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立伟 | 回忆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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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纽约《世界日报》报道了五年文学课的结业（章学林收藏）
记忆总要消失的，因为人会消失。但如果这个记忆的价值能被认识，被赞美，就会长久留存，甚至代代相传。
《文学回忆录》的出版，是在拯救一个记忆。
人的见识卓越与否，不在于附和早被普遍认同的事物，而是洞察尚未显示的价值。
我要向丹青表示敬意，也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表示敬意。通过他们的努力，大家开始了解木心先生。现在，《文学回忆录》听课笔记的出版，使木心的读者有机会了解到二十三年前、在国外，有过木心文学讲座班这么一桩事。
虽然这一讲座鲜为人知，早就已过去了，当年也是在极小范围内静悄悄地进行了五年，但是木心毕生的思想历程和丰富的艺术见解，使它成为文学的美谈，是一场迟迟见光的历史事件。
我也是当年文学课程的听讲人之一，也记了笔记。但是丹青手快，记得好，内容详实细致，未经打磨润色，最大程度保留了听课的原始状态。读着读着，我恍若回到当年的“课堂”。
我想，这份记录，比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的语气和现场感，更真实，更可信，更有史料价值。
初见木心先生，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最初印象，是他的“弱”。1987年的一天晚上，画友李全武带我在纽约曼哈顿上城一家餐厅门口，见了木心。
他戴个美式棒球帽，个子不高，不到一米七吧，南方人的身量，穿一件灰色的有图案的棉袄，微笑着，有点矜持，寒暄几句后，不再说话。也许是天冷的原因，他气息羸弱，周身有寒意，给人一股向内收缩的感觉，在人群中易被忽略。
饮酒聊天后，他变了，在随意的谈话中，不知不觉地成了饭桌上的主角。
木心的文章，用字冷僻，平素谈话却很家常，我从来没听他说过“我认为”、“我觉得”之类话，也没有丝毫唯我独尊、唯我独大的架势。
他爱听趣闻，不断逗乐大家，更善于对所有话题一语道破，三言两语说破一个局。他声音不大，有时甚至是低哑的，谈锋却越来越健，初见时那种“弱弱”的、“冷”的、“往内收缩”的感觉，一时荡然无存。
我遇到的人里，健谈者也许只有两个，一是阿城，一是木心，都是出语诙谐的老手。比较之下，阿城更知识分子化，更克制，更从容不迫，充满丰富的冷僻的知识，并能串联纵横交错的见识，忽然亮出奇特的观点，满座叹服。他的京腔好听，仿佛那京腔是专为他而存在的，如果你不爱他的神聊，也不得不爱他的京腔。
木心不同了，他聊起来，机智即兴，连串的灵感，妙语如珠，越激越快，越快越妙，说到尽兴处，几乎像个孩子，起初的矜持沉静，统统消失了。他有一个动作，很特别，就是当他撩起一个笑话，引得哄堂大笑后，他自己也乐得不行，必定会顺势做出一个奇怪的动作：
身子往后猛地一挫、一退，同时抬起胳膊挡住脸，摆出防范被打的姿势，简直彻底的顽童相。
阿城的神聊接近他的文风，文章和聊天，如果两者缺一，损失不大。木心呢，两者不可缺一，缺了一，损失甚大。你如果没听过他神聊，没有当面领教他的机智和性情，是难以了解木心的。
此外两人聊天的样子也不同，阿城不动声色，老成淡定。木心年纪长阿城二十多岁，喜怒几乎全部溢于言表，处处投射出清纯的童心。
二十多年前的木心，六十多岁，精神好，体力好，走半天的路不休息，不坐椅子，甚至不喝水，上文学课时，他坐在那里，真是神闲气定，有时白衬衫两袖撸起，一手夹支烟，一手放在膝盖上，艺术，历史，人物，娓娓道来，目光炯炯，神采飞扬，翻着自己写的讲课笔记，像看自己列出的菜单似的，扫两眼，便有了新的“美味”的话题。
那是他最好的时期，现在想想，格外庆幸的是，他当年答应了开办世界文学史讲座，他那些精辟的、卓越的、锐利的见识，才能大规模保留下来。
据我所知，古今中外的大家，专门开讲世界文学史课程，并持续多年的个例，很少见。博尔赫斯大约讲了十年文学课，但主要是英国文学史中他所钟爱的那部分。
我觉得，木心的文学讲座，是他文学遗产中极其特殊的一部分，它的罕见的珍贵性，以后会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
他时常谈到往事。
他说他担任某单位秘书长时，马列主义话语一套一套的，上面要批判文章，总让他写，写得雄辩流畅。又说，他研读过马列著作，早就看出许多问题。
他常提起《世说新语》，对嵇康的态度是矛盾的，既赞美，又惋惜，他说，孙登对嵇康评价是对的：“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他认为赴死不难做到，而活下去却很难，所谓“牺牲”，就是中道夭折，能做想做的事，终未做成，怎么说也是太早太可惜了，不值得。
他说，他研究过自杀，年轻时几次差点寻死，实在忍不住了，拼命忍住。他想，人终归要死的，何必着急，他又说，自杀也要勇气，弄死自己不容易啊，不信你试试看。
他观察到，不少年轻人很危险，很可能一转眼就自杀了；中年好些，度过了人生自杀的高危期，跨越了“少年维特”阶段，因为“维特长大了”。
他笑道：“我是个老狐狸，捉住我，不容易啊。”
他还说，《易经》说到底，是一个苦难深重、灾祸连连的民族的可怜的机巧和算计，是弱者的心态；《兵法》也一样，因为弱，只好那样搞谋略，你看十七八世纪欧洲人打仗，排成方阵，一排排死去，一排排上来，然后又一排排死去，照样还敲着鼓，吹着笛向前进。说着这些，他笑起来。
“文革”前他有个好朋友名叫李梦熊，丹青笔记中屡次记录了这个名字。他俩交往初期，书信往来，李梦熊一看木心的字，琢磨片刻，说：“你是个‘宫廷政变’老手啊！”每忆及，木心都为此得意，快乐得像是不谙世事的小孩。
后来我想，他在那样险恶的时代，就靠“老狐狸”精神，不介入，不争执，始终旁观、远望、超然。
他的这种“弱”，正是老子津津乐道的“柔弱”，可能是生物属性的，血液中排斥蛮干硬来的一套，在反反复复的漫长动荡和连连厄运中，不争强，不斗狠，存活下来，背后一定有许多故事和辛酸和代价。
他晚年的诗有这样的句子：“荣辱万事过，贵贱一身兼。”应是有根有据的自我写照。
木心的经历隐在滔滔不绝的高谈背后。他曾说命运最合理最精致，任何小说故事情节，起承转合，都不及人的命运那么精致、严密、合理，而且多半或者全部出乎自己的预料。
有一次我和木心在纽约唐人街购物，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问木心有什么感想，他沉吟了一会，微笑道：“有点贾宝玉吧。”
沉思片刻，又说，“其实《红楼梦》故事最精彩的应该是后面，就是书本之外的‘贾府命运’，贾宝玉落魄了，流浪街头了，要饭，被人打，被人捉弄，被人欺辱，自己在疯狂和麻木之间摆动游离，那个时候，才有意思，才深刻。我想曹雪芹自己一定会那么写的。”
“文革”前，他和李梦熊专门讨论过这一层。李梦熊识其文才，纵容他续写《红楼梦》。木心踌躇不定，竟曾到算命先生那里求签，签文原话，木心忘了，意思是：终了一愿，人快累死。
木心立即想：那才不合算，何必呢，写到死，也是人家的东西，我还有好多自己的文章要写呢——就为了“自己的文章”，后来的木心委曲求生，委曲求全，所以命运不能不坎坷，不能不遭遇各个阶段的、各种各样的柳暗花明和花明柳暗了。
木心处事极审慎。他出国时没有携带六十六页狱中手稿，怕海关查出没收，出国后，却念念不忘，一直惦记着。
好几次我听他喃喃自语：算了，不要了。
有时又说：还是得找人带出来，看看那时究竟写了些什么，想的是什么。
说着说着，他又回到老念头：丢掉算了，托人带也不妥，万一美国的海关拦下来，岂非惹祸……
就在那年，终于有熟人来美的机会，木心再四斟酌，忽然决定试试看。
那段日子我明显看出他的坐立不安，他说：要不要把笔记分散了，缝到不同的衣服里带出？因为当年他就是把手稿一页页缝进棉袄的。
那一天到来了，承木心信赖，委托我亲往接机。来人行李大包小包，待我问及那些笔记，木心的朋友转头就从外衣口袋掏出一大沓，像倒土豆那样倾入我的手，说：都在这里了。
我说：可有遇到麻烦？
他一怔，迷惑地问：什么麻烦？没有啊？
这就是木心挥之不去的恐惧记忆。
另一件事，才是真正的险，想想都后怕，就是木心遭劫。这在纽约司空见惯，可发生在木心身上，犹如贝多芬、莫扎特街头被劫，简直传奇，又万分地危险，毫无诗意。
事情发生在1990年，当时文学讲座进入第二年吧，木心正住在我家，地点是纽约皇后区的森林小丘67街和奥斯丁街交叉路口处（67 Rd & Austin St., Forest hills, Queens）。
周末清早，下着雨，他送留宿的朋友出门，我记得，那天他穿了漂亮的黑大衣，戴着礼帽，回程中，在一个叉路口被几个中学生用手枪顶住，要他交出雨伞！
不抢钱，却要雨伞，这是奇怪的少年心理，也是此事的荒谬感。我猜木心恐怕是丢下伞立即逃脱的。当时我刚起身，见木心默然坐着，有些异样，忙问出了什么事。他说被抢了，小家伙用枪抵着，要伞，就给了他们了。
当天木心寡言少语，几天后恢复常态——要是那几个孩子扣动扳机，美国又添一桩命案。我所在的区域治安是可以的，但也发生过枪击命案，五条街之外，地铁站入口处就有人被抢打死。
在美国，枪支比雨伞还要多，那天，一把雨伞挽救了一个天才！
木心先生日后的诗文集：《巴珑》、《我纷纷的情欲》、《诗经演》（当时叫《会吾中》）、《素履之往》、《伪所罗门书》和《云雀叫了一整天》，无疑是木心文学创作一部连一部的巅峰之作——那把雨伞要是还在，便是那场遇险记的证据，真可成为一件珍贵的文物。
木心去国时五十六岁，举目无亲，不会英语，一切从头开始。为了维持合法的签证，他像我们每个人那样，持续周旋于各种手续的烦难。
有一次我陪他去办社会保险号，材料不全，诸事不顺，白忙了一场，回到寓所，他坐在沙发上歇息，点上烟对我说：
立伟，你看到处理现实生活的窘迫，我很无能的。但我一回到书桌前就静了下来，我就是主宰，直通上帝！
他没有说大话，那是他真实的心态，内心被一种倔犟气顶着。我至今记得他当时疲惫的脸，有微汗，是在夏天。
之前，木心曾邀我过访他的寓所，那是唯一的一次。当时他住在纽约皇后区牙买加（Jamaica，被木心译为“琼美卡”，用作书名《琼美卡随想录》）的米德兰（Midland Estates）地段。
约了时间，他在楼下等我。那是一栋红砖公寓楼，高六层，简洁的方造型，是纽约四五十年代批量建造的城市公寓，与我的寓所属于同一类型。乘电梯上楼，经过很短的通道，我被领进一所套间公寓，外间租客是个中年华人，二房东。
里面那间，就是木心的居所了——在这里，晚年木心恢复写作，创作了他来美后的第一批散文、小说等，收入他毕生出版的头一本文集：1986年台湾版的《散文一集》，2006年大陆版的《哥伦比亚的倒影》。
乍进门，氛围一变，满目黑色：黑的桌子，黑的椅子，黑色录音机，黑色镜框，黑色台灯，等等，等等。
与外间几步之隔，这里忽然是另一个世界了，气氛严峻，有点让我感到教堂里某种封闭性的圣洁。
我脱口说：“哎呀，我好像得提升自己，才能走进来啊，而且在这样黑的、冷冰冰的桌子上，也写不出甜兮兮的东西来啊。”
木心一听，好高兴，兴奋地说：“你的感觉对的！对的！”
落座环视，屋里的一切一尘不染，每件东西是精心摆出来的，合理、简约、别致，没有多余。为了我的来访，我相信木心狠狠整理了这片空间。
两个书架，一个书架的书全是书页朝外，书脊朝里，不知是什么书，另一书架挤满木心自己的著作，而且同一本书连续几十册排开，给人印象是很多很多，那是八十年代台湾版《散文一集》、《琼美卡随想录》和《温莎墓园》。
看我瞧着书架，木心感慨：“我写的书太少了，太少了。”
书桌旁的墙上挂着一枚小圆型镜框，是那位目光逼人的波德莱尔，浴室门边墙上，挂着另一相框，窗台上有台老式音响，旁边摞着磁带，我问可常听，他说很久不听了，然后说：
“听音乐是个正事，得放下别的事专门听，像看书一样啊，不这样，听什么呢？不过肖邦是个例外，我们互不打扰，他弹他的，我写我的。”
屋里还有一大一小，一高一低两张桌子：高的写作，矮的画画。
木心又感慨道：很久没画画了。
桌边的立地台灯，长而弯的弧形柱将灯泡伸延到桌面上空，木心指着说：“你看，像不像我的仆人？”
去年我前往乌镇送别木心，书房桌边，再次看见了那枚落地台灯，陈旧了，寂然立在那里，成了文物，供人参观。我望着它，心想它也结束了多年的迁徙，在这里找到了落脚之地。
木心生活很有规律，在我家住的日子，早晨6点起身，抽烟，肯特牌超淡型的香烟（Kent Ultra Light, 100），早餐常是糯米甜饭团，牛奶，有时是酒酿或烤馒头片。
早餐后，他伏案写作直到中午。午饭菜通常是咸肉腊肉、炖肉、红烧肉，辅以炒青菜，有时就一份罐头凤尾鱼，他喜欢这种焖烂的鱼骨鱼刺。
晚饭，则多半是中午的剩菜。木心的口味是典型江南苏浙一代，嗜好甜食，糯米甜饭团、黑米糕、年糕、绿豆糕。
我说，你不换换口味吗？
他笑道，鲁迅也爱吃糯米团啊，吃甜点的人聪明哩。
又说，小时候母亲不让嗑瓜子，但甜点可以，因母亲也爱甜点，说是不会吃甜点，不是很笨吗！
后来去了杭州，木心又嗑起瓜子来，某位老师街上见到他，说也来点吧，相偕一路嗑瓜子。几分钟后，老师把剩下的瓜子放回木心手里，悄悄说，以后不要在街上吃零食了，不好看呐。
这位老师姓陈，木心喜欢他，说他的劝诫受用终身。可惜我没记住那位老师的全名，据说后来去香港教书，失了音讯了，这是题外话。
木心午饭后总要小睡到1点半，起身写到傍晚，饭后散步一小时，回屋接着写，直到深宵，有时竟会写到凌晨三四点。
文学讲座的备课讲义，每次写一整个下午，没有例外，他笑道，会对得起讲课费的。
当时李全武管收费，装支票的小牛皮纸袋写有木心手书“束脩”二字，我不懂，后来才知意味“学费”，典出孔子讲课，收腊肉十条。那袋子，如今不知还在不在。
木心随和，我们却无知无忌，有些小事、言谈，现在想来多有失礼，至今内疚。那时真不懂事啊，譬如开讲第一天，大家穿着随便，只有木心正装，深灰色的西服，鹅白衬衣，细条深灰色领带，皮鞋擦得锃亮，郑重其事。
他环顾众人，没说什么。后来，渐渐地，他开始有所要求。譬如去听音乐会，看重要展览，他希望大家正装，以示敬重。有次陪他去移民局办绿卡，他也让我正装领带，不要让移民官以为咱们是偷渡客。
诗人的手 | 郑阳摄
木心是江南人身量，但他的手并不像文人的手，骨感明显，指掌动作略显笨拙，想来是“文革”中长期干粗活所致。可是这双手做事写字，却是灵巧的。
他的字写得多么好啊！他不会英语，书面英文却是一流。
他居然能自己改制衣服，款式不合意，拿来就改。有一次改成一条马裤，黑灯芯绒，非常合体，两侧裤袋边沿不那么宽松肥大，配上深棕色皮靴，走几步，精神抖擞。
木心略有点外八字，背略微驼了，看去还是比实际岁数年轻，他向我炫耀他的针脚：“怎么样，厉害不厉害！”
忘了是木心的哪只手了，可能左手吧，食指有隐约的伤疤，他说那是“文革”的纪念物。问原委，说是在劳动改造时，开刨床，飞旋的锋利金属片切入指骨，刺痛可想！时在冬日阴雨，医生说要缝针，劳动改造分子的麻药，自不会给足，医生说，忍着吧，木心竟笑说，比起爱情的痛苦，算得了什么。
有一课说及福楼拜的死，我清楚记得，木心哽咽了：
“他终于倒下了……是文学杀死了他。”
记忆所及，可能是五年讲座中木心明显的一次哽咽吧。那次他没hold住。晚上电话谈及当天的课，他已平和，恢复闲聊的语气，旁若无世界。
福楼拜的自尊、独身、洁癖，痛恨人类的愚蠢，木心颇近。福楼拜死在书桌边，我曾想，木心一定深知，文学也会终于杀死他。
但在我与木心往还的日子里，他是怎样乐滋滋美滋滋地写啊、写啊……《伪所罗门书》和《云雀叫了一整天》，真是大器晚成，那样的潇洒又精美，中文写作难道有人企及？
有一次去台湾画家薄茵萍家，出电梯，谈及死，木心说：“时空也许有另一维度吧，这个，我信的。”停顿片刻，又说，“也许死了就死了，什么也没了。”
说时，木心神色严峻，目光透出弱者面对大事时某种转瞬即逝的凛然。
木心是寂寞的，他的高度使他寂寞，寂寞又丰富了他的文学，他晚年的文章和访谈里，出现从前很少用到词——“窖藏”，以之形容文化的生成。
我想，用在个人的艺术轨迹，同样贴切——“窖藏”意味着“封闭”、“隔绝”、“渐变”等等不为人知、不可觉察的价值转换过程。他又一再说：“我还是要做我的象牙塔。”
木心鲜有可以对谈的人，这是他的宿命。
别人对他的评价，他很难认可。他难以忘怀的旧交，是上海音乐家李梦熊，时时提起他。在我家，木心一时兴起，顺口背出许多李梦熊的诗，四言、五言、七言，几十年过去，居然字字记得。
我没听懂，但好听极了，有几句是这样的：“黄河泛浊流，灿若金绣球。”“狂歌过幽燕，所寄已无托。”我觉得浓郁，强烈，请木心复述，以便记录，木心趁兴念过，不高兴再背，说李梦熊早就不写了，封笔时把自己的手稿都给了木心，说：这不是艺术的时代。
木心怎样回答呢？他说：任何时代都不是艺术的时代，但我还是要写！
木心最是津津乐道的细节，是他和李梦熊连连过招、逐字剖析彼此的诗句，一语说破其中的典故、血脉和居心——“理易昭灼，道且惚恍”是木心写在六十年代的两句诗（出国后，用在他的《遗狂篇》篇首），李梦熊一读即解：
“啊！前面是黑格尔，后面是老子。”又说：“到底少爷出身，不能比。”而木心读了李梦熊的《敦煌行》，当下说：
“你这是梵乐希（今译“瓦莱里”）《荷兰之行》的翻版！”李梦熊一愣，来回踱步，叹道：“啊呀，没人看得出，没人看得出！”
所以木心几次感慨，要是李梦熊一直写下来：“我第一，他第二！”
纽约画友中有位上海人谌孝安，回沪在友人家偶遇李梦熊，我告诉木心，他说：哦，他还活着……后来上文学课，多次提及李梦熊，但和在我家私谈的语气，有所不同了。木心曾说，丹青可去见见李梦熊，停了一会儿又说，李梦熊的脾气，有时让人下不了台啊。
谈到他和李梦熊的友谊“蜜月”期，木心难掩怀念之情。有天晚上大雨瓢泼，李梦熊来，进门，脱下雨珠闪洒的雨衣，说很“波德莱尔”啊！木心说，当时李梦熊迟到了，进屋根本不提，毫无所谓，爽快不拘泥，还以波德莱尔撇开话题，很坏啊。
两人一起出去散步，李的风衣不系扣子，随风敞开，一手拎着灌满咖啡的暖水瓶，一手拿两只杯子，边走边谈，累了坐下，喝咖啡。
初次见面，两人倾谈昼夜，不尽兴，竟一连谈了三四天，把人给掏空了，累极，几天再见面，再谈。
李梦熊说，你这两天是不是偷偷读新的书了？木心承认，李梦熊又说，是不是读了法兰克福的文化形态学啊？木心只好又承认，然后回击：你不也偷偷读了吗，你不是读了列维·施特劳斯的“冷社会”“热社会”吗？李梦熊大笑，自称“中枪倒地”。
他俩的那段来往是在“文革”前，二十多年过去，每当木心说起，历历在目。木心记性强，我拿本书考他，选某段，由他看一遍，当场背，他居然一字不漏。
我问：“你是过目不忘，还是读了多遍？”
他笑道：“我是过目不忘，又读多遍。”
在文学上，木心与博尔赫斯一见如故。博氏五十六岁失去视力，绝大部分时间独自在家，与记忆相处。木心多次提到博氏的失明，说他得救了。写《失乐园》的英国弥尔顿，后来也双目失明，据说是自残所致，以求另类的、也许是真正的视觉和灵智。
木心自喻是“精灵”，晚年有过这样的诗句：
我呀并非来自神话的苍穹
我自纸质发黄的童话插图中来……
虽是比喻，在心智上、文体上，却是对木心文学的精准描述，可惜，这描述不是来自别人。“精灵”，如夜游物，极小、极弱、轻快，微不足道，忽隐忽现，与黑夜共依存，没有时间感，通晓一切，又永远俏皮，来自于黑暗，又照亮黑暗，终于在黑暗中隐遁。
这些年，每当我念及木心先生，不由会想到他屋里的黑色，他的炯炯目光，他的俏皮，他的俨冷，他的窘态，他的清贫，他的寂寞，他的神采飞扬，他大笑时立即做出的防范被打的姿势，他的哽咽，他的失望，他的一往情深……
对于我，这些记忆另有含意，意味着深深的奥秘，但那是什么，我却无从知道，也可能永远不知道了。
我和木心先生的交往不长，却有整整一年，朝夕相处。我是他长久的读者，他的死，给我无可填补的空虚，从此我要接受一个没有木心的世界。
世界多么强大，死了谁，依旧是原来的世界——果真如此吗？对我来说，不是的。
一个卓越的人，他在世时我们没有认识他的存在、价值、意义，那么他的死不会令我们失去什么，然而，无可抵御的真相是，随着对木心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他的死，对我而言，便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的缺失感，我会因此而越来越怀念他。（完）
（曹立伟谈木心）
说明
本文选自木心研究专号：《温故》特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曹立伟，旅美画家，木心先生的学生之一，现任职中国美术学院，此文系2012年12月23日，在《文学回忆录》新书分享会发言。本文由鹤无粮整理编辑，仅供交流学习所用，不作商用！往期精选
《同情中断录》
《木心著作版本名录》
读者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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