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 白春晓：古希腊文明视域下的“世界中心”：一项观念史考察

白春晓，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摘要：古希腊人对于“世界中心”的看法经历了几次显著的改变。在荷马的《奥德赛》中，女仙卡鲁普索居住的俄古吉亚岛是“大海的肚脐”。公元前8世纪末，德尔斐成为希腊的宗教中心并逐渐被尊为“大地的肚脐”。公元前6世纪，在米利都兴起了知识革命，阿那克西曼德和赫卡泰乌斯对世界的认识有所改变，但仍认为德尔斐是世界中心。进入古典时代之后，希腊人对地理区域的了解进一步扩大，加之一系列帝国或霸权的兴起，雅典等几个新的政治中心出现，德尔斐的地位受到挑战。随着希腊政治形势的混乱和独立地位的丢失，希腊知识精英们逐渐将人居世界中心的关注转向了对宇宙中心的探索。作为希腊化时代最大的学术中心，亚历山大里亚深深吸引着他们。虽然德尔斐和雅典仍被尊崇，但希腊本土的吸引力和中心地位明显下降。

关键词：古希腊 神话图景 宗教中心 政治中心 学术中心

       黑格尔在谈论世界历史时曾说：“把东方提升到希腊生活的理想仅仅是一个梦，而作为梦，它并没有实现过。地中海是古代世界的中点……这片大海影响巨大；如果古代世界的中心不是一片大海，世界历史便会苍白无力。作 为一片海，这个中心给予万物以生命并连接着它们。没有它便没有世界历史。”这一观点被普遍视为“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而遭到我国学者的批判。笔者在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研究活动时，也谨记前辈师长的教诲， 时常提醒自己不要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保持中国学者的独立思考和自主精神。然而，有一个问题日益引起笔者的兴趣：撇开黑格尔等近代西方 学者的偏见和意识形态构建不谈，古希腊人自己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尤其是他们是否与其他一些民族一样，对于当时的已知世界具有“中心”和“边 缘”的观念？如果在他们的世界图景中确实有某种“中心”意识，这种意识大致是怎样的？又发生过哪些变化？

      近几十年来，欧美学者对“西方中心论”有所反思，但并未完全摆脱 “中心—边缘”的解释模式（centre-periphery model）。1987年，罗兰兹等人编选了《古代世界的中心与边缘》一书，就借鉴了“中心—边缘”模式重新回顾古代历史，并重点考察了古代近东地区和罗马人的发展。2017年，芬恩发表了题为《古代思想中的“大地中心”》的论文，聚焦于古代文明（尤其是欧洲）的“中心”问题。在我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地理学专家鞠继武教授就对先秦时期中国与古希腊的“中央—边界”问题予以关注。近年来，徐晓旭、鲁博林等学者对古希腊人的世界图景和世界观做了进一步的讨论。本文即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古希腊人对于“世界中心”的认知变迁，属于一项观念史考察，略陈浅见，期待专家们的批评和指正。

一、俄古吉亚岛：神话图景中“大海的肚脐”

      古希腊人早期对世界的认识反映在他们的神话之中。荷马与赫西俄德的 史诗集中表现了他们的世界观。

       对于荷马的世界图景，研究者们普遍注意到了《伊利亚特》中对“阿喀琉斯之盾”的描述。在阿喀琉斯的母亲、海洋女神忒提斯的请求下，工匠神赫淮斯托斯为阿喀琉斯铸造了精美的盾牌。盾身有五层：第一层是大地、天空和大海，月亮和太阳，还有群星；第二层是两座城邦（和平之城与战争之城），代表人间的城市；第三层是犁耕的田野，劳作者正在收获的国王属地，还有一片种植葡萄的果园，代表农业；第四层是有牛群的牧地、有羊群的牧场和一座舞场，代表畜牧业和娱乐；第五层是水流磅礴的环形长河（或“大洋”，Oceanus，俄刻阿诺斯）。从中可以看到，荷马明显受到了平面圆形大地观念的影响—大地仿佛一个大圆盘，边界是环形长河（见图1）。同时，在荷马与赫西俄德的神话叙事中，宙斯与主要神祇居住在高于云层的奥林波斯山上，大地之下则是冥王哈迪斯的王国，再下面更深处是囚禁着提坦们的塔耳塔罗斯（Tartarus）。总体上，这构成了一幅想象中的三层宇宙（Three-Story  Universe）图景，而人类生活在大地上（见图2）。对于荷马和赫西俄德而言， 他们所熟知的实际地理区域主要是希腊本土、爱琴海和小亚细亚沿岸地区。荷马还了解埃及和利比亚等地的情况，但对更远的区域，他不是“根本不知道”，就是“入于幻想之境”。

       在《奥德赛》中，荷马进一步认为，女仙卡鲁普索居住的俄古吉亚岛 （Ogygia）是“大海的肚脐”（omphalos thalassēs），即地理上的中心点；埃塞俄比亚人是住在东、西两端极远之处的民族，他们当中的“一部栖居日神徐佩里昂下落之地，另一部伴随他的升起”。可见在他的神话图景中，世界中心和边缘的意识已经初步形成。

二、德尔斐：宗教圣地成为“大地的肚脐”

       “大海的肚脐”俄古吉亚岛存留在神话幻想之中，无法真正确定它的所在之处。进入城邦时代后，德尔斐逐渐成为希腊人普遍信仰的“大地的肚脐”（omphalos gēs），它位于希腊中部的福基斯（Phocis）地区，地理位置是真实而明确的。但德尔斐“并非与生俱来就是希腊世界的中心，而是通过好几个世纪的奋斗才摆脱了帕尔纳索斯山边一个孤立的小村落的地位”。事实上，它到公元前8世纪末才开始成为一个贸易网络上的重要据点和宗教活动中心。通过研究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斯科特（Michael Scott）分析了德尔斐在古风时代如何从一个不起眼的定居点发展成为泛希腊宗教圣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神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使德尔斐成为希腊世界（尤 其在公元前6世纪—前4世纪）的宗教信仰和信息集散中心，不时有城邦和个人前往求取神谕。另一个泛希腊宗教圣地奥林匹亚地理位置偏南，位于伯罗奔尼撒西部，并且主要功能是举办每四年一次的竞技赛会（进入公元前 6世纪后，德尔斐也举办皮西亚赛会），而非经常性地发布神谕，因此在希腊 世界的中心性（centrality）要弱于德尔斐。

      关于德尔斐在当时的地位，古代留下了著名的传说：宙斯从世界东、西两端各放出一只金鹰，它们在德尔斐相遇，确认这里是世界的中心，并留下 了“肚脐石”。这很可能是在德尔斐成为宗教圣地后强化其地位的一种说法，而这一说法仍然反映出平面圆形大地的观念。因为，只有平面圆形的世界才会有“圆心”（“肚脐”），两只鹰才会从东、西两个方向飞行后确定它，而“球面上的世界不会有圆心”。同时，“希腊中心主义”观念开始通过神话方式得到确立。

       公元前6世纪是一个革新的时代。此时，希腊人已经通过大规模海外殖民运动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建立了大量殖民城邦，熟悉的地理区域得到了扩大。而在小亚细亚沿岸的米利都学派重新思考万物的起源和宇宙的构成问题，奠定了古希腊人科学认知与哲学思维的基础。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 （Anaximander of Miletus, 约公元前610年—约前546年）被认为绘制了第一张世界地图。虽然这份地图失传了，但关于它的零星记载仍反映出它的基本特点：世界是圆柱形的，这个圆柱体的高度是其直径的三分之一，像一根石柱（在现代人看来也有点像蛋糕），圆柱的顶层是平面圆形的大地，人类居住在上面，长河环绕着大地。太阳、月亮和星星围绕着大地在轮状轨道中运 行。大地的北部是欧罗巴、南部是亚细亚（包含着利比亚/阿非利加），德尔斐占据着大地中心的位置（见图3）。从中可以看出，阿那克西曼德的宇宙图景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原先神话叙事中的世界观，但他仍然认为大地是平面圆形的，而其中心点是德尔斐。

      另一位米利都人赫卡泰乌斯（Hecataeus of Miletus，约公元前550年—前 476年）继承了阿那克西曼德的看法。他在广泛的地理调查基础上，撰写了 《大地环游记》（Periodos gēs），分为“欧罗巴卷”和“亚细亚卷”（含利比亚）两卷内容，并制作了更详细的世界地图（可惜也失传了）。赫卡泰乌斯同样认为，世界类似于圆盘形状，长河环绕着大地，大地分为欧罗巴、亚细亚和阿非利加三块大陆，三块大陆当中是地中海，希腊在世界的中央，而中心点是德尔斐（见图4）。

       总之，从有关阿那克西曼德和赫卡泰乌斯地图的零散信息中，可以发现当时希腊新兴的知识群体正在逐渐摆脱神话思维，并将以地圆观念为基础的 “希腊中心主义”知识化、系统化。而在古风和古典时代大部分时候，德尔斐在希腊世界的“中心”地位一般是得到公认的。当时希腊人在宗教和文化上的共同体意识从中得到了体现。

三、波斯、提洛岛、雅典、巴比伦：帝国兴起后的“世界中心”

       不过，古风时代克里特的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公元前7世纪末或前6世纪）就开始质疑所谓的“肚脐”：

       大地没有中间的肚脐（omphalos），大海也没有；即使有一个，它对神祇是清晰的，但对凡人是不可见的。（οὔτε γὰρ ἦν γαίης μέσος ὀμφαλὸς οὐδὲ θαλάσσης· εἰ δέ τις ἔστι, θεοῖς δῆλος θνητοῖσι δ᾽ ἄφαντος.）

       罗彻（Wilhelm Heinrich Roscher）等学者推测，除了公认的“大地之脐” 德尔斐外，当时或许还有别的城邦（如米利都等区域性中心）在谋求“世界中心”的地位。埃庇米尼得斯很可能在嘲讽包括德尔斐在内的这类“肚脐”（omphaloi）。

       进入古典时代之后，确实有几个新的“中心”挑战德尔斐的地位。这既与希腊人对地理区域的进一步了解有关，又与当时兴起的一系列帝国或霸权所带来的冲击相联系。

       公元前5世纪，随着希腊人与波斯帝国爆发冲突与战争，他们所知世界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年—约前425年）记录下了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绩”，他的世界图景无疑要比前人更加广阔、详细。虽然他坚持认为欧罗巴是三块大陆中最大的，“长度等于其他两地（指亚细亚和利比亚）之和”，在宽度上“比其他两地更是宽得无法相比”，但他也详 细地描述了亚细亚的“广袤”。他的出生地哈利卡纳索斯位于小亚细亚沿岸 （邻近米利都），一度被波斯人吞并和统治，这使他便于获悉波斯帝国的许多情况。由于他对亚细亚地理的认识丰富了不少，他的世界图景也向东“拉长”了（见图5）。因此，他才会嘲笑当时为数众多的平面圆形世界地图， “画得像圆规画的那样圆”是不合适的。他在历史叙事中仍延续希腊人的传 统，充分肯定德尔斐作为神托所的重要地位。但是，罗姆尼指出，希罗多德在介绍他的世界图景时将波斯人放在首位，波斯帝国的核心区域（苏萨、 波斯波利斯等）占据了人居世界（oikoumenē）的中央，希腊却被置于这个世界的“边缘”。这对以德尔斐为中心的希腊传统世界观提出了挑战。或许罗 姆尼对希罗多德地理观念的解读值得再探讨。但无论如何，庞大的波斯帝国会迫使许多希腊人“重新绘制自己的心理地图”。

       然而，斯巴达人在抵御波斯帝国入侵的同时，对正在扩大范围的外部世界表现出一种冷漠。相比海外活动，斯巴达人更关注国内事务。早在伊奥尼亚起义前夕（约公元前499年），当斯巴达国王克列欧美涅斯得知从伊奥尼 亚海岸到波斯的都城苏萨需要三个月时间时，他便断然拒绝了阿里司塔哥拉斯关于进攻波斯人的提议。而在反击波斯的作战时期（公元前478年），斯巴达的宝桑尼阿斯率领希腊联军攻入伊奥尼亚地区，之后他却因涉嫌通敌波斯和有僭主倾向而被召回国受审。斯巴达人因害怕出国的人会像宝桑尼阿斯一样变得腐败，便不再派人指挥盟军同波斯作战了，将指挥权拱手让给了雅典人。

       由于斯巴达地处伯罗奔尼撒内陆，相对封闭的环境使斯巴达人固守传统的观念。他们对德尔斐相当尊崇。德尔斐地理位置重要，具有军事战略价值，但德尔斐人自身弱小，需要保护者。斯巴达人不仅信奉德尔斐发布的神谕，而且在第二次“神圣战争”（公元前449—前448年）中控制了德尔斐圣所，将其交还给德尔斐人，维护德尔斐人的利益。此后，伯罗奔尼撒同 盟实际上长期控制着德尔斐。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德尔斐的神谕才会明确偏向斯巴达。斯巴达的战略兴趣在希腊本土（主要是中南部地区），它力主维护以德尔斐为中心的希腊世界旧体系。

       与保守的斯巴达人相比，雅典人勇于创新，不惜冲击旧体系，尝试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新秩序和新体系。在对待德尔斐的态度上，雅典人很可能在马拉松战役获胜后，心怀感激地向那里奉献过一座宝库（“雅典人的宝库”）。但希波战争结束后，他们有控制德尔斐的意图。在第二次“神圣战争”时，雅典人支持福基斯人，一度将德尔斐圣所交给福基斯人，这便损害了德尔斐人的利益。公元前478年，由于斯巴达人主动放弃了对希腊联军的指挥权，雅典人获得了领导权。随后，以雅典为首的爱琴海域诸希腊城邦组成了共同抗击波斯人的同盟，因同盟的财政库设在提洛岛而被后世学者称为 “提洛同盟”。公元前454年，雅典人又将同盟金库从提洛岛迁至雅典。在伯里克利的主持下，雅典动用提洛同盟的公款重建了卫城上的建筑。此后， 雅典日益加强对提洛同盟成员国的控制，并谋求更大的霸权。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他们就已远征埃及、塞浦路斯，并出兵希腊中部（贴萨利、波奥提亚、优卑亚岛等地）。公元前431年，为了打败斯巴达人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突破旧的体系格局，伯里克利又带领雅典人与他们开战。伯里克利公开宣扬：雅典是希腊的学校；雅典人的政治体制并不模仿他人，而是他人的榜样；雅典人甚至像僭主一样拥有着霸权。雅典人还对统治西西里满怀希望，于公元前427、前425、前415年对那里发动了三次远征。

      雅典人是面向大海的，他们在希波战争后崛起，同时拥有了新的世界图景。公元前423年，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在雅典上演，其中一幕是阿提卡的农民斯瑞西阿得斯前往苏格拉底的“思想所”（Phrontisterion），看到了当时的世界地图。一位门徒向斯瑞西阿得斯指出了雅典和阿提卡的位置。伊 尔比猜测，在“思想所”的地图上德尔斐或许是中心，但雅典或提洛岛也可能是中心。此时，在许多雅典人心中，雅典或提洛岛确实有可能已取代德尔斐成为他们的世界的中心。另据普鲁塔克记载，公元前415年，在远征西西里前夕，雅典的年轻人和老年人都热衷于在地上画地图。他们不以征服西西里为最终目标，而是打算以那里为基地与迦太基对抗，进而占领利比亚、所有爱琴海沿岸和赫拉克勒斯之柱以东的全部海域。他们当时的战略构想有可能是建立一个以雅典为中心、进而囊括整个地中海的新帝国。不过，这个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惨败。雅典人未能进一步扩大他们的霸权。

       最终，波斯帝国与希腊世界的对峙被亚历山大大帝彻底解决了。公元前323年春季，当亚历山大结束远征回到巴比伦时，他已征服了希腊人所知晓的绝大部分文明世界。他似乎有将欧罗巴、亚细亚和埃及整合在一起的想法。他不仅在新帝国的境内兴建了多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而且可能准备将位于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作为新首都：

       巴比伦将成为帝国的中心和皇室的居所，因为根据规模、古代的荣耀，尤其是地理位置，这座城市都非常适合这一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亚历山大热爱并积极推广希腊文化，但他并不将自己帝国的中心局限在希腊或马其顿。作为当时东、西方大致的中间点，巴比伦具备成为新的“世界中心”、进而统合整个帝国的可能性（见图6）。但这 一切随着亚历山大的早逝而旋即改变。

四、亚历山大里亚和罗德岛：新的学术中心和地理中心

     进入公元前4世纪之后，希腊世界的政治变得日益混乱，斯巴达、雅典和忒拜都无力统一希腊。“林立的小邦相互之间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勾引希腊文明历来的大敌波斯……希腊的统一，波斯的征服，只好由蛮族马其顿王来完成。”与此同时，希腊的文化学术却呈现出灿烂繁荣的局面，“政治上衰落的雅典成为了文化中心”。一部分希腊知识精英对东、西方的认知更加扩大和深入了，但他们无力改变现实政治的局面，选择将更多的热情注入学术研究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相继建立了他们的学园。他们对论证 “希腊是否还处于世界中央”的兴趣已减退，转而将目光转向宇宙（cosmos）。在此背景下，以柏拉图《蒂迈欧篇》为代表的新宇宙论诞生了。正如鲁博林所指出的，对世界中心位置的讨论在古希腊人中间发生了一次悄然的“视角转换”—从对人居世界的中心希腊的关注，转移到了对宇宙的中心地球的 关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整个世界不是圆形的，而是球形的，目前已知的世界只不过占一小部分。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写下了这段名言：

       苏格拉底：“它（指地球）是非常大的，我们生活在赫拉克勒斯之柱和费西斯河之间的区域只是很小一部分。我们生活在大海周围，就像蚂蚁或青蛙环绕着池塘一样，还有其他许多人生活在其他许多类似的地方。”

     （πάμμεγά τι εἶναι αὐτό, καὶ ἡμᾶς οἰκεῖν τοὺς μέχρι Ἡρακλείων στηλῶν ἀπὸ Φάσιδος ἐν σμικρῷ τινι μορίῳ, ὥσπερ περὶ τέλμα μύρμηκας ἢ βατράχους περὶ τὴν θάλατταν οἰκοῦντας, καὶ ἄλλους ἄλλοθι πολλοὺς ἐν πολλοῖσι τοιούτοις τόποις οἰκεῖν）

      亚里士多德不仅批判了原先的圆形世界观，并以月食等为证据，论证 “地球必定是圆球形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同时，他认为：

      地球上有两个可居住的地区，一个是朝上的一极，即我们居住的这一极，再一个朝另一极，即南极。它们的形状如鼓，如果从地球的中心划线，就可分割出这种形状。它们形成两个锥形，一个的底边是回归线，另一个则是可见的圆，其顶点都是地球的中心。两者均以同样方式朝向下面的那一极，但各自分割出的地球的相应部分形成。只有这些部分是能够供人居住的。在回归线以外，无人居住……在大熊星座下面的地区也无人居住，因为很冷。

       可见，人居世界只占球面的一部分，而地球的中心在内部的地心 处，并不在球面上的任何地方。这样也就没有圆形平面上所谓“大地的肚脐”了，“德尔斐（或希腊）是否位于世界中央”也就不成为问题。可 见，随着文明的转型，古希腊人关于世界中心这一问题的讨论亦发生范式转换。

       到了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然而，希腊人的学术却进一步得到发展，在雅典、亚历山大里亚和帕加马等地被组织得很好， 更加精细化。雅典在学术和文化上依然重要，并能吸引许多学者前往。不过，地中海世界真正的学术中心已经“从原来的雅典转移到亚历山大里亚”。在托勒密王朝，亚历山大里亚“成为地中海东部最大的商业与手工业中心， 希腊与东方世界最主要的文化中心”，“希腊化世界最重要的城市”。正是亚历山大里亚（尤其是其博物院和图书馆）浓厚的学术氛围孕育出了西方地理学之父、昔兰尼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of Cyrene，约公元前276年— 前194年）。

       埃拉托色尼早年曾在雅典受教育，之后他受托勒密三世的邀请，前往亚历山大里亚，成为王子的老师和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馆长。他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球形大地的世界图景。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他认为人居世界只占地球的一部分（在北半球）。他利用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之后所带来的信息改进地图。而且，他还以麦西拿的狄凯阿科斯 （Dicaearchus of Messana，约公元前350年—前285年）所采用的两条垂直线 方法为基础，发展出经纬线来确定地理位置，建立起了更为科学的数学地理。他假设亚历山大里亚和赛伊尼大致在同一经线上，通过科学的方法测量出两地的距离，并由此计算出整个地球的周长。这是他最令人称道的成就。另外，他继承了狄凯阿科斯，将罗德岛设为主纬线和主经线的交汇之处，成为地图上的世界中心点。狄凯阿科斯选中罗德岛可能与当时岛上著名的太阳神赫利奥斯的巨像（约公元前294年开工，公元前282年落成）有关。而埃拉托色尼延续了这一点很可能是由于罗德岛、亚历山大里亚和赛伊尼大致位于同一经线上—这仍然是以他所在的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的设计（见图7）。罗德岛成为制图学意义上的中心，而亚历山大里亚是新的文明中心。

      从公元前4世纪到希腊化时代，通过由圆形世界到球形世界的转变，在 希腊知识精英心目中，一方面可以摆脱原先“希腊中心主义”的束缚，减少被征服之后的心理张力，另一方面亚历山大里亚等地学术和文化的繁荣局面，也促使他们认同新的中心。加之，希腊化时代是一个人口流动性很大的时代，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都大量从希腊本土移民到海外各地（尤其是埃及）。在这一背景下，虽然传统的圆形大地观念仍有许多信众，德尔斐和雅典等地也受到尊重，但希腊本土的吸引力和中心地位明显下降了。

余论：如何看待罗马和耶路撒冷？

       通过对古希腊文明视域下“世界中心”观念的变迁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希腊中心主义”其实与希腊城邦的兴衰密切相关。德尔斐作为泛希腊崇拜的宗教中心和“大地的肚脐”，地位最高的时期是古风时代与古典时代。在此之前，“大海的肚脐”俄古吉亚停留在神话图景之中；在此之后，位于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具有更大的中心辐射力。亚历山大大帝的梦想和托勒密等人的实践不仅仅是“把东方提升到希腊”，在新世界中心的选择上，他们是将“希腊提升到东方”（巴比伦、亚历山大里亚、帕加马）。而这恰恰是由于希腊城邦之间长年累月地相互消耗，在仅仅维系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宗教中心之外，难以通过自身的力量确立一个真正强有力的政治中心。事实上，他们的知识精英需要这样的中心来保护他们的学术和文化。这在罗马统治时期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2世纪，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希腊演说家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德（Aelius  Aristides，117—181年）仍坚持雅典在希腊世界的中心地位：

       这座城市（指雅典）在这一区域（指阿提卡）的地位，犹如这一区域在希腊的地位。它坐落于中央地区的中心……而第三个中心点矗立于这座城市的中心，即过去的老城，现在的卫城。

     （ἡ δ᾽ αὐτὴ θέσις τῆς τε χώρας ἐν τῇ Ἑλλάδι καὶ τῆς πόλεως ἐν τῇ χώρᾳ, μέση γὰρ ἐν μέσῃ κεῖται,…τρίτη … ἀνέχει, περιφανὴς ἄνω δι ὰ μέσ ης τῆς πόλεως, ἡ πάλαι μὲν πόλις, νῦν δὲ ἀκρόπολις.）

       这话在当时有一定的说服力。罗马统治阶级将雅典视为高等教育的中心。凯撒、庞培、马克·安东尼、奥古斯都、西塞罗和奥维德都在雅典接受过教育。罗马皇帝们大多也对雅典关照有加，仍然给予它许多恩惠与便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哈德良皇帝在雅典修建了新城。他的凯旋门分隔了雅典的老城（卫城及附近）与新城。在老城内，他建造的华丽图书馆让雅典古 代市政广场上的其他建筑“相形见绌”。而在凯旋门附近的新城区域内，他完成了雅典人在几个世纪内都未能完工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Olympieion in  Athens），并将他自己的雕像与宙斯的神像共同安放于神庙之内。这位罗马皇帝毫不掩饰自己对雅典的偏爱之情，并希望将罗马的新元素注入这座古老的希腊城市，加强其作为罗马帝国境内文化中心的地位。

        在《泛雅典人节演说辞》中，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德同样尝试调和希腊与罗马的历史传统。他尝试构建一种古今时代的传承关系：雅典是古老世界的文明中心；罗马是当今世界的文明中心，它保护和延续了希腊文化的精髓。而身为原先“大地肚脐”德尔斐的祭司，普鲁塔克（Plutarch，46— 120年）则哀叹求问神谕者在逐渐减少。他选择写作“一系列成对的希腊和罗马人物形象”（即《平行列传》）来阐明希腊传统的伦理道德，力求表现出被征服者（希腊人）和征服者（罗马人）同样伟大。总之，罗马作为新的世界中心还是这些希腊知识精英愿意接受的事实，最起码他们在罗马统治下可以保存和传承希腊古典时代的文化。两个世纪之后，“新罗马”君士坦丁堡落成之后仍然吸收了大量古典元素，包括从雅典直接掠走的古代雕塑。

      但到了古代晚期，随着基督教取代古代信仰，耶路撒冷作为“上帝之城”被确认为新的世界中心（见图8）。而罗马作为“地上之城”则终将灭亡，其他的异教文化和学术中心也几乎都遭受了打击。4世纪末，狄奥多西一世下令禁止对德尔斐和奥林匹亚的崇拜。529年，查士丁尼一世关闭了雅典的阿卡德米学园。在这一过程中，希腊人的世界观亦发生重大变化，耶路撒冷终于成为他们信仰上的世界中心。希腊人走入了中世纪。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2021年冬季号，作者白春晓，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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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殷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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