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制度的难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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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聊聊中国古代的军事制度，说说其中有哪些难点。
说到军事制度，先得说说那个著名的“三权分立”。
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落实到国家制度上，就是议会（国会）、法院、政府（或者说行政分支）这三个权力分立，彼此互相牵制。这是当代社会政治观念上的“普世价值”。没有这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就被认为是野蛮、落后的非文明国家。
可是，稍微了解一点儿中国古代政治史，就会发现这个普世的“三权分立”不对劲儿——拿军队怎么办？立法、司法、行政三个分支，看上去很全面，但军队在哪里？算哪一支？难道军事权力，不需要制衡么？
显然，军事权力不但需要制衡，而且这个制衡特别重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制度是国家一等一的大事，在政治制度中不但重要，而且重要，是重中之重。
说军事制度重要，有两层含义：
一、军队是保卫国家、抵抗外敌入侵的重要工具。如果军队有问题，不好使，国家安全就要面临重大威胁，甚至会因此亡国灭种。所以，军队一定要建设好组织好。
二、虽然军队能保护国家安全，但失控的军队反过来会成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兵变、政变、哗变，对哪个国家来说，都是最大的噩梦。所以，如何管理好军队，避免军队枪口对内，是所有国家都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那个著名的“三权分立”，却假设军队问题不存在，只是在议员、法官、行政官员这些文官之间建立起互相制衡，而认为有枪有炮有刺刀的军人，一定会老老实实地服从文官。还有比这更天真更幼稚的制度设计么？
这正是很多后发国家全盘引进“普世制度”惨遭失败的原因之一。因为制度设计中没有有效解决军事问题，结果，一个上校（或更小的军官）就能颠覆国家。面对大兵的刺刀，总统、议员、法官、部长们能仓皇逃命不被击毙，就谢天谢地了。这些文官之间的制衡，再好，也没用。
至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幼稚天真的“三权分立”，那就一言难尽了。以后有机会再分析吧。
和这种幼稚的“普世制度”不同，我们中国从很早起就高度重视军队制度，各朝各代都优先解决军事问题，在军事制度上动了很多脑筋。
我们还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说起。这以前，当然军事制度也重要，但先秦时代的一个重大特点是文武不分——出则为将入则为相，加之分封时代“私天下”的根本特点，军事当然有，但军事制度并不严密。
战国时代是军事制度大飞跃的阶段，可偏偏这个阶段留下来的史料很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秦朝归纳吸收了很多战国时代各国军事制度的经验教训。
在军事制度上，秦朝有两大要素——这两大要素基本被后世继承，一直到今天。
一、最高权力者——君王或者皇帝——直接掌握军权。从秦国时就规定，调动50人以上的军队，就得有秦王（后来是皇帝）的命令。军事权力，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而后来的历史也一再表明，皇帝如果失去了军权，往往也就快被人推翻了。
二、在皇帝之下，通过种种分权制约军队。秦朝在中央有“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其中太尉主管军事，也就是行政权、军权、监察权分立制衡。看，中国早就有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了，并且，不那么天真幼稚。
到了后世，军事制度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完善，不仅在行政权、监察权、财政权等等和军权互相制衡，在军事制度内部，也有种种分权制衡，包括：
战略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分离——是否打仗，由一群人决定；打起仗来负责军事指挥的，是另一群人。
组织训练军队的权力和战时指挥权分离。林冲号称八十万禁军教头，其实那是个小官。林冲丝毫也没有调动指挥军队作战的权力。他只是平时带着士兵操练武艺而已。
军队的人事权和指挥权分离——选择提拔军官，由文官负责。战时，另派大将指挥。大将想要奖励立功官兵，要上报朝廷。将军不能私相授受。
战区的指挥权和作战部队的指挥权分离。战区的指挥权，往往交给中央派遣出去的文官——比如明朝的袁崇焕、洪承畴，而指挥作战部队的，则是军队中的武将。
这种种纷繁复杂的分权制衡，反反复复试错了两三千年，到现在，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管理军队的经验。从这个角度再去看那些信奉普世“三权分立”的国家，我们只能说：你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虽然我们在军事制度上积累了很多经验，国家对军队的控制也是越来越严密——在明清第三中华帝国时期，很少发生大规模的军队造反内乱。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军事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短板。这正是由于军事制度本身固有的难点。
这个难点就是：
不严格控制管理军队，军队就有造反的倾向。毕竟是一群手里有刀有枪的大老粗。要么有野心家操纵，要么国家走下坡路军饷有亏欠，大老粗们就要闹事。
可是，如果严格控制管理军队，把军人管得服服贴贴状类绵羊，军队又没战斗力了。外敌一来，国家也是个完。
面对这个难点，中国各朝各代犹豫来犹豫去，两害相权取其轻，基本上是倾向于宁可军队成绵羊，也不让他们造反颠覆国家。
这种选择就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文治。
文治原则在军事制度方面主要表现为文武分途、以文制武、文优于武。同时，民间也有了“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观念。
甘蔗没有两头甜的。文治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国家安宁，也是统治成本最低解决方案，但如果有强大的外敌入侵，就麻烦了。晚清西方人从海上来，就造成了难以解决的大难题。国家因此走入低谷。
单纯从军事角度，或者从近代史这个短时段来看，似乎中国文治的解决方案，很失败。在传统中国历史王朝中，大多数时候都没有强大的军队，也因此没有那种到处入侵别人、抢掠杀戮的“伟业”。
但是，从长时段、从大范围的角度看，就会发现，中国这种解决方案，恐怕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这是因为，那种军国主义、好战喜战的做法，中国历史早就有过。当时确实很威风，仗打得很痛快，但历史试验表明，那种制度，长不了。
近代西方在军事上有个概念——总体战，或者说整体战，意思是国家调动所有人力物力资源投入战争，在战争中不择手段，唯有战胜消灭敌人这个目标，其他都要让步。在现实中表现为全面征兵制、大规模轰炸敌国城市、大规模杀伤敌国民众、大规模摧毁敌国的生产能力，总之就是为了胜利豁出去一切——包括自己的和敌人的。
这种做法，中国在战国时期已经试验过了。
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出了个昏招，撤掉有经验的大将廉颇，换成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秦国得知消息后，知道机会难得，绝不可放过。秦昭王亲自赶到战场附近的河内郡，把当地15岁以上的男子统统征发为士兵，把赵军团团包围。
被围困的四十万赵军，拼死突围，秦军则拼死堵截。双方惨烈战斗。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赵军投降，并且随后被秦将白起坑杀几十万。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一战，秦军也损失惨重，伤亡过半，后续也因此无力进攻赵国了。
这其中的重点在于，秦昭王居然能将某地15岁以上的男子统统征发为士兵。这种“征兵强度”，远超后世。
不仅秦国如此，当时各国的“征兵强度”都很惊人。战国时期，总人口大约有2000万左右，史书中记载的各国兵力加起来，将近500万——占了人口的四分之一。扣除其中的夸张成分，也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总体战”“整体战”——国家竭尽全力投入战争。
作为对比，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人口大约8千万，总兵力达到1700万，超过了20%，但还没到四分之一。也就是说，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动员水平，已经超过了20世纪的工业化国家。
事实表明，这种总体战是谁也承受不了的。春秋战国以后，中国民间就有了强烈的厌战心理。西周春秋时期那种文武兼备的士大夫消失了。大家都知道，战争可不是儿戏，不是贵族之间优雅的礼仪，而是恐怖的流血千里。大家都怕了。
中国战国时期的这种心理历程，欧洲人在19-20世纪也经受了一遍。19世纪的欧洲，整体上很和平，但这是一个各国国家能力迅猛增加，尤其是军事能力快速膨胀的时期。这也就刺激得人们越来越好战，越来越渴望战争。年轻人都希望有机会到战场上建功立业——他们还没见识过总体战、整体战。他们以为战争还是封建时代规模有限的骑士之间的游戏。
这种“武力膨胀”，到了二十世纪终于促成了大爆发。欧洲人先后迎来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打下来，欧洲人再也不好战了。他们和战国时的中国人一样，被残酷无情的总体战、整体战彻底搞怕了。对战争，他们再也没有浪漫的想象和向往了。
可见，那种国家高度武装、军队格外强悍、武力值爆棚的状态，看上去很雄壮很威武，但却会造就气孔被堵塞的“政治高压锅”，早晚会有大爆炸的时候。
中国这个历史经验出现得比较早，所以很早就选择了文治，从根子上遏制整个国家的“武力值”。这个选择当然不完美，但却是实实在在吸收历史教训后的选择。
西方人这个历史经验来得比较晚，但大家的结论是一样的。二战以后，曾经那么好战互相厮杀了几百年的欧洲人，选择同样是：宁可让军队变成服服帖帖的绵羊，也不再好勇斗狠发动战争了。
中国在军事制度上的选择看似文弱，其实反倒是历史的必然。
而且，因为中国做出这个选择比较早，所以在军事制度的另一个难点上也早有了试错和制度建设。这另一个难点是什么，下篇文章接着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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