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青春和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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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和随后的西楼会议，结束了“大跃进”以来群众运动式的搞建设。苏式计划经济卷土重来。这时，也该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很成功。第二个五年计划则不太成功。虽然如此，经过两个五年计划，中国初步建立起了工业体系。优先发展重工业，没那么迫切了，加之困难时期人民吃了不少苦，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就考虑在农业和轻工业上多补补课，尽量多生产人民急需的食品和日常生活用品。于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了很多吃穿用方面的项目。因此，这个五年计划又被称为“吃穿用计划”。
如果第三个五年计划，也就是“吃穿用计划”顺利实施下去，会有两个结果：
第一，中国经济会有不错的恢复和发展。事实上，到1965年，中国经济已经超过了大跃进之前的最高水平。
第二，苏式计划经济会在中国稳定下来。1956年以来的核心性的路线斗争——毛的群众路线和苏式计划经济路线之争，苏式计划经济很可能将彻底胜出。
不过，历史没有允许这种局面出现。计划赶不上变化。这时，国际局势大变，中国也就跟着有了大变化。
1964年8月6日，美国在越南制造“北部湾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越南战争全面升级。第二天，毛主席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毛主席这样说，并不仅仅因为美国扩大越战、威胁中国南部边境安全这一件事。事实上，当时，新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全面恶化。
中苏关系已经彻底撕破脸。北部和西部方向，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战略导弹直指我国，武装冲突甚至大规模战争一触即发。事实上，几年后的1969年，就爆发了中苏珍宝岛冲突。在东南沿海，美国控制台湾海峡，蒋介石多次袭扰沿海地区，声称要趁着大陆经济困难的情况“反攻大陆”。西南方向，1962年中国刚刚和印度打了一仗，双方战争状态还未解除。
这种四面受敌的危险局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过的。
还有一个重大因素。1964年4月，总参谋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认为，我国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这些问题包括：工业过于集中，且多在易受空袭的沿海；交通枢纽也多在大城市附近，很难应付大规模空袭；几百个水库同样缺乏备战措施，一旦被炸，北京天津都可能被淹……
一言以蔽之，进入1960年代前期，新中国周边，战争阴云密布，随时有打大仗的可能。
鉴于局势的变化，毛主席做出重大战略决定：全力推进三线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从原定的“吃穿用计划”转变为战备计划。
所谓“三线”，包括两个含义：“大三线”和“小三线”。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再向西向北就是大三线，主要包括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省。小三线则是指各省内部的山区等适宜战备建设的地方。
三线建设就是在这些三线省区，围绕战备需要，建设一批大型工业项目。一线已有的重要军工企业，在三线都要有“备份”。同时，各省在自己的“小三线”地区也建设相应的军工项目。
大三线建设的目标是形成战略大后方，以及战时的军工生产能力。小三线建设，目的则是各省都有相对独立的战备体系，打起大仗来，各省能各自为战、独当一面。
例如，山东属于沿海省份，应该算一线。但在山东省内部的“小三线”——蒙阴县岱崮镇建了一家代号为9381的兵工厂，主要生产12.7毫米和14.5毫米口径的高射机枪子弹。
9381工厂原来的厂房，现在该厂已搬迁
要指出的是，三线建设是逆经济规律而行的。大小三线地区，往往交通不变，地形崎岖，远离市场，不具备发展工业的基础条件。在自发的市场条件下，是不会有人在这些地方投资建厂的，因为很难有经济效益。
开始三线建设以后，基于战备考虑，恰恰要在这些不适合建设工业的地区建工厂，而且，为了防备空袭，要求选址“靠山、分散、隐蔽、进洞”，工厂往往刻意建在交通不便的深山密林。这就更加违反工业发展的规律。
攀枝花钢铁厂是三线建设的核心项目之一。攀枝花地区有煤铁资源，但地形条件实在太差。找块平地都费劲。最终建成的钢铁厂，是在一块面积只有2.5平方公里，坡度10%-20%的山坡上。成昆铁路，一千多公里长，七成路段地势险恶，号称“地质博物馆”。全线三分之一的车站，居然找不到建站的平地，只能建在桥梁上和隧道里。
因此，三线建设提出时，决策层是有分歧的。有人认为，不会打大仗，没必要为了备战如此大动干戈，改变原定的“吃穿用计划”。对此，毛主席的意见是：“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也没有什么浪费”。
三线建设差不多贯穿了第三和第四这两个五年计划，到1970年代前期，随着中美关系的全面缓和，中国的安全形势大大好转。三线建设不再增加新项目。到1980年，三线建设基本结束。
到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三线建设呢？
毕竟，预期中的大仗并没有打起来，而三线建设耗费了巨额资金。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三线建设的投资占全国计划的一半以上。并且，三线建设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很多原来生活在沿海大城市的人，随着三线建设，来到偏僻的深山老林，无论是生活水平，还是个人发展，都承受了巨大牺牲，为国家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都没有返回沿海大城市，奉献了青春，又奉献了子孙。
这其中，不知道有多少悲观离合、爱恨情仇。这里就说一个我知道的例子。
一个天津小姑娘，中专毕业，分配到北京某国营大厂。进厂后，和厂里某男青年工人刚刚开始谈恋爱，并未确立恋爱关系。赶上三线建设，那位男青工被分配到贵州凯里建设分厂。组织上认为他俩是未婚夫妻，也就顺手把小姑娘列入赴凯里的名单。
小姑娘哭了好几天，“这也没正式谈恋爱啊，干嘛把我也算进去啊”。小姑娘一辈子的命运就此改变。一个原本在北京定居的天津人，从此就生活在几千公里以外的大山深处。而且，到了凯里以后，二人虽然结婚，但婚姻并不幸福，后来也是以离婚告终。
改革开放以后，人事管理松动，但已经成为老太太的她，也不可能返回北京或者天津了。后来，辗转搬到中部某省份定居。好在随着经济发展，现在生活还不错，但一谈起自己这一生，还是叹息连连。
无数人的青春和热血，国家的巨大投资，加之建设仓促，计划不周，各种急乱散，三线建设的经济效益很差，近距离去看，不少项目简直就是巨大的浪费。
这一切都值得么？
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有的经济学家对三线建设批评很多，认为是错误的决策，甚至批评为瞎指挥胡折腾。
应该说，这些批评者当得起“目光如豆”四个字。
首先，作为一项战备计划，就算没打仗，其实也作用巨大。
经过三线建设，到197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具备了“打不烂、打不垮”的军工生产能力。确定三线项目的地址时，每个项目都要在地图上拉线计算，确保项目和沿海的距离，超过美国轰炸机的作战半径。加之“靠山、分散、隐蔽、进洞”，如果当时爆发大战，任何国家、任何武器都无法全面摧毁中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和抵抗能力。
中国大搞三线建设，敌对国家当然看得一清二楚。说不定就是因此，敌对国家才放弃了攻击中国的企图。战备建设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打消敌方发动战争的想法。大战没有爆发，恰恰说明三线建设完成了任务和使命，达到了战略目的。
其次，当初毛主席做出三线建设的决策，主要考虑之一就是“做两手准备”。所谓两手准备，就是战备和建设。把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工厂，分散到内陆地区，这不仅有利于备战，也有利于优化中国的工业布局，实现全面均衡的发展。
如果仅仅考虑经济效益，确实没必要在那些先天不足的地方发展工业。中国沿海地区的面积足够大，再怎么发展工业，土地也够用了。可是，从国家整体角度看，就不然了。工业过分集中到某地，是不合理的。在政治上，这是重大缺陷。
国家应该追求整体的均衡发展，各地之间的差异，不能太大。更不能眼中只有沿海大城市，而无视广大内陆地区。实际上，三线建设是继抗战以后的又一次中国工业布局的大调整大优化，而且，三线建设的规模力度，比抗日战争时的被动内迁，大得多。
经过三线建设，中国东西部经济不均衡的情况被明显改善，并且，为后来进一步的改善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人可能会说，很多三线建设的工厂，后来都被废弃了，人也都迁出来了。当初的投资建设，就是白白浪费了。
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确实，很多建在深山老林里的三线项目，由于交通条件实在太差，改革开放以后，先后都迁出来了。但是，虽然是迁出来了，这些工厂和人员并没有返回到沿海地区，而是迁入了附近的城市，包括西安、成都、重庆、绵阳、德阳等等。这些城市，以往的工业基础很差，甚至全无。正是因为三线建设，他们现在成了中国重要的工业中心。中国西部的工业能力，因为三线建设，有了本质上的提高。
成都、西安的航空工业，德阳的重型机械，绵阳的能源、电子，陕西、湖北的汽车制造，西昌的卫星发射，兰州的化工和有色金属，重庆的常规武器制造等等，都是三线建设工业产能扩散的结果。这些地区，直到今天都深深受益于此。可以说，是三线建设让他们有机会搭上工业化这趟快车。
说句半开玩笑的话，文革中重庆红卫兵武斗，动用了大炮坦克机关枪等武器。这很可怕，但换个角度看，红卫兵能有这么多武器，是因为重庆有自己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要知道，在北洋时期，作为正规军的湘军都没有多少枪炮——当时四川全省几乎没有军工生产能力，轻重武器完全依赖进口。
一个工厂，带动周边一大片地区的发展。这种情况，从三线建设当年就广泛出现。到今天，充分利用三线建设奠定的工业基础，是西部、中部很多省区加快发展的诀窍之一。
1991年，江泽民总书记到四川视察，亲眼目睹了攀枝花钢铁等众多三线建设项目以后，特别指出：毛主席做出的三线建设战略决策完全正确，很有战略眼光。
在战备和工业布局优化这两个方面以外，三线建设对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三线建设由于其特殊性和紧迫性，不可能按照苏式计划经济那样按部就班地计划、部署，而是主要依靠行政指令甚至军事指挥的方式展开。这样一来，无形中就再一次打破了苏式计划经济那种刻板、等级森严的经济管理方式。从很大意义上来说，三线建设是另一种形式的群众大动员。
加之三线建设主要分布在西部、北部等偏远地区，远离当时的大城市；各省内部的“小三线”项目，也都远离大城市和行政中心，客观效果等于把企业下放到地方，这也就削弱了苏式计划经济的中央集权程度。
也就是说，在群众路线-苏式计划经济的路线斗争中，经过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恼，本来苏式计划经济很有机会彻底胜出，但三线建设打断了这个势头，把中国的苏式计划经济体制又一次搅和得乱七八糟。苏式计划派在大跃进后暂时占据的主动和上风，就此荡然无存。
接下来，就进入了这场路线斗争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回合。关于这个，下篇文章接着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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