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 1967年:自贡造反派狱中集体绝食事件始末（上）
▲ 蜀光中学
1967年:自贡造反派狱中集体绝食事件始末（上）
王 锐
1967年四川著名的“二月镇反”中，短短一个多月时间（2月中旬至3月底），全川各地有近10万造反派被捕入狱（《四川当代史》）。其间，被捕造反派在狱中组织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绝食事件”，震动各方。两次“绝食事件”,分別发生在成都市和自贡市。其中，成都规模和声势影响最大，狱中绝食者有上千人之多，且惊动了中央高层。自贡市规模稍小，也有两百多人（市中区看守所被押造反派全部参与）。不过，自贡造反派狱中绝食最早。自贡造反派绝食事件已经结束，成都造反派绝食事件还未开始。
如此大规模狱中“绝食事件”，在共和国监狱史上，可说绝无仅有。可惜至今为止，见不到任何史料或文献记载，仅存于民间记忆，或有关部门尚未解密的档案中。本文仅谈自贡市造反派绝食事件。
自贡“镇反”更迟但势头凶猛
自中央军委“2，17”信件发布后，由成都军区主导的“镇反”行动，在四川全省大规模展开。自贡市因自贡军方（市武装部）开始“支左”起，就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所以自贡“镇反”行动开展得较迟。
为应付上级压力，2月19日深夜，自贡驻军及市公安局按成都军区命令，拘捕了“川大八·二六”在自贡的“中南海哨兵”勤务员2人。2月21日，在驻军配合下，市公安局“临时领导小组”按照成都军区命令,抓捕“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自贡分团”勤务员5人（“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都被中央军委“2，17”信件点了名）。2月22日，又将中央点名的“全红总”，其自贡分团主要勤务员10人抓捕入狱。
不过，对本市主要造反派，市武装部（与军分区平级）李宗白为首的领导层，迟迟不肯下手。成都军区大为不满，决定采取断然措施。3月5日，内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尚武带部队（军分区独立团）进驻自贡，接管了“支左”大权。刘尚武在市委原公园招待所建立“指挥部”，主持“支左”及“镇反”事宜。自贡市武装部失去了对全市文革局势的控制。
3月8日凌晨，军方开始了镇压自贡造反派的第一次大逮捕。共调动了两个连的兵力，另出动150多名公安干警，及保守组织“五军一兵”人员配合行动，包围了自贡张化厂、机二厂、自来水厂、省一司、大安联络站等，逮捕了全市知名造反派勤务员佘仁礼、严子康、郝荣华、洪宝善等14人。
▲ 张家坝全景
抓捕行动中，在所谓“在自贡闭着眼睛抓也不错，不是反革命就是右派”思想指导下，除按预定名单抓捕外，竟将在水厂暂时住宿的中学生陈××，以及“九一二造反司令部”普通人员潘××等二人，以及“大安联络站”同王本一睡在一间房子的张××共四人也一并抓捕。内江军分区司令部负责人王小珠夸奖说，“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超额完成了任务。”
3月9日，自贡驻军发布主要內容为“镇反”的《告全市人民书》。同日，成都军区来电，宣布李宗白“停职反省”。
▲ 1967年3月中旬，自贡“镇反”高潮期当局印发的，揭发控诉造反派“罪行”的传单。其时，整个自贡市，能印刷这种铅印传单的，只有市新华印刷厂，且官方控制甚严。所以这类传单的印发，不是个人或某些群众组织可以做到的。这是为军方主导的对造反派大镇反，制造舆论。
3月10日下午，内江军分区司令员陈××专来自贡，与副司令刘尚武一起召开市武装部全体干部大会。宣布成都军区××的电报命令。“命令”称：“以李宗白为首的一小撮人，在文化大革命支左工作中，对外支持右派，对内封锁消息，对抗军区命令，决定李宗伯停职反省，张崇亮、李声辉、方锡九、高凤和、刘映兰学习坦白交待，下掉背袋武器。”当场把支持造反派的市武装副部长李宗伯，政工科副科长张崇亮拘押，并送内江异地关押。其余四人打成“反革命”“右派”，软禁在自贡。部长赵斌则被责令“戴罪立功”专门抓“生产”。
3月11日，军方在公安机关配合下，又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当晚，刘尚武从内江带来的副手，内江公安处副处长刘梅村现场督阵指挥，组织大批人员，在驻军配合下，包围川南电业局，抓捕电业系统工人造反组织“红电工”等勤务员及积极分子22名。
▲ 面向公众尤其是广大学生红卫兵对镇反的质疑和不满，驻军当局用《答来访学生》这种形式回答质疑。并表明将继续“镇反”的强硬态度。
同日，公安局革委会以“帮助造反派整风”为名，派公安干警通知工人造反组织“硬骨头总团”及“捍卫团总部”勤务员，在工人文化宫及自贡饭店楼上“开会”。将这些勤务员骗来预定地点后，突然包围会场，当场将勤务员等15人抓捕。同日，还逮捕自贡最有影响的工人造反组织“八一战斗总团”勤务员周光文、陈永发等3人。
▲ 自贡市工人文化宫
3月19日晚，刘尚武坐阵“公园指挥所”，得力亲信现场指挥，调动军警及“五军一兵”二万余人，层层包围蜀光中学。封锁各路口，强砸市内最有实力和具号召力的学生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将“毛泽东主义公社”兼该团主要勤务员孙科明逮捕。并强行“集训”邬家贵等2人。“红卫兵战斗军”在市区大街写出了“枪毙孙科明”等巨幅标语。
▲ 蜀光中学网络资料图，图中人物与本文无关
3月24日，分别在区属厂矿、学校和街道召开大大小小的“公捕大会”，被镇压的有自井“红色小教”造反团、高山井街运输队“群运兵团”、东新寺街修缮社“捍卫团高建分团”、东街理发社“反修战斗团十分团”、车辆社“捍卫团锋芒战斗队”等27个单位的28个造反团队勤务员80人，其中抓捕29人，强行集训51人。
同日，还公开镇压了全市银行系统造反派。计有建设银行“坚持真理”战斗团、人民银行“银鹰”战斗队等勤务员8人被捕、2人被强行集训。仅仅一天内,即抓捕造反派90人，自贡地区“镇反”运动达到高潮 。
3月25日，“镇反”运动指向农村，计将大安区人委“真理”战斗团，团结公社贫下中农“冲锋”战斗团、爱和公社贫下中农“红流”造反团、“风暴”战斗团、新民公社贫下中农“八一”二分团、胜利公社“坚强”兵团等勤务员23人抓进监狱。
同日，经“郊区镇反领导小组”三天的“突击”准备，深夜，军方和公安局革委，调动大批干警配合郊区分局大规模镇压郊区所属沿滩、仲权、黄市、永安等公社和场镇的40个造反组织，逮捕丁德华等56人，拘留李安平等39名，分别关押于郊区公安分局和沿滩粮站。一天内，即抓捕拘留造反派120人。是自贡市“镇反”开始以来，捕人最多的一天。
3月29日，王小珠向公安局革委会传达中央3月26日“暂停抓人”的通知。不过，他一方面传达贯彻，另一方面却指使公安局革委继续镇压抓捕造反派，说：“以前批的，还要执行”。当天，在贡井地区召开“公捕大会”，贡井区医院、贡井小教等9个组织的22人被抓捕。同日，还公开镇压了市二人民医院“攻坚”二分团，抓捕和集训该团勤务员等4人。
▲ 这封驻军当局《给全市学生的公开信》，发布于3月30日，其中提出，在4月10日前没返校的学生，将被开除。这是对那些因对“镇反”不满而离校，对当局变相抵制的学生的公开威胁和警告。可惜三天后，《人民日报》4月2日社论发表，给了驻军当局迎头一棒。
3月30日，刘尚武等不执行中央“停止抓人”的指示，当天上午，在公安局内召开所谓“公捕大会”，拘捕“红色公安”战士3人，职工1人，第三次镇压公安机关内部造反派。并发布“镇压公安机关内部反革命活动”的《布告》。
3月31日，在川剧院召开“公捕大会”，镇压卫校、文工团、川剧院等造反组织，抓捕5人，强行集训2人。又抓捕油毡厂、贡井车辆社造反2人。
当日下午，中央又再急电通知四川各地立即停止抓人。“接电之时起，不论批准的或未批准的都一律不准再抓”。全市抓捕行动才暂停。
▲ “二月镇反”被中央彻底否定后，根据中央及成都军区指示，主政的自贡市武装部，于1967年7月30日发布了这份《平反公告》，为镇反中全部被捕造反派人员（包括拘留及强制留审），共计1000余人。这份名单极完整详尽。其中除知名造反派头头外，不乏知名人士。如打成胡风分子的知名学者谢韬夫人卢玉，著名作家沈从文大儿子沈虎雏，延安老干部唐尧勋（丁兰的丈夫，丁兰在延安中央医院曾为毛泽东江青之女李纳接生，后来还受到毛泽东宴请）及其女儿唐北安等。
截至3月31日止，短短20来天，全市共抓捕、强行集训1017人（著名作家沈从文之子沈虎雏“三线建设”时內迁来自贡，文革造反任自贡长征机床厂二号勤务员，亦被捕）。此外，口头宣布为“反革命”而警告的100余人，已批准抓捕集训而未执行者尚有100余人。其时，自贡全市城市人口仅30来万，加上农村，不足60万。
造反派狱中的反抗与斗争
这次“二月镇反”中被捕的造反派，通通是以“反革命”入狱的，属于“政治犯”。－般来说，“政治犯”无论在看守所，还是在正规监狱，均会遭受看管最严酷，各方待遇最差，囚犯中地位最低的处置。
不过，文革中这批被捕被囚的造反派，属于一批特殊的“反革命”政治犯。第一,他们认为自己是奉旨造反，是在紧跟伟大领袖闹革命，甚至是在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承认自已是“反革命”。其次，这批人又属于有一定政治信仰，有组织，且造反过程中，积累了一些政治斗争经验的群体。因此，入狱之后，造反派都与狱方及当局进行了不因同程度的反抗和斗争。这种反抗和斗争，在开展了“绝食”的成都市和自贡市，表现得尤为典型。在“绝食”之前，被囚的造反派就以各种方式反抗当局。
以下这份材料，是当年自贡市公安机关一份《审案工作简报》的摘录，题为《在押犯邓遂夫书写反动信件被及时揭发打击》。原存于公安局內部档案中，造反派获释并重新崛起掌权后，公安局內部造反派“红色公安造反司令部”将这些档案翻找出来，作为当局“镇反”迫害造反派战士的“罪证”，公之于众。
▲ 被造反派公之于众的当年市公安局编印的《审案工作简报》之一。其中详细记录了被关押的造反派人员郑遂夫等狱中抗争情况。原载1967年11月出刋的小报《盐都炮声》第22期。
四月二日查获拘留人犯邓遂夫（原文工团“敢死队”勤务员）写给×××的一封信。信中恶毒攻击诬蔑我伟大的镇反运动，疯狂叫嚣变天复辟，妄图通过写信与外面挂勾，培植反革命势力，继续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这封信是邓在三月二十日写在一条内裤上，企图叫同仓犯人×××，叫××将来带出去。现将反动信内容摘要简报如下：
“……对于最近发生的一切，这没关系，中央在‘公安六条’的第六条上对此早有防范：‘党政军事机关及公安工作人员，凡歪曲上述规定（即前五条），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查办’。混水摸鱼迫害革命群众者，决没好下场！！历史的车轮是决不会倒转的！……
××，最好能有一个人到北京去一趟。不过不去也没啥，反正他们这样搞寿命不长，最迟×个月以后便可见分晓。……这封信最好别毁掉，必要时以我的名义摘抄一些作大字报贴出去。……”
邓犯还在人犯中一再进行煽动。最近对同仓犯人颜××策动说“在这里面好好坚持斗争，……以后出去等斗争形势好转，战斗军是会垮台的。这次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的”。四月一日中午，邓犯公开对抗管理人员，背地骂“这个×××，没得一点无产阶级感情，你进来还不是一样的”。煽动其它犯人“我们不是专政对象，如果我们承认别人应该对我们严格管制，就是投降”。一号晚上，邓见管理人员制止其它犯人违犯监规行为时，乘机大声煽动说×××打人，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另一个仓的犯人×××呼应叫喊说：“你们这样打人就是不对”企图起哄闹事……
根据邓犯坚持反动立场煽动闹事、叫嚣变天复辟的严重破坏，我们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立即在人犯中进行了揭露，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对邓犯拟整理材料报捕。据此情况，进一步加强了看守、狱政，继续深入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载自贡市工代会主办《盐都炮声》第22期，1967年11月9日）
这份《审案工作简报》中提到的，“我们坚决采取了专政措施”，看似轻描淡写一句话。实际情况是，这个邓遂夫（市文工团创作员）吃足了苦头。当天就被上了“背铐”，夜里弄去提审遭到拷打。邓坚持不认罪，又被上了脚镣。
关于邓遂夫先生，这里不妨多说几句。其当年及以后，都算得上当地知识文化界的“风云人物”。1966年9月初，他是第一个将反市委大字报贴上街头的机关干部（市文工团创作员属干部编制），也是全市最早的造反派。获释后，作为“笔杆子”，入市革筹政工组，一度出任官报《红自贡报》主编。文革后，成“三种人”被清查。后来，从单位辞职，在闹市开了家“芹溪书店”（他十分崇拜曹雪芹）。当时正是“理论热”，“文学热”时期，书店生意很红火了两年，文化界都传说，他成了“先冨起来”那类。没料，突然又被捕入狱。警方从其店里及家中査获数十套港版《金瓶梅》。邓的二次入狱，全市知识文化界相当震动，多有文化人找市委高层为之呼吁奔走。那时八十年代，市委书记是后来做了成都市长的刁金祥先生，对文化人尚看重。他出面过问下，邓遂夫先生关押一阵获释，没有入刑。后来，遂夫先生出走海南深圳闯荡。又去北京发展，最后成了颇有知名度的“红学家”。发表了不小有见地的“红学”论文不说，近年还出版了《草根红学杂俎》等专著。尤其是，其潜心校阅修订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大获好评。已连续出了多版，近年几乎每年一个新版本。笔者1970年代末，就与遂夫先生相识为文友，近年彼此皆返乡，也多有交道。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对文革往事，他一直不愿多谈，也从没写过一篇回忆文革经历的文章（包括口述）。
▲ 已成红学家的郑遂夫近年出版的红学新著《草根红学杂俎》。
《人民日报》社论让形势逆转
然而就在4月2日，早晨6点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当天的《人民日报》的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
▲ 《人民日报》1967年4月2日社论的发表，促成全川局势大反转。自贡造反派狱中集体大绝食事件的爆发，正是见到了该社论及中央解决安徽问题决定的手抄本。
上午，学生造反组织自贡一中“十·一八”、自贡六中“钢枪战斗团”，不顾“镇反”高压，首先结队上街，举行游行，欢呼《人民日报》四月二日社论的发表。学生沿途高呼口号，数以万计的市民夹道观看。
同日 ，文工团“捍卫毛泽东思想敢死队”、“大无畏队”写出大幅标语：“誓与毛泽东主义公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镇反”以来的局面，出现了逆转趋势。
市公安局革委急忙向“公园指挥所”及驻军负责人刘尚武等报告，并请示下步举措。驻军及公安局紧急研究，当天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①在被关押的造反派中，清理一些出身好，年轻而“罪恶”不大的人员，转送“集训队”，“消毒”后，以所谓“宽大处理”释放。
②“集训队”现押人员，绝大部分于以“宽大处理”为名释放。但释放时要人人表态“认罪”。
③“公园指挥所”负责调查整理所谓右派组织“毛泽东主义公社”的组织材料，上报审批；公安局革委会负责整理所谓“反动”组织，“八一战斗团”、“硬骨头战斗团”、“盐场工人捍卫团”材料上报。
④确定公安局革委会委员，副局长张××率领15名公安干部，到“五云村看守所”加强“审讯”工作（被捕的造反派均关押于此）。
当天，驻军“公园指挥所”和公安局革委会，在市召开各科室、分局头头会议。王小珠在会上讲：“人民日报的社论牵涉公安局不大，而自贡市对学生的涉及也不大。干部思想是有波及，是自然的。虽然有的该抓的抓了，但也有该抓而没有抓的。社会上有的组织蠢蠢欲动，值得注意。我们的态度应该鲜明，该硬的要硬。”
4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传到了自贡。其中有关于不准随便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相关内容。当天，市武装部一些军人，在武装部大门口（闹市大街），贴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革命造反派”的标语，受到了造反派和市民的欢迎和高度评价。群众在这张标语上批满了：“坚决和市人民武装部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等词句。
在中央相关精神的压力下，刘尚武为首的驻军及公安局革委会，被迫开始有选择地释放被捕的造反派。但所放极为有限。而保守组织散布“这次镇反，成绩是主要的”的舆论。
4月5，“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造反派学生，写出了“还我战友孙科明”等大幅标语，向当局示威挑战。
4月6日，首都红代会南下“长缨”战斗队重新杀回自贡，支援造反派。一连两天，南下“长缨”战斗队、“红成”反复辟兵团，以及“毛泽东主义公社”等造反派学生同刘尚武为首驻军负责人谈判。并提出必须把市中心广场“自贡饭店”顶楼上设的“炮打司令部广播台”，退还给毛泽东主义公社。
同日，大街上贴满了《历史将宣判邓遂夫无罪》的大字报，和“还我炮打司令部广播台！”等巨幅标语。
深夜，市公安局革委会紧急派出副主任梁××及办公室负责人张××前往北京，以向公安部反映“镇反”情况为名，以图打探了解中央态度。
4月7日 ，市公安局革委会召集各厂矿保卫科长在市局开会，继续逐级统一“镇反是正确的”口径。没料，一个突发事件完全打乱了驻军及当局的部署。
当天中午十二时许，“盐场工人捍卫团”造反派人员，通过看守所狱警中，某些同情支持造反派的“红色公安”人员这种特殊渠道，利用给在押犯送生活用品的机会，私下把抄有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等文件的纸片，藏在肥皂里、水鞋，以及牙膏中，带进了监狱。并交到了造反派“囚犯”手上。
（未完待续）
注：原载《昨天》2014年第8期，文题略有改动。后收入“文革研究丛书”《亲历者的责任》一书，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题图、插图：传单报纸书籍照片由作者提供，其余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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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锐，四川自贡人。作家，“文革”研究独立学者，“文革小报”收藏家。出版有《岩石中的声音》，《波光洞穿》，《灵感毒药》，长篇《盐商世家》等。著有《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令》，《中国文革小报研究》书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