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难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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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也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攻占北京。这八个国家是：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这八个国家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八个工业国。
前些年，有个七国集团，又称为“富国俱乐部”。后来加上俄罗斯，成为八国集团。这八个国家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
比较这两个名单，会发现，时间过去了一百多年，世界上的工业国，也就是成功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基本上还是那老几位。除了他们以外，新增加的工业国家只有中国、韩国、加拿大等寥寥几个。虽然很多国家先后发起了对工业化的冲锋，但绝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化，都不成功。
工业化的成功率为什么这么低？工业化难在何处？
中国的工业化，应该从近代的洋务运动算起，但新中国建立以前，工业化的速度实在太慢。1949年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1949年以后，工业化大幅提速，改革开放以后更是一飞冲天。没有争议的是，后四十年的工业化，成就辉煌。有争议的是，前三十年的作用是什么？
常见的说法有两种。
一是认为前三十年建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虽然水平不高，但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前三十年的工业生产指标，相比后四十年，差距很大，大到“基础说”很难让人信服。
以钢产量为例，1978年，中国钢产量3000万吨。到了1989年，仅仅过了十年多一点，钢产量就达到6000万吨，翻了一番。而到了2018年，中国钢产量达到9.28亿吨。算起来，1978年全年的产量还不到2018年两个星期的产量。
一年相当于两个星期。这个差距实在太大。虽然可以继续坚持说，差距固然很大，但那就是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可是如果有人问：如果前三十年不搞那么多政治运动，不搞计划经济，而是从建国开始就发展市场经济，就不用等三十年到1978年才有3000万吨产量吧。可能在1950年代就过亿了吧。
其他领域的情况类似。在后四十年高速发展的对照下，虽然前三十年也有长足的发展，但总会让人有“耽误了三十年”的想法，也就是认为，前三十年实际上没什么作用。
这种想法的错误在于见物不见人，只看到工业发展指标的变化，而没有看到更重要的人的变化。
另一种说法就比较“恶毒”一些。他们认为，前三十年最大的作用就是做足了反面教材，把可能犯的错误都犯遍了、犯透了、犯到底了，国家的情况已经糟糕到谷底，不能再糟了，以至于后来人得到了大量教训，因而不会再犯错误了。
这种说法其实不太严肃，不值一驳。错误犯得越多越严重，未来的前途越光明，这就是在说胡话。那些工业化没有成功的国家，都犯了很多错误。他们为什么没有因此走上工业化的光明大道呢？
不过，我怀疑，很多人即使不说出来，但对前三十年的作用，心里认可的就是这第二种说法。在一本官方编写的党史中，关于前三十年，除了强调第一点“打下工业基础以外”，就是强调“是党自己改正了错误”。也就是说，确实犯了大错误，但好在是自己纠正了错误。
这种说法错就错在，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工业化的难度。
前面文章中讲到，工业化是学会制造机器，从而可以把化石能量转化为人们所需的种种运动和力。从这个角度看，工业化好像就是一个学习、建设的过程。
既然如此，工业化所需的条件无非是国家和平稳定、有法治有秩序、充分保护私有财产权、对外开放、人们自由选择等等，概括来说就是“大社会、小政府”。只要政府当好守夜人看门狗，让市场经济的价格规律发挥作用，人们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工业化就会实现。
如果工业化真是如此简单，那世界各国早就应该实现工业化了，至少应该有比现在多得多的工业国家，而不是一百多年过去了，只是“八国联军”变成了“八国集团”。
更加解释不清的就是我们中国。前三十年，我们怎么说也算不上“大社会、小政府”。不但不是小政府，政府在这三十年里可是“活跃”得很。按说，这种国家只能离工业化越来越远，直至彻底崩溃。
确实，很多年前就有人预言中国即将“崩溃”。他们期盼了一年又一年，中国却一年比一年繁荣兴旺，直至成功实现了工业化。
理论和现实出现了不一致，现实把理论证伪了、推翻了。那么，上述理论错在哪里？
错就错在忽略了工业化对社会的撕裂效应。
前面文章专门介绍了工业化对社会的撕裂，也就是说，工业化绝不是一个平滑的发展曲线。从农业国家发展到工业国家，这是一个跳跃-断裂的过程，其间往往伴随着对社会的撕裂。
先行一步实现了工业化的人群，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大的难题。工业人要么居高临下地剥削、奴役其他人，要么放弃抛弃其他人。
打个比方说，某家有兄弟多人，本来都在家务农，彼此差距不大。后来，其中一人去城里经商，发了大财，富甲一方。发财是好事，可是这样一来，发财者和其他继续务农的兄弟之间，关系就有了问题。
发财者带着几个兄弟一起进城经商赚钱吧。他看不上兄弟们，觉得他们太笨，是泥腿子庄稼汉，很难教会他们经商，不但教不会，还会拖累了自己。
发财者继续自己发财，“不带其他人玩儿”吧，其他兄弟势必心生不满，就算不说出来，心里也会很别扭。甚至会有人羡慕嫉妒恨，就此大家不再往来，各过各的——眼不见心不烦。
或许，发财者过年过节慷慨地大发红包，家里的事情他尽量多出钱，务农的兄弟们谁家有事，他也出钱帮忙。被帮助的那些农民兄弟，一方面口头上会感谢，但仍然会因此心生芥蒂。“你臭显摆什么，就你能。你那钱，还不知道咋来的呢！”
一个人发财，都会造成家庭关系的“破裂”。在国家里，一个地区——比如沿海地区，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变富裕变强大了，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同样很难处，会有种种矛盾——三大差别。
对于家庭来说，不必要求发财者一定带着兄弟们一起去城里经商，但对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大国穷国来说，却必须要求消除三大矛盾，实现全国协同发展。只有集中全国的力量，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实现共同富裕，国家才既避免分裂和对立，又实现工业化。
集中全国力量发展工业化，这不仅是因为集中起来的全国力量，要大于任何局部力量，更重要的是，集中力量，也就是整合国家，让人们齐心协力，向同一个方向去努力，而不是彼此对立、互相抵消。
如果没有集中全国的力量，那些没有被“集中”的力量，并不只是被放弃被浪费了，而是很可能会成为反方向的消耗力。他们不但不是工业化的推动者，反而会成为阻碍者和破坏者。这是很多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一直难以实现工业化的根本原因。在他们国家里，大量聪明智慧、能力强大的人，把力气花在了破坏、阻碍而不是携手进步上。
旧中国就是如此。虽然沿海沿江地区的工业颇有发展，但这些地区完全不理会、不在乎广大内陆地区的发展。广大内陆地区深陷在普遍贫困、人口素质低下、遍地匪患、动乱战乱频繁的泥坑里爬不出来。沿海沿江工业地区很难从广大内陆得到原料、能源、劳动力的支持，也很难拥有广大的内销市场。不但没有这些好东西，沿海沿江反而从内陆得到了不少乱子——一言以蔽之，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旧中国的确是个高度开放的“自由市场”，以至于海关一度被外国人控制，关税都不能自主——没办法比这更开放了。结果是，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大国，但因为国家政治、经济层面的深度撕裂，局限于沿海沿江的工业，其体量和发展潜力，顶多相当于一个中型乃至中小型国家。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工业化呢？没有工业化，遭到日本这样的工业国家入侵，就只能用血肉去对抗钢铁了。
新中国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分裂涣散、矛盾重重的国家、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政权层面完成了更替，从政治上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但在经济上，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首要的功课，就是弥合国家的深度撕裂。不弥合这些撕裂，就无法集中全国资源推进工业化。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就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革命只有表面的成功，而没有真正扭转国家的命运。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国民党就是如此。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在中央层面，建立起了种种现代化的政治机构。国民党起初也是革命党，以振兴国家、强国富民为己任。但他们的作为，仅限于改变政治的表面，而根本无力彻底改变中国的经济格局，无力弥合工业化造成的巨大社会撕裂。
结果就是，国民党不但没有完成国家的工业化，自身也迅速堕落为一个腐败、无能、落后的“类封建势力”。蒋委员长实现的所谓国家统一，就是个自欺欺人的笑话。从1911年到1949年，他们干了三十八年，泛善可陈。
新中国建立以后，如果像国民党这样，只满足于“打了天下坐天下”，而不彻底改变国家的政治、经济格局，那么，毫无疑问，用不了多少年，共产党就会变成又一个国民党。中国这个国家，也只能继续积贫积弱任人欺凌。
目光远大的毛主席，准确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老人家宁可“重上井冈山”，也决不允许新中国变成又一个旧中国，决不允许共产党变成又一个国民党。而这个主要矛盾的核心，就是两个字——“群众”。
道理是明摆着的：在旧中国被深度撕裂，三大差别深如鸿沟的情况下，如果继续依靠少数精英——不管是留美的还是留苏的——治理国家，那完全不可能走出这个死局和怪圈。不但走不出来，还必然进一步加深国家的撕裂和鸿沟。到那时，特权阶层在上作威作福，广大人民继续无权无利，任人摆布。国家，只是少数人的国家，而不可能成为人民的国家。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唤醒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也就是坚定地站在最广大人民那一边，激发人民群众中蕴含的无穷主动性、积极性和聪明才智，让“被遗忘的人”成为舞台上的主角。
在这个过程中，党的作用至关重要。党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带领群众走向解放——是带领，而不是恩赐。所有的解放，都应该也必然是自我的解放，否则就是另一种奴役。
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一个深刻难解的矛盾：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带头人的党，在和平的环境中，会发生蜕化变质，成为又一种精英——新阶级。这个新阶级，会利用各种“建制”化的制度和机构，打造自己的特权地位，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央集权的苏式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带有精英化、封闭化、特权化的基因，无药可治。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坚持不懈地斗争——群众路线和苏式计划经济之间的路线斗争。
三十年坚持不懈的唤醒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成就伟大。虽然群众直接掌权的“大民主”在现实中不成功，但正因为全国范围内持续的群众运动，亿万人民反复被教育、被号召、被激励去掌握自己的命运，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去做国家的主人，曾经被深度撕裂的国家，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和完整。旧中国这个四分五裂、互相隔离的大酱缸，被三十年风风雨雨搅弄得天翻地覆、浑然一体，锻造成为坚强的整体。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虽然经济指标非常落后，但在国家一体化、整合水平、人民的思考能力等多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已经遥遥领先。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几千公里范围内的数亿人，高度认同自己属于同一个国家；人们的政治意识、国家观念大大强化；交通网、信息网、国家治理能力和三十年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有了维度上的跃升。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只是这个维度跃升的表现之一，并且不是最重要的表现。
十亿级别的人口，实现了根本利益的一致化。新中国，把数亿浑浑噩噩、麻木呆滞的祥林嫂、闰土、阿Q，变成了不驯服的、敢于战天斗地的社会主义新人。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社会整合上从未有过的壮观伟业。这才是前三十年创造出来的最大成果。后四十年经济的腾飞，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不过，前三十年的成果，还有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个，下篇文章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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