术水平再高，在这项伟大事业中，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矛盾和鸿沟，在国家发展道路上，就表现为群众路线-苏式计划经济之间的路线斗争。
苏式计划经济，高度依赖专业精英的作用。仅仅是那些没完没了的调查、统计、填表、总结、报告，就足以拦住大部分非知识分子。至于制定五年发展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平衡各种项目，保持生产建设的稳定和合理，更是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知识，绝非“大老粗”们能胜任。
在企业层面，苏联则实行“一长制”，也就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当然，还有背后的整套科层制和等级制。之所以实行这种制度，就是强调“专业事交给专业人”，不能让“大老粗”们掺和进来瞎指挥。
毛主席主张的群众路线，则强调群众积极性的作用，反对精英包办一切，更反对精英利用知识壁垒脱离群众。实际政治运作中，就是强调党的领导，而不是专业人员垄断的“一长制”。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评说，财政部送来的文件，非常复杂，外行根本看不懂。他只好根本不看直接签字。
看起来财政部的做法无可厚非。国民经济本来就很复杂，报告再怎么通俗易懂，也无法保证外行能看懂。可国家治理的政治性就在这里。或许开始时是不可避免的复杂，但精英们很快就会充分利用这一点，从而在事实上剥夺政治领导人的决策权——你要决策么？这里有一大堆文件，都给你看。你24小时不睡觉也看不完。你懒得看或者看不过来了，也就等于乖乖交权了。
对官僚机器的这种“软磨硬泡”，政治家基本是束手无策的。英国著名的政治讽刺剧《是的，大臣》就生动表现了这个问题。
但毛主席可不是那种轻易就“束手无策”的政治家。毛主席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家。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毛主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政治运动，目的就是解决官僚机器的种种“软磨硬泡”，动员群众、社会平等、反对官僚主义、充分利用精神力量来搞建设。
对知识阶层（也就是知识分子）来说，最直接的冲击则是1958年的反右运动。
表面上看，1949年到1958年之间，局势相对平稳。大的政治运动基本都在后面。实际上，那几年，对知识阶层来说，暗潮涌动，变化剧烈。
首先，基于对中国知识阶层严重脱离人民、脱离社会的判断，建国后，国家很快展开了对知识分子的教育，用马列主义思想取代中国知识阶层广泛信奉的英美自由主义。
有少数知识分子——比如著名的陈寅恪——明确反对这种思想教育，但大部分知识分子接受了这种教育。这和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感和对新中国的支持，直接相关。当时，整体的社会气氛不错。
基于这种情况，毛主席认为，对知识阶层的思想改造，很有成效。知识分子已经成了可以国家建设依靠的力量。所以就有了“百花运动”，号召知识分子一起来批判官僚主义，提意见。当时还有一个背景是1956年匈牙利、波兰爆发的群众事件。看到这些事情，主席担心新中国的官僚主义也积重难返。
实际上，主席的这种做法，党内很多干部是不同意的。在这里，就能看出旧中国延续下来的民众和知识阶层之间的鸿沟和矛盾。共产党员包括共产党干部，从整体上来说不属于知识阶层。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的民众。党员和干部队伍中，文盲和“大老粗”的比例，很高。
建国以来，“大老粗”干部和城市中知识阶层相处的过程，并不愉快。知识分子们经常表现出对“大老粗”的蔑视和排斥。所以，干部们对号召知识分子批评官僚主义，很担心，认为这帮人本来就看不起我们，再让他们来个“百花齐放”，非把党批倒不可。
后来的事实证明，“大老粗”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百花运动”中，“齐放”的批评很快就指向了党和新中国的基本制度。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放弃原来的英美自由主义。前一段的教育活动，成果其实不大。
迅速展开的反右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主席对自己判断的纠正。从那时开始，在主席看来，这坚持英美自由主义的阶层不再是国家建设可以依靠的力量。
细看群众路线-苏式计划经济这场持续了几十年的路线斗争，会发现一个并非偶然的“伴随”现象。每当苏式计划占上风时，知识分子的处境就会好一些，甚至好得多。而每当群众路线占上风时，往往就会同时有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和压制。
最重要也极富讽刺性的是，人民群众对这种批判活动一般都是欢迎和支持的。从英美自由主义的立场看，这当然是民粹甚至是暴民政治的表现，但我们中国人自己知道，这其实是在一点点弥合旧中国延续下来的广大民众和知识阶层之间的鸿沟。或者说，是在艰苦地重建中国在文化知识上的整体性。
经过这场路线斗争，加之普及教育、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到19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开始之时，表面上的种种落后，其实掩盖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长足进展。旧中国那种深深的民众-知识阶层之间的鸿沟，已经被填平了很多。“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知识为人民服务”不能说百分百落实了，但也有了根本性的提高。变化是根本性的。旧中国知识阶层高高在上、俯瞰众生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
这就为中国后续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下篇文章说最后一个对应的矛盾。那个矛盾比较敏感，我得想想怎么才能说清楚，避免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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