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知乎问题：列宁的理论水平具体如何？
在新旧社会主义者划清边界的时代，列宁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重要性不意味着神话性和连续性，正相反，我们其实可以从列宁的理论之中得到的最大的好处恰恰是对于现实的尊重和理解，从而辩证地理解这个世界。对于列宁的阅读一直存在着很多种方法，一种是对于列宁文本的反复回味，咬文嚼字地试图建立一个完整不断裂的从1901到1924年的一个不变的，统一的，只是不停地增量成熟的列宁主义体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主义者的史观。另一种则是对于列宁文本的部分文段重新分配，分析理解，然后试图通过尽量详细的还原一个部分的现实分镜，去发展出一种另类的列宁主义体系，这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极端，比如符合现代人审美的“理想的，人道的，民主的列宁主义”，或者刻意的偏离现代人审美的“恐怖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的列宁主义”。尽管这两种对于列宁的阅读是出自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认知，一种是出自历史的连续的绝对必然性，另一种是出自历史断裂的绝对必然性，但是他们的目的却又吊诡重合，都是通过列宁的文本让人们去拥抱（警惕）和回归一个旧日偶像的列宁尸体。但如果我们转而选择去贴近列宁和列宁他所身处的时代再去谈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必须抛弃那种我们一定要回到列宁主义或者一定要远离列宁主义的偶像偏执。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对列宁作出一句话的评价则应该是：他在现实抑或是反革命的选择中选择了现实，然后成为了在俄国革命现实以及旧社会主义的全面失败的解决方法的一部分，但在这之中他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官僚主义），同时在问题之中又蕴含着努力成为对官僚主义的解决方法一部分的列宁。列宁成长在旧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的环境之下，旧社会主义的秩序是一种以党为核心，以参与资产阶级政治和政治文宣为基础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是通过政治指导，一步一个脚印来实现的必然性的建筑物。早在第一国际的灭亡和第二国际的重建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订立了一个新的国际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即无产阶级通过广泛地参与政治，最后形成一股群众化的工人力量来改变世界。区别还是有的，残存于美国的第一国际残党希望通过非政治的手段来实现工人阶级的上升抑或是自我解放，第二国际选择积极地组党，建立政治系统，在政治议题上发挥力量，试图维护和控制一股有力的工人力量作为筹码，和国家进行博弈。对于群众，他们持建设论和灌输论的观点的，即一个广袤的党组织培养广大的社会主义群众；对于阶级斗争，他是持政治化观点的，即通过某种政治方法可以实现对于资产阶级和国家的威胁乃至霸权（即无产阶级胜利）；而对于党组织内部，他则是一种等级制的观点的，基于参与议会政治的客观环境，党“组织”的工作任务以科层和上下级的方式传达进行，从而更好的维持自我运作。而这就是旧社会主义传达出来的马克思的原则性观点，这组成了旧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只有理解这点，才能进一步地了解列宁。某种程度上，列宁最开始恰恰是基于和旧社会主义同源的世界观，对旧社会主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从《怎么办》里面。他对先锋党的第一次定义（“职业化的”），以及在追随普列汉诺夫脚步中的《进一步，退两步》的对于党的权力集中制（基于当时的现实，这种集中首先是理论上的）的关切，以及在随后的分裂中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灌输论意义上的诠释。如果我们目光放远一点来看，最早在1901年-1903年的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中心的社民工党，这种对于党建的关注和对于以党为中心的与群众的关系的理论的大量产出，恰恰来自第二国际向东方扩张旧社会主义原则，一种新的“现代化”的社会民主党模式要取代旧有的松散同盟，公社结构的扩张从而鼓动了列宁这批新的左派参加到革新运动中。而其成果则是党建化的社民工党，无论是布尔什维克抑或是孟什维克都是第二国际原则的体现，只不过他们对第二国际原则的取舍和理解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了他们在第二国际的位置和政见不一（布尔什维克更关注党建的集中化趋势而孟什维克则更关注党建的灌输论作用）。这样的特征在第二国际特别是东欧的第二国际新扩展的地区里并不少见，比如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党、波兰社会党，抑或是个人层面上经常被拿出来和列宁一起谈及的罗莎·卢森堡（她本人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灌输论和党建主义者）。当然列宁并非完全接受第二国际意志或者说处于被指导地位，他尝试在第二国际的世界观中寻找一种语言方式去形容突变的现实（革命），譬如在1905革命里，列宁通过观察党在革命中的轨迹和作用提出了群众高潮的理论，实际上放弃了灌输论思想：将群众问题置于党的问题之前的“渺小的党和广袤的群众”的思辨，并且通过高潮-低潮理论某种程度上建立了通过必然性的机运（chance event）取代灌输-建设传统旧社会主义思想的新观念。这种暧昧的在第二国际世界观下寻找自己的语言，然后扬弃自己的观念，并且通过不停突变的现实来观察自身，是第二国际左派理论的共性。比如列宁的《怎么办》到《论1905革命各篇》，抑或是卢森堡的《论1905革命》和《理论与实践》无不透露着这种暧昧的纠缠，他们在现实中看到了第二国际原则的无数裂缝，但是庞大的世界观和语言逻辑则仍然笼罩在他们的理论之上。他们试图表达一些在现实的革命，斗争策略和底层群众上的现实状况，但是在这种世界观下他们又某种程度上被迫回归社民党为主体的思考，这种思考在“理论”上是连续性的表达，但是同样地这样的思考是在连续性的世界观下寻找解释现实的断裂性的尝试。尔后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两者在现实里打破了旧社会主义精致的世界观：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基石，即通过某种政治方法，无产阶级可以威慑国家，一切形式的党的政治手段对战争遏制的失败乃至护国转向证明了这一原则无效；而俄国革命则淘汰了社民党严格的党组织集中模式，形成了群众的革命化组织和武装的多元化专政，单一的社会主义灌输建设论也在现实考验下失去了活力。第二国际左派在这里面追寻到了现实，但是这种追寻的结果毫无疑问是痛苦的，因为这种现实打破了旧社会主义世界观的连续性，也意味着打破了第二国际左派的世界观的连续性。比如罗莎·卢森堡和考茨基在1910年仍然在为是否以德国共和为社民党口号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在1918年，这个问题本身已经无足轻重了，“人民主权”的社民党共和国还是无产阶级暴力夺取并分解社会的议程摆上台面。列宁也一样，对于他来说，是否重新提出党建，是否继续按照旧的1912年布尔什维克提纲继续“激进的民主主义斗争”以及“重新集中化统一的全国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已经不再是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再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支撑这种问题的世界观已经不再是现实的一部分了，在旧社会主义世界观下，现实形成了断裂，需要重新的认识世界才能走入现实的革命，抑或是放弃现实的形式，选择遵循世界观的反-革命（布尔什维克中央的革命护国主义）。这就如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面，不信神的查拉图斯特拉在煮锅里倒入的所有不同的机运要素，而现在就是直面现实的盛出菜肴，抑或还在等待必然性世界观彻底吞没所有食材的时刻了。当然第二国际左派们最后纷纷作出了选择，普列汉诺夫、策列铁里在革命的机运的爆发面前选择了退缩，最终被他们必然性的世界观所吞噬，卢森堡对于现实产生了迟疑，并错过了她最终认识到的“革命时刻”，而列宁则让现实割裂了他的语言，舍弃了这种旧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并且选择了和现实一起砸碎他的“理论”，“先锋”以及旧社会主义的“党”和党原则本身，作为着“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走向了新的破坏了第二国际坚持的“马克思原则”的新社会主义之中。但正如我上面说的，作为“旧社会主义”解决方法的列宁进入到新的革命的现实之中时，他成为了“问题的一部分”，即列宁本人发展了官僚主义。这并非是一种情绪化指责，而是另外一种伴随着新生的时代的新生的问题，我说过如果我们追溯官僚主义弊病的源头，我们也许只能看到斯大林在革命之中焦头烂额地处理各地地方革命军事委员会事物的抱怨文章，列宁在这之中发挥的作用也是类似的，日后被托洛茨基称为斯大林官僚制度的权力垄断机构的政治局组织的崛起，恰恰源于列宁借助政治局重审全俄中执委的提案（托洛茨基本人亦有过类似行为）。革命的现实状况，迫切的生存需要，平行的群众组织和党组织，广泛的多元专政机构和权力核心以及来自旧世界观碎片组成了这个新时代的开端，而列宁试图整合这一现实的方法则是试图在松散的革命基础上，实行一种通用的政治方法和交涉方法来步调一致地保卫革命。这种现实产生的新的世界观和政治方法，在生存的基础上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官僚主义权力问题，不同于第二国际集中党的上下层级制度的单向党内等级制度，官僚主义的权力问题关切的不仅仅是党内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权力分布和垄断。列宁在这一问题的形成上无疑产生了某种催化剂的作用，通过平台政治的方法来整理革命联盟的分歧问题，列宁虽然放弃了第二国际党的上行下效的集中主义，但是他和反对派斗争拉拢中的政治的方法则催生了作为“政治方法部分”的党组织权力膨胀（书记处和政治局）。而更进一步的重建（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上的秩序化和统一化（为了实现统一的经济秩序首先需要一个统一的社会秩序），这些内容进一步加大了列宁对于“政治方法”的某种依赖。在新旧交替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影响下，官僚主义还有其他的比如垄断主义，寡头主义这些问题，被旧有的第二国际党等级制度和新的现实冲突下模糊。对于发现，解决问题的探索则时而进一步的加深了问题本身，比如列宁继续通过设立政治化的机构来解决问题，建立了很多托洛茨基形容为“万能且无用”的监察体系；布哈林试图建立某种形式的合作化，但是作为合作化基础的工会-党官僚的寡头化，就是官僚主义和右翼回潮的核心；激进的工人反对派宣称要剥夺所有非工人参政权并且以旧有的工会取而代之，但是恰恰就是工会本身接二连三的出现寡头官僚（甚至布党极右翼-劳资协调派别也出自其中）；而斯大林和中央集权派别，则建立了一种不属于左翼，也清洗右翼的官僚主义集权。但是同样的，作为问题的一部分的列宁也成为了对于问题解决方法的一部分，尽管通过政治方法解决官僚化与寡头化难以奏效，但是列宁仍旧保持着一种革命者的态度去看待俄国和布尔什维克即将遭遇的危机本身。在工会危机中他拒绝了梁赞诺夫的提案，在八次大会上民主集中派对官僚主义宣战的演讲的合作者之一就是列宁，此外还有对于俄国民族主义和非俄民族主义的可能性的探索等等。最终，在列宁政治遗言的《宁要少些，但要好些》中，他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愿景和告诫放在了更基层的工人组织上，并最终希望苏联能够通过某种方法，某种需要后来人、也许需要很多代后来人才能够了解的方法，一种能够彻底抛弃列宁生前基于他的认识建立的政治方法，并且能完成一种工人群众作为最高监督者的颠倒政治模式，即党内“如同聚会般愉快，如同朋友般轻松”的关系连接这个群众至上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最后，我们本身其实也早已清楚，所谓“理论水平”是什么，他是基于同样世界观下，对于现实的好与坏的解释。但我们真正地贴近历史的列宁的话，我们恰恰不应该用某种“水平“来形容他，因为他是为了现实而冲破带有局限性的旧社会主义世界观，同时带有挫折的建立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自己与之斗争的人。换句话说，列宁不是忠于世界观的人，他是忠于现实，忠于一种基于现实的革命形势、社会状况和阶级运动来观测，修改乃至和自己所斗争的人，而这虽然饱受忽视，但是我认为是列宁能留下来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一个忠于现实的唯物主义死人，而不是一个赢到今天的不败偶像。最后引用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列宁和工人反对派领袖之一的史略普科克夫的对话。
“没有了工业生产和最基础的工业恢复，那就不存在工人阶级，你们也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工人的工人反对派。”
——列宁
“那么我也要恭喜您，列宁同志，您刚刚成为了一个并不存在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领导人。”
——史略普科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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