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北记忆 ㉒ 毕节摄影史话
20世纪30年代的《王震与苗族同胞》，抗日战争时期文庙大成殿的《<黄河大合唱>演员合影》，40年代末的《毕节全景》《灵峰仙境》，60年代初的《毕节师范专科学校首届毕业生留影》……一张张发黄的历史老照片记录和见证了毕节社会发展的历史足迹，讲述着一个个老毕节的故事。
▲20世纪40年代的毕节山城（张荣春 摄）
▲1936年2月，王震同志（前排左一）在毕节百花山福音堂前与大定八堡六寨苗族同胞合影（照片翻拍于《红色毕节》）
1839年法国人路易斯·达盖尔把他的摄影术专利公布，摄影术从此诞生，并很快风靡整个世界。
1840年鸦片战争后，摄影术随着外交官、传教士、旅游者的流动而传入中国。清朝光绪末年，有广东等外省人先后来到贵阳开照相馆，贵阳田家巷的“镜秋轩”就是贵阳较早出现的照相馆之一。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摄影术最早传入毕节却是在非常贫困的乌蒙大山深处！石门坎，位于贵州威宁接近川滇最边缘的西北角，是中国较贫困的地方之一。
▲1910年石门坎端阳节运动会（柏格里 摄）
然而在1905年，随着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的到来，这里迅速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民族教育之先河。
柏格理在传教和教学的同时，拍摄了大量反映当地民俗民风的经典照片，如《1910年石门坎端阳节运动会》《1910年10月柏格理和他的学生》等。1991年毕节地区民委编印出版了《柏格里日记》，里面收录了柏格里20世纪初拍摄的反映当地民俗民风的照片，开创了毕节乃至贵州省纪实摄影之先河。
20世纪30年代，随着“影霞相馆”“明星相馆”的创办，摄影术发明近百年之后终于传入了经济封闭落后的毕节山城。
1932年初，唐继光从重庆、贵阳等地购进摄影器材和照相用的玻璃干板以及冲洗用的相纸、药水等原材料，并从重庆聘请摄影技师，在小校场口（今七星关城区中国农业银行毕节分行营业部处）开设了毕节第一家照相馆。
照相馆后于1935年迁威宁街（今南关桥南桥宾馆处），命名为“影霞相馆”重新开业，影棚选择龙门院坝，设有简陋的洗相室。1936年由刘锡光、陈显达等合资从唐家接手“影霞相馆”后，又从重庆购进12寸折叠式的外拍机，迁清毕路继续营业，拍摄范围和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1936年末，杨昌福出资，请来重庆的技师张希平入技术股在松山路（今毕节第二小学对面）开办“明星相馆”，后迁小横街（今中华北路药材公司左侧），相馆采用上海产的12寸的木座机，配有当时最好的德国蔡司镜头和美国产柯达胶片、相纸，并利用照相机镜头放大照片，成为当时毕节影响较大的相馆。
20世纪30年代末期，毕节城区还有蔡自业的“俏我轩”、何信斋的“何家相馆”等几家规模较小的相馆，流动于毕节城区，上门服务。
在毕节照相馆的开创初期，由于器材、材料均是进口，价格昂贵，普通人是很难留影的，这个时期留下的照片弥足珍贵。其中一幅比较有代表性的照片拍摄于30年代初，是毕节东关坡世代行医的李家老人与四姐妹的合影照，照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30年代毕节城区妇女的穿着打扮和精神面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9年连通重庆、昆明的川滇东路通车，毕节成为川、滇、黔三省的重要交通枢纽。从江浙、广东等东南沿海的日寇占领区退过来的国民政府的机关公务员，教育、文艺界的社会名流，川滇东路管理局工程技术人员和大量难民纷纷涌入边远落后的毕节山城，城区人口不断增加，毕节出现了畸形的“战时繁荣”。县城主要街道上“八一三大旅社”“南京饭店”“少白楼餐馆”“君再来澡堂”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
从东南沿海过来的社会名流带来了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加上交通便利，原来昂贵的照相器材和冲洗材料价格大幅下调，照相业在毕节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
20世纪40年代初，在毕节威宁路、砂石路、大小横街几条主要街道上，除了老牌的“影霞相馆”“明星相馆”外，先后有“南光”“真容”“黑白”“湘明”“卡尔登”“灵峰”“华华”“六真”等十多家照相馆营业。摄影从原来的达官贵人、大富之家逐步走进了普通人家。
▲20世纪40年拍摄的家庭合影（陈振华提供）
抗日战争胜利后，县内人口顿减，外省人在毕节开设的服务性商店均迁回原籍。受国内局势影响，通货膨胀严重，进照相馆的人越来越少，毕节的照相馆纷纷关门歇业，只剩下设备较好、冲洗放大技术先进的“南光”“湘明”和“卡尔登”三家，这三家照相馆也是1949年后毕节公私合营照相馆的主要资产。
由于东南沿海文化的进入，毕节照相业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重大的改变，照相馆的影棚纷纷采用玻璃顶自然采光，布景多采用上海外滩、杭州西湖等手绘加上罗马柱、博古架等式样，使其更显立体感。妇女衣饰引进最流行、时尚的旗袍，男士多为中山装、西装配博士帽，上层人士之间开始流行婚纱照。
20世纪40年代留存的经典老照片有拍摄于1946年5月26日的毕节进步青年组成的“5·1歌唱团”在毕师大礼堂（文庙大成殿，今地区人民医院家属楼）前的天子台公演《黄河大合唱》的剧照，这也是记录毕节历史文化的珍贵写照。当时留下来的最多的照片是毕节师范学校每届毕业生的合影，从照片中可看出40年代师生的风貌和校园环境。
▲上世纪40年代毕节师范学校的毕业留影（吕维珍 提供）
1938年末，位于毕节小横街（今中华北路）的明星照相馆来了一位年仅15岁的小学徒，他就是20世纪40年代末南光照相馆的老板张荣春。
明星照相馆是县人杨昌福出资，重庆人张希平为技师共同兴办的一家照相馆。经过几年的发展，到1938年明星照相馆已经是毕节城区最大的照相馆之一。
当时的学徒可不像现在的甩手徒弟，学徒第一年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学摄影，而是给老板和师傅端茶倒水，给老板家挑水、洗菜、做饭……张荣春为人机灵，白天做杂活的空闲就往影棚和暗室跑，见着师傅张希平，一口一个“师傅”，又是装烟又是倒茶，叫得张希平心花怒放，只要有人来照相，就要传给徒弟几个绝招。晚上张荣春趁老板、师傅休息时，总要上暗室熟悉药水配方，利用报废的胶片练习洗片的技术。经过两年多的勤奋学艺，什么光圈、速度、侧光、顺光、构图等概念张荣春已经烂熟于心，显影、定影，药水的配制放多少米吐尔、多少大苏打，对张荣春来说，已是随手拈来。
1940年，张荣春结束了学徒生活，抱着抗日救国的一腔热血，在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贵阳汽车修理所（今贵阳三桥）干起了汽车修理工。抗日战争胜利后，张荣春回到毕节，再一次来到明星照相馆。时过境迁，这时的师傅张希平已经离开毕节上威宁自谋出路，小徒弟张荣春便成了明星照相馆的技师。
1946年，不甘寄人篱下的张荣春卖了老人留下的田地，将得的钱与友人合作在小横街（今中华北路中药材公司）后迁南门口（今民贸公司对面)办起了南光照相馆。
▲原南光照相馆的老板张荣春（摄于2010年）
南光照相馆初办，白手起家的张荣春，面临资金不足的难题，只购置了暗室器材，布置了影棚，较为昂贵的座机只能向当时影霞照相馆的陈显达租用。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和积累，南光照相馆在摄影技术上有了较大提高，使其在照相业的市场上有了一席之地。随着收入的增加，南光照相馆购置了大座机，配置了当时最好的德国蔡司镜头，并结合外拍的需要购置了折合式的120手持照相机。
有了120手持照相机，在外出的同时，张荣春利用拍摄剩余的胶卷拍下了一批毕节古城的老照片，如《毕节夫子庙》《毕节全景》《毕节灵峰寺》等，如今，这几张照片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毕节古城的千古绝照，也应该是毕节风光摄影和艺术摄影的开始。
▲毕节灵峰寺（张荣春 摄）
1949年11月28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16军第47师在师长郑统一、政委郭强的率领下进军毕节。140团占领了国民党毕节县政府，毕节古城宣告解放。随军摄影记者记录下这一珍贵的历史瞬间，这张照片成为毕节历史上弥足珍贵的新闻和纪实照片。从此毕节照相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56年初，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毕节的南光、湘明、卡尔登三家照相馆经公私合营改造，纳入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轨道，成立了“公私合营饮食照相商店”，业务由毕节县饮食服务公司领导，地点在今威宁路（今万利商厦银开时代广场附近），陈显达为私方经理。1960年经县委组织部批准，县商业局任命彭裕硕为公方经理，路承忠、张希平、曾昭华、曾昭祥等为照相馆主要技术力量。
彭裕硕出生于摄影世家，父亲彭晓珍是享誉省内外且具有百年历史的阿嘛相馆创始人之一。他从小耳濡目染，长大后又刻苦钻研，从而成就精湛的摄影技艺。早在1958年，他就是贵州画报社的摄影记者，拍摄过大量精美照片。后来彭裕硕先转到毕节饮食照相商店任公方代表，再到毕节县委宣传部和毕节日报社任专职摄影记者，直到1996年退休。
▲彭裕硕退休后一直在关注着毕节的摄影事业（聂宗荣摄）
经过公私合营改造后的毕节饮食照相商店，虽然设备简陋，但由于经营成本降低，生意一直很红火。照相馆针对当时经济水平下照相的人中单人照少而集体照多的特点，主动上门为机关、学校拍会议照和毕业照。饮食照相商店春节的生意最红火，城里收入较高的家庭都要来拍上一张4寸大小的全家福。但这样的景况不长，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人们连饭都吃不上，哪还有闲钱追求照相这份雅致？随着生意的清淡，饮食照相商店没有多余的资金更新设备、维修影棚，造成了恶性循环，当时可说是惨淡经营。
1962年下半年，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在公方经理彭裕硕的一再要求下，经毕节县商业局会议决定，拨款100多元为照相馆购置了放大机和配药的天平，并修膳了门面。照相馆根据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采用了放大、修片、加字、调色等新技术、新工艺，加上国产胶片、相纸增多，价格便宜，照相成本下降，进照相馆的人逐渐增多，个人照、艺术照有了普及和发展，毕节照相业再一次焕发了生机。
1949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照相业在长足发展的同时，摄影开始成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最有力的宣传工具之一。
1958年2月，毕节县委机关报《毕节县报》创刊，报社内设有专职的摄影记者。据统计，《毕节县报》从创刊到1960年12月停刊，共发行389期，登载毕节县内新闻照片700余幅，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
20世纪80年代，随着摄影器材制造和相关行业的发展，摄影逐渐普及。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毕节地、县很多机关单位纷纷购置海鸥4A、4B等型号的双镜头反光照相机，用于拍摄部门的工作照片，有条件的单位还自己建立暗室冲洗放大照片，从事摄影工作的专职摄影人和业余爱好者逐年增多，并开始拍摄纪实照片和艺术照片。
1985年11月，1951年创刊的《毕节大众》报恢复更名为《毕节报》复刊。《毕节报》复刊后，得到了地委行署领导的高度重视，地委抽调了多年从事摄影工作的毕节市委宣传部彭裕硕任摄影部主任。报社摄影部添置了当时最好的日本尼康FM2（135）、玛米亚单镜头120照相机。摄影部成立之初，利用地委宣传部大楼后面天桥下的简易暗室投入工作，拍摄了大量反映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成立前后的珍贵历史照片。
随着摄影事业的蓬勃发展，毕节的一批专职摄影人和业余摄影爱好者认为应该建立一个自己的摄影组织，增进毕节摄影爱好者的联系，开展学术交流，促进摄影艺术的发展。经过协商，决定成立“毕节摄影协会”。“毕节摄影协会”于1988年春天成立，由毕节日报社刘衍奎、彭裕硕和地区文化局刘渝新任名誉主席，秦保国、祖寿仁、杨贤德、曾占文、曾昭祥、彭新立、聂宗荣等任理事，有会员68名。
▲1988年4月12日，毕节笫一个摄影组织“毕节摄影协会”成立（聂宗荣 提供）
“毕节摄影协会”成立后，广泛开展各种摄影活动，举办多种不同风格作品的会员作品展，以促进摄影艺术的百花齐放。协会还配合毕节的各项中心工作，在文化馆橱窗举办了“大纳公路慰问演出”“烤烟生产表彰会”“文化工作”等反映毕节经济社会文化成果的图片展。
1989年，美国柯达推出了第一台商品化的数码相机，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佳能、尼康等照相机厂家利用柯达专利技术开始商业化生产数码相机。2000年以后，毕节摄影进入了数码摄影时代，随着一批高科技成果在摄影领域的运用，摄影的机动性更高、拍摄成本更低、器材选择空间更大、图片储存传输删除更为方便、图片的画面质量更为精细；此外，影像后期处理的技术也变得越来越方便快捷，进入摄影的门槛更为简单化大众化，毕节的摄影队伍越来越壮大，影响力得以进一步提升……
伴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毕节的摄影艺术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聂宗荣，贵州毕节人，生于1951年8月。1975年开始学习摄影。现为贵州省艺术摄影协会理事、贵州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毕节市艺术摄影协会会员。2004年度贵州省摄影十佳。
1988年7月初，聂宗荣调到毕节报社任摄影记者，从此，开始了他“跟拍”毕节试验区的影像生涯。30余年来，毕节试验区的改革发展取得长足进步，聂宗荣风雨随行，忠实地用镜头记录着毕节试验区的巨大变化，拍摄了大量反映毕节试验区建设和发展的新闻图片，并将其所拍摄的资料图片建立起“毕节试验区摄影资料库”，共收录图片10余万幅；其中的数百幅摄影作品被《华人世界报》《黔人》《中国区域经济研究》《当代贵州》《今日贵州》《中华百业名流》《贵州年鉴》《中国城市》等20余种报刊杂志、出版图书刊载或收录。
自1988年6月毕节试验区建立以来，聂宗荣先后参与了《毕节试验区二十年成就展》、《毕节试验区同心展览》的拍摄布展工作；参与了《绿野青山》、《生态毕节·古茶飘香》、《再造秀丽毕节》等十余本画册的拍摄编辑工作。
2019年，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了聂宗荣的摄影画册《梦里老家毕节》。中国摄影出版社在对《梦里老家毕节》的终审意见里写到：
这是对聂宗荣30多年来摄影工作的中肯评价和客观赞许。
作 者：聂宗荣
编 辑：吴春妹
编 审：秦 恒
监 制：叶光良
总监制：朱光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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