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辛神商榷：也谈辛德勇《<張氾請雨銘>辨僞》的方法和证据 | 李跃林
不管这大视野有多大，我们都要认识到，现有的全部知识，并不代表全部的真理。真理仍然可能在这个大模样、大视野之外。——李跃林
文 | 李跃林
编辑 | 云在
最近“金石”圈有点火，后来在微信朋友圈中才知道是因为辛德勇先生对《張氾請雨銘》的证伪所引发。一者因为我对金石完全外行，起初并没有在意，二者因为最近看到辩伪的笑话太多，也没有兴趣再看。但之后先在朋友圈看了辛先生的《你是信墓志？还是信正史？》，深感辛先生文献功底极深，朋友圈也留了一两句话表示对辛先生观点的赞同，云“墓志史书都有文过饰非、凭空编造的，都要具体分析。史书编写比较严肃，有很多人把关，原则上不应该轻易否定。”
《張氾請雨銘》拓片及局部，网络图片。
前两天，我们四海书院公号的主编把《《張氾請雨銘》辨僞》发给我，不能不看了，就随意浏览了一下。一边看，一边感叹其引证极其丰富，又突然明白原来不是在谈金石了。但是，全文读下来，更有些吃惊：洋洋洒洒的一篇宏文讲稿居然缺乏最基本的逻辑常识。
从辛先生的讲稿看来，“证伪”的证据有好多条：一是刻石的云纹边框，至今没见过；二是文字拙劣；三是正史中从未见过的闰月纪年法（十二月有闰）；四是正史中从未见过的张氾的自称形式（吳房長平陰張氾字春孫）；五是拙劣篇章结构（估计也是从未见过）；六是没有见过史书中记载这年有“以诏请雨”的事情。
总结起来，理由就是一个，石刻中出现了很多没有见过的、史书没有记载的东西，因此不可能是真的。
我对这块刻石真伪并不在意，但觉得辛先生这一证伪的方法，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为什么这么说？其根本原因是在于我们现有知识的不完整性。生活具有无穷无尽的细节，而流传下来的正史和其他的文献，即使我们能全部占有，也不可能记载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全部事件。而且正史中的事，更已经为历史的书写者进行了选择。日常生活中有关行住坐卧等的语言文字，就绝大多数都没有记载下来。这些没有被正史记录下来的事，不等同于没有发生过的事。也就是说，“缺失的记载”和“从未见过”不能作为“没有”的证据。
那么辛先生没有看到的或失记的事是否真的没有呢？
先说第二条古代的闰月的纪月法。辛先生以为闰月的纪法，只有“某年闰月”一种方式。笔者查了一下，在东汉徐干 《中论·历数》 有一句话是“故鲁文公元年闰三月”，虽然说法与《張氾請雨銘》中“十二月有闰”不同，但至少说明特别指出哪个月是闰月的文字记录，绝非没有。后世随着留存文献量的增多，在隋唐时记载中出现“某年闰某月”的说法就比比皆是了，不一一。
再来说第四条“以诏请雨”。练习书法的人都知道《张迁碑》，碑文说张迁的祖宗“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云云，把所有有名无名的张姓人物（有的可能就是编造的）都当祖宗说一遍。这不过是拉前贤作虎皮而已，小人物自夸身世的正常现象。所以对“以诏请雨”的解读，显然“以诏”可能是事实但更可能是自己骗自己，未必有其事。只有“请雨”可能是实事。至于请雨行为，只要地方官和百姓愿意做，也不必非要皇帝下诏。而民间请雨之事，不计胜数，更未必也不可能都要记录在正史之中。当然，也不必一定要到了什么地位才能请雨。这个在《太平御览》有很多条，如：
王隐《晋书》曰：束晳。太康中，郡大旱，苗稼败，晳乃命邑人躬共请雨。（天部十一·祈雨）
《益都耆旧传》曰：赵瑶为阆中令，遭旱，请雨于灵星，应时大雨。（天部十一·祈雨）
至于请雨的时间，按文献记载，都是急则抱佛脚，多在夏季。但十二月祈雨，和民间送迎财神的仪式一样，在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一个地方官先天下而忧，也未必不可。但故意违背夏天请雨的常识而造出刻石，按辛先生的逻辑，反而是不符合造假的常识的了。
辛先生“论据”的第二、三、五条，总结起来就是说刻石的文章夹缠不清，拙劣异常（我读书少，无力判断刻石文字的优劣，从辛先生）。换一句话说，就是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夹缠不清的古文章，所以就只能是现代人造的。也就是说，古人都是好文章，现代人才有拙劣文字。
希望读者看到我想说的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古文，从《史记》、《汉书》、《文选》，到《古文观止》，都是古代文字的精华中的精华。我们被这些精华惯坏了，偶尔看到一篇古人的拙劣文章，大惊小怪虽然难免，但以为古人不可能有拙劣如此的文章，就只能说是根本没有常识了。事实上，这类拙劣的文章，不可能进入正史，不可能进入文选，能让后人阅读的机会极少，且而只能通过劫余的实物如刻石方能得以流传。这样类似的例子，还有唐代遗留下来的瓷器上的拙劣“唐诗”。
唐代长沙窑瓷诗文碗，有诗“岭上平看月，山头坐唤风。心中一片气，不与女人同”，十分拙劣的真唐诗。网络图片。
至于辛先生第一条中关于边框的式样问题，我不懂金石，但我不太敢说地宝已尽，所有存在过的摩崖的装饰形式都已经被发现完全了。
当然说完上面这些，不等于我就证明了《张氾請雨銘》的可靠性。我只是在说，辛先生这样的证伪，是不成立的罢了。
也许可以附带一提的，是近来疑古的大潮流。黄庭坚《砥柱铭》拍卖了，有人说黄庭坚怎么可能写衣旁的“礼”和“祝”，没见过这么写啊。但偏偏宋人似乎有时故意要把衣和示混起来：
煇顷侍钜公，语及常产，公云：“人生不可无田，有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粗了伏腊，不致丧失气节。有田方为福，盖福字从田，从衣。”（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十一）
周辉所说的“钜公”，已经把“福”字解为从田从衣了，就是说宋人把示旁作衣旁，似乎并不奇怪。
又如苏轼的《功甫贴》拍卖了，有人说没见过苏轼这么写的，但和苏轼别的书迹一比，点画笔法全无二致。还有米芾的《枯木竹石跋》拍卖了，有人也说没见过这么油滑的米芾，可是《英光堂帖》中米芾的字迹居然与之几乎一摸一样。
这些疑古的，都是以个人的知识和视野，作为真理的标准。不在自己视野知识体系之内的任何器物文字，就都认为是假的，和辛先生证伪的逻辑是一样的。
辛先生的讲稿，最后一节告诫学人要有 “大模樣與大視野”，中间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想有“大模样”，得先具有大视野，看得宽，望得广，知道天地有多大，学术有多博，才会努力去学取更多的基础知识，用这些具体的知识，甚至是看似简单的“常识”，去构筑自己的“大模样。”
笔者在与辛先生共勉构造这个“大视野”的同时，还要加一句，不管这大视野有多大，我们都要认识到，现有的全部知识，并不代表全部的真理。真理仍然可能在这个大模样、大视野之外。这是才是学者的最基本素养，学术前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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