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 我所经历的“二月镇反”（下）

我所经历的“二月镇反”（下）

王  锐

“世外桃源”般的乡下日子

胜利公社驻地距市区大约20来公里，正在自贡通内江的国道公路旁边。可是当时不通公交车，也无客车可达。到公社驻地，只能先坐公交车到距市区10余公里的大山铺。剩下的那10公里左右的路程，只能沿公路步行。正常速度，得走两个小时。

那时的下派工作组，讲的是“三同”，即与农村干部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那次，劳动免了（下大队和生产队田间地头跑路是免不了的），“同吃同住”，却是必须的。

虽是“文革”高潮混乱时期，公社领导班子好像还能正常运作。对我一男一女两个小青年，虽知属于“不明世事”那种，但有着“市里工作组”这种身份，还是尊重，接待也很热情。住宿，安排两间有门有窗，还算过得去的屋子，有单人木床及简单家俱，而且各住单间，不与他人同住。在当年农村，算是很优待了。吃饭，则在公社食堂，自买饭菜票，享受公社干部待遇。

只是，个人得带被盖、床单、脸盆，包括茶盅等用品。无车。我与那女孩是如何将这些东西搬到公社，工作组结束又如何扛回市区，已全无一点记忆。依稀有点印象的就是，每个星期六下午，吃过中午饭，我和那女孩就相约，从公社驻地沿那条国道，一路步行两个小时，抵达大山铺场镇车站等候班车。好不容易等来一趟公交车，再花几十分钟回到市区。星期天下午或是星期一早上，再如是公交车加两小时步行，返公社驻地。

乡下的日子悠闲而单调。我们这工作组，基本没带任务和指令，除了集中时的那次布置，以及最后的一次总结汇报外，印象中，没让我们这些下乡人员返市指挥部作回报，或是新布置交待什么工作。所有使命，大致就是督促下面春耕工作并将底下情况带上来。如此而已。所以说，这个市里派出的工作组，实际上是可有可无。下面好像也没把我们当好大回事。只不过有什么会议或研究布置点事情，客气请我们到场参加而已。

有时，也例行让我俩发表点意见。我能讲出点什么？就说没有。那女孩见我不讲，更是说没有。

那个公社驻地，虽在公路边上，但处于自贡市大山铺和内江的凌家场两个场镇中间，各距10公里左右，真正是“前不挨村，后不挨店”。附近连最小那种商店、饭馆都没有一家。天气好时，有农民背一捆甘蔗到大院门前坝子里卖，算是唯一可购商品。

公社机关是一个大农家院子，皆青瓦平房，当年最常见的那种老式混砖楼房也没一栋。真正“一穷二白”到家了。空闲时没有电视电影可看不说，连报纸也难见一份。有线广播好像有，但其时是非常时期，似乎也没听到过什么广播。

公社干部，下班后有家的回家。家不在当地或是离家较远不便回家者，吃住均在那个大院里，也难见有什么消遣娱乐活动。如今流行天下，四处开花的麻将，在“文革”前就不常见，“文革”开始就被视为“四旧”给禁止了。

唯一消闲打发时光的，就是于公路或田间小路散步，看看春意盎然的田园风光。更多时候，是回到自己房里，关起门读一点自己带来的闲书。我不知道同来那女孩喜不喜欢读书，言谈中，似乎不像对书籍尤其是文学作品感兴趣者。由此，我也就不知道，每天回到她那房间里（尤其夜晚），她个人究竟在干点什么，如何打发那般漫长寂寞无趣时光的？

那时的年轻人，本份而单纯，男女之间接触交往，礼貌而极有分寸。有时饭后无事，我俩也会掏零钱买点甘蔗，然后分一截给对方，两个人一边吃甘蔗，一边在公路上任意走走，随便聊点什么。那年，我22岁半，没有女朋友，也尚无恋爱经历。那女孩，可能比我稍大一岁，也未成家，有没有男朋友我不知道。从来不问，也未聊及这方面事情。但平时两人之间接触往来，很是坦然。起码在我，从未有过任何男女之情方面的念头，她对我，好像也没有什么防范之心。彼此都相处得很好，很放松随意。

一直到我们一个多月后分手各自回单位，我也不知道女孩在单位是干什么的，家住何处，家庭情形如何。她又是如何派到生产指挥部分配下乡？也不得而知。平时与她闲谈中，隐约感觉她好像也是“造反派”（起码造反派观点），是不是像我一样在“镇反”高压下想逃避现实，躲到乡下来求宁静？都不知道，也不方便过问。也真是奇怪，回归单位后这许多年，尽管同处一个城市，那么一个小地方，我再也没见过她。一次也没有。当年那一段有限相处时光，就此存留在记忆中，属于比较美好记忆那种。

那一个多月，城市里面四处散发着紧张和大祸临头的气息，驻军主导下的对造反派报复性镇压，大逮捕大批斗场景，似乎离我很远。真正是“眼不见，心不烦”。我平时连单位也不回，个人在乡下过着寂寞却安静的日子。那里没人管我，追查我是不是造反派。

卫生局科长被捕

乡下日子宁静悠闲让人心安。但心里面，对时局还是关心，尤其想从一些动态了解下步方向。周末回城，同家人聚一聚，以及同学朋友相逢一谈，所听到的，都是“镇反”加速，以及被压垮的“五军一兵”（市民对几大保守组织的简称）又重新抬头，那些人趾高气扬，为军方及公安逮捕镇压造反派当“线人”打手的消息。

有个星期天，我逛街，顺便走滨江路，沿釜溪河散心。远远看见两卡车迎面过来，车前立着几个人。其时春寒料峭，河边风大。我在想，这几个人还不怕冷，敢挺立车头吹寒风。

及至两卡车驶近，我才看清，车厢前方挺立着的几个人被绳索五花大绑，周围有持枪的士兵押着。原来是军方押送逮捕的造反派人员。

▲   网络资料图

卡车从身边飞驰而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卡车上被绑着那些人，甚至有种大义凛然样子。有点像电影中所见被捕共产党员形象，有为“革命理想”从容入狱，甚至从容赴刑场的气概。我想，当年被捕的多数造反派心中，可能正怀有如此心理。因为他们认定自己是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造反”，是在保卫“毛的革命路线”。虽“坐牢犹荣”，虽死更是“犹荣”。

军方捕人已从黑夜进行，转到白天公开行动，且招摇过市，说明“镇反”的规模声势，已达空前地步。有消息说，“五云村”（有名监狱）已人满为患，当局正在安排新的关人地点。

有个周末返家，终于见到了卫生局同事被捕的消息。也是从街头标语或大字报上获知的。下乡以来，我从未回过局里。也不知“镇反”大背景下，那些当过造反派的同事，是如何熬过来的。

被捕者姓兰，是卫生局医疗科科长，当时局机关唯一有大学文凭的干部。兰科长既不是局造反团头头，连一般成员也不是，他却是局干部中最先“揭竿而起”的“老造反”。

我是局造反团成员，知道兰科长虽为局内最早“老造反”，但造反团一直在排斥他，不让他参加。原因是，兰科长身上有“国民党少校军医”这种身份。局造反团为自保，力求“组织纯洁”，始终拒绝其加入。兰科长就成了游离于造反组织之外的“老造反”。

这位兰科长，时年40多岁，身材瘦高，脸型也瘦，白皙中带点红润，长年如此，不知是否喝酒的原故。感官上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门牙中有两颗暴牙，说话就很显眼。

兰科长管的那个科，是卫生局最主要的科，其似乎却没什么权力，因他不是党员，又有旧军医那种身份。他平时对人很和气，经常笑嘻嘻的，对我这个小小的合同工也不例外。他是安徽人或者江苏人，说话口音有时让人不太好懂。

“文革”中，兰科长最早起来造反是有深层原因的。他平时不受信任，遭歧视，趁 “文革”起来出口气，大概算是远因。近因，却是“文革”之初干部排队时，据说他被排为“三类”。流传的说法，“批三斗四”，而且运动后期一定会“组织处理”。所以，如当年陈胜吴广处境一样，不反是死，起来造反也是死，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可以说这是“文革”中多数“老造反”的实际处境和心态。全卫生局正是这位兰科长首先举起“造反”大旗。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大都是随潮流的“骑墙派”，有些人更是“摘桃派”。

“文革”局势反复，大搞“镇反”，兰科长那种经历自然首先成了“镇反”对象。他不是任何造反团成员，也因有过“造反”经历而被捕。这种荒谬逻辑，在当时主持“镇反”的人看来，却很正常。而且就此可证，“造反派都是牛鬼蛇神，历史渣滓”这种认定。

他被释放后，在一次局干部学习会上，我听兰科长当众介绍过他那段经历。他是有意讲出来的，以图让不了解或是误解的人了解。

他说，当年大学毕业，是为了混口饭吃，才到的那家医院当一名医生。后来按级别套用军衔，评了个少校军医。如此而已。他始终是个医生，没介入政治，也未参加过国共战争，更未反对过共产党。算什么“历史反革命”？

他当场质问“三月黑风”中，与士兵公安一起来逮捕他的那两个卫生局同事（一人任机关战斗军军长，另一人任师长，都是“镇反”积极分子）说：

“那个时候我要找个饭碗吃饭呀，不找饭碗就要饿死。找个饭碗吃饭也有罪？就成了反革命？世界上哪有这种道理？”

这位兰科长被捕后，在监狱中关了一个多月，直到4月底，大概是属于被捕造反派释放最晚那批之列。

▲中共中央关于文革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规定，俗称“公安六条”，此文件成了镇反的依据。尤其厉害的是第二条，即所谓“恶攻罪”（执行中扩大到批评或议论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算“恶毒攻击”），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即因“恶攻罪”蒙难。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4月30日或是5月1日，我已从乡下回到局里。那时，造反派全面复出。这天，接通知，各造反派去十字口广场集会。这是“二月镇反”后首次造反派全市大会，大家都兴致勃勃，心想造反派终于出了口气。

卫生局造反团，翻出被收缴的造反团大旗，由我高举（当时我算造反团唯一年轻人），10多个造反团战士去广场赴会。走在大街上正碰见刚出狱的兰科长笑嘻嘻迎面而来。惊喜之中，带着点“造反派终于又出头了”的心态，彼此亲热握手，问候一番才分手。

当然，由于他“国民党少校军医”那种身份，局机关造反团上下，始终对这位“老造反”兰科长保持着距离。不仅拒绝其加入，有时甚至还彼此闹出些不愉快。

亲历公社“镇反之夜”

从“2·17信件”以来，市里几个城区“镇反”搞得轰轰烈烈，但广大的乡下农村，似乎却风平浪静，让我感到像“世外桃源”。当时我心想，农村文革也没怎么闹，可能不会“镇反”吧。然而，事实是，我这种想法还是太过天真。

大概3月下旬，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公社大院里，突然通知让我和那女孩参加一个会议。开会地点在一间办公室。去了才知道，这是一次研究当晚在全公社展开“镇反”捕人的情况通报会，以及部署和实施方案的准备会。与会者大概就10来个人。

按理说，这是相当机密的事情。因为行动就定到当晚深夜开始，整个公社境内全面展开。离行动时间还有10来个小时，自然存在通风报信，走漏风声的可能。所以说，这应当是少数核心圈子才知晓，具有相当机密性质的会议。

也许是考虑到我们“市里派来的工作组”这种身份，竟然让我俩也列席了这种机密会议。我们去时，那些人都坐在那里（说不定已经开了一会）。可能是开会时见我们没在，主持会议的那位公社书记，觉得有些不妥，又派人通知我俩参加。

说是开会，其实整个过程，基本上就是那位驻公社的“公安特派员”，个人在唱“独角戏”。他大概才从区上或是市里回来，传达布置市里或区里展开的统一行动，于当晚展开捕人行动，逮捕公社造反派头头及骨干。

这位“公安特派员”平时在公社大院里，尤其食堂吃饭时经常见到。年轻，大概30来岁，身材偏瘦，基本着便装，不介绍还看不出那种公安警察的特殊身份。彼此不明底细，对我这个“市里下来的”，倒也还客气，碰见了，互相点个头，算是招呼，却没更多交道。

这天会上，这位驻社公安先是传达上级指令，说是这晚区里统一行动，农村各公社对造反派中的“反革命头头”和骨干实施抓捕。被捕对象名单，可能他们前期摸底就已经拟议好了，且已获上面批准或是商议过。第一批大概是10余人。

听了这位公安特派员的一番介绍，我才知道，这个胜利公社的造反团，好像是叫“坚强造反团”，全公社是一个总团，下面各大队有分团。总人数达1000多人。这数字叫我吃惊。1000多成员的造反团，若是放在市区，是很大一股势力。实在没想到农村里面，仅仅一个公社的造反派有如此之众！

这位公安特派员，在会上讲了捕人的各方布置准备，又望了望大家，说：

“虽然作了充分准备，但还是应当把情况往复杂方面想。毕竟，这个‘坚强’造反团，有一千多成员，如果一千多人闹起事，不让我们捕人，或是阻挠我们的逮捕行动，还是会有麻烦的。我们应当把困难设想得多些，有所准备。”

接下来，这位驻社公安讲了一番让我印象深刻的话，让我至今难忘。这些话，肯定不是他的发明，是传达上面精神。

他说：“下去逮捕人时，若是有人阻拦，哪个阻拦，就先捕哪个。如果当时我们的人手不够，现场捕不了，就将他的名字在心里记下来，这次逮捕行动结束后，来再捕。记住，不管有多少人想阻拦，都用眼睛看清楚了，心里记住就行了。哪怕他没有直接阻拦，但样子不满，想阻拦，或是说了什么不满的话。大家要通通都记下来，下来再找他算帐！”

这番话我当场听得清楚，心里也一直在琢磨。我相信这可能是就是专政机关一贯的策略，有些事，当场不露声色或不便露声色，但心里有本账，等会再“秋后算账”。而且，我相信这些原则手法，至今对付一些事件时，仍在继续使用。不过，这种“过后指认追罪”的手段，会不会伤及无辜？且被一些人利用，有意胡乱指认？

经过这个会议，我深深感到，表面上平静如常，被我视作世外桃源的乡下，其实也是暗流汹涌，颇藏凶险。只不过我等是局外人，又有“市工作组”这种外衣，一时感觉不到罢。

当晚，我等未被告知有什么安排，自己同这些被捕者一个不识，也不存在什么瓜葛，到时就照睡不误。

没料，半夜时分，响起了敲门声。我听出是与我同来的那女孩，在轻声喊我起来。

我匆匆穿上衣服开门。那女孩对我说：“×书记叫你也去一下。”

此刻正是深夜，春寒甚重。未及多想，我匆匆抓一件外衣披在身上，随女孩穿过院子，来到一间亮着灯光的大屋。

被捕者的“求情”被拒

我猜想，主持工作的×书记，大概觉得如此大事，市里来的工作组成员不在场，似乎不好，又临时叫醒我们，来现场亲历一下，看一看情况。

其时，已捕到了几个人。我一进屋，就看见大屋子一角，地上几个人五花大绑，跪着或是坐着缩成一团，随便丢在那里。

见我们进来，×书记望我点点头，招呼一声，说：“你们还是来一下好。”

我感觉他是带着善意。不过，我们确是什么也参与不了，只能呆在那里，充当“陪客”。

现场气氛有点紧张，也有点压抑。捕人者和被捕者都不说话，只是黙黙行动。那位30来岁公安特派员，才是今晚行动的主宰和实际指挥者，也一脸严肃，又很有使命感样子，与平时看见的他全然不同。

他不停地进进出出，处理各种细节，不理睬待在一边的我们（最初看见我们那一刻是否打过招呼，我也没印象）。一切都在有条不紊，按他们先前拟订的方案进行着。

好像也没生什么意外。比如说遭遇阻拦和抵抗，该捕的人没有捕到等等，这些情况，似乎通通没有发生。

陆续又有被捕造反派被带进来，仍是五花大绑，丢在那个角落。这些被捕者，公安员、公社干部们可能是认识的，却没一人讲过点什么话。

似乎逐渐进入到逮捕行动的尾声。×书记及其他人（好像有区里派来的人）先后出去了。屋里仅剩我和那女孩，公安特派员。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这细节，让我终生难忘。

因夜寒，我出门临时披了件风衣在身上。那风衣其实是我父亲的，米黄色，大半新旧。1965年末1966年初，我随局里干部到边远的荣边公社劳动，“改田改土”个多月，也带着这件风衣。既可遮雨避风，睡觉又可加在被盖上保暖御寒，用处很大。这次下乡就又带上了。

这种风衣装束，当年城市也很难见，何况在农村。一看就知道是从市里下来的。我又没说话，让不了解情况者看来，更像是主事的人。

就此，可能给当晚的被捕者造成错觉，认为我是上级专门派下来主持“镇反”抓人的。

在屋子里呆了一阵，我发觉角落里那几个被五花大绑着的被捕者中，有人拿眼睛一直在往我这里望。终于，在屋子里仅剩下我这几个人后，那人稍抬起身子，望望我，又望望那公安特派员，说了句：

“可不可以，把绳子给套松一点？”

那人见这边没有什么反应，又稍大点声音，补充一句：

“人都逮到这里来了嘛，要跑也跑不脱。捆得太紧了，手遭不住，可不可以捆松一点？”

说完这些话，又一直拿眼睛往我脸上望。看样子，真以为我是“关火”的，可以发话为他松点绑。

听见这话，我又羞愧又无奈。心里想说的是，跟我说有什么用？我哪作得了主？又转念头道，其实我也是造反派，说不定到时候，自身也难保，哪里有资格为你松绑？

心里转着这些念头，却不敢有任何表示，装着什么也没听见。与我同来那女孩也是如此。那公安特派员也没做声，一直忙他自己的事。只不过，脸上似乎浮着不易察觉的一丝冷笑。那被捆着的造反派，见“求情”无望，也没再出声了。

这一幕，几十年来一直存在我记忆中。那番情景，每每让我感慨不已，也始终对那位不知名的“求情者”，心存一分歉意。

后来见文革小报上回忆文章中，谈到当年“二月镇反”被捕者遭遇，也确有手腕被捆得伤痕累累，甚至弄残的事情。那些士兵、公安，乃至民兵，及所谓“革命群众”，已将对方当“反革命”对待，确实很难让他们“手下留情”，所谓“人道主义”，更是奢望。

“二月大镇反”终于祸及农村。后来见到揭发材料，都是主持其事的成都军区负责人（主要是副司令员韦杰为首），意图将“镇反”扩大化，纵深化的结果。他当时在听取各地汇报并发布指示时，一再强调，前阶段“镇反”虽取得一定成绩，但发展不平衡。应向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地区，广大农村发展，把“落后地区”带动起来。

我所在的胜利公社，印象中好像就搞了这样一次全公社范围的大逮捕。估计按省市要求，和当地安排部署，应该还会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捕人行动。

可惜到4月初，随着中央对四川“镇反”问题的关注，全国“文革”局势再变。直接信号是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文件出台，以及《人民日报》4月2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发表。仅自贡市来说，4月初，被打压的造反派活动转入公开，整个局势迎来大逆转已成可能。自贡捕人举动，在3月底4月初被迫停止。否则，不管我所在的原单位卫生局，或是暂时去的胜利公社，将会有更多造反派被捕。会不会最终牵涉到我自己身上，也的确难说。

▲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的发表，成了当时局势突变的里程碑。该社论在清早广播的当天，自贡造反派学生即结队上街游行，向主持镇反的军方示威。

局势变化以后，市生产指挥部自身也难保，匆匆将我们这些乡下工作组召回，集中听了一次汇报后遣散，各回原单位。

“二月镇反”或“三月黑风”，这时已落下帷幕，并逐步遭造反派清算。

2011年6月自贡“危楼书屋”

2015年12月改毕

（原载《昨天》2016年第2期）

题图、插图：传单、文件、报纸照片由作者提供，其余老照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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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锐，四川自贡人。作家，“文革”研究独立学者，“文革小报”收藏家。出版有《岩石中的声音》，《波光洞穿》，《灵感毒药》，长篇《盐商世家》等。著有《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令》，《中国文革小报研究》书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