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否应该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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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美国国会召开了一次听证会。会上，国会议员向经济学家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询问了一些关于反垄断的问题。当时，美国众议院正在调查美国钢铁行业的垄断。

当时，国家应该出手反垄断，用行政力量拆解那些大企业，已经成了美国社会的共识。施蒂格勒作为经济学家，非常支持政府的反垄断，所以，他被召去参加国会的这次听证会。

议员们询问施蒂格勒，为了维护自由竞争，是否应该把大型钢铁公司拆解？拆解是否可行？如果拆解了，是否能解决垄断问题？施蒂格勒明确地回答说：行业集中度太高，必然危害市场竞争。拆解大企业，不但是应该的，而且实施没问题，完全可以做到。

多年以后，施蒂格勒在回忆录中回顾自己在这次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时，感想是“震惊不已”。他震惊于自己的狂妄无知。其实，他对钢铁行业并不了解，无论是断言大钢企危害市场竞争，还是认为拆解他们很容易，都是信口开河。当时他信奉的反垄断经济学理论，后来，他几乎全都放弃了。

你可别以为这位施蒂格勒经济学水平很低。他可是大经济学家。施蒂格勒是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大将之一，和米尔顿·弗里德曼齐名，是自由市场经济观念的坚定支持者。

这样一位“右派”经济学家，当初却曾经大力支持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的反垄断法。由此也可见当时美国社会对反垄断的高度共识。

南北战争到一战这几十年，被称为美国的“镀金时代”。这是美国工业高速发展的几十年，也是美国奠定国家基业的几十年。经过“镀金时代”，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也从此进入了垄断经济时代。

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早期、中期，垄断问题不突出。这时候，大家都是白手起家，规模不大。经济发展呈现“百舸争流、千帆竞技”之态。经济高速发展一段时间以后，企业的规模，必然出现分化，有大有小，有强有弱。这时，大企业凭借资金优势和市场地位，开始加速扩张，主要是并购同行。很多行业的集中度渐渐提高。垄断问题开始出现。

垄断现象在美国表现得最为典型。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远离欧洲大陆，避免了欧洲大陆的种种政治纠纷，南北战争以后国内保持了整体和平，革命、战争等等的影响很小，经济发展比较“纯粹”，垄断也就“自然生长”了。另一方面，美国经济体量大，美国的大企业，往往都是世界级的。资金实力和行动能力都很强，所以，美国的垄断，来势尤为凶猛。

对于经济的垄断，美国社会很快有了反应。经济学的反垄断理论应用而生。经济学家和公众都相信，垄断必然破坏市场竞争。大家都呼吁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阻止经济的垄断趋势，维持市场自由竞争。

二战结束以后，不打大仗了，大家的关注力重新转向国内问题。战前已经成为公众关注热点的垄断问题，更是成了关注热点。前文所述的听证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当时，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大力开展反垄断。国会的调查和听证就是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请经济学家来帮助论证反垄断的正确性。

施蒂格勒等经济学家对政府的反垄断政策非常支持。他们坚信，行业的高集中度和自由竞争是不相容的。要想保持市场的自由竞争，就必须拆解那些垄断的大企业。在这方面，美国经济学家们有强烈共识。也因此，反垄断法的地位被抬得很高，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宪法”。

但是，1950年代以来美国反垄断的司法实践，却并不顺利。反垄断案件往往旷日持久、耗资巨大。这是因为，在案件的调查和审判的过程中，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发现了很多反垄断指控的自相矛盾之处。换句话说，反垄断司法，很难找到能够自圆其说的逻辑链条。

首先，说某行业垄断，当然要明确那个行业指的是什么，也就是市场范围是什么。但这个“明确”可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

比如，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在PC的操作系统中占有率很高，看上去是垄断。但在整个软件市场中，Windows的占有率很低，只有百分之几。总不能把百分之几说成是垄断吧。那么，到底把界限划在哪里呢？似乎怎么划都有道理。法官判案，当然要有明确的依据。连垄断的市场范围都难以划定，这案子怎么判啊。

实际上，被大家批评的“垄断者”，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市场占有率过高，而是因为他们太成功、赚钱太多，大家嫉妒眼红而已。还以微软的Windows为例。当初PC兴盛的时候，大家嫉妒微软的日进斗金，所以对他们抡起反垄断大棒。可到了今天，PC早已被手机挤到一边。虽然Windows在PC操作系统上的占有率仍然很高，但Who cares？微软？微软是干嘛的？他们卖菜折扣高么？

其次，经济学家大量的研究揭示出，很多被指责为垄断者操纵市场的行为，包括纵向联合、串谋定价、低价倾销等等，实际上是市场竞争的正常现象。所谓的垄断优势，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有一位经济学家讽刺说：价格高了，就是垄断定价；价格低了，就是低价倾销。价格不变，则是瓜分市场。总之，说你垄断，你就垄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转向反对反垄断。施蒂格勒就是其中一位。最终，这种改变促成了经济学的一场革命——法与经济学运动。以芝加哥学派为核心，美国的经济学家证明，反垄断法在法律、经济上站不住脚，实际上就是政府对市场、对经济的粗暴干预，不但不能维护市场竞争，反而是在破坏市场竞争。

施蒂格勒、弗里德曼都是法与经济学运动中的大将。而且，他们的行动能力很强，对美国司法界的影响很大。弗里德曼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瑞典出席了颁奖仪式以后，他匆匆赶回美国。之所以如此匆忙，是因为他要去给一批美国法官讲课，讲课内容就是反垄断法为什么是错误的。当时，芝加哥学派有一个培训计划，一批批地给美国法官上经济学课。弗里德曼是主要讲课人之一。

法官们听了弗里德曼们的课以后，也改变了对反垄断法的态度。这直接导致了美国反垄断官司的大量减少。反垄断法这个“市场经济的宪法”在美国的声誉大不如前了。

作为经济学爱好者之一，美国这场“法与经济学”的革命，对我个人影响也很大。看了相关经济学家的著作以后，我也相信，垄断问题并不存在，市场竞争自己就能解决和克制垄断。反垄断法其实就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1990年代，中国也引进了反垄断法。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中国的反垄断立法是不必要的，是从美国学来的“歪经”。况且，美国那边已经“革命”了。中国却把人家不要“旧货”捡回来了。

可是，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2010年以后，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现实，却越来越强有力地证明，反垄断法是有用的，是很有必要的。芝加哥学派对反垄断的批评，很片面。美国社会之前对垄断的警惕和反对，虽然理论上说不过经济学家，其实反而是正确的。

芝加哥学派的问题出在他们“经济-政治”泾渭分明的分析方法上。

人这种自私的动物，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那就是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如果没有制约因素，一定会发展到滥用。

芝加哥学派对那些大企业行为的分析，都基于一种假设：他们只是市场中的经济力量。如果事情果然如此，那确实没必要为市场垄断担心。

但是，巨额的资金、庞大的员工队伍、集中起来的大量优秀精英、非常重要的资源和技术、压倒性的市场占有率等等优势，从来都不会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必然扩展到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

那些手握巨大资源的私人及其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会使出所能使用的各种办法——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因此，仅仅从经济规律的角度分析他们的行为，太片面了。

一个几亿规模的企业，即使有一些“操作市场”“操纵价格”的动作，也不会有多大危害。市场竞争有很多办法限制和反制他。在这个层面，芝加哥学派的分析的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企业规模达到千亿万亿，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

对于万亿级别的企业来说，拿出几百上千亿的资金影响政治、影响立法，打造有利于他们不利于其他人的制度环境，非常划算。只要行得通，企业的股东和投资人都会乐于支持类似计划。毕竟，市场竞争太辛苦了。与其辛辛苦苦讨好消费者打败竞争对手，不如讨好收买立法者。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上策嘛。

而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包括他们的总统，能禁受得起百亿千亿级别的“考验”呢？

可见，那些规模巨大的企业，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插手法律、政治，甚至直接在政府中扶植代理人。放任这些大企业的“自由竞争”，其实就是放任国家政治任人腐蚀、随意败坏。

这一点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表现得非常明显。跨国企业、当地的大资本，可以毫不费力地控制政府，需要用钱可以用钱，需要用枪也可以用枪。总之，掌握优势资源的人，总有办法把他们的优势变成权力优势，挖好护城河，然后就可以世世代代“躺着赚钱”了。

实际上，即使国家力量强大、法治基础雄厚的美国，现在回头去看，因为事实上放弃了反垄断，1980年代以后，资本也以各种方式深深渗入了政治。从军工集团对国家外交、军事政策的控制，到金融集团推动国家放松管制，20世纪初美国人担心不已的垄断企业的危害，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现实。美国国家也因此明显进入了“下行道”。

因此，对市场中的大型企业，对那些掌握了巨额资源的资本集团，实施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种种管制，确实是市场经济“宪法”级别的制度设置。没有这些管制，市场经济很快就会变质、败坏。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中国的经验进一步表明，对市场垄断势力的管制，恰恰不能依赖司法途径。因为，这实际上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只能政治解决。政治问题指望司法解决，是行不通的。司法解决必然被动和滞后。而对市场条件的快速变化，必须实施及时、前置的政治解决。

曾经，很多人担心或者预言，中国必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现在，继续说这一套的人已经不多了。中国之所以能避免很多国家深陷其中的“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就在中国政府坚持了对市场的管制，坚持政治问题政治解决。有些个案，虽然不符合司法的原则，但的确解决了问题，预防了危机。

这其中的理论，还有待归纳和总结。总之，继反垄断、反反垄断以后，现在世界好像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新回到了反垄断。据说，美国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思潮。相关著作我还没看到，接下来找找看。

世界出现类似的思潮，并不奇怪。因为大家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曾经，大家以为，“不管”“放手”就能打造出好的市场经济。现在，人们渐渐认识到，好国家、好社会、好市场，都必然是积极有为的产物。消极无为，无所作为，好东西是不会自动降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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