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宜川｜漫谈民国时期的成都青楼

说起古代青楼，原本指豪华精致的雅舍，有时亦作为豪门大户的代称，如《晋书·麹允传》中：“南开朱门，北望青楼。”晚唐诗人邵谒的《塞女行》中也有：“青楼富家女，才生便有主”的诗句。青楼的两种意义仍参杂错出，甚至有一人之作而两意兼用的例子。如唐朝名诗人韦庄的《贵公子》的“大道青楼御苑东，玉栏仙杏压枝红”，与大道和高门相关，而与艳游和酒色无涉；而他的《捣练篇》中“月华吐艳明烛烛，青楼妇唱衣曲”的青楼，则指的是妓院。

民国年间，在成都的老东门外，靠近城墙边，有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叫“柿子园”，那里每天聚集着数百名精壮的穷苦汉子，三伏天赤裸着上身，专门负责清运全城的人畜粪便出城，其中的运输工具多为架架车，鸡公车，也有类似于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棒棒军”，肩挑两个大木桶，从天麻麻亮开始，就开始汇聚，吆喝起来，彼时人声鼎沸，沿着乡间小路，“送货”下乡。那年月，田坝头的庄稼以人畜粪便为唯一的肥料，每季收成如何，全仰仗这上天造物的惠泽。

由于供需关系使然，当时在柿子园路两旁上，盖起了很多棚户。每当中午和黄昏时候，各家棚户门边，都站着一个穿花布短衣的女人，脸上涂了一层不均匀的白粉，用红纸涂红了两颊和嘴唇，不断地向粪夫打招呼：“进来歇歇脚嘛！”每间棚户内有一个小屋，没有床，只有一个小土台子，有点像北方的小“炕”，放有被盖枕垫，棚里一角还放有小炉灶和碗筷等杂物，俨然是一个多功能的生活空间。

那里就是粪夫们常去“歇脚”之处。粪夫会很熟稔地撂下粪车，放下粪担子，钻进棚户，粗鲁地把花布短衣女人抱上“炕”，大约经过十多分钟时间，便下“炕”来，从腰间摸出一串小铜钱，当时一种铜制的货币，也叫“小钱”，交给花衣女人说：“老规矩，一共三十二文，点一下哈。” 花衣女人一边扎裤带，一边接钱清点，有时挑出一两个说：“这是毛钱，请调一下哦。”粪夫完成各种节目之后，走出茅屋，女人在门边照例说：“明天又来哈！”粪夫一边不置可否地应和着，一边抄起粪车，挑上粪担，飞奔而去。

当年，北门北较场、武担山一带，即今日成都军区所在地，也有一两百家贫困的风尘女子聚集在一起，简陋的房舍形成了街市，略比“柿子园”好一点。 成都地方史料记载，除了柿子园和武担山外，散布在天涯石街、藩库街、五世同堂街、笔帖市街、沙河堡、大田坎、花牌坊、驷马桥等地从业的风尘女子有近两万人之多。

清朝末年，成都有个主办警政的大员叫周孝怀，人称周秃子。那时还没有市政府的设置。一切应兴应革的事，都归“劝业道”总管。周孝怀面对这个越来越复杂的娼妓问题，大伤脑筋，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先对全城的娼妓进行调查登记，把公开的“台基”和“私窝子”订为“监视户口”，并在其户门上订一个“监视户”的小木牌，接受保甲良民的监视。

那年月，成都府上还有不少流莺，逐渐被统一集中，居住在天涯石街，把天涯石街改称“新化街”，在街口修建一座岗楼，钉了一块横匾，上书“觉我良民”四个字，并设置岗哨，维持秩序。周孝怀这一招，对挂牌的妓院来说，不受其影响，门前车水马龙，嫖客都是达官显贵。唯受嘲弄的是“私窝子”，门口钉上了“监视户”的木牌，不仅颜面尽失，有头脸的熟客也只好望而却步。被困在“新化街”的流莺大多资色平平，只能守株待兔，生意清淡。周孝怀这种讨好舆论的办法，结果是弄巧成拙。时过不久，有人在周孝怀公馆大门上，为他钉了一个“总监视户”的大木牌子，一时全城传为笑柄。

上世纪30年代，四川军阀内战，硝烟四起，成都驻军混杂。城外打仗，城内繁华，风尘女子应运而生。根据当时的成都《新新新闻》报记者调查记载：省警局卫生科发给妓女的所谓“乐女证”，就是政府允许卖淫的营业执照，共是1——13565号，说明成都有登记的妓女有一万三千多人，需持证上岗。私娼的数字，经成都妇女会对各大旅舍的采访和调查，也在一万人以上；还有所谓“私窝子”，根据成都市档案馆的文献，帕庄医院、四能医院、博济医院等各处能了解的数字统计起来，成都有妓女三万余名。

老成都的风尘女子多为“个体户”，少数依靠鸨母为生。她们负有鸨母的“卖身债”，因此一切都由鸨母主宰，收入的三分之二交鸨母，自己仅得三分之一，还包括化妆、医药、服装、用具等开支。如果在旅馆接客，茶房还要抽三成。如果还清了卖身账，收入自然要多些，但这个账几乎是永远也难以还清的。

在当时的成都，出名的大“台基”，有大田坎的“易裁缝”，江南馆的“吴胖子”，镋扒街的“李老八”，冻青树的“彭胖婆”，上升街的“薛二娘”，御河沿街的“大周二”，青龙街的“小周二”等等，在她们的名下，各自拥有多位姿色不差的女子，令那些达官显贵趋之若鹜。那年月，还有一个很奇葩的人物，叫何之言，有着“成都妇女协会会长”的名头，出入于交际场合，非常活跃，他雇佣了几个“女秘书”，经常与一些衙门官吏打得火热，她们算是老成都的高等“台基”。所谓“台基”，原指清末年间在江浙和天津卫等地戏班子演戏租借的舞台，后来坊间延伸为风尘女子和其团队，或专供男女幽会的“小客寓”，又称“花客栈”、“转子房”，起源于上海英法租界，后逐渐传入内地诸省，这一行业的兴旺，反映了当时社会需求的盛行不衰，是近代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

四川军阀刘湘的地盘原在重庆、万县一带，1932年，刘湘移防成都。抗战时期，兵荒马乱，京沪和扬州一带的妓女大量迁入四川。史料记载，在刘湘移防成都后，原来住在重庆、万县、宜昌等地的扬州基台老板，青帮头子李松寿、赵长富、毛德周等，带上了六十余家有扬州姑娘的基台来到成都开辟新天地。  

成都府上的川籍妓女恪守旧规，在青楼接客，不兴“出条子”，也就是“不出堂”。他们大多不会吹拉弹唱。而扬州女来成都后，能歌善舞，卖笑行业的风气随之“与时俱进”。扬州女不仅在青楼接客，还乐意“出条子”，当时成都的烟馆、赌场、茶厅、剧院、餐馆都可以叫扬州姑娘来相陪应酬，实在是“青楼无处不飞花”。自此以后，四川台基也学会了这一套，在各种公众场合招摇过市，逐渐形成了老成都风月场所的新模式。

扬州妓女初来乍到，多住在成都的各家旅馆，穿着华丽时髦，出没于闹市，在当时被视为奇装异服，引起一些本地人看不顺眼，加上保守的地域观念，对她们开始嫉恨和厌恶。于是，有成都士绅建议：“驱逐出境”。成都当时的治安机关，还真就发出了驱逐扬州妓女出境的命令。成都市警察局在一个晚上，突然将一百多个扬州妓女抓到警察局扣押，勒索了贿赂之后，严令成都大小旅馆不准招留她们。于是，她们就干脆自己租房子住下来，以半开门的暗台身份营业，其中有些还到了本地恩客，袍哥，舵爷的帮助，警察局也逐渐开始按川妓的等级发给营业执照，征收妓捐。于是她们逐渐得以合法住下，成为一种正式行业。

1934年，那个曾经帮助过她们的袍哥舵把子尘俊珊因病过世。由于此人江湖义气，平时好济困扶危，助人为乐，得到广泛的赞扬。他出殡那天，送丧的不下五六万人，36个抬灵的人，都是成都各袍哥码头的舵把子，一律素衣孝帽，整齐肃穆。在灵柩后面紧跟着一百多个面带悲切的素衣女郎。令观众惊奇莫名，还以为是死者有那么多亲属，可是咋个又同样的打扮，个个都是青春少妇呢？后来才听说是全成都的扬州姑娘，她们出于感激之情，主动组织起送丧队伍，随丧步行到离城十里的“五显庙”，就是今天的万年场墓地，不少风尘女子哭得泪水湿透了几张手巾。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下江人到成都的人逐渐日盛，更多的江浙风尘女子也涌到成都，身着旗袍，争奇斗艳，成为大后方的一道风景。当时城内的槐树街、惜字宫南街、燕鲁公所、新玉沙街、藩署街、如是庵街、书院南街、西御西街、回春里是扬州妓女比较集中的住所，全城计有一百五十多家。为了适应一些“跑警报”的阔人的需要，扬州台基还在猛追湾，水碾河开设了几家“疏散区”的临时台基，生意居然相当的兴旺。

1938年以后，由于国内的战局紧张，长江一带和上海的青帮组织，不断向四川发展；蒋介石派来的宪兵团官兵多是青帮的人，宪兵团长阎春郊、郭大任都是青帮头子。由于青帮的势力和宪兵团的庇护，扬州妓女在成都就不再受气了，生意业务自然也有了新的发展。

为了配合生意的需要以及扬州的家属和同乡，这些扬州台基老板又集资开办了一些商号和店铺，如云裳理发店，开的大光明理发店、南京理发店、新新浴室、温泉浴室、三星浴室、三益宫浴室，四五六酒家、大陆商行、亚洲参茸庄等等。由此，扬州人在成都扎下根来，并获得了优厚的收入。

那年月，成都的扬州台基分为五个等级。头等只有资格最老的“三姨妈”一家，她是最早来成都的，住在槐树街十一号，经常都是坐汽车的客人上门，交往宽，排场大，颜值颇高。二等的有四五家，如燕鲁公所的朱美云这些，往来客人都是坐黄包车的阔老阔少。三等的人家较多，西御西街回春里的十几家人，以及一些单家独户的台基都属于这一等级。他们主要是卖唱，也出夜条子，“做花头”的代价低，一个花头五十元，只要做一个花头，就可以与女子过夜。平常这些人家赌客多，等于是变相的赌场和烟馆，那些下级官兵和袍哥大爷是她们的常客。

四等台基居住的不是单家独户的院落房子，而是一人一间的集体棚户，如是庵街的几十家都属于这一等。难得有人上门去叫条子、打茶围，更没有人给姑娘做花头，顾客只要稍稍多出一点钱，当天就在那里过夜。去的大多是小商小贩、小职员和店员之类，流氓经常在这里骚扰。五等台基就是常住书院南街那几十家人，因为那儿曾开过几家豆浆店，所以在民国时期被称为“豆浆店”街。五等台基不但是集体户，而且每户只有一间很简陋的房子，自动到这里来过夜的人很少，全靠联络旅馆茶房，替客人来叫“夜条子”。但夜条子的生意不稳定，这些风尘女子只好到春熙路、总府街、东大街等这些热闹的区域，站在墙边路角“拉客”。 

这五个等级的台基，除一二等的以条子、茶围、花头为日常收入外，三、四、五等台基皆以廉价出卖肉体为生。这就是那个年代成都风月场所的故事，尤其是抗战时期，成都不仅是文化和教育的大后方，汇聚了国内的大批人文俊杰，也包容了南来北往的三教九流人等，其中的风尘女子犹如多棱万花筒，映射出了那个时代的另类光影。

2018年6月修订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题图、插图：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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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宜川 ——

加拿大华裔学者、加拿大枫叶出版社社长。原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七级毕业，曾在四川大学外语学院任教多年，后赴澳大利亚留学。移民加拿大后，以治学为主，研究兴趣广泛，著述颇丰，现为加拿大多家华文报刊专栏作家。近年来与国内数所大学开展学术交流，常应邀回国讲课，并受聘为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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