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养老“三项制度”：效益与风险并存，历史教训殷鉴不远
听到这个消息，有网友表示，住建的这番呕心沥血的操作简直惊掉下巴。过去只听说人需要退休，需要养老，现在连房子也需要退休，也养老了。
看似合理的制度迅速引发巨大争议：过去房子烂尾的时候，他们不关心，就连吃不起饭就不起医读不起书的事儿，他们都不关心，现在房子老了，他们就担心起我们的安全来了。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对私有财产下手，他们可是从来不会手软。老百姓幻想着以房养老才没多少年，就反转成要给房子养老，到底谁养谁啊？谁又能养得了谁？
当前的主要矛盾是，韭菜的长势速度已经远远跟不上镰刀的收割速度。其实，叫我说呀，这所谓的房屋养老“三项制度”，其实并不新鲜，而且在唐代的唐德宗年间就有类似的“间架税”。“间架税”即房产税，曾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最终导致了兵变，迫使唐德宗不得不废除这一不得人心的政策。
唐德宗即位之初，面临着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困境和藩镇割据的局面。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削弱藩镇势力，他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德宗听从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了两税法，以简化税收程序并降低征收成本。然而，随着战争的持续和财政压力的增加，两税法的 收入已无法满足朝廷的需求。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唐德宗为了缓解财政危机，决定征收房产税，即“间架税”。这一税种针对长安城内的居民住房进行征税，根据房屋质量划分为上、中、下三等，分别征收不同的税额。
随即，间架税就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间架税的征收使得长安城内的居民和商人面临沉重的经济负担。老百姓不仅要支付两税法的税额，还要额外承担间架税的费用，导致生活成本大幅上升。而且，在间架税的征收过程中，一些官员借机贪污腐败，中饱私囊。他们虚报房屋等级、多征税款、贪污税款等行为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民众认为这是一种额外的剥削和压迫。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当时的税收政策。在间架税征收引发的社会动荡中，驻扎在长安城外的泾原军因不满待遇而哗变。他们冲进长安城，攻占了皇宫和政府机构，并拥立朱泚为帝，建立了秦政权。这一事件被称为“泾原兵变”。
泾原兵变后，唐德宗被迫逃离长安城并寻求其他势力的支持。在逃亡过程中，他深刻反思了自己的政策失误并决定废除间架税以安抚民心。最终，唐德宗下诏宣布废除实际推行时间只有半年的房产税即间架税，这一事件不仅使唐德宗失去了对长安城的控制还严重损害了朝廷的权威和信誉。最终唐德宗不得不废除这一政策以挽回人心并稳定局势，事件也反映了唐朝中后期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和社会动荡的严峻局面。
效益与风险并存，历史教训殷鉴不远。由此可见，割韭菜有效益，也有风险，因为任何涉及公众利益的政策都可能引发不确定性。
首先是经济负担加重导致的直接成本增加，房屋体检、养老金和保险费用的收取将直接增加房屋持有者的经济负担。特别是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这些额外支出会进一步压缩其生活空间，影响生活质量。其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消费减少、储蓄下降等，进而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一定影响。
其次是，资金管理和使用风险。资金筹集的难题是，如果资金来源不稳定或不足，将直接影响房屋体检和维修工作的正常开展。而且在资金管理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的监管漏洞等。如果监管不力，会导致资金被挪用、滥用或浪费并损害公众利益。给人养老的钱都保证不了公平，给房子“养老”的钱就能一视同仁？加之，房屋“三项制度”的执行需要涉及多个部门和环节，如何确保政策得到有效执行是一个挑战，特别是在一些基层地区，由于资源有限、人员不足等原因，政策执行可能会面临较大困难，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可能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如违规收费、服务质量不达标等都将直接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公众满意度。
此外是社会的接受度。包括公众认知不足：由于房屋“三项制度”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公众对其了解可能不足。这可能导致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误解、抵触等情绪。利益冲突：不同群体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例如，房屋持有者可能担心经济负担加重而反对政策实施；而政府则可能出于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考虑而推动政策实施。这些利益冲突将增加政策实施的难度和风险。
诚然，我们理解住建部宣布在上海等22个城市试点房屋的“三项制度”，即房屋体检费、房屋养老金和房屋保险，这一举措旨在加强房屋安全管理，提升居民居住品质。担忧其可能带来的风险。但是，政策的推进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执行和监管机制作为保障。反之则会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甚至引发社会信任危机。目前，这一政策已经在公众中引发广泛讨论，甚至有网友将其视为加强版的“房产税”。
此外，舆论还认为，至少在目前的环境下，房屋养老金的概念不够准确。因为，如果房屋需要养老，那赡养的义务人是成年的子女，房屋主人是否愿意养老是自治范畴，这就违背了设立房屋养老金概念的初衷，其初衷是房屋主人应当缴纳房屋养老金，缴纳房屋养老金是强制义务。房屋养老金有一个规范名词，叫“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关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原建设部有一部规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其中第八条规定：一是业主按照所拥有物业的建筑面积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数额为当地房改成本价的2%。二是售房单位按照多层住宅不低于售房款的20%、高层住宅不低于售房款的30%，从售房款中一次性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就目前的情况看，据相关报道，全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结余超过1万亿元，上海等地住宅维修资金结余超百亿，累计使用资金仅占累计归集资金的10%左右，成都和深圳分别约为4%和5%，大量资金沉淀未有效利用。所以，对商品房来说，根本不存在住宅维修基金不够用的问题，至少目前没有普遍补缴住宅维修基金的必要。目前，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主要是房龄已达30-40年的房屋，这些房屋基本是房改房，原产权单位基本是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很多单位在售房的时候没有缴纳住宅维修基金，以及售房的时候，因为售价很低，购房人缴纳的金额也非常低，导致房屋老化，缺乏资金维修。这些房改房带有国有性质，购房人已经享受了福利，他们的房屋维修问题，理应由政府承担责任或者自主承担，而不应由全民承担。而设立房屋养老金的概念显然放弃了政府责任。房子是有产权的，或40年或70年，也就是说，任何一座通过验收的房子，只要是正常使用，如果其寿命没有达到产权范围内的40年或70年，或者说在40（70）年内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这本身就是开发商和验收、监理、监管部门的责任。
同时，普遍缴纳房屋养老金还会直接加重人民负担。众所周知，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是在政府收取巨额土地出让金以及房地产商赚得金钵满盆之后导致的房屋资产大量贬值，留给百姓的全是负债，破产个人不计其数。
房屋是人类的家园，是一个人最安全的避风港湾。居者有其屋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和经济目标，旨在确保每个人都能拥有或负担得起适当的住房，而不是让百姓住不起房。近年来，一些部门由于宪法和法律意识的淡薄，屡屡出台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规章，比如实施严格的书报及网络审查、限制公民的批评建议权等，此番设立房屋养老金制度有违立法法关于规章不得增加公民义务的强制规定，说明一些部门并没有把执政为民当成责任。在个人养老都遇到困境的情况下，创设房屋养老金这一概念，也显示个别代表缺乏基本的履职能力。由此可见，房屋养老金概念凸显一些部门的肆意作为。
虽说，房屋“三项制度”在提升房屋安全、保障居住品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经济负担加重、资金管理和使用风险、政策执行和监管风险以及社会接受度风险等多方面的挑战。回顾唐德宗年间的间架税这一历史事件，为我们提供了最深刻教训：任何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税收政策，都必须充分考虑其可行性和社会接受度，在推进房屋“三项制度”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这些风险因素，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和化解，同时充分听取民意、广泛征求意见，确保政策符合公众利益和社会需求，以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