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 往事杂忆：“罗堡”和他父亲
▲ 公共食堂（网络资料图）
“罗堡”和他父亲
王锐/文
此文最初发于期刊《记忆》及见于网上时，用的是另一个文题。后来有人说那文题“既扎眼又扎心”。也有人在网文下留言：“只知道那年月农村才有那种事，没想到城市里也会发生！”表示了极大的惊异与痛心。上世记50年代，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写少数民族的，名叫《达吉和他父亲》。这里就借用其名，将文题改为《“罗堡”和他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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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种种原因，甚至在一些有身份地位似又有点学识人士那里，也公然出来否认“大饥荒”的存在。我自己，算是那场“大饥荒”百分之百亲历者，不仅见证了全社会大饥荒，而且见证过其中最可怕、最残酷、最违天理人伦的“人相食”场景，也即“吃人肉”事件。
尤让人震惊的是，这个“吃人肉事件”，不是发生在哀鸿遍野的农村，而是发生在城市（而且是省辖市），发生在距区政府市政府不过数百米的市中心，对社会的冲击不可谓不大。半个多世纪了，该事件的人和事，我记忆至今甚是真切，不仅当事人身份姓名，甚至连其音容笑貌，我仍似历历在目。
“罗堡”是我中学同学，初中高中都是。又同居一条小巷，其家相距不过数十米。我从家里去自贡一中上课，若走老校门，必经其家。若是从此方上街，不管走新校门老校门，也必经其家门口。其父亲，可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街坊地邻，算熟人长辈。
那个时候，自贡有两所著名中学。一所是胡绩伟先生曾经入读过的自贡一中。另一所是谢韬先生入读过，李慎之先生曾做过教员的自贡二中（今蜀光中学）。李慎之，胡绩伟，谢韬，被时人誉称“民主三杰”。“三杰”当年都与自贡中学有过关联。
自贡一中前身是“培德女子中学”，由加拿大传教士于民国初年创建。中共接管后更名为自贡一中，“大跃进”时又更名“釜溪中学”，不伦不类。后恢复一中原名至今。
当年自贡一中有新旧两道校门。整个校园建在市区山坡顶上，进老校门要爬一二十级很陡的石阶。石阶上完，才是校门。校门是一座很别致的中式门楼，古色古香，建筑很有韵味。如今早已拆毁，连遗址亦荡然无存，甚是可惜。
▲ 一中老校门
新校门则是沿小巷往西一直走，到当年自贡报社及市广播站合占的一处西式别墅前，拐个90度大弯，向北数十米即是。新校门可勉强通小车，不用爬石梯。老校门虽说坡陡石梯多，但无论上学还是上街都更近，许多学生都爱走老校门。
罗同学的家，就正对自贡一中老校门，往西偏大约一两米。说是家，其实相当寒酸，不过是在小巷围墙处搭建的简陋瓦房。因不能多占小巷通道，屋子进深估计两米样子，说不定还要少。任何人从小巷经过，屋内破旧及里面动静一览无余。这几间旧屋，大概民国时就有了。建政后，也没因其有碍学府观瞻而拆迁。其实，就当时而言，除少数民国大户又没被新政府没收的，及数量也不多的政权新贵，整个城市民众居所，大都是那番模样。
我1956年考入自贡一中，是初59级6班。当年，可能校方为方便管理，一律按家庭住址编班。那年一中初中8个班，我们6班，全部是一中新旧校门附近那几条街巷的同学，颇占地利之优。在家里，连上课下课的钟声亦可闻。这个当事人的大儿子，家在一中老校门，就此成了我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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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堡”叫罗某祥，属班上大龄同学。大我两三岁，且个高体壮，力气大，打架和劳动都是强者，在班上就多少有点让人瞩目。罗同学还有个特征，即青春期来得早荷尔蒙又旺，脸上不少青春痘，同学戏称“骚仔仔儿”，又称“脸上碉堡”。罗同学就此获得个“罗堡”雅号。以后，习惯成自然，只要是非正式场合，同学间声喊声应。
初中毕业正1959年，大跃进热火朝天。四川新办许多中专，同学多数分流，成绩最差的大龄同学，去了市干校。升入高中是少数。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罗同学没报中专，也没去干校，而是选择读了高中。按理他成绩不够好，三年高中后升大学的可能性不大。
▲ 这是1962年高中毕业时，几个男同学的合影。其中后排右二为罗堡，前排左二为笔者。照片上那副对联似的文字，是在相馆照相时，由笔者临时构思而成，有点“七步为诗”的味道，当时还很得意。
那年自贡一中只招收两个高中班，我和罗同学在2班，称62级2班。1959年下半年，“大跃进”已成强弩之末，但受那思潮影响，学生“支农”“支工”劳动甚多，经常下乡下厂，劳动整周甚至整月离校干活。“罗堡”力气大的优势，充分得以发挥，为此连当了数届“劳动委员”，成了班上为数不多班干部之一。平时不免就偶有得意之色流露，说话带点领导口气。问题是，他考试成绩总不见长进，也不敢太得意，怕别人敲打他。
我们那三年高中，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下半年，正是全国性大饥荒的高峰年代，虽然是在城市，虽然是在条件相对较好的中学，但大饥荒的阴影，无处不在。
先说家里，那三年，我家就先后死了四位老人：我祖母、三祖母、我外婆，以及一个数十年来未成家一直寄居我家的孤老“陈幺爷”。
过去我家是个较大家庭，1950年代中期卖房分家无后的三祖母及生活无着的“陈幺爷”，也随瞎眼祖母一起，迁到一中附近小巷的新家，由我父母供养。其后不久，外婆老来无依，也迁来同住。我家就有了四位老人。当然，也不能说他们都是大饥荒时饿死的，因为毕竟都是城市户口，每月有一份微薄口粮。但可以肯定的是，都是营养不良而死。当时，城市居民每月供粮22斤，后来为国家“自愿”节约一斤仅21斤，平均每日7两。而且真正到口的没有那么多。
大跃进搞“城市人民公社”，居委会都办起了“公共食堂”，所有供应都不能直接到户。这样，能让居民真正吃到肚子里的又打了折扣。本来上面规定60岁以上老人，可以自行买那份口粮，自己在家做饭，不必去“公共食堂”受罪。但权力在居委会主任那里，居委会主任不批条子，你拿着购粮证去粮店也买不到口粮。
我亲眼目睹过，我年过六旬的外婆，想按政府规定，自己买口粮在家里做饭的恳求不被允许，反被那个女居委主任骂了一顿，回家只能暗自垂泪的情景。当然，那供应的口粮定量也更换不成同等数额的粮票（也正是当年粮票比钞票更值钱珍贵的原因）。这是毛泽东时代控制社会最极端的做法，哪怕城市居民，你也无法离开居住地，当然更不能反对什么人，否则死路一条。那时不是正式官员的居委会主任，乃至组代表（即居民小组长），也似乎掌握着居民的生死存亡大权。我家里四位老人，终于没熬过那些艰难日子在1959年下半年至1961年不到三年间，相继离世。他们起码算那场“大饥荒”的间接受害者。
再说学校。承蒙当局开恩，供粮政策对学生多有照顾，尤其为数不多的高中生。中学生每月定量最初好像是32斤，后来也是“自愿”向国家节约1斤，成了31斤。不管如何，每天能有1斤的供应。在学校伙食团，除每年有一段供应红苕的日子，每天吃蒸红苕外，一般是米饭（其中杂有少数打碎的包谷）。例行是三、四、三的吃法，即是说，早饭3两，午饭4两，晚饭3两。
菜更是差，午晚是品种单一缺少油水的大锅菜，而早餐则经常是每人半小勺带霉味的包谷酱，当做下饭菜。印象中，高中那三年，除了上课应付考试，人人的主要心思，大都放在吃上。不管男生女生，胃口奇好，都能吃。
那时同学之间，也常有为“吃”，闹得不愉快，甚至脸红脖子粗，甚至发生吵架、打架的事。总之，“吃”成了当时人们所关心的全部主题。
“吃人肉”事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有了这种社会大背景，发生吃人肉这种事，后代人也会对来龙去脉多几分深入了解。
“罗堡”的父亲，是个大胖子，50来岁。以前（指民国时代）干什么的，不得而知。但不会是资本家或是在社会上吃得开那类。否则，那同学就会有“家庭成份”不好的包袱，也不可能当班委班干部。平日观察，其家境也不像。可能是个小商人吧，我们读中学时，他好像也没什么正式职业。但其人长得个心宽体胖。没事时，常见他笑咪咪在家门口一把椅子上喝茶闲坐，看巷子里走过的人。街坊邻居称他“罗大爷”。我们这些中学生偶尔经过时，也这样称呼他，他也笑咪咪点点头，大家对他的印象，总的还不错。谁也不会想到，那样恐怖，听起来也让人胆战心惊的事，会发生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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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那天，我们也正是在下厂“支工”劳动。中午吃饭休息时，有班上一男同学飞奔而来，口里叫道：“走，快去看！罗堡的老汉（当地方言，意为父亲）煮娃儿吃，被公安局逮了！”
一众同学大吃一惊，即随之飞奔而去。地点在釜溪河南岸富台山麓，张家陀码头之上的半山坡。那里，当年是一片荒坡。河对岸不远处，即是区政府机关大楼所在。
我们赶到时，“有人煮娃儿吃”消息已经传开。通向山坡那条小路，以及沿河码头一带，都有赶来看热闹，打探消息的人。具体事发地，是在小道半坡上，一处石灰窑旁边。那山坡处，早两年开始，可能经有关部门批准，有人就在那里开山取石烧石灰。那处小石灰窑，河对岸可见。我们赶到时，涉案当事人及作案物证——一个很大的铁鼎锅，已被警方带走。现场除了一个还冒着白色烟气的石灰窑外，荒坡上已是一无所有。石灰窑也没人。有的只是我等一样赶来看热闹的市民大众。
从据称目击者的叙述中，具体事发经过大致如下：
被我们称为“罗大爷”的同学父亲罗某章，其时，正在给这个小石灰窑守工地。因此他一日三餐也在这里。他在旁边生火架起锅灶做点饭烧点水，也很正常。山坡上平时荒无一人，小道上过往的人亦少，这就为他敢于在这里用鼎锅“煮娃儿”提供了方便。不过，其竟敢大白天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干，还是多少出人意外。
他那天最终案发，在于一个疏忽，一次过于自信的大意。他本来一直守在煮东西的鼎锅旁，严密守候着，不让人看知其鼎锅中的秘密。时值中午，看煮着的“东西”也熟了，可食了。但他须去坡下一处地方打饭。想了一阵，看荒坡里四下无人，小路上也无人，就起了一丝侥幸，想自己速去速返，不会发生意外。于是就短暂离开了一直守护着的鼎锅。
也活该那天出事。他刚离开没几分钟，恰好一个做工者经过石灰窑那里（据说是到坡上小解方便），见灶上大鼎锅里热气腾腾，炖煮着什么“美味”东西。那年头，人们对吃本能地有种兴趣，自己吃不到，看一眼也是不错。出于好奇，他多跨了几步，来到锅灶旁，趁暂无主人，悄悄打开锅盖偷看一眼。
这一看，就看出了大事。鼎锅内，滚滚沸水里，正炖煮着的，是一个完整的婴儿！
“不得了！有人煮娃儿吃！”那人吓得丢下锅盖，就往坡上飞跑，一路大喊大叫。
“有人煮娃儿吃”的消息，就此传开。公安及相关部门得消息赶来，连人带物，当场拿获并带走。我等同学赶到时，只见到那座石灰窑，以及煮过东西那座简单火灶还在。
虽说是灾荒年代，“吃人肉”也算得一大奇事——天字一号新闻。况且是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消息是无法掩盖的，这件事，可谓妇孺皆知。渐渐，人们所关心的是两点。其一，这娃儿是哪里来的？是不是被他杀死的？其二，这个“罗大爷”会不会被“敲沙罐”（当地方言，意指判死判，其时执行死刑，是用枪打脑袋）？
后来说法渐明朗化，“罗大爷”煮吃的是死婴。埋下当晚被他侦知且连夜掘出。第二天白天欲煮食而事发。从后来的最终处理结果看，也印证了这种说法。涉案者罗某章后来并未被称为“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判死刑，而是判了数目不详的徒刑，入狱劳改。没多久，又被以“保外就医”释放回家。
后来，社会上也有多少为“罗大爷”说点话的。说他那么个大胖子，胃口好，食量大，一天7两米咋个够吃？餓慌了，找不到別样可吃的，只好打“死娃儿”的主意。不然，他也只好饿出“浮肿病”等死。
这次事件后，罗同学一度在班上有些抬不起头，比较沉默，比较低调起来。毕竟，父亲出了如此大案，而且是如此伤天害理不为人齿的缺德事。他也很害怕班上的男同学，借此事经常攻击他，开他的恶意玩笑。不过，好像大家都很知趣。印象中，似乎从没人去触及过他的这处“伤痛”，没人开他的恶意开玩笑，拿他老爸的“人肉事件”说事。包括班上最调皮最爱以恶作剧为乐的男同学。我似乎隐约还听一些同学议论，都是社会造成的，是时代的错。
过了大概两年（有的又说不到两年），听人说“罗大爷又给放回来了”。其时，经济形势已在开始好转，是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之故（后来才知道是刘少奇等大力纠偏毛泽东一系列胡整行为的结果）。据说是因罗大爷年纪大了，又病重，怕死于劳改地，由家人办了“保外就医”。
后来过了很久，才听有同学私下说，罗大爷之所以没关多久就出狱归家，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大女婿私下出力运作的结果。罗的大女婿，即“罗堡”的姐哥，其时在市内某个政法部门任职。经他出面，走了点关系，促成了此番“保外就医”。
不过，罗大爷入狱前后，两相比较，身体状况变化很大。那时，全社会都苦，监狱、劳改场地更苦，老年体弱者，生存下来颇不易。其出狱不久，我见过他一次，也是在巷子里他家门口。其时，我已从一中高中毕业，高考因故落第，失学在家待业。那天，我从巷子里经过，远远看见罗大爷坐在门口晒太阳。其坐姿甚至与过去一模一样，但人却是瘦了一大圈。原来是一个大胖子，如今身躯骨架还在，却是神态气度与从前大不一样。脸盘仍是宽大，但眼窝深凹，脸颊嘴巴也塌下去了，显得颧骨突出，鼻骨、下巴也突出，模样有些怪诞，特别是其眼神呆滞，脸上似乎有一股令人胆怯心寒的阴霾之气。样子有些吓人。
我已是走到眼前了，退无可退。只好硬着头皮，低头装做不看见，赶紧快走几步，从他身边匆匆走过。
过去那个心宽体胖，笑咪咪在巷口椅子上喝茶闲坐，有时高兴还会招呼你一句的“罗大爷”再也不复存在。如今现实中的，是老朽衰弱，周身上下了无生气，脸上透出一种阴冷死亡气息的僵尸般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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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大爷虽没多久就出狱，免除了长期牢狱之苦。但其最终结局也很凄惨。出狱归家没多久，他便离家独居。
张家沱码头之上，当年有个很大菜市场，称“源渊井综合市场”，是自贡市区最大蔬菜及副食品集散地。罗大爷离家后，就在菜市场之外路道一侧，一个财神庙或土地庙残墙处，背靠其石壁，用捡来的竹片、旧木板、塑料布、油毛毡之类杂物，搭起一个棚子。其终日食宿于此，以此为“家”。有人说，他是被家里人撵出来的。有人又说，是他自愿搬出来独居。不想此事连累家人。到底真相如何，不得而知。也没听罗同学讲起过。
至于其生活来源，自是成问题。一个风烛老人，长居一个不能遮风躲雨棚子栖身至终，处境定是很差很糟。说其晚景凄凉悲惨，一点不为过。
“文革”爆发没几年，偶去那市场，没再见到那烂棚子。一问，说是“已经死了”。
这件“吃人肉事件”，因偶然因素，被外人发现而中止。“东西”已煮好而未吃成，可称为“未遂”。但多年后，听同班同学私下议论说，其实罗大爷为“吃人肉”这事，是蓄谋已久的，做过很多准备。
自贡一中老校门往东，走市街方向，大约30米，当年竖有一块“义学”大石碑，有小孩子那么高。出处何在，不详。估计附近什么地方，曾办过“义学”。石碑往南，下二十来步石梯，有个小院子。其中有姓赵住户，是个铁匠。因是街邻，与罗大爷熟识且关系较好。据说事发前，罗曾让赵铁匠为他打造一个很长的铁爪子。赵问：“打那么长的铁爪做啥？”罗答：“用来抓肉。”赵铁匠当时就发愣，饥荒年代，哪有什么肉可抓？且那么长，能抓多大一块肉？事发后，才知罗大爷是专为捞抓人肉而特别打造这长铁爪。
再后来，有与“罗堡”很要好的同学透露，其曾经给他们讲过一件事。说是他老汉，这次事发被公安抓走之前，曾经有三两次，用大茶缸或小罐子盛不名“炖肉”回家，叫家人共吃。其父只说是肉，不说是什么肉。案发，才怀疑这些“炖肉”，可能来路同样。若此说为真，说明其此次案发前，已有类似行为经历。
当然，此说亦存疑。原因是罗同学可能故意夸大或编造事实，以在同学面前显示自己经历见闻“不凡”。那时同学间，常有这种“自夸”、“自编故事”的现象，不足为奇。
此说是否为实,即这次罗某章“罗大爷”所为“未遂”之前,是否有“已遂”事例（即真正煮食过人肉），对我等，对世人来说，始终是个谜。可能只有当年相关部门机构的案件档案可证。
“罗堡”同学，后来好像在市煤建公司上班。再后去了市纺织厂，负责供销，处境尚好。80年代开同学还见挺热心。可没两年，消息传来，“罗堡”同学因脑溢血英年早逝，令众同学感叹不已。
2013年10月初自贡危楼斋
（原载《记忆》2013年第12期，题为《我所亲历的“吃人肉”事件》。内容略有改动）
▲ 这是八十年代一次同学会合影。其中后排右三为罗堡，此时已成一个大胖子，极像当年他父亲。前排右一为笔者。几年后罗同学就逝于脑溢血。
题图、插图：
人像照片来源作者，其余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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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
四川自贡人。作家，“文革”研究独立学者，“文革小报”收藏家。出版有《岩石中的声音》，《波光洞穿》，《灵感毒药》，长篇《盐商世家》等。著有《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令》，《中国文革小报研究》书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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