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光影像笔记㊲ | 罗兵《罗家屋：我和任定其》| 一个80后对记忆老人的走近

（“饥饿”剧场舞台上的罗兵）

吴文光影像笔记㊲

罗兵《罗家屋：我和任定其》| 一个80后对记忆老人的走近

∨

提要

任定其，湖南茶陵县一个叫罗家屋村子的村里人，以回忆录方式记录自己的一生（1930年代至1980年代），90年代中期开始写，其年60岁，10年后完成，取名《天地无情回忆录》。手稿藏在家里某个地方，只有他自己知道。

因为民间记忆计划，2010年夏天罗兵回村，发现这个邻居老人“写回忆录”行为，但不被信任，“回忆录”只是听说。

下一个冬天，再次返回村子采访拍摄的罗兵，看到任老人回忆录手稿，30万字，密密麻麻写在8本“学生练习本”上，从“出生”讲起，一个“小地主”之家，人生变故从“1949”开始，一路下滑，文革跌至谷底。

罗兵获得“回忆老人”任定其信任，进入罗兵的镜头，讲述“从前的事”，并走在罗兵摄像机镜头前，一路引领认识采访拍摄村里更多的老人。

“回忆录老人”如何成为罗兵第一部影片的主角？影片的叙述线如何铺成？钥匙是，如何认识任定其这个“回忆录老人”。

此文写于2011年5月，民间记忆计划第二年。这一年有6部影片完成，罗兵的《罗家屋：我和任定其》是其中一部。

【罗家屋，2012年冬，任定其（左）和罗兵（右）】

4月，草场地工作站初剪工作坊，轮到罗兵出场了。这是他的第一部片子，去年夏天和今年冬天两次回村采访拍摄，前后在村里待了差不多四个月，现在看到他拿出手的片子“第一剪”是什么样子。

任定其，影片的主角，一个看似平常的村里老人，居然写了自己一生的回忆录，他被罗兵去年回村采访发现的，但老人只对罗兵说他写了回忆录，并宣称是“内部资料”，不拿给罗兵看。到冬天罗兵再回村，继续拍摄这个任定其老人。终于，在罗兵即将离开村子之前，老人把回忆录给罗兵看了。

这是罗兵这个片子的大概背景，任定其是这个片子核心人物。看了罗兵的初剪版本，片子是努力想讲这个写回忆录老人的故事，堆了很多素材，但感觉平淡，难听点说，偏乏味。

问题出在哪儿呢？我一直在想。肯定，使用表达手段存在问题。任定其这个人物是罗兵在回村后，碰到的一个自己动手写自己回忆录的农村老人，是一个强烈需要“见证”的人，即不愿意自己从前过的“苦日子”白过。这么一个人物真的去作为“人物题材”去找，用“大海捞针”形容艰难都不为过，但却被罗兵撞上了，用个比喻形容，如果说他回村采访老人“三年饥饿”一路碰到各种疑问担心恐惧拒绝烂泥潭，那这个任定其老人就如一座山峰立在眼前。他作为影片焦点人物可以说是老天赠给罗兵的礼物，但问题是，罗兵的创作不应该仅仅是记录一个人物和他的回忆，虽然我们拍的是所谓纪录片，但仅仅“记录”是不足够的，得寻找到“表现手段”。话说白了，就是要做一部“表现主义”的影像作品，而非通常的“客观描写”记录。

仅仅是琢磨、讨论如何把“表现手段”找到，我觉得还不是问题关键。所谓“表现手段”不就是想招，想出奇制胜的形式嘛，但如果方向不清晰，或者具体说对任定其这个人物理解不深刻不透彻，我觉得那种想招就是头痛医头的庸医行为，解决不了致命症结。也许可以动点小脑子，玩出点小招数，侥幸让这部片子做得还说得过去，但下一部呢？以后罗兵再次回村的方向何在呢？我们在民间记忆计划中谈纪录片的创作，应该从一些基本的关键问题入手。比如说这个写回忆录的村子老人任定其，就不应该随便打量下就绕过去。

所以我想和大家一起讨论下这个任定其，他写回忆录这个行为本身，不仅对罗兵的这部片子至关重要，对他之后的继续创作、包括我们大家是否可以从中汲取非常宝贵的养料来启发激励我们，都是一次天赐良机。

我想从罗兵这个初剪版本中一句作者旁白“我现在不知道是否认识了这个任定其”说起。这句话问得好！是疑问，是追问，是拷问，或者还包含各种各样的“问”。

事实上，任定其这个默默无闻居住湘东一个山洼洼里的普通农民，那些和他长期生活一起的罗家屋的村民，包括他的妻子、子女和后代都不认识他，就是不认识他的另外一张“脸”，不认识蕴藏在他保持温和、弥勒佛笑脸后的内心是什么。

（2010年夏天，罗兵采访任定其）

2010年夏天，因为民间记忆计划罗兵回到村子，接着是下一个冬天，任定其老人生活的这个罗家屋终于有一个后代人开始走近他了，听他讲述往事，并被他引路走近其他老人和回忆。和任定其待了一个夏天和一个冬天的罗兵，回到草场地开始剪辑片子，期间在工作坊讨论中，我们知道任定其这个人和他的故事，无数次讨论这个人以及他存在的价值意义。但我还是感觉，我自己、罗兵或草场地年轻作者，还没有真正认识任定其，只是在刚刚看到这个人的模糊影子。

我记得，罗兵2010年夏天第一次回村采访拍摄回来后，第一次说到任定其这个人和他的回忆录。那时罗兵还没有看到回忆录，只是看到目录标题。其中有“数万雄师造水库，日以继夜做苦力”“‘一打三反’遭审查，远赴他乡去相亲”，我眼睛发亮，感觉这个普通农民的回忆录是一种“不得不写”的东西，有痛苦经历之人千千万万，但变成一个“写”的动作，尤其是一介村民，真的让我惊讶。

当时我和罗兵之间开始一个“在中国像任定其这种农民，写如此回忆录的有多少人”猜测。我先让罗兵说一个他的估计，他明显吃不准，犹疑考虑，最后他给出的数字是：五万。

我说出我的估计是：不会超过一百。

“五万”和“一百”，都是没有任何事实和调查的猜想，但代表着两种对当下环境的推测，前者偏乐观（罗兵后来解释说，中国农民好几亿，说个“五万”不嫌多），后者偏悲观。我的理由是，如果说中国农民有5万人在写这种“作见证”的回忆录，这个国家早就不是现在这种样子了。

“五万”和“一百”的数字讨论发生在2010年夏天，罗兵第一次返回村子回来，之后下一个冬天再次返回，有了与任定其老人的更多相处相知，也包括对村子现实的认识变化，片子完成后的罗兵，可能不会再认可这个数字，这个“不认可”就可能包含着罗兵本人在这个过程中的变化。

但我还是感觉，我们“认识任定其”还有距离，且距离不短。继续展开“认识任定其”这个话题，就从一个简单的事实来说，任定其写他的回忆录是60岁以后，时间是九十年代中。这个时间我理解是任觉得“该写了”，时间到了，局势差不多了，基本安全了，不会有大麻烦了。我想象着这个老人为此内心酝酿了多久，燃烧了多久，也挣扎了多久。

还有一个事实，任说到他看儿子、还有孙女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白纸黑字，依然一派胡言，掩饰，模糊，一笔带过，可以猜想他因为和他亲身经历事实完全颠倒而愤懑，无奈。这些都可能是他“必须要写下来”的动因之一。

想象一下这个任定其写回忆录可能存在的场景和心情，一个年过60的农民，干活之余，猫在黑暗屋里，一笔一笔开始记录自己经历过的60年人生。完全可以想象他依然还会心有余悸，还会胆战心惊，还会竖起耳朵听屋外动静，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在写别人认为的“变天帐”（记得第一次说到这个“变天帐”时，罗兵头次听说，不知道“变天账”什么意思。简单解释就是，“变天账”是形容那些1949年后被剥夺田地家产、被批斗、被列入“罪人”、“坏人”的地主富农及子女，为日后时代改变做的记录，如被没收田产家财之类。）形象地形容，任定其写回忆录这个行为当时就有种“偷偷摸摸干坏事”味道。

如此设想，罗兵以“侦探”方式进入任定琪这个人物内心世界，就是深刻理解了这个人物行为后的一种探测进入。任定其写回忆录如黑暗屋子中的隐藏行为，罗兵镜头探进是对他的内心探究，也是对从前历史的追问，包括对依然麻木的现实是一种叛逆，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动作过程。

“我现在不知道是否认识了这个任定琪”这句话刺激着我，我感觉，可以说这就是一句点题之语，罗兵完全可以把这句话当作影片旁白开始的第一句话，由此延续、展开，交织着猜想、疑问、想象、追问等等心理活动，成为影片的一种独特的“内心独白叙述”。

影片的叙述线索是，任老人写回忆录是过去时行为，罗兵只是“听说”者，并没有看到，原因老人说是“内部资料”，也许是老人依然担心畏惧，不敢把自己记录的历史示人；也许也有他不太信得过罗兵这个邻居后生原因，犹疑着是否值得拿出来。这一过程就是罗兵在逐渐靠近任定其，一个青年走近一个老人，走近一段历史，也是跋涉在现实中正在走过的一条路，或者也寓意着作者对自己这个之前从未认真打量和思考的村子（也包括这个社会）的认识旅程。如此旅程中，任定其这个人，逐渐显影，一棵树一样，清晰定格在罗家屋这个村子。

罗兵的初剪版本，可能更多出于“背景交待”“人物介绍”等功能做影片旁白的，再有追求朴实和客观口气，却透着一种无所谓味道。

为什么不把“影片旁白”做成“心理独白”呢？这是一种极端方式来凸现需要达到的叙述效果，把这个“内心独白”方式强化再强化，拧成影片的一条坚实存在的主线，胶水一样贯穿链接推进并影片叙事。这样干的话，也许初剪版本存在的多种内容混杂、互相打架问题就自然扔开了。

说了这么些，刺激着我的是，那个只是在罗兵影像中认识的任定其老人，真的想和他见面！

（写于2011年5月）

（备注：任定其回忆录《天地无情》，2012年回忆录作者把手稿交给罗兵复印，再由罗兵及民间记忆计划志愿者共同打字为电子文本。回忆录共30万余字。

任定其于2014年因病去世，终年79岁。）

（任定其回忆录封面，划红线处：1，文本名：天地无情回忆录；2，作者名：任定其；3，写作时间：1998）

（回忆录手稿第21回截图，划红线处：1，章回名：“人民公社 争先恐后 大锅饭菜”；2，引言：“欲知人民公社发展的部分及威力如何？请听下文见闻。”）

（2013，罗兵和手持回忆录的任定其）

吴文光影像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