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立伟 | 木心片断追记
“你看里面的蜜蜂，多好看！”
地上一只破碎的瓶子，里面一只蜜蜂在舔食什么残存物，阳光穿瓶而过，“肢解”着那蜜蜂，显得光怪陆离了，木心说：
“以后写我，就要这么写，不要写什么身世啊、经历啊什么的，就这么写，才好！”
木心对古董店有兴趣，这多少和他来纽约的早期修过古董家具有关。他说：“新东西是死的，旧的是活的，通人的。”
虽然他很少专门去逛古董店，但如果我去了，买了点什么，电话里他会问得仔细，有事来我屋，也不忘要看看那些，并逐一评点，然后说，以前他也很喜欢这些古玩。
“我还玩过斗刀螂呢，我把它们放在一起，不斗的，后来看到斗了，纠缠在一起，嫩绿色的，好看的，我把它们分开，说，你们那么好看，打什么呢！我那时小，待在深院子里面，无聊，后来这些很快就不玩了”。
有一次去海边逛那里的旧货店，这对深居简出的木心说，算是一出。那天晴朗，我们约在某地铁站碰头，然后乘直达海边的F车。10点左右，上班族早高峰已过，车厢里的人已很少了，窗外的景观也变得全无遮拦。
木心身着黑T恤衫，暖灰色便裤和半高黑皮靴，肩挎一个旧的帆布军用包。他总是这样，出门衣着与办什么事有关，随意而有心。
那天他买了几个小玩意儿，一个袖珍银质烟灰缸，一枚铜书签，别的则忘了，记得当我们在众多旧物摊位之间来回走的时候，木心说：
“哎，买旧东西多不景气，应该像古希腊人那样，买虎，买豹，才有意思呢，你看豹子多好看，多神气！”
一天电话里木心说：
“附近响起警笛声了，我的第一感觉以为自己烧了什么忘关火了，赶到炉旁，还好不是，探出窗看，不一会儿救火车赶到，真好看呐，崭新的玩具样的大车子，像积木，彩色积木，我小时候没有，如那时有，我会很喜欢的！
后来有一位母亲带着小儿子路过，五六岁的小男孩，呆呆地看着救火车，眼睛好干净，母亲要走，男孩依依不舍，边走边回头看，母亲催，男孩眼睛还是黏在救火车上，我在想，男孩可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双同样的眼睛在看着他呀！”
“三十几岁这个年龄，正是闯江湖的时候，可惜大家都窝在家里了。”
说完欲言又止，再说的时候，话题变了，
“那年在北京，秋高气爽，周末我喜欢自己四处逛胡同，北京那时楼矮路宽，很开阔的，像个大国的首都，小吃不行，吃不来，哎咦，豆汁难吃得要命，刷锅水的味道，北京人怎么喝得下去这种东西！冰糖葫芦，哎噫噫，甜得吃不下去…… ”
章学林问木心，怎么判断一张画的好坏呢，木心笑而不语，答复似乎已有，但在斟酌选词用字，我在旁侧，不知哪根筋动了一下，脱口说：“全部的感知？”木心浅笑道：
“是的，可以这样说的。”
一日，提起某人总夸自己女儿的美貌，木心笑了：“说现在的人少教养，但很生动，有意外的东西，也好的。”
然后写了一个短句给我看，句子可惜忘了，大意是，某女因其美貌惨遭其父毒手，云云。
“唉，奥斯卡颁奖仪式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要看的！”
又说：“不能听了我的讲座，又‘还俗’，不是疾恶如仇，是疾俗如仇，你听了莫扎特，说好，又听了河南梆子，也说好，那么你前面的话就是假的，你不懂莫扎特。”
看著名俄国钢琴家霍洛维茨（Vladimir Horowitz）的演奏，说他自然，指法许多是不对的，但弹得好。几年后霍洛维茨死，报上讣告提及殡葬仪式的时间，木心说你们有空去看看，
“看看他的那双手”。
谈起霍洛维茨的《莫斯科之行》钢琴演奏会。此演奏会举办的时间在前苏联垮掉之前，社会萎靡，内伤很深，萧条的街道和人。演奏会场场座无虚席，观众里也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衣着老旧，神情端庄，闭目倾听，有人眼睛湿了，木心说：
“你看，‘苏联人’的脸上，流下了俄罗斯的眼泪。”
“‘文革’中我被厂里造反派安排扫厕所，‘文革’后期我平反了，不用扫了，一些人说，你平反了，可谁来扫厕所呢？你扫得干净！”
木心的一本字典用得散了架，每次用时，都小心翼翼，不知情的人，以为在修理一部旧书。那是我看到的最破的字典，不知它下落如何了。
“我年轻时字也不行，是后来好起来的，有一个人看我的字，说了，不对了，不对了，你的字不像艺术家，你的字像政治家，里面的笔画，进进退退的，非常老道啊！”
记得一次我们几人和他在街上走，路过的垃圾桶里有不少报纸，地上也是，被人踩了，被风吹起来了，同行的一人说，文章命运，终了不过如此吧！木心听了，沉默了片刻，说是的，可能的，然后继续走，话也少了。
“建国十周年时，我在上海设计成果汇报展，有一天陈毅来，没带警卫，我说怎么没带警卫啊，陈毅说，带那个干啥子，不需要。陈毅是爽快的，朱德字和诗都写得好，古典老牌的，毛的文章，文句都通的，没有问题的，现在作家常常在基本文法上出错出丑，过去老派人都不会这样。”
“毛泽东的诗嘛，夏承焘佩服，问我觉得怎么样，我呢，我说太剑拔弩张，夏听了，说，噫，你这也是一种说法。”
一次聊到历史某著名人物，木心忽然说：
“此人是恶的天才，我来对付他，就是暗杀，果断，一下子干掉，不啰唆的”。
“将来我要写两个人，鲁迅和毛，题目是：《鲁迅论》和《论毛泽东》，不是什么收集资料啊什么的，不需要的，都已经有了，也许哪天早上起来，冲完澡后，一下子就写出来了。”
又说：“现在那些被整的人，动不动就要求平反，很委屈的样子，真是什么的，一个坏蛋整了你，你要他给你平反，那他不就是好蛋了吗！整个儿颠倒了，你还感激涕零，右派哪里都是有头脑有品格的人，不是的！丹青也说到这点，我说这个说得好，是说得好的，看出点东西了。”
“《木鞋树》（The Tree of Wooden Clog，意大利1970年代末的电影）拍得真好，三个半小时，不长，还可以看下去，七八个小时也可以，一直看下去，Go on, Go on。”
木心笑着说，唇露鲜色。
那天上午天气晴好，去曼哈顿下城的“电影之村”（Cinema Village）看电影，一部是澳大利亚的《悬崖下的野餐》（The Picnic Under Cliff），一部是法国的《决斗者》（Dualists）。
前面的那部我大学时看过，蛮喜欢，介绍给木心，然而再看时就看不下去了，出电影院，我说当时我怎么会喜欢这个电影，让你上当了，木心听了，笑了，说：
“你看，你现在可以当那时候你的老师了，可以指指点点了。”
然后说第二部电影也不好，但摄影够好，摄影才能大大超过导演和编剧的才能，“你看那些光线，最后登上山顶，云层透出的光线，那要等很久才可能碰上的瞬间啊”！
“你们看书太慢了，书要一下子读完的，漫不经心不好，要快，你看杨泽（台湾诗人）看书，像猫碰到鱼，一下子黏住了，别人和他说话也听不见，还‘护食’”，
说着学猫的呜呜声，呜着自己也笑了。
我有本昆德拉的《笑话》，怎么也有百万字，他拿去读，一个下午后就还给我，说读完了，
“写得很熟练”。
木心似乎不喝酒，至少我没见过。一日晚，他说，如果我写完那几个长篇，就要和大家好好喝点酒了。
我感到那是他的一件心事。遗憾的是长篇终未写成。
木心说写长篇要有足够的哲学准备，沉下心来，规律地生活，而这些木心并不缺，我有时想，长篇未就的原委，或是别的。
木心自喻精灵，精灵机智，迅疾，不赘语，不滞留，此类心智适于写诗和短句而非长篇巨构，我无法想象一个精灵坐下来写长篇，几年如一日，精耕细作几百万字。
博尔赫斯也没有长篇，虽然他说是自己盲了不便写，记忆跟不上，又说自己不是长篇的读者所以也不是长篇的作者，然而我想那只是个借口，真实的原因则是：
心智特点使他们嗜于诗文短句，无心于长篇。
一天无事，木心也闲，昏暗的客厅里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早上，我说这房子买坏了，窗子朝西不说，还给楼挡上了，都是砖墙，好在还能看到两棵树，有点绿色养眼，木心说：
“树是好，窗外有树没有树大不一样，我小时候老搬家，母亲问我找什么样的房子，我说找个窗外有棵树的，后来搬进去，发现我的房间窗外果然有棵树。”
那年我买了公寓，搬入几日，木心来，进门后即发现了什么，说：
“还没窗帘呢，窗帘要先装上再说。”
我引他看了看几个屋子，木心说窗子蛮多的。后来又提及窗帘时，说：
“我在上海高桥时，曾经想在自己房间里装上柠檬黄的窗帘，阳光一照，以为会很好，结果不行，一点也不好，不好的。”
边说边摇头，依旧在嘲笑那个主意。
木心喜欢散步，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出去走走。
他走路较慢，有时我陪他走。若碰到有趣的话题，不管在哪儿，即便是正在横穿马路，他也会停下来，在马路当中继续聊，这时我必须轻轻拽着他的胳膊，在车流中迅速走过，而他似乎觉得这也没有多少必要。
木心的方向感很差，约他在外面见面，永远迟到，后来知道了原因也就不再见怪，那是他十有八九走丢了。
大家原以为是他不识英文路牌，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因为即使在唐人街，路牌几乎全是双语的地方，他也会迷失，我猜这可能是他的容易走神的缘故，他不止一次地说许多灵感都是走路走出来的。
之后在文学讲座上曾笑道：
“我地理上的方向感不行，精神上的方向感很好。”
有一天谈到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我说年前看过基辅芭蕾舞团来纽约的演出，木心问：“那你记得小天使出台时的那伸展开的胳膊吗？”
我说坐得太远，没印象，木心露出可惜的样子，说：
“小天鹅演员要好，胳膊要不胖不瘦，那条美妙胳膊就是她的艺术宣言啊！”
说着还乐乐地抬起胳膊，摆弄了两下子，试图模仿小天鹅。
我家附近一排房子后面有条通往曼哈顿的铁轨，周围都是居民楼，早晚高峰，车来车往，我公寓与铁轨虽隔数百米，火车过时，依旧能听到隆隆声。
这个情况是办妥过户手续后才发现的，可见我的疏忽，后经周折，调换到楼的另一边，火车声就弱得多了，心也安下来。木心得知，说：
“风水好，当然好，风水恶，也不要紧，以前我住过几种不同的风水恶的房间，三岔路口的、大路直顶着门口的，人来人往，开始我也不安，后来我就硬住下去，我的很多东西就是在那时写的。”
然后又说：“火车声和轮船的汽笛声是不一样的，从前在上海高桥，窗外是江，每天都能听到轮船的汽笛声，那声音就响而不吵，好像还有前程远大的味道哩！”
散步回来，木心说：
“铁轨那片地方很好看，很荒，铁轨都锈了，草长得很高，我走了几次了，不错，就差一个合适的情节了。”
木心说的那条铁轨是附近仅有的，但铁轨周围完全封闭，火车每天通过，轨面磨得雪亮，没有绣，也没什么荒草，周围是密集的砖楼层峦叠嶂，水泥墙，砖墙，西面可见到曼哈顿的远影。
我在Jackson Heights住的是一层的公寓，窗外是矮冬青和草坪，木心来了，会在窗口看看草坪，问有松鼠吧，我说有，有时还进来爬到沙发上撒尿。
木心说他住三层楼，松鼠也来，“我喂它，有漂亮的，我说你来啊，你来嘛，不漂亮的，去去去”，一边说，一边乐。
有时我屋里乱，木心说：
“工作室乱才好，别有乱的味道，不乱了，就不工作了。”
木心极少看电视，我所见到的几次，他在看迈克尔·杰克逊，记得是迈克尔·杰克逊的一次世界巡演，木心靠在床上看得蛮久，一言不发，后来说：
“迈克尔是可以的，可以的，有灵感的。”
此外看得同样久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就是1990年代初国内的电视连续剧，木心看得也很有兴致，看的当中，有时会乐出声来。
除这两个片子外，别的基本不看。张爱玲死的时候，报上说张爱玲屋里简陋，一个席梦思床垫，一张桌子，一台电视，一只电炉，一只烧水壶及些许小物件，再无其他。
木心说，据和她有联系的人说，每次打电话过去，都能听到张爱玲屋里的电视声很大，我说张爱玲这种人也是老看电视的，木心眼睛亮亮地说：
“怕寂寞嘛！”
木心喜欢某些黑人的街头表演，那年夏，我陪他办事回，坐地铁，人多汗臭，燠热难挨，地铁车入站刹车减速的尖锐声不时传来，我当时就想快快从地铁钻出来，到外面透透气。
在离出口不远处，木心停下，看着几个黑人演奏爵士乐，一人吹萨克斯，一人打鼓，一人唱，全是黑T恤衫，额头汗珠鳞亮，痴醉忘我，木心呆看着，全身汗透，良久醒来，低声赞：
“真好，真好！”
纽约曼哈顿周五周六晚，地铁人骤然增多，各路江湖人物好像忽然从各个角落冒了出来，下城的东村西村各类小店、酒吧、俱乐部、夜总会、旧书铺、录影带租赁铺、主流非主流的电影院、看相算命铺、杂货店、洗衣店、各类风味餐馆、小舞厅、街边篮球场，等等，门开到半夜，闹到深夜，木心说：
“我们这些人像老鼠，夜里出来活动了。”
我送木心到地铁口，他从黑漆的旋转铁门走进站内，回头说：
“尼采是要读的，里面有钙，长骨头的，特别是他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写得好，开篇说自己在山洞里待了很久，然后出来，在山顶上看到朝阳升起，说，我的智慧满溢，要下山分给众人了。写得好，写得真好！”
木心文章里常涉及欧洲古今，很久以来，他就有去欧洲的计划，电话里说，写某个地方，不能光想，要和那地方“touch”，要“touch”！但后来他似乎并没那样去做，晚年的《巴珑》和《伪所罗门书》，涉及几大洲、几十个国家，而他去过的地方并不多，但写得生动精妙，如临其境。
此种“言行不一”还有，如他曾说博尔赫斯的诗是小说家的诗，我的诗不一样，我是诗人的诗，而他晚年的《伪所罗门书》的叙述风格，却很是小说家诗的味道了。
此外，他曾说与音乐、文学比，绘画很简单，不需要头脑的，而他自己的绘画，尤其晚年的那批黑山水系列，则饱蕴深厚、丰富和多层的思想蕴涵，没有一个非凡的头脑是画不出来的。
那天下午路过曼哈顿一家商店，门口有人散发甩卖纸单，进电梯上楼至五六层，出来，一排排悬挂金属架上的大衣，捏看商标，意大利某品牌，木心挑了件暗棕色的，我挑了件暗灰绿的。他说：
“大衣还是老派的款式好，稳重。”
返回地铁车里，他说：
“从前人是很懂穿的，武人文人都懂的，武人文打扮，文人武打扮，你看什么总司令赴宴，一身安静的长衫，吐属文雅，一问是司令，根本不像，副官倒是一身笔挺的军装在旁边站着。弄文的呢，一个个都是旧军装大皮鞋的，头发洗了也要弄成没洗的样子，有的还扎个头束带，左右摆弄，是懂的，懂的。”
木心说：
“我要是落在唐宋，也就是一般人，碰上科举考试，也考不上的。”
二十几岁时在杭州，他曾与当时著名词家夏承焘诗词往来。冬季的一天，木心上门拜访，夏承焘拿出读完的木心诗集手稿说，读了，很好很好，如把这本集子混入唐诗宋词里，是很难分辨出来的。
木心听了，取回集子，把它扔进了屋里的烤火炉。
每两个星期左右，木心要去菜场买些东西，他总是肩挎一个暗灰咖啡色的大帆布包，不知情的人以为是老派旅行袋。
常买黑米糍粑、绿豆糕、糯米芝麻团，还有一种麻花酥卷，此外便是青菜、空心菜、豆芽，每次都买罐头鱼、五香鲟鱼、豆豉金枪鱼、这种鱼焖制得软烂，可连骨头一起吃掉，很少买鲜肉鲜鱼。
他很喜欢吃炒鸡蛋，说炒鸡蛋的关键是要嫩，出锅时要求八成熟，盛装的盘子最好是温热的，使鸡蛋不会遇冷聚缩，变老了。
谈起小时候，木心说自己七八岁了都没怎么出过自家大院，
“什么商店啊，买东西啊，都不懂，钱也没见过，有一天，可能是第一次上街，丫鬟抱着走，碰到熟人了，对方说，哎吆，这么大了还要人抱着啊，我听到一下子就出溜下来了，脸红的呀，哎噫噫呀，不用说了，后来才注意我当时的个子比那个丫鬟没矮多少”。
木心的纸、烟和水笔的选用，都是固定不变的，采购的地点也一样，基本是曼哈顿下城的唐人街那两家店里“定点购买”，我也替他代购过几次。
价格的浮动，质量的变化，他都知道。价格便宜点时，他会多买，水笔几十支，香烟两三条。
木心那时不宽裕，选用的水笔则价格不菲，买一支的钱，可买两三支别的类型的笔，我想是因为那笔好看又好用的缘故。
那天说到木心屋里的水管子漏水时，木心微笑道：
“请工人来修，看到我和我的屋子，没说话，修完后问房东这个人是谁啊，和别人不一样的。”
另外一次和杨泽逛古董店，看了一会离开了，“路上杨泽说，刚才你在打量东西时，那个店员问我你是谁，我没说话，他说你像个贵族后裔”。
木心说着自己也乐起来了。
在与木心交往的不长的时间里，我发现他的一个特点，对真正在意的、心仪的人，他话不多，即使说了也有限，一旦评点，则由衷、精准、要害，只有久蕴于心、深思熟虑后，才能说出那样的话来。
譬如马雅可夫斯基和高尔基这两个人，他说得极少，一次，我拿出些老照片，里面有年轻光头、目光炽烈的马雅可夫斯基，记得木心看了，一脸不屑，而高尔基则从来没提起过，读了木心《文学回忆录》，才知道木心如此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评价如此精彩透辟，对高尔基也说了不少好话。
纪德，木心始终感佩，但也频频提起纪德的某些缺陷，与鲁迅的态度也相似，提到：
“鲁迅说别人诚恳得像火腿，而他自己在某些事上，譬如早期对年轻人的期望，也一样，诚恳得像火腿。”
《SOS》是木心小说集里的一篇，我曾对木心说这篇写得好，很喜欢，木心迅速反应道那篇不好，没写好，我当时有些不解，以木心的心智特征，《SOS》应是他的重要作品，为何避讳，后来想木心也许是言之有因。
木心形上思辨力强，但他试图在小说里模糊它，不让它露头，而《SOS》的意象，那吞噬一切的海水—隐隐的死亡远景，忽然跑到前面，
“海水像墙似的倒进来”。
“我以前在国内时，也练过写理论的东西，研究过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我还读过谢林呢，大家都说我的理论文章写得好，雄辩，流利，而且还‘水汪汪的’。”
说着木心一边乐着，一边右手抬起，做了个往上不断地拎着什么的动作，好像要从水里拎出一条鱼似的。
1989年末，木心六十二岁，精力好极，有一次通宵聊天，始终目光炯炯，没有倦意，次日晨送他回，在地铁站台等车，天已亮了，站台上陆续有些上早班的人在寒气中等车，玫瑰色早霞映在天边。
当天下午木心来电话，继续聊昨夜的某些话题，可见他回去也没怎么睡。
那时我三十出头，精力尚佳，却感到不比六十多岁的木心，后来想到他这个人，即使面容累了，眼睛也是不累的，他的目光没有年纪感。
大概在圣诞节的前几天，那天晚上，文学讲座过后，大家依旧没散，听木心继续聊，忘了当时的话题了，木心说：
“我其实是个坏人，不是圣人什么的……”
此话深深刻入我的记忆，后来，我忍不住故意重提此话，他微笑道：
“你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脸。”
木心说：“尼采疯后，也没有脏话，可见人本质的纯净都渗入潜意识里了。曹雪芹三教九流什么都懂，可他还是有童心，有很纯的一面。拿破仑被放逐到圣海伦娜后，完了，童心也出来了，和随行人的小孩子一起玩耍，赌气，捣蛋，撒泼，胡闹，可爱极了。伟大的人物，都有孩子气的一面。”
说到《红楼梦》里宝玉给晴雯写诔文的事，木心说：
“你看，写诔文本是悲伤的事，黛玉来了，先取笑宝玉，然后两人一起改，斟酌词句，修润取舍，慢慢地，悲伤就没了。语言是很怪的，传达情绪又独立于情绪。”
“莫扎特他们都是无后的，前几天报纸上报道莫扎特的第七代子孙，还有照片，喔呦，你看那些人的蠢像，愚钝麻木，和莫扎特有什么关系呀！天才都是吝啬的，不肯把才华给别人，不肯的！”
“耶稣穿的长袍是天然纯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袍子是漂白的……一天夜里有敲门声，陀思妥耶夫斯基开门，是耶稣，陀就跪下了……”
1990年代纽约的现代美术馆有个英国画家培根的大型展览，当时有些国内来的画家看了说想吐，木心听了，乐道：
“吐出来就好了。”然后说：“培根是好的，他是绘画上的杀手。”
木心对基弗尔赞美有加，说他是艺术上的“大号”人物，但在看了1988年这位艺术家的回顾展后，不以为然了，说：
“好是好的，但他在把世界拖下水的时候，那么，你拖你的，不要把别人也拖了去。”
“毕加索画得太多了，画了四万多件，怎么可能都画得好呢。”
《巴珑》里有一篇长诗题为《末度行吟》，全诗约百六七十行，初稿很短，木心在文学讲座时给大家念过，印象不足四五十行吧。
在那次讲座上，木心说诗句是珍珠，我问珠子里面的线是什么，木心说是哲学，又说：
“哲学是里面的，不能露出来，露出来，诗就完了，可是没有线不行，没线，珠子就散掉了。”
有一次木心不悦，电话里说：
“昨晚一起吃饭的那些人啊，不停地说他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这个那个，自己自己自己啊，哪能这样一直说自己呢！”
木心说的那些人恰是我的朋友，有的坐了十几年牢，刚放出来，有的经历坎坷，经历特殊。听了木心的话，我难免有些不安和愧意，心想，是啊，木心经历也类似，有的方面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几乎不说。
1980年代中期，台湾要出木心文集，索要序言，并要求写点作者“文革”期间受难的经历，以为能吸引当时的读者，按现在的话是弄出“卖点”，木心没写，私下说：
“出书嘛要看书写得好不好，说那些干什么，什么苦啊，酸啊，惨啊，委屈啊，多无聊啊！”
后来就是没写那个序言，书也出了。
“我小姐姐十五岁病死了，我们很好，很谈得来，小姐姐很美，手、脚，长得像古希腊人，后来母亲死了，姐姐也死了，办完丧事从殡仪馆出来，看到满马路的人都是立起来的人，在那里走路。”
“你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坐了四年苦役，出来后就是不提那些，别人催他写，他闷头不吭，后来写伟大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还是不提，其实都在里面啊，他在给哥哥的信里提到，那四年苦役给了我什么呢，可以自豪地说，我对俄罗斯人的了解，独一无二。”
1990年代初，国内出了电视连续剧《编剧部的故事》，纽约也能看到了。木心说里面很多细节很好，很生动，整个戏差点就是艺术了。
尽管他没有看完全集，是跳着看的，之后却时常提起它，我感到那部连续剧使他想起了许多国内的生活经历。
周末购物，其中有上海檀香皂，他顺手拿起来闻了闻，轻轻地摇了摇头，背过脸去，笑道：
“哎噫，整个上海又回来了……”
因受朋友之托，文学讲座里的一位听课生把某人的诗给木心看，征求意见。我瞄了一眼，是文白交杂的现代诗，木心已经看过，正想着怎么说，沉吟片刻，木心终于说：
“还是让这位朋友别写了，夹生饭，再回火也熟不了。”
有一回聊到旧时信函往来的礼节和规矩，木心兴起，向我演示信笺折叠的方法，麻利快速，一晃就折出几个花样，我是一个也没看清，他折叠完毕，我仍欲求教，发现他竟有点不大好意思，走开了。
那段时间达赖常来纽约，也常在集会上露面讲话，一次，文学讲座班的某些听课生缺课去听达赖演讲，木心不大高兴，后曾在诗里（木心给文学讲座的听课生每人写了首诗），对那人讽刺了一下。
“郭松棻的哲学底子是够用了，但对我作品的有些评价，我是不接受的（指郭说木心散文艺术里的“猴性”），要还给他。”
后来，再次提及郭时，说他发言嗓音好，低沉，不快不慢，徐徐道来的样子，又说到他小个儿，穿得精神，也爽气。
“有次给我看他小说手稿，然后约好一周后在一个咖啡馆见，他来了，拎了一大包书，见了我说，喏，拿去，其中有日本芥川龙之介的《河童》和帕斯卡的《思想录》，当时书店里都见不到，他客气，问我对他稿子的意见，我说了，也改了，但不给他看，读给他听，然后撕掉。不能给他看呐，稿子上改得红拉拉的一片，血一样的，不礼貌的，我读给他听”。
“李梦熊是男中音，唱得很雄武，人也直，厉害，不拍马屁的，有一次，原定的独唱被突然取消了，他料定是某部门某人从中作祟，于是找上门，开门就骂。”
“他（李梦熊）这个人不只是唱唱，还作曲，也可以的。”
说着稍停顿稍许，随口就哼起了一个曲子，声音很低，好听，然后说这是李梦熊写的。我至今还记得木心的那低低的歌声，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他的哼唱。
“哲学嘛总是次要的，但我也下过功夫，读黑格尔的《小逻辑》，我把袖子撸起，心想要把你啃下来，还有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也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我是把哲学当作练肌肉的哑铃，练好了就把哑铃扔掉，你看见哪个身体健美的人带着哑铃到处走呢！”
“在上海高桥的时候，我做过音乐老师，小学，真的有一架钢琴，不大的，每次上课搬来搬去，教完课，拿工资，一叠子钱，我心里高兴了，心想这下又有一段时间可以不打工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里的心情，明显比他别的诗好，也有当时刚弃官回乡的原因，那时他还有点钱。”
“音乐，我耳朵一流，手三流，小时学钢琴，老师很严厉，指法，技巧，苦的，有时坐在钢琴前，喔呦，那琴键像排牙齿”。
说着做出把手突然缩回，装出怕被咬住的样子。
谈到文学讲座，木心忽然说道：“如果我是学生，三十几岁，听六十几岁的木心讲课，会怎么样！”
我当时就满心愧意，觉得他是在婉转地表达对我这个听课生的深深失望。
晚饭后出去散步，木心说他不想添任何家具了，“凑合吧，十几年之后那些都没用了”。
我听了心里一惊，那时他也就六十多岁，身体很好，平日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话题。现在想来，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木心暗示到自己的死。
我女儿1991年出生，我有短诗，末尾一句是，“她将是看我死的人”，念给木心，他正在开冰箱取什么，听了迅速回头，轻声道，
“可以的，可以的，有点芥川龙之介”，
然后，隔了几天对我说：“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唯一真正懂得欧美文学的人，但他还是小了一号，单薄了。”
“张爱玲是好，一些小说写得不错，还有《更衣记》，可以的”，
“但说到底她还是女人，太女气”。
“鲁迅啊，太在意他骂的那些人了，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远远高于那帮人，但还是骂个不停，太看得起他们了，没办法，是他性格的原因。”
“有一老头有意思，说自己曾参加围攻鲁迅，鲁迅回击，只一句，就将我一枪刺于马下，老头说时津津乐道、非常享受的样子，这个人还是可爱的。另一老头，退休了，有空读点东西了，包括载有与鲁迅笔战的报刊文章，看了后，说，那些打笔战的人，没一个是鲁迅的对手，差远了，这老头还是有点眼力的。”
1991年木心说：“我又读了遍《复活》，觉得那是给老年人读的，托尔斯泰写这本书时，七十出头，比我要大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散开了，散散点点的，世界性的，托尔斯泰的那些思想也只他才有，所以到他那儿就打住了，很难再影响别人。”
“《上尉的女儿》电影，普加乔夫率领的农民起义失败，被砍头前，对着周围黑压压围观的百姓喊道：乡亲们，原谅我吧！”
木心说，“这段写得多好，多好！”
那年梵蒂冈的藏品在纽约大都会展，其中有古希腊阿波罗石雕，木心频频提及此雕塑，它的整个体态，所有局部，手，手腕，手指，脚，脚趾，脚踝，颈窝，臂膀，额头，卷发，唇，鼻梁，眼窝，
“哎噫，好得叫人发晕，文学能做到这个水平吗？！太难了！”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他对一件作品嘘唏不已，如此感佩，如此倾力地赞美！
“那年去台湾南部阿里山，我衣着一身白，在山里走，也不累，很多树啊，很美，忽然觉得异样，仰望天空，万里无云，看到蓝天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微笑，我很难受，是一个巨大的微笑，是啊，怎么这样呢！没有云，只有个微笑，几天后才缓过来，生了一场病似的。”
走在路上，木心讲起一件趣闻，说托尔斯泰、契诃夫和蒲宁三人一起喝咖啡，看着窗外某个行人，托老提议说每人描述一下，托尔斯泰先描述那人的性格，契诃夫谈那人的身世，轮到蒲宁，蒲宁望了那人一下，说，是个坏人！托尔斯泰听了一愣，立刻赞美，说到这，木心说：
“就那个评论而言，蒲宁最厉害，不说什么衣着啊，职业啊，特征啊，什么的，不说那些，直指灵魂。”
木心似乎偏于以貌取人，当时我有点不以为然，说也有不可貌相的啊，木心听了，认真地说：
“是的，但是呢，相从心生还是对的。”
“陶渊明的诗好，陶渊明的悲楚有谁知道呢？！艺术家也真是慈善家，苦一世，留下那些后人看不懂也不配看的东西。”
对陶渊明，木心似有隐衷，我有本老版陶诗借给木心，木心在上面细细断句圈点，说陶公的诗好得似乎不露痕迹，但对诗人生活的坎坷和种种境遇，心存畏惧。
那次他还我一本《尼采传》，约在某咖啡馆见。他来了，把书从一牛皮纸信袋里取出，说起此书的一些内容是新的，以前没读过，包括尼采辞职靠养老金写作的内容。
我对书中此段内容也有印象，即：尼采曾盘算自己的养老金能支撑他多久，算来算去，可能透支，忧虑不安由此而生，木心说：
“尼采去打工，不是笑话吗！”
“《上海赋》是我写写玩的，这种东西很多人写过，张爱玲也写，写得好，我本来不想写，后来想，也可以写，那我也写吧，给他们看我是怎样写上海的，其实就是用巴尔扎克的办法，兴致冲冲，浑身是劲儿，但这不是我重要的作品，可是呢，大家都喜欢《上海赋》，读者来信，喜欢这篇的最多，对我别的东西，没什么人吱声。”
“文学为什么一定要中国啊中国啊的，我写，就是拿人性开刀，我是拿人性开刀的。”
“《浮生六记》有一种不祥隐在里面，里面有几个细节好，一个是沈三白饫甘餍肥，都吃腻了，用人送来甜腻的枣脯，沈吃不进去，只有其姊‘芸’送的温粥及小菜深得其心。妻死后三白召妓，要找模样和亡妻一样的，有意思。”
“《咖啡评传》嘛，我写得起劲，其实我喝不来咖啡的，我还是绿茶，可我没怎么写过绿茶。”
有一回木心丢了件什么东西，忘了是稿子还是别的，隔日后才发现，于是他努力回忆，一件件事，一个个环节，然后分析，推断，最后忽然有悟，迅速在书桌边的废纸篓里面翻找，找到了，大喜，觉得这种层层推断十分有趣，说爱伦·坡的小说，就有这种分析的快感。
那天说到邓肯在Party上即兴起舞，全场喝彩，单单男友叶赛宁无所谓，喝酒，大声闹，木心笑道：
“邓肯的舞呢，好归好，但叶赛宁根本就不看，没看到的，自己喝自己的，闹自己的，这就是叶赛宁，有的天才对另一个天才就是这样，视而不见，心想反正我是天才，这就好了嘛。天才也危险，说死就死，你看十月革命来了，叶赛宁一下子就上吊自杀了。”
“杨泽的诗是好的，他年轻时的诗真是年轻人才写得出来，好的，但后来不写了，早就不写了，可惜呀，做编辑，写不出来了。诗这种东西很娇嫩的，全是灵感性的东西，说有就有，说没就没有了。所以能写的时候，要赶快写。诗也不好写长，我的诗限制在十几行、二十几行之内，博尔赫斯差不多也是这个长度，短嘛没烧热，长嘛不是诗。”
年末的一天和木心聊十二生肖，木心属兔，那天兴致忽起，在报纸上生肖图解中发现属兔的人的诸类特点，其中有属兔的人命中注定是艺术家，木心读了非常高兴，简直像孩子那样兴奋了很久，写这些时，我依旧能看到他的笑样。
“人是要历练的，我在哈佛办展览时有个开幕酒会，酒会上我要说两句，很多人，教授学者什么的，还有艺术家，很多人的，我是老油条了，也有点紧张的，可要说两句啊，我就喝了一口酒，站起来，讲开了。有人问你提到尼采和老子，那么你自己的位置在哪儿？我说我在老子和尼采之间，大家听了纷纷举手说，我也在之间，我也在之间……”
“在哈佛办画展，有个观众问我，你的画为什么都不签名呢，我没立刻回答，心想着怎么说呢，那人先开口了，说，‘你很骄傲’。”
木心乐了，说：
“这人是懂的，是懂的，然后说美国这点是好，犄角旮旯里，忽然会冒出来一些好的观众，好的读者。”
1991年木心从琼美卡迁到森林小丘后说：“有些人很酸，搬个家，挪个地方，也要感怀恋旧一下，没完没了的，我才不呢，就说搬出琼美卡。”
在与友交往中，木心对类似“心心相印”、“你心即我心”之类的用语有隔，过近、过密集的称谓和交往，会使他不自在，不舒服，这让我想到有关塞尚某些事的记载，儿子游泳时碰了塞尚一下，塞尚说不要碰我。
“有人像潜泳，有人像自由泳，有人像蝶泳，水花子大，溅得到处都是，还不时地回头看。要潜泳，不要水花，现在人是靠水花争风头的，游得差劲得很呢，有的水花子其实是沉下去时扑腾出来的，而大家都以为这个人游得真好，好极了！”
1990年林风眠去世前，报上有不少有关他在香港生活和创作的报道，木心看了说：
“林风眠40年代的一批风景画静物画很好，非常安静醇厚，‘文革’初怕批斗，都毁了，后想重复那些，已不可能。我要写林风眠，但要等他死后发表，不然他读了会受不了的。”
林风眠死后，木心的《双重悲悼》发表，其文对这位昔日的老师，他的艺术与人生的双重命运的因果交织，他的才华、抱负、失落和迷惑的叙述与评判，情深义重，分析锐利，走笔剀切，令人感叹。
“我如果早年去了巴黎，有自己一个画室，整天作画，就是另一个命运，和现在大大不同了。我现在要把画先放一放，一旦画起来，就要投入的。
有画室就是不一样，整天在里面弄，总可以弄出点什么来的，1979年，一位日本女画家来看我的画，喜欢得很，要全部买下，要为我在日本办展，条件是要我把制画的方法告诉她，我没答应，我不高兴的，像什么似的，方法嘛很多呀，自己去找嘛。
还有一位画家帮了我一个忙，回报也是要我把方法告诉他，这些人啊，也可以理解，画了一辈子也没找到个方法，着急呢！”
“年轻时我也很革命，学生会里的人物呢，上街游行，到处是人，蚂蚁似的，游行完了呢就回到屋里弹钢琴，肖邦舒曼，琴上还点着一支蜡烛，后来不游行了，只在屋里弹，写。”
“那么，在用知识和智慧获得财富这方面讲，我这辈子是失败了，我也无后，可以说断子绝孙，但我用艺术完成了自己。”
木心去世已三年，我与他的密切往来，距今也有二十多年了，他已在我记忆里开始模糊，然而写这些时，木心好像又活了起来，我又看到他，听到他，就在桌旁、路上和灯下。
所记的零星片断，彼此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也无意用某种方法把它们串联起来，成为一篇或几篇整章，而是保持断片的原貌，这样也许可以维系更多的真实感，将这些注定要忘掉的事情得以留存，以使读者了解木心是怎样的丰厚、有趣、骨子里又透着悲哀的人。
曹立伟
2014年10月
说明
本文选自木心逝世三周年纪念研究专号：《温故》特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曹立伟，旅美画家，木心先生的学生之一，现任职中国美术学院。本文由鹤无粮整理编辑，仅供交流学习所用，不作商用！往期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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