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制度的难点2——兵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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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制度的另一个难点是：兵从哪里来？也就是兵源问题。
在文明早期，这个问题不算突出。部族或者部落之间的冲突，和后世的乡村械斗差不多，除了老弱病残，全体男丁都要参战。这种部族兵制，后世一些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仍然使用，比如满清的八旗制度，就是所有满洲男丁都参战——全民皆兵。
显然，这种部族兵制只适用于文明早期或比较简单的社会。一方面，这种社会中甚至还没有出现成熟的农业，生产方式是狩猎采集或者游牧，不需要专门有人去耕种，所以才可能全民皆兵。到了农业社会，这种兵制就不行了。就算打仗，也要留下一部分人耕种，否则大家都没饭吃。
另一方面，对这种简单社会来说，打仗和生产差不多是同一码事——打仗才有战利品。通过战争掠夺到财富，是他们主要的“生产”方式。所以，就没必要专门留出一部分人去生产了，大家都去战场上“创造财富”吧。
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就出现了兵民分工，有人专门负责打仗，有人专门负责耕种。一般来说，负责打仗的人地位比较高，就是所谓贵族或骑士；负责耕种的人地位比较低，中国古代称为黔首——没资格戴帽子只好露出黑头发的人。
到了战国时期，国际竞争空前惨烈，战争一场接着一场。各国都进入总体战、整体战，国家的组织形式飞速发展。这就出现了征兵制，乃至全民征兵制。全国符合规定的适龄男子按照服役期轮流去当兵。在局部，妇女也曾经上阵打仗。
征兵制也是现代世界各国的主要兵制。典型之一是韩国，韩国人即使是职业运动员，到了服役年龄，也要参军入伍。我国情况和韩国不一样。我国人口较多，没必要都去当兵——部队也要不了那么多人，但“公民有服兵役的义务”，这一点是共同的。
征兵制有一个突出优点，那就是军队的战斗力很强。征兵制下的军队，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士兵保家卫国的意识很强。而且，因为是子弟兵、自己人，征兵制下的国家，往往给军队提供很好的上升通道。参军入伍成为个人奋斗的好途径。
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秦国。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军功制。战场上杀了敌，凭敌人的脑袋就能立功，得到爵位，步步高升。“首级”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根据斩获的脑袋数量评定功劳的级别。因此，秦军作战非常勇敢，被称为“虎狼之师”。关东各国望风披靡。
想想这个恐怖的场景：一场大战之后，秦军士兵笑嘻嘻地分别提着自己斩获的敌方人头去报功……
秦军战斗力强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秦末天下大乱时，秦军主力部队都在四方边境，中央空虚。起义军很快打到首都咸阳附近。秦二世一时手中无兵。情急之下，宣布大赦天下，然后把修建秦始皇陵墓的70万罪犯临时拼凑成一支军队，交给大将章邯指挥。
这支临时拼凑组成的军队，战斗力居然远远强于来势汹汹的起义军，一战而胜之，然后章邯带着这支军队对各地农民起义军追着打。陈胜不久败亡，项羽的叔父项梁也被章邯打败。章邯从关中一直打到河北巨鹿，才被神勇的项羽击败。
这支秦军在巨鹿之战中被项羽击败，也可以看出“子弟兵”的一个弱点：离家乡越远，“子弟兵”的战斗意志越弱。当不再是保家卫国时，他们就不知道为何而战，也就不那么奋勇杀敌了。
秦朝短命而亡，这个问题还没充分暴露——其实也了暴露一部分。陈胜吴广之所以揭竿而起，就是因为他们被命令去遥远的渔阳（今天的北京附近）服役。这对他们来说，是纯粹的负担，没有什么“保家卫国”的自豪感。他们的积极性当然很低，怨气当然很大，再加上“失期当斩”，可不就造反了么。
到了汉朝，重建统一大国以后，这个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虽然汉朝延续了秦的征兵制，但军队战斗力远远不如秦朝。汉高祖亲征匈奴，险些被人抓了俘虏——白马之围。到了汉武帝，大量对外用兵时就发现，以全天下之大，征兵之难，比秦国只是个诸侯国时都要大，以至于不得不强行征发赘婿、商人、“恶少”等“弱势群体”入伍。
到了东汉时，征兵制已经名存实亡。职业军人成为主流。
职业军人分为两类：世兵制和募兵制。世兵制就是某户人家世代当兵，父死子继。当兵打仗成为他们家的家传职业。募兵制则是出钱招募人来当兵打仗。
这两种兵制成为汉以后中国的主流兵制。战国秦汉的那种征兵制，很少再实行了。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前面说的“天下太大”以外，还有一个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朝廷没钱。
征兵制意味着，国家保持一支常备军，不管是否打仗，都有人数相对固定的一支军队。在打仗时，这当然很有必要。可如果不打仗，是否还要保留这么一支常备军呢？
重要的是，这可不是个皇帝、朝廷愿不愿意的问题，这是一个严峻的财政问题。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剩余产出要低得多。农民耕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就已经不易；再挤出一些剩余粮食来养活皇帝和各级官员，就已经非常费力了。
很多人以为，中国古代王朝是“专制国家”，所以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其实不然。农业社会剩余不多这个事实，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皇帝们的权力。没钱，你能干什么？
事实上，中国古代王朝，除了极少数时期以外，一直都是紧绷绷的“吃饭财政”——财政收入能给官员发工资，就不错了。大项目差不多只有皇宫、皇帝陵墓等少数几个。更多更大的项目，谁也做不到。隋炀帝搞个大运河，就搅闹得天下不安就此亡国。
养活军队当然也是大开支。由于农业社会整体剩余就那么多，所以，除了战国时期各国“大拼命”，不得不竭尽全力扩军备战以外，历朝历代的主流是尽量压缩军队。汉光武帝刘秀统一天下以后，很快就大规模裁军。
世兵制、募兵制就是替代征兵制的办法。这两种替代办法，对财政的压力，比征兵制小得多。
各朝各代有所差异，但大体来说，世兵制就是从人口中划出一部分来，专门当兵。他们不用像农民那样缴税，也有其他的特殊待遇，但同时也不能“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而是必须老老实实当兵。宋朝为了防止士兵逃亡，给他们脸上刺字。大将狄青，从小兵做到大将，但脸上的刺字去不掉。文官经常因此嘲笑他。
曹操的屯田制就是一种世兵制。士兵不但专门当兵，还耕种养活自己。这正是为了适应大战乱以后“千里荒墟无人烟”的情况。朱元璋也采用世兵制，建立“军籍”——军人家庭有专门的户口本。这些职业军人平时种地，战时打仗。这样一来，军队给国家财政带来的压力，就不大了。
对自己的这个制度设计，朱元璋很得意，说如此一来，国家再也不愁没钱养兵了。只须坚持这个制度不动摇，大明朝即高枕无忧矣。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什么制度也不可能“万年无忧”。世兵制的缺陷是明摆着的：军队的战斗力会很快下降。
世代当兵，父死子继，这就成了“兵油子”。而且一帮人几代厮混在一起，也就别提什么军队的纪律了。大家都是过日子而已。加之“军籍”被特殊划分出来，和社会其他人界限分明，不能参加科举等等，时间一长，这些“军籍”不可能士气高涨，而只能自轻自贱，因为他们确实和奴隶差不多啊。
到了中后期，明朝的世兵制已经没什么用了。朝廷打仗，指望不上这些人。军队制度，就转向了募兵制。
戚继光组建的“戚家军”就是募兵制的产物。后来曾国藩组建的湘军，也是花钱招募士兵而成。
当然，戚家军和湘军是募兵制打造出来的比较好的军队。这主要是他们的主帅水平很高，且忠于朝廷。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募兵制往往弊大于利。
一方面，士兵真正忠于的，是给他发军饷的人。如果朝廷给他们发军饷，他们还知道有朝廷，如果“大帅”给他们发军饷，他们往往就“不知有朝廷，只知有大帅”了。军队就成了私人武装。这就成了国家的隐患和内忧。
另一方面，募兵制招来的士兵，既不是为了保家卫国，也不是为了世代当兵，而就是为钱而打仗。既然是为钱而打仗，死在战场上就太不划算了——死人可没法花钱。所以，募兵制军队，往往只能打顺风仗，一旦处于逆势，就溃散得很快。换句话说，这种军队很难打硬仗。
所以，戚继光和曾国藩都高度重视对军队的教育，花大力气培养士兵的战斗精神，并用同乡、同族等办法约束牵制士兵。可见，他们其实也知道，没有钱招不来兵，但仅仅靠钱，也是远远不够的。
从近代到现代，中国兵制演变的总趋势是从募兵制转向征兵制。这是和中国国家的现代化转变相一致的。在突破了农业社会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兵民一体、保家卫国的征兵制，显然是更适合的制度。
那么，怎么评价秦汉以后中国长期的世兵制、募兵制呢？这是不是一种制度的退化呢？
实际上，这其中包含一条重要的理解中国历史的线索。那就是，严格财政约束下的制度建设。
前面说了，农业社会固有的特点是财政紧张，长期的“吃饭财政”，所以，国家没有多少余力来折腾。那种认为中国古代王朝是“大政府”的观念，大错特错了。中国古代一定是小政府。
这种小政府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在耗费巨大的军事上很保守很内敛。世兵制、募兵制主观上是因为朝廷没钱，但客观上也造成一种难得的效果：和平时期，军队对民间社会的干扰最小化。
这也是造成中国“文治”传统的一个内在原因。
把这个传统进一步解释一下，那就是，因为财政的硬约束，通过两三千年的试错，文治是中国找到的一条统治成本最小化的治国方式。这种治国方式，反对穷兵黩武；很少对外侵略；整个社会的“武力值”不高；财富的来源主要是生产，而不是掠夺；国家民众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和谐共存的，而非强制和剥夺。
可惜，到了近代，由于遭遇到大规模外来入侵，这种其实很不错的治国方式，弊端来个大暴露。猝然之间反应不过来，以至于国家陷入了百年被动。
不过，这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情况。常态迟早会恢复——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已经恢复了。现在，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不再像农业社会那样剩余很少。工业化的生产能力之下，我们完全有能力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同时也不过分干扰民间社会。
我们也确实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但中国永远也不会成为军国主义国家。好战的军国主义和中国气质格格不入。从骨子里的爱好和平，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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