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锁后的四小时 | 兼论张爱玲《封锁》和木心《静静下午茶》

郭博嘉塔中之塔 2023-07-26

她是乱世的佳人，世不乱了，人也不佳了—世一直是乱的，只不过她独钟她那时候的那种乱，例如“孤岛”的上海，纵有千般不是，于她亲，便样样入眼。

她的文学生命的过早结束，原先是有征兆可循的，她对艺术上的“正”“巨”的一面，本能地厌弃，而以“偏”“细”的一面作精神之流的源头，水是活的，实在清浅，容易干涸了。喜欢塞尚的画，无奈完全看错，其不祥早现如此。正偏巨细倚伏混沌，人事物毋分雅俗，分了，两边都难有落脚处。

——木心评张爱玲·选自《素履之往》

木心评价张爱玲的这段文字，写作于1992年。1995年9月8日，张爱玲在洛杉矶逝世。在张爱玲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她隐姓埋名于异国他乡，与外界几乎断了所有联系，倒像是应了木心的评判—终如清浅之水，渐渐干涸。

木心善下断言，然而，他所臧否的人物多是赫赫有名的文学巨擘，评同代之人却屈指可数。因此，能见木心评价张爱玲，这是很特殊的；他不仅这样断言了，还曾做文章《飘零的隐士》悼念张爱玲。

而在我看来，木心甚至创作了小说《静静下午茶》以向这位乱世佳人的名篇《封锁》“致敬”。

张爱玲的《封锁》发表于1943年，讲述的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上海街头，一次偶然的封锁使男女主人公吕宗桢和吴翠远在一辆电车里相遇的故事。

封锁使故事发展的场景浓缩在一个狭小的密闭的电车空间里，吕宗桢为了躲避表侄董培芝而换位置时坐到了吴翠远的身边，将计就计，吕宗桢和吴翠远调起情来。不料，随着他们之间谈话的推进，他们恋爱了，他们有了共同的前程，他们谈婚论嫁了，他们分手了。

一个完整的求爱过程随着封锁的解除而结束—“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这样一个故事似乎是超时空的，恐怕连当事人自己也难证真伪。

木心的《静静下午茶》具体创作发表时间不可考，讲述的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四五十年，“我”艾丽莎寄居在年老的姑父姑妈家中，在每一次下午茶即将结束时，艾丽莎总要见证姑妈对姑父的“拷问”:

“那天，我记得是十月二十六日，空袭警报是下午一点开始的，三点，解除了，你是七点钟到家的，路上一小时，还有三个小时，你在哪里……”

姑妈咄咄逼人，姑父却总是漠然视之，从不回应。虽然姑父曾将那日下午并不特殊的行程—在封锁解除后回家，思考该如何修理后园木栅，到邻居詹姆斯先生家看了小狗和植物标本，而后回家吃晚饭—告诉艾丽莎，却在姑妈的每一次逼问时选择自我“封锁”，最终使10月26日封锁解除后的四个小时成为这个家庭里超时空的存在。

《静静下午茶》写在《封锁》之后，颇有“娜拉出走后”的意味。将这两篇小说放置在一起，我不禁遐想，或许《静静下午茶》里的姑父就是《封锁》中的吕宗桢，毕竟，两篇小说的“荒凉”之感一脉相承，而作为“娜拉出走后”的《静静下午茶》，又可视为《封锁》结局的补遗和交代。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曾写道：“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诚如木心所说，张爱玲的偏和细是其精神来源，因而在小说中，“苍凉”展现的直接来源便是偏和细。“偏”的首要原因是《封锁》的地点，情感的内核被人为地“封锁”在一辆停滞不前的电车里，“封锁”在一群滞留在电车里的乘客中间，最终“封锁”在吕宗桢和吴翠远两个陌生人之间。

其次，故事的“偏”在于对整个求爱过程的展现，由意料之中的调情始，却由出其不意的分手终。“细”则体现在小说对人物的语言和心理变化的刻画上。周蕾认为故事中非正常性的时空悬置的封锁状态，使“种种平常生活中不可能的事都变成可能，就像梦境一般”，又使“一切现象显得夸张而纤细，扩大而精密，刻画着物质世界的明显轮廓而又充满了多彩多姿的感官细节。”

因而，“整个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的“好女儿、好学生、家里的好人”的女主角吴翠远，会因为学生尽管不合文法、句子吃吃艾艾但胆敢毫无顾忌的作文而批了一个A，也会在认为紧紧抵在自己腿上的小孩的脚底“至少是真的”，还会在异常接近吕宗桢的脸庞后红了脸并由此恋爱了，甚至会在得知吕宗桢可能将她娶为妾的情况下，认为可以以此气气家里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又因对方一句“我不能坑了你的一生”而感动垂泪，最终梦醒在“电车点上了灯”后，一睁眼遥望见吕宗桢遥遥坐在原先的位子上，于是悬空的时空重新归位，在这个过程中，张爱玲“使置身其中的人的感觉变得敏锐，微小的细节放大成一个多彩的存在……

把一个普通故事变成传奇，与此同时小说也‘掐断’了角色的浪漫幻想，把他们带回到现实中来”。这就是张爱玲的“偏细”手法，她并不呈现整体，而是呈现一个个切片，关于吴翠远的每一个面向（吕宗桢亦然），都是局促的而又贫瘠的，读者可以从一个吴翠远身上感受到时代的影子，“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正是在沉没的过程中，永恒的人性剥离了出来，荒凉感油然而生。

木心的《静静下午茶》正是承接了这种偏细的荒凉感，在“沉默”中使时代“沉没”。《静静下午茶》的“偏”和《封锁》如出一辙，情感的内核被人为地限制在一间狭小的客厅里，限制在“我”艾丽莎、姑父和姑妈三人的下午茶时间，最终限制在姑父与姑妈的博弈里。其次，故事的“偏”在于姑父对封锁当日“真空”的四小时的态度上：

起初，我想这有什么好问的，有什么好回答的，就不响。不响，我想她就不会再问。后来，一次一次问多了，再回答，她会不相信，她会说：既然像你所讲的没有的事，那么为什么以前不回答，到现在才回答—再叫我怎么说呢？

与一般激烈的家庭冲突不同，《静静下午茶》是一出冷暴力。小说中姑妈一共质问了姑父四次，姑父的四次沉默略有不同：

第一次姑父“不动”，第二次“肃静”，第三次“停止搓手，寂静”，第四次在文中找不到任何描写姑父的反应，只有艾丽莎内心里的一声呼唤“姑父”。从不动、肃静、寂静到不在场，这是小说荒凉感的“细处”。

正如张爱玲在《封锁》的结尾处写道：“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房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他只得负载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么？在思想着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痛苦的。”

与吕宗桢的“主动”调情不同，姑父的沉默是“被动”，而这被动中又有免于“思想”之痛苦的主动，“再叫我怎么说呢？”那就不说了。于风暴的中心保持平静，于冲突的正面拒绝互动，姑父成为了“封锁”中心的荒凉之源，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吕宗桢所代表的碌碌谋生的小百姓无力摆脱庸碌生活的形象，也看到了“时代”沉没于“庸常”的影像。

值得一提的是，与《封锁》中“电车点上灯”就梦醒的设计相似的是，在《静静下午茶》中每一次下午茶都结束在姑妈要求艾丽莎打开客厅里的灯。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透露过她喜欢“参差对照”的写法，这种写法在《封锁》里是吕宗桢和吴翠远在封锁前后各自的情绪变化的对照，在《静静下午茶》中则不仅是姑父几次沉默的对比，还是“我”艾丽莎作为一个旁观者对角色所承担的“承受”作用的不同感知。

在小说一开头，木心这样写：“这幢屋子长久没有年轻人出现过了，我来之后，姑妈以明智的劝导限制我的社交范围，我能安之若素，因为终究不是修道院，我将重归年轻人的世界，有一天，这幢屋子将会是年轻人世界的一部分。”

“我”艾丽莎是作为继承人的身份寄居在姑父姑妈家的，一个年轻人误入了一个封闭的老朽的世界，这是将一个主观的旁观者视角置入“封锁”的现场，第一人称“我”的使用也使读者有了更加身临其境的代入感。

作为一个第三者，“我”的作用本只是记录和叙述；然而，作为一个与姑父姑妈有情感和血缘联系的角色，“我”在“封锁”现场无可避免地感受到了荒凉感，特别是在第三次“封锁”现场：

三人中只有我在兴奋，姑妈不知道今天将证明她的丈夫是完全忠实无辜的，姑父要准备陈述的措辞，一定情绪紧张。而我，总还得但求平安地在这里待下去，不知要到何年何月才能反仆为主。他俩衰老，我也毕竟不年轻了，如果不再突然冒出个比我更合情合理的法定继承人，那么我的地位可以自信。……

我这样竭力怂恿姑父“自白”，一是为了使姑妈终于宽怀，丈夫毕生没有对不起妻子的行径。二是为了使姑父取得免于困窘的自由。四十多年的悬疑，一旦开释，还其绅士本来面目。三是，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沉默黑暗的压迫，姑妈可以也应该与丈夫单独相对时回顾前尘旧梦。

我想，她是故意要个第三者在场，有利于营造气氛，我实在不愿再当这种配角，倒霉的配角。

相对于在姑父与姑妈两人之间形成的小的封锁现场，“我”与姑父姑妈三人之间又形成了一个大的封锁现场，姑父与姑妈之间的博弈成为“我”的荒凉感的来源—“我”与外界年轻人的世界是隔绝的，甚至可以说是被“抛弃”的，作为寄居者的身份在下午茶的场景里承担了低下的、营造气氛的“仆人”角色，“我”是被迫卷入这一场博弈中的，最终却又身不由己地越陷越深终于成为“封锁”的一部分，与姑父、姑妈成为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在每一次“暮色徐徐沉垂，这样的下午茶，这样的声音响过之后，暮色的转浓就特别使人在意，也可说是特别滞缓，姑妈不动，姑父不动，我不动”

……于是整个世界似乎只剩下了“我”、姑父、姑妈三个人；“我”既是这荒凉的“封锁”的受害者，同时，由于“我”所考虑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能“反仆为主”— “我实际身份是佣仆、伴侣，未来身份是继承人，初到之际，时时刻刻处于紧张中，日子长了，一切显得容易对付，虽然他俩尚未立遗嘱”,[插图]因而“我”也是这“封锁”的施加者。

金凯筠（Karen Kingsbury）认为，参差的对照“不仅仅是阐述主题与人物的方式而已，它同样在叙事风格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叙述者揶揄的口气，在自我嘲讽/自我放纵、幻想/现实、讽刺/同情之间穿梭”。

《封锁》也好，《静静下午茶》也罢，两者所采用的“参差对照”均不是极端对比，是“桃红配葱绿”般错落不齐而相互辉映的，梅家玲认为，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如此的‘参差对照’乃是经由‘时代’与‘人性’两方面共同完成”。

而我认为，若要凸显“参差对照”的时代与人性，则更应该把《封锁》和《静静下午茶》放置在一起解读。

虽然《静静下午茶》不是《封锁》真正的续作，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把两个故事串联起来看。

《封锁》展现的是封锁当下的苍凉之感，这种苍凉是直接由独特的时代赋予，战争和现代都会的发展所带来的吊诡是《封锁》必不可少的背景因素，正如周蕾所说 “如果没有了大都市，没有了电车，没有了一切现代物质文化，《封锁》这个故事根本不能成立。它的内容与它的现代环境息息相关”。

而在《静静下午茶》中，因为姑妈一次次追问姑父“封锁”那日的行踪，所以《封锁》本身所展现的时代苍凉感被《静静下午茶》自动承袭，并通过姑父与姑妈之间的博弈、“我”与姑父姑妈之间的博弈将《封锁》中人性的苍凉感进一步发扬光大。

值得注意的是，《封锁》和《静静下午茶》两个文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时间差：

《封锁》中的封锁大约发生在下午4点半左右，吕宗桢和吴翠远在电车里相遇；《静静下午茶》中姑妈追问的封锁则发生在下午1点到3点之间，此时的姑父封锁在防空洞里；但吕宗桢和姑父回到家的时间都刚好是晚饭时间。

为了将两篇小说串联起来，我们不妨假设，当日发生了两次封锁：

3点第一次封锁解除后，姑父（吕宗桢）的确直接回家了，然而，他在回家的电车上遭遇了4点半的第二次封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定期的封锁是成立的。）姑父（吕宗桢）就此遇见了吴翠远，发生了《封锁》的故事，之后身为“保守派老绅士”的姑父（吕宗桢）屈从了自私的人性，他把吴翠远的故事就此封锁在那辆电车里，从此“不再去思想”，并且虚构了一个言之凿凿的行程—毕竟，他所虚构的故事中的证人“一个蒙主召归，一个迁徙加拿大，可能也不在人世了，几时都活着，谁记得四十多年前的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四点之后，到七点之前，发生过什么事”!

另一方面，从前姑妈（吕宗桢的妻子）脾气并不好，学识也不高，妒忌自己丈夫的同时却连已是老人的丈夫日常是否要系领带这样的事都要管，多疑成性又气量狭小，她必定要怀疑姑父（吕宗桢）反常的行踪，同时占据道德制高点，先发制人地对姑父（吕宗桢）进行一次次追究，却从来不曾透露过封锁当日她自己的行迹，也从来不曾解释过自己的疑虑，她也把自己封锁在了猜忌的人性之中。

而当我们把视线再拉远一些，“我”艾丽莎为何还要主动陷入他者的封锁中而怂恿姑父自证呢？为何“我”如此确信面对长达四十余年的家庭封锁圈，“我”一个外人可以简单地反封锁并就此反仆为主呢？

几相参差对照至此，时代的荒凉或许得放置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才更能凸显，但人性的荒凉感却能挣脱时代的限制绵长半个世纪。张爱玲在《论写作》一文中曾说明：

“若能痛痛快快哭一场，倒又好了，无奈我所写的悲哀往往是属于‘如匪浣衣’的一种……我尤其喜欢那种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

相较于《封锁》之中男女主角一对一的博弈，《静静下午茶》把视角聚焦在“封锁之后”的生活变化上—是如同鲁迅的《奔月》那般的故事—一次偶然的封锁导致的一场电车上的莫须有的调情，使半个世纪后的三个人形成了稳定的、胶着的三角关系，在一对一、一对多的相互封锁中形成了人性的黑洞，这个黑洞里充满的就是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令人难以挣脱，直至成为黑洞的一部分。

我把木心所作的《静静下午茶》当作是向张爱玲“致敬”之作，只因木心曾坦露，他在十五岁初读张爱玲时

“快心的反应是：鲁迅之后感觉敏锐表呈精准的是她了”

木心也曾掩卷叹息：

“艺术，完美是难，似乎也不必要，而完整呢，艺术又似乎无所谓完整—艺术应得完成，艺术家竭尽所能。张爱玲的不少杰作，好像都还没有完成，也不知怎么办才好”。

《封锁》的故事在情节上自然可以算是“完成”的，但如同上文所分析，在某种程度上《静静下午茶》企图在《封锁》的完成基础上使其趋向于“完整”，一个发生在“封锁”之后四十余年的新的故事，探讨的依然还是在时代和人性共同参与的参差对照下，所揭露出来的生命本质的苍凉—

“生命是什么呢，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

木心在《飘零的隐士》的结尾处写道：

“已凉天气未寒时，中国文学史上自有她（张爱玲）八呎龙须方锦褥的偌大尊容的一席地。”

我以为，木心亦如是。（完）

小注

本文选自《木心研究专号》特辑《木心美术馆特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郭博嘉，由鹤无粮整理编辑，仅供交流学习所用，不作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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