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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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系列文章里，我反复提到毛主席主张的群众路线和苏式计划经济之间的对立，甚至将之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认为这是苏式计划经济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落实的主要原因，也是准确理解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关键所在。
一个还没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路线斗争？
如果你以为，这只是因为毛主席个人强烈的群众观念，那就片面了。无论多么伟大的历史人物，最多也只能因势利导，顺应或者引导历史大潮。谁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创造出历史大潮。这场路线斗争，主席的群众观念，固然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更大的原因在新中国的社会变迁中。
概括来说就是，这场路线斗争，在不同层次上，对应着新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对立、冲突和矛盾。
在分析介绍这一系列对立、冲突和矛盾以前，我把这场路线斗争的基本内容再复述一下：
毛主席主张的群众路线，来自革命、战争时的成功经验。在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革命和战争中，共产党人多次克服了被认为完全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战胜了被认为完全不可战胜、强大无比的敌人。这种成功和胜利的经历，让主席为首的一些共产党人坚信，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就能战胜所有艰难险阻。发动群众，是共产党人威力最强大的武器。
苏式计划经济，则主张用科学、理性的原则和方法，严格管理国家和社会，或者说，像管理一家大工厂那样管理国家。事先有计划、事中有落实、事后有监督有检验；保持各方面的平衡和稳定；充分发挥权威和知识的作用，等等。在当时那些直接管理国家的人看来，没有比这更正确、更合理、更自然而然的管理方式了。
显然，这两种方式之间，有根本性的冲突。冲突过程，前几篇文章已经讲了很多。那么，这个冲突，对应着新中国社会中其他什么矛盾呢？
“高饶事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第一次高层的政治斗争。本文无意讨论此案。在这里只是借用高岗当时的一个说法。
当时，高岗说，党内有“红区党”和“白区党”之分。毛主席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高岗这么说，是为了针对刘周等领导干部。他的这种争权夺利，当然错误极大。
但是，“红区党”和“白区党”，也就是解放区的干部，和地下党系统的干部，之间确实是有矛盾的。革命胜利以后，建国初期，解放区的干部认为，江山是他们一刀一枪打下来的。他们看不起地下党系统的干部，认为他们对革命的贡献不大。
地下党的干部，长期生活在城市中，对城市、工业等领域要熟悉得多。加之刘周陈等后来担任了管理国家经济的主要领导，于是，建国后实行苏式计划经济，地下党系统的干部，发挥作用的空间要大得多。
这样一来，解放区的干部，就有了不满情绪。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解放以前，共产党并没有完整的国家行政体系。当时，分布在各地的解放区，自治程度很高。他们和中央之间的联系，主要靠党的系统来进行——当时并无正规的国家行政系统。
所以，解放区的干部，更适应更熟悉党直接领导下的、各地充分发挥积极性的管理方式，而不习惯不熟悉正规国家行政系统的管理方式，至于严格精密的苏式计划经济——没完没了的填表格、做计划、写报告等等，“大老粗”们更是搞不懂，也看不惯。他们觉得解放区那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新中国应该继续。
而生活在城市中，甚至隐藏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下党干部，对正规的国家行政管理方式，要熟悉得多；而且，解放以后，不少国民党政府的公务人员被留用。他们当然也更习惯正规的国家行政管理方式。
比如前面文章中提到的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其中很多人解放后进入国家计委工作。对苏式计划经济，他们很快就能适应；不但适应，多半还会赞叹不已，觉得比国民党政府的计划水平高得多。
这两种工作方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反映在国家层面上，就是发展路线之争。这是那场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后来，随着刘少奇被打倒，白区的地下党干部，很多也被打倒。
在夺取政权以前，共产党主要控制广大农村地区，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在这一点上，中国和苏联是正好相反的。也正因此，中国才有革命胜利以后“进城”的说法。
农村地区，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历朝历代都没有国家的正式管理机构。共产党发明创造出“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斗争方式，成功地动员了广大农民。在这种革命方式里，村里只有少数派来的“脱产”干部，其他人都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农民。显然，这就是群众路线。靠着群众路线，共产党在老解放区办成了“土改”这样的大事。
可是，城市呢？城市里不但没有群众路线，而且，解放前的城市，基本都是反共力量的重点地区。就算有一些地下党，也只能是“地下”状态。
实际上，由于解放战争进展远超预期，党根本来不及培养选拔足够多的干部管理城市——这也是大量新中国留用国民党政府公务人员的主要原因。随后，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人员不足，建国初期曾经大力吸收新党员。以至于邓小平在党代表大会上批评说：“在全国解放前后的两年内，党的组织的发展过分迅速”。
这种迅速扩张人员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大量新的、还没有被同化的异质成分进入了党内。建国前后这两年“突击”入党的人，是在看到胜利即将到来的情况下入党的。他们到底是机会主义分子，还是真诚地相信共产党及社会主义制度，很难说。
问题的重点在于，经过这一番变迁，中国社会久已存在的一个重大矛盾——城乡矛盾，被内化在党内了。
近代以来，中国从沿海地区开始，启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虽然进展缓慢，但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在沿海地区和内陆的少数沿江地区，已经出现了一批现代城市，上海等城市的现代化水平还很高，在东亚位居一流。
但是，当时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完成度”实在太低，基本只局限在沿海沿江少数城市，而且，受到外国势力的很大控制，对广大内陆农村地区，带动和辐射效应都很弱。中国的城乡因此很隔膜，彼此之间的矛盾，很尖锐。
“农村包围城市”其实也就是农村打败了城市。来自农村的、代表广大农民利益的共产党，在战场上打败了占据了城市的国民党。问题在于，国民党政权可以消灭，城市却必须保留，并且，新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建设，还必然要以城市为核心为主导。
这就产生了矛盾。
有些激进的农民政党，比如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就因为解决不了这个矛盾，甚至不惜因此毁灭城市。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攻占城市以后，也是不知如何管理和利用，最后就是夷为平地、一毁了之。“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新中国当然不会这么做。但多年积累、激化的城乡矛盾，解决起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群众路线-苏式计划经济的路线之争，正是城乡矛盾的反映和表现。毛主席自己也承认，他更擅长解决农业和革命问题，对经济建设不在行——实际上是对在城市展开的工业化和经济建设不在行。
苏式计划经济派呢？严格来说，他们也不懂，所以他们全盘照搬苏联的经验。毕竟，苏联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当时远超中国。在这方面，苏联人的经验要丰富得多。而且，如前所述，苏式计划经济派在中国的管理干部，很多都有白区的工作经验，他们在城市中更加游刃有余。所以，他们更接受苏式计划经济。
换个角度看则是，上述路线之争，其实是长期分离隔膜、彼此矛盾尖锐的中国城乡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碰撞”“交融”的结果。以前只是远远相望的两群人，从这时开始，面对面、手拉手地成为一个整体。但融合毕竟刚刚开始，排异反应强烈——双方看对方都很别扭，各种不顺眼。
——“你是个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分子！”“同志们，冲啊！”
——“你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大老粗！”“你别乱来啊。纪律！法律！”
那场路线斗争之所以持续了那么多年，那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化解中国的城乡矛盾，实现城乡融合，确实很难。
除了红区-白区干部矛盾、城乡矛盾以外，另外还有两三个各个层面的矛盾。下篇文章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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