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经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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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文章写到了三线建设。之所以在这个系列文章中写入这一段，原因在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不但在国防和建设上作用很大，在群众路线-苏式计划经济的路线斗争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大跃进之后，毛主席事实上退居二线，中国重新回到苏式计划经济道路。在一线主持国家工作的领导们所实行的各种政策归根到底就是在中国恢复苏式计划经济，把大跃进中下放的各种权力收回到中央。
三线建设即使没有打断，也大大延缓了这个进程。因此，苏式计划经济并没有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那样完整的状态。接下来不久，到1966年，文革就爆发了。苏式计划经济的恢复进程就此被打断。
也就是说，苏式计划经济在中国真正实行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是1953-1957这五年，以及1962-1966这几年中并不完整的状态。全部加起来，在前三十年中，连三分之一都没到。
1966年文革的爆发到底是什么原因，众说纷纭。这其中，经济管理体制（不是经济发展）方面的原因，以往基本被忽略。但是，如果从群众路线-苏式计划经济路线斗争的角度去看，就会发现，经济管理体制的分歧其实是很深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960年7月16日，苏联照会中国政府，突然宣布，单方面停止对中国的所有援助，并撤回所有在华苏联专家。
苏联的这个决定虽然突然，但并不意外。此前，中苏关系已经交恶。中苏交恶的的根本原因，是毛主席越来越认识到苏联体制存在问题，甚至公开批评苏联。而苏联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不老老实实跟他们走，苏联人越来越不高兴。
1960年苏联突然决定中断对华援助，让毛主席确信，苏联的体制，果然弊端极大，苏联已经严重堕落，中国绝不能走苏联的道路，中国要坚定地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反对修正主义”。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毛主席对上述路线斗争的性质判定渐渐有了变化，从具体的经济管理方式分歧，转变为关乎政权是否变色的阶级斗争，进而把坚持苏式计划经济路线的领导人划为彻底的对立派，甚至斗争的对象。
后来一般认为，毛主席就是从这时开始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把党内的政见分歧夸大了，错误地发起了随后的文革。但是，1990年代初期的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及随后俄罗斯的全面衰落，提醒我们，这种认识也有可能是错的。
苏式计划经济，有两个核心特点，一、中央权力高度集中；二、国家经济发展依赖专家精英。这两点结合起来，能打造出非常规整的管理秩序，也能实现指标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看上去很美”，但必然带来的后果是：社会迅速分层且固化，上层成为特权阶级，和广大民众分隔开来。同时，广大民众丧失积极性和主动性，成为被动的“乌合之众”。
现实中的苏联正是如此。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很快成为“新阶级”，生活腐化堕落，作威作福，享有各种特权。更重要的是，苏联的新贵们和苏联民众几乎生活在两个世界，既不是鱼和水，也没有血肉相连。“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苏联这个国家，也因此陷入可悲的停滞和僵化。
而且，从那时起，苏联就再也没能扭转这种趋势——计划经济正是这种恶劣趋势的基础动力。这是导致苏联最终解体、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在解体的时候，苏联可说经济绩效和道德形象的双失败。苏联是以一个对内对外的邪恶帝国的形象而崩溃解体的。
现在回头去看，毛主席说苏联“变修了”，不但一针见血，而且极有远见，唯一的不足可能就是太客气了。
目睹苏联“变修”的现实，毛主席对中国重蹈苏联覆辙的担忧也就强烈起来。而且，毛主席充分认识到，正是苏式计划经济造成了这一切。中央高度集权，地方自然没有积极性。依赖专家精英，必然造成高高在上的少数人。这些人权力大、地位高、收入高、脱离群众，想不成为“新阶级”，也难。
事实上，只要苏式计划经济在，“新阶层”的出现和壮大就势不可挡。中国迟早会像苏联一样“变修”，一样“红旗落地”。
因此，进入1960年代以后，退居二线的毛主席，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感和忧虑感——可能还有退居二线带来的无力感。在毛主席看来，群众路线-苏式计划经济这个路线之争，已经不仅仅是经济管理体制的分歧，而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生死决战。走苏式计划经济之路，就是走苏联之路，结局和苏联不会有什么不同，必然“变修”，必然失败。
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意识到问题，也只能慨叹之后不了了之。苏联未必没有能看出问题的人，但即使看出来，也无力改变。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国家政治要依靠官员去落实执行。和官僚集团直接对立的政治方针，几乎无法实行。
毛主席的伟大，就在于这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他认为，必须发动群众，反对“修正主义路线”，坚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
由此，也就进入了群众路线-苏式计划经济这场路线斗争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回合。
路线斗争的前两回合，分别是“反冒进-反反冒进”和“大跃进-八字方针”。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各种权力的集中-下放的反反复复。
进入文革这个第三回合以后，群众路线占了上风。相应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一大表现就是中央再次向地方下放各种权力。
文革中，在很短的时间内，2600多家中央直属单位下放给个省市自治区。中央部属企业，1965年有10533个，到1970年只剩下142个。央企产值占全国总产值之比，从47%猛降到只有8%
1971年，财政上开始实行“收支包干”制度，也就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结余留用”。除中央直管企业和海关关税以外的所有财政收入，都划归地方。地方的财力大幅增加。
物资分配也大放权。1966年，统配物资有326种；到1972年，减少到49种。地方上掌握了大量物资的分配权。
毛主席在1970年接见美国友人斯诺时说：这是在学习你们美国，（把权力）分到50个州去。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已经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现在听了。
当然，文革是个特别复杂的历史过程。虽然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可以从各种角度去认识去理解，但文革“十年浩劫”的根本性质，是无可否认的。十年浩劫，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和财富损失。中国一度“濒临被开除球籍”，人民生活陷入贫困。1970年代末，很多生活指标甚至还不如建国之初。
本文只是意在指出，从经济管理体制的角度看，文革是那个路线斗争的第三个回合。在这个回合中，群众路线占了上风。苏式计划经济则被冲击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
富有深意的一点是，在这第三个回合中，下放权力的力度和范围，都比大跃进那次要大得多，同时还有剧烈的人事变动，国家整体局势也更加不稳。但是，却没有出现“三年困难时期”那样剧烈的经济下滑。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从毛主席到各级干部，吸取了大跃进的教训，避免了很多过激的做法，而且，经过多年的实践工作，地方上管理经济的能力有了大幅提高。大量权力再次下放到地方以后，地方上没有像大跃进中那样蛮干乱来，除了少数短时期以外，经济生产保持了基本的稳定和秩序。
1976年，文革结束。国家进入了新阶段。历经三个回合的群众路线-苏式计划经济的路线斗争也就此告一段落。斗争双方可以说互有胜负，也可以说两败俱伤，都没有赢。
又过了两年，中国进入壮观的改革开放。以往一般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彻底推翻计划经济。但看了前文就能知道，实际上，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1960年前期那几年，中国基本上没有实行苏式计划经济。说改革开放就是推翻计划经济，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事实上，改革开放的头几年，与其说是推翻计划经济，不如说是恢复计划经济。和1960年前期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那几年一样，在秩序混乱的情况下，只要恢复秩序，重新实行苏式计划经济，就能很快实现经济的恢复和增长——这其实才是改革开放初期做的事情。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1978年和1962年，很相似。
众所周知，随后，中国经济开始起飞，经济发展从此一飞冲天势不可挡。问题在于，前三十年的所作所为，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先要对贯穿前三十年的群众路线-苏式计划经济这场路线斗争来个系统总结。
关于这个，是下篇文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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