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林小札：故宫博物院藏颜真卿《竹山堂联句》墨迹的研究 | 李跃林

文 | 李跃林

编辑 | 云在

近年来对古代法书的真伪的研究中，一些以“常识”为基础的推论，往往随着对文献和图像更加深入和详细的梳理和分析而被推翻。以对颜真卿的一些传世名作的研究为例，吴敢通过对文字内容和用语的分析，尤其是避讳等分析，认为《颜勤礼碑》为伪作（1）。但这一结论，却被赵华（2）和邱亮（3）所梳理的更多的文史材料所否定。相反的是，基于对书法风格和书写、用字习惯上的细致分析，曹宝麟认为传世的《自书告身》并非颜氏手书（4），颇无异议。仔细考察这两个案例，《自书告身》的研究基础，是全面参照了大量的颜书碑刻，并将其还原于颜氏授太子少师明升暗降的尴尬处境之中。而《勤礼碑》的案例，否定论的来源，一是缺乏对颜书全部材料的把握，二是对避讳、文字用语的个人理解，忽略当时的历史情境的细节资料的复杂性。显然，对于一件作品真伪的判断，要依赖于对可靠作品的深入认识，对存疑作品进行全面的图像比较和内容分析，还要把具体的作品还原到书写者的个人性格及其历史的情景中进行全面的考察，而不能用今人的概念来替代古人的实际情况。

而对另一件颜书墨迹《竹山堂连句》（图一，以下简称《竹》）则争论似尚未有结论。《竹山堂连句》册，绢本，楷书，15开，各开纵28.2cm、横13.7cm不等。鉴藏印有宋“绍兴”、“御府之印”、“缉熙敬之”，明王世懋，清梁清标、安岐，近代叶恭绰，现代张珩等诸印。本册前裱边有楷书“颜鲁公竹山连句诗帖，上上品”一行。后纸有宋米友仁，清姚鼐、铁保三段题跋。现藏故宫博物院。明詹景风《东图玄览》，清顾复《平生壮观》、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安岐《墨缘汇观》著录，刻入《秋碧堂法帖》和《朴园藏帖》。

《竹》的书法水平，似乎见仁见智。欧阳辅《集古求真·卷十三》《秋碧堂法书》条云“或许为鲁公杰作，或讥其伪作”。（5）美之者，如明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的“遒劲雄逸而时时吐姿媚，真蚕头鼠尾得意笔。大较与《家庙》颉顽”（6），又如清安岐《墨缘汇观》“结字端严，运笔裕如，有天然沉着之气”（7），再如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径云是“而波磔间已用古藤古钗之脚，则是精熟争坐行书而用于正楷”（8）。恶之者，如故宫博物院网站对《竹》的简介之中（9）引徐无闻之论“此书横、竖用笔毫无变化，无粗细之别，千篇一律，拘滞平板”（10）。显然，这些评论，最多只是研究者的个人美学价值，对《竹》的真伪的判断，并无助益。启功则认为是一种双勾摹本（11）。

徐无闻还对《竹》中所使用的异体字进行了罗列，认为其不合字法，更不符合颜真卿字学世家的身份，加上上面对其书法水平的判断，徐无闻认为《竹》“连伪好物都算不上。”

此外，岑仲勉对《竹》前之“光禄大夫……鲁郡公”与多种碑刻中之“金紫光禄大夫……鲁郡开国公”比较，以为结衔僭窃（12），也认为其伪必矣。朱关田继岑氏结衔的论证，并讨论了其中几处文字内容“错误”，也定为伪（13）。对这些判伪论点的驳议，至今只有王为能和张翼对文字内容和结衔的分析。（14）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对《竹山堂连句》进行详细分析。与大量颜氏碑刻进行直接图像比较，同时对颜氏碑刻中使用别体字的习惯和源流进行了细致分析，并对古代文献中结衔使用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认为《竹》文字特点和书法形态， 完全符合颜氏书法的特征及颜氏在湖州时与当地文人交游的环境及文献记载的颜氏性格的实际情况。而其中的别体字，包括不符合《说文解字》的俗体字的使用，都可以找到其文字根源和当时实际使用的例证。最后，我们根据故宫网站所发表的高清图像材料分析了其墨像特色，确认《竹》为下真迹一等的双钩填墨本，最大可能的反映了颜氏楷书未经刻手修饰的原始书写形态，揭示了后人从碑刻中学习颜书所忽略的重要信息，为中国书法史上的极为珍贵材料。

《竹》帖与颜书多样性

讨论颜真卿的楷书，美之者不免提到唐吕总的《续书评》的“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嗔目，力士挥拳”，恶之者则有李后主“叉手并脚田舍汉”之贬。在这些标准的概念性描述下，颜书面目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近年来新出土的《王琳墓志》和《郭虚己墓志》虽然令人耳目一新，而最多被当成颜氏书法发展的阶段性记载。

事实上，欧阳修在《集古录》中就已经观察到（15）：

颜鲁公之书，刻于石者多矣而有精有粗。虽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优劣。余意传模镌刻之有工拙也。

我以为，这一“自有优劣”，体现的是一种自信的意忘工拙，一种后人无法复制的书写时的随意性。这一特点，在多宝塔之后的所有碑刻中，几乎无所不在。这种随意性，表现在用笔的多样性，结字的因字赋形。显然，如果我们的概念性的认识只是停留在对《多宝塔》和《勤礼碑》选字字帖的印象上，不仅《竹》的散漫无拘和貌似疲软的用笔显然令人难以接受，其他传世名碑，包括《八关斋会报德记》、《宋广平碑》、《天下放生池记》、《李玄靖碑》和《颜氏家庙碑》，也突然变得非常陌生，而把《竹山堂》放在这些碑刻中，就并不突兀（图二）。这种随意性，在方孝孺《题颜鲁公书放生池石刻》富有诗意的诠释（16）：

公之书，人皆知其为可贵，至于正而不拘，庄而不显，从容法度之中，而有闲雅之趣，非知书者不能识之，要非言语所能喻

我以为，而且正是这一意忘工拙的特点，使颜氏楷书在唐代森严的法度中脱颖而出，正是黄庭坚所说“（鲁公书）奄有魏晋隋唐以來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辈，皆为法度所窘，岂知魯位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17）。

对碑刻说来，我们也需要注意到碑的镌刻对原贴细节的丧失、修饰。一些细微的对原帖中某些特色的放大、忽略，都会造成墨本与刻本的巨大区别。以《竹》帖为例，图三中，《朴园藏帖》对墨本细节的抑制，造成了比原贴更为刚猛挺拔的效果，看上去更加符合传统上对颜真卿的理解。而《秋碧堂法书》的刻本对一些细节的放大，令刻帖的效果较原迹更为疲软。这一对比，不可避免的令人想到米芾对颜楷书的著名评述：

如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唯吉州 庐山题名，题讫而去，后人刻之，故皆得其真，无做作凡俗之差。

即使如此，如果将《竹》中的一些单字，与传世碑刻中相同相近的字进行比较，其相似形，仍然一目了然（图四），显示了《竹》与颜真卿的碑刻，在用笔、结字、和书写章法上具有不可否认的同源性。

《竹》帖异体字书写所体现的颜书基因

对早已习惯了政府、教育直接管理文字规范化的现代人说来，是难以想象到唐代在楷书达到巅峰的同时也继承了汉、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字流变的乱象（18）。各种异体字不仅在民间普遍使用，在名家碑刻中也比比皆是。而颜氏家族的文字学渊源，使得颜真卿在异体字的使用上，尤其具有“优势”。

颜氏家族的文字学渊源中，其曾叔祖颜师古著有《颜氏字样》。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其叔父颜元孙编辑的《干禄字书》（以下称《字书》）。《字书》中列正、通、俗三体：正体为“并有凭据”，通体则“相承久远”，“俗体”则是“例皆浅近”。颜真卿还于大历九年亲自书写了《字书》（19）。

也许正是颜氏的文字学传统，是颜真卿在使用异体字上从容裕如，除了正、通、俗之外，有些字得写法甚至不在《字书》之中。

先来看正体、通体在颜氏碑刻中的使用。在图五的例子中，如颜氏几乎在所有碑刻中都使用“光”、“明”、“永”等的写法，在早年的《王琳墓志》中已经出现，在《字书》中列为正体（20），而现行的标准写法、颜氏也偶尔使用的则被列为是通体。其他异体字如“贵”、“并”、“年”等也是如此。而“昔”字，虽然本字还见于《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颜家庙碑》等，作为部首还见于《颜家庙碑》的“藉”字等，且收入唐张参的《五经文字》（21），在《字书》中却付阙如。那么正体字的“凭据”为何？我们只需把这些字的篆、隶写法列举出来就十分清楚了，昔、光、明的写法显然是从篆书而来，而永字的写法是从隶书而来（图五，下排）。

至于俗字的例子，如《臧怀恪碑》、《颜勤礼碑》、《元次山碑》等中，“杀”字从“文”不从“殳”，似是结合了正字“殺”与俗字“煞”（图五），是《字书》和其他文字书没有记载的写法，但在敦煌唐人书《玉台新咏》中仍有此字样（22），也收集在《集韵》中（23）。《大唐中兴颂》中“窜”字从“宀”不从“穴”，也是《字书》中的俗字（24）（图五）。

值得注意的是，图五中一些字的写法，在我们所看到的材料中，很少出现甚至仅出现一次，有些完全不在所见的唐代字书中。《东方朔画像赞》中的“出”字作二山相叠，写法不见《字书》，如果不看篆字，也不能体会其凭据，且明人张自烈在《正字通·凵部》亦云“从两山……非”。《麻姑山仙坛记》的“垂”字，也不在《字书》中，而“华”字的类似写法则收在《字书》中（25），其从篆书而来无疑。《颜家庙碑》的“桓”字中部做回云状。来自篆书，也是唐代流行的楷法（收入《新加九经字样》（26）见补《干禄字书》表）（27）和隶书。《李玄靖碑》中“退”字作篆写，收在《字书》中（28）。又《八关斋会报德记》中“南”字中从“午”。这一写法，只见于宋代《汉隶字源·平声·覃韵》（29）引《征南将军刘君神道》，而米芾也多次使用（见《蜀素帖》、《逃暑帖》、《群玉堂帖·天衣禅师碑》），但不见于现存唐代字书。

可以看到，颜真卿的异体字来源丰富，并无一定。有些字如“出”，甚至有可能是自我作古，别造新字。显然，我们不能在没有深究这些字的字源的情况下，按说文的标准甚至用现代对字的正误的界定，就认为它们是错讹，或是作伪者对文字学不了解而留下的蛛丝马迹。

具体到《竹》帖，除了上面提到的光、永、年等颜氏的常见异体字外，有些异常的字也不见于现存的颜氏碑刻，值得认真考察。

如“山”、“鲁”、“并”、“长”、“罢”、“丽”等字。把这些字的篆书、隶书写法相对照的时候，这些写法的“并有凭据”是一目了然的。“山”、“长”字头（30）、“并”就是篆书的楷写，“罢”的四字头也是篆书的楷写；“丽”字头部是隶书写法，在魏碑中大量出现。至于“鲁”字，虽然并不直观，在篆书中“鱼”字头的左右原是分开，也是有字源凭据的。这一写法，也可能是当时的俗字。在宋人毛居正重增《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中，“鲁”字甚至只记录了这一种写法（31）。这些字中，只有“罢”字的“四”字头的写法记录在《补干禄字书表》中（32），并出现在《家庙碑》的“罪”、《清远道士诗》的“罹”中。而“长”字这一写法，在隋唐碑中多见（33），也见于宋人的《集韵》（34）；山字写法，出现在隶书《曹全碑中》；“并”字写法，见于《新加九经字样》（35）等等。

那么徐无闻特别指出《竹帖》中的十个“讹”字（36）的情况怎样呢？我们在下面一一仔细分析。字形见图七、八。

“策”字的写法，实际在《字书》中为正体（37），颜氏别的碑刻《郭家庙碑》、《送广平碑》和《宋刘太冲序》中数见，还见于《善才寺碑》、《李靖碑》、《泉男生墓志》等唐代碑刻中，完全是唐代通常接受的正常写法。

“觞”字的写法，在《字书》中也为正体（38），有相同的部首的“伤” 和“场”等字在《字书》中也为正体。类似的“伤”还在《李玄靖》出现一次，《颜家庙碑》出现二次。而究其根源，在汉碑中就已经使用（39），唐碑中亦属习见。

“藜”字的底部写作一竖左一点右两点，在《字书》中“黍”已是如此（40），《碑别字新编》也有多个魏碑字例（41），亦可认为是流行的俗书，与下部从“小”（见柳公权《神策军碑》）并用。

“援”字右边“爰”下部分拆的写法唐楷中比比皆是，如颜师古《等慈寺碑》、褚遂良《圣教序》、欧阳询《皇甫诞》、柳公权《玄秘塔》都是如此，也是通行的俗字。

 “夔”字别写在《碑别字新编》中有十三种之多，而《竹》帖中与正体的主要区别在没有中部的左右两点，此种写法之一，见于颜师古的《等慈寺碑》（42）中和《唐吳通徽楚金禪師碑》中（43），都不收于《干禄字书》之中，或是当时流传的俗体之一，仍然不能遽定为讹误，见图七。

“器”字从“大”不从“犬”，不仅在魏碑中习见（44），还出现在《臧怀恪碑》和《宋璟碑》中（图七）。其来源，还可以从颜真卿书写的“美”字中得到一些信息。该字出现在颜真卿众多碑刻中，其底部在《宋璟碑》、《八关斋》中均从“犬”，而在《家庙碑》中凡四出，皆从“大”。而从“犬”的写法，全无字源根据：《五经字样》云“从羊从大，从火从犬者皆错”（45），说明“美”字从犬的俗写的普遍。从火的别写（参见《补干禄字书表》中）（46）普遍出现在唐前各种书迹如《洛神赋十三行》。因此出现器字这一从“大”的写法，并不奇怪，是众所熟知的民间俗字写法。

“茗”字的情况，王能已已辩之，一者其字晚出，与说文无关，二者“竹”与“草”头在唐代大量通用，包括我们所熟知的等、第、节等以草头代竹头，在《字书》中就有十余字，反之以竹头代草头的亦然（47）；以竹头代草头在《唐碑俗字录》中还有“英”、“藤”、“蕴”等（48），所以也不能简单地定为错讹。

“学”字，见于《碑别字新编》引用的《唐魏邈妻赵氏墓志》、《唐诸葛府君夫人韩氏墓志》（49）和《金石文字辨异》所引《唐大德大证禅师碑》（50）中，也见于《唐楷书书法字典》中所收多种敦煌唐人写本中，字例在图八中。

“梁”字从“冫”者，唐以前例字见在《碑别字》中引《齐静明造像记》、《隋董美人墓志》中（51），而《唐楷书书法字典》就收有包括《倪宽赞》在内的五例（52）。从历史上看， “冫”、 “氵”互换的例子甚多。在《字书》中，唐代从氵为正而现在从冫正的有凉、决、况、冻、减，唐代从冫为正而现在从氵为正的则有洁，还有滅字等。

显然，《竹》中出现各种奇字，是颜真卿书法善用异体字的本色，而非伪造者留下了马脚。没有深湛的字学知识，是不可能写出这些丰富的变体的。这就锁定了《竹》的底本，只能是颜真卿这样在文字学上既有家学，又显然有写奇字癖好的书家身上。至于《竹》中异体字多于其他颜氏碑刻的原因，将在下文中讨论。

徐无闻以为错讹的，还有“颉行”、“远墅”，王为能已为驳议（53），此不赘。至于徐认为“前殿中侍御使广汉李萼”是“李崿”之误，除清陆心源《吴兴金石记》“据旧拓本载”为“崿”，依据之一是《颜鲁公文集》中其名被误作“李萼”二次，其余皆为“李崿”，又成书于北宋的《新唐书》中其名亦为“李崿”，字伯高（54）。但是，考察皎然诗集《昼上人集》（55），诗题有“李侍御萼”或“李萼侍御”者九首（56），“李崿”未见。显然， “萼”是为颜真卿、皎然、湖州诗人圈和他本人所默认的。再考成书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其人名亦为“李萼”（57）。所以《竹》墨迹，为“李萼”之本名，提供了直接证据，不是颜氏的错写。

《竹山堂连句》中鲁公的结衔问题

《竹》中颜真卿结衔为“光禄大夫行湖州刺史鲁郡公”，是对《竹》质疑的起点。岑氏以时为金紫光禄大夫的颜真卿自署“光禄大夫”，“是诬真卿以僭窃也”，而朱关田认为“唐制爵分十等‘国公’、‘开国郡公’等同为封爵名称,‘开国’两字，题衔必不可少”。

而事实上，各种官职的简称，历代不绝。

我们先来考察“开国郡公”的情况。与朱关田的论断相反，“开国郡公”在唐代文献中大量简化为“郡公”。杜佑撰、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成书的《通典》中《礼六十四·单復谥议》云“咸通三年，太常博士袁思古諡赠扬州大都督、高阳郡公许敬宗曰缪……”、“永泰中，太常博士独孤及谥赠凉州都督、太原郡公郭知运曰威……”；又《礼·七十四：祫禘以功臣配享》云“故侍中、谯国公桓彦范，侍中、平阳郡公敬晖，中书令兼吏部尚书、汉阳郡公张柬之，特进、博陵郡公崔玄暐，中书令、南阳郡公袁恕己等……”，等等。而民间文字中，《全唐诗》中有天宝年间诗人窦常《故秘监丹阳郡公延陵包公挽歌词》一诗，又韩翊《寄哥舒仆射》云“郡公楯鼻好磨墨，走马为君飞羽书”，都只称“郡公”。

具体到颜真卿，令狐峘《颜真卿神道碑铭》记“及还京，……进封鲁郡公”（58）；《旧唐书·颜真卿传》记德宗的诏书“故光禄大夫、守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公颜真卿……”，也无“开国”二字。且颜氏自陈亦复如是（图九），如《勤礼碑》中“荐为节度采访观察使，鲁郡公”；《颜氏家庙碑》中“充礼仪使、光禄大夫，鲁郡公”；《颜公大宗碑》中“二为节度采访观察使，鲁郡公”皆是。而《忠义堂帖》中除朱关田认为“泐损”的《宋刘太冲序》外，另有《送辛子序》一帖，结衔也为“鲁郡公颜真卿”，帖文叙颜真卿与辛晃交游细节与真卿在湖州行迹一一相牟，绝非向壁虚造（59）。

显然朱关田认为《送刘太冲序》后之“鲁郡公颜真卿”是“开国”二字也已磨泐失去，并不成立。这样《竹》中“鲁郡公”结衔是符合唐代对开国郡公的实际称呼的。

 历史上光禄勋变更复杂，而各种的光禄勋如“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等简称为“光禄”或“光禄大夫”甚多，例见《世说新语》、《太平广记》。与颜真卿直接相关的，是其十世叔祖、颜延之。延之在刘宋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其时光禄大夫以加章绶者为贵），南朝梁钟嵘《诗品》有《宋光禄大夫颜延之》一品（60），李白有“昔闻颜光禄，攀龙宴京湖”，杜牧有“五言宁谢颜光禄，百岁须齐卫武公”等沿用。在湖州文人雅聚的情境下，颜真卿稍用先祖典故聊以自况，并非不合情理。又按《通典·秩品五》中《大唐官品》，颜真卿之勋“上柱国”、爵“开国郡公”皆为正二品，而散官“光禄大夫”为从二品。这样，虽然“金紫光禄大夫”仅为正三品，颜真卿在湖州时官品实为正二品，是高于省掉“金紫”二字的“光禄大夫”的，所以特殊情况下略去“金紫”二字，也无实质上的“僭窃”。所以，颜氏自称“光禄大夫”的背景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否定。

《竹》书写风格与颜真卿的性格和湖州生活情境

《竹》中大量俗字的运用、结衔的随意，书写的漫不经心，似乎一反颜真卿字学世家、忠烈老臣的形象。然而考察历史文献的记载，我以为这些都是颜氏真实的性情和他在湖州时的心情的直接流露。

颜真卿出生于名望世族之家，他对自己的家世的自豪，对自己一生成就的矜持，在《家庙碑》、《勤礼碑》等都毫无保留的展现出来。同时受时风和家世的影响，颜氏对佛、道都非常热衷。在他流传碑刻中，就有《麻姑仙坛记》记录仙女的传说故事，《李玄靖碑》记载茅山派传人道士李含光的生平，与佛教有关的则有《多宝塔碑》、《八关斋会报德记》、《文殊帖》中记录的“文殊师利菩萨碑”等等。颜真卿也有与稳重老臣的形象截然相对的一些天性流露的行为。令狐峘《颜真卿神道碑铭》记载，在受诏去招降李希烈时，“或諭公逗遛以需，公曰：‘君命也，焉避之？’”，庄严肃穆。同时，《唐语林》则记录了肃穆中的游戏（61）：

临行，告人曰：‘吾之死，固为贼所杀必矣。……’于是命取席固圜其身，挺立一跃而出。又立两藤倚子相背，以两手握其倚处，悬足点空，不至地三二寸，数千百下。又手按床东南隅，跳至西北者，亦不啻五六。乃曰：‘既如此，疾焉得死吾耶？……’

《洛中纪异录》所记也可参看（62）：

颜真卿问罪李希烈，内外知公不还，亲族钱于长乐坡，公醉，跳跃前楹曰：‘吾早遇道士云陶八八，授刀圭碧霞丹，至今不衰。’

七五老人，自知为国赴死，犹作儿童之戏，颜氏性格，岂是忠烈二字所能尽说？

具体到《竹》书写的历史情境，还要考虑到颜真卿在任湖州刺史间的文艺成就（63）：

（真卿）政尚清净，……而耽嗜文籍，卷不释手。初在德州，尝著《韵海镜源》，遭难而止。至是，乃延集文士，纂而成文，古今文字该于理者，摭华撮要，罔有不备，为三百六十卷。以其包荒万汇，其广如海，自末寻源，照之如镜，遂以名之。又著《吴兴集》十卷，《庐陵集》十卷，《临川集》十卷，并行于代。

这里的《吴兴集》，原本虽佚，据考并非颜氏一人之集，而是他当时与文人词客唱和之结集（64），可靠诗存五十八首、词约二十首，包括了出现在《竹》的皎然、陆羽等等前后共九十五位幕僚、文士。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中，除了抒情写志而外，更有消遣娱乐者。现存《颜真卿集》中就有几首这样的戏谑诗，如下面两首：

雨里下山蹋榆皮，（颜真卿）

莓苔石桥步难移。（皎然）

芜荑酱醋吃煮葵，（刘全白）

缝靴蜡线油涂锥。（李崿）

急逢龙背须且骑。（李益）

——《七言滑语联句》

拈（饣追）舐指不知休，（李崿）

欲炙侍立涎交流。（颜真卿）

过屠大嚼肯知羞，（皎然）

食店门外强淹留。（张荐）

  ——《七言馋语联句》

两首诗中，颜氏的两句，皆生动滑稽，以致宋代诗人洪迈以为“以公之刚介守正而作是诗，岂非以文滑稽乎？然语意平常, 无可咀嚼，予疑非公诗也。（65）”

把这些所有的细节综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血肉丰满的鲁公形象。在忠君的大义上绝无苟且，在生活上、文字上时而滑稽的鲁公。《世说新语》所记魏晋世家子弟、朝廷重臣的逸事，也不过如此！正是欧阳修的所云“唐人笔迹见于今者，惟公为最多。时期巨书深刻，或托于山崖，其用意未尝不为无穷计也。盖亦有趣好所乐尔。”（66）

因此，考虑到《竹》帖的具体情境，联句作诗，在文辞上争奇，在文字书写上何尝不可斗异而以此彰显才华，以示博雅？而偶尔在字法、笔法上“戏谑”一下，当然也是在情理之中事。显然，颜真卿在湖州时组织编写《韵海镜源》这样的字典，为书写《竹》帖中变化多端的结构，也准备了最为合适的条件。相信他选择此时书写《字书》，也非偶然。在用笔结字上《竹》的书法，尤其是小字加注，栉比错落，奇姿纷呈（图十），是颜氏楷书章法中未经刻手修饰的绝无仅有的一手材料，或正是山谷所说的“奄有魏晋隋唐以來风流气骨”的体现？

《竹》帖中双钩本的墨像特色

故宫博物院网站最近发表了《竹》的高清大图，为最后确定《竹》帖的源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我所关注的，是在墨本《竹山堂连句》中，点画细节的形态，是否具有自然书写的特征。

一般说来，在自然书写的点画边沿，会有一道细微的“聚墨痕”。其形成过程，完全决定于纸墨的动态相互作用（67），其形状是随机的，粗细也不均匀的，甚至断断续续的。我在《功甫帖》真伪的争议中，通过对聚墨痕的分析，确定其绝非双钩而成（68）。其原因是双钩而成的墨线，因为人生理功能（眼和手的精细调节能力）和工具（笔锋的粗细）的限制，形态是光滑的。这一区别，将真迹的聚墨痕与双钩摹本线相比（图十一），是非常清楚的。尤其在运笔较快的撇、钩等的出锋处，自然书写出现的枯笔没有明显的聚墨痕。而在双钩廓填时，为了模拟枯笔效果，则用尖笔多次“刷”成，造成不自然的毛刺。

对绢本说来，情况大致相同却有细节上的区别。图十二中我们选择了自然书写的唐本《兰亭诗》和宋米芾《蜀素帖》的一些字，与《竹》帖比较，绢本自然书写的点画边沿都非常毛糙。其原因是绢面由于自然纹理而使得笔与绢在书写中接触不均匀，其聚墨痕时断时续。

而在《竹》中，点画边沿非常光滑，与上述的绢本自然书写的《兰亭诗》和《蜀素帖》完全不一样（图十二）。在调整图像亮度、对比度和色彩饱和度后，可以清楚地看到点画外都有平滑的细线，挑和撇的出锋枯笔，明显用细笔描画而成，与双钩描成的毛刺一致（图十三）。事实上，《竹》帖所有点画的边沿，由平滑的轮廓线组成（图十四），轮廓线之内墨色均匀而平实。小字夹批的轮廓线内的墨色明显淡于周围的大字，显非自然书写造成（图十四）。

这些墨像特色细节表明，《竹》帖是双钩廓填的复制品，而绝非后人临写本，更不是好事者的向壁虚造。这一类在绫、绢上的，勾线与填墨截然两色分离的双钩颜书，米芾在《书史》中就有所记载：

“天气殊未佳”，颜鲁公帖，绿枣花绫，是唐人勾填，圈深墨浅（69）。

此帖即是汇入《绛帖》和《忠义堂帖》的颜真卿《寒食帖》。米芾这一记载，足见唐宋间双钩颜书的普遍存在。由于双钩填墨技术复制原贴的特性，《竹》为双钩填墨本这一结论，极大地提高了《竹》中字的点画形态、字体结构可信度，确定了《竹》是颜书下真迹一等的妙迹，真实地反映、代表了颜氏楷书没有经过刻手修饰的书法特色。这一结论，从图像细节上支持了启功的猜想（70）。考虑到米芾所说“颜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会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的情况，这件双钩填墨本为学书者领会颜楷的笔法，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结语

近年来，对流传的名迹证伪此起彼伏，如对米芾《研山铭》、黄庭坚《砥柱铭》和苏轼《功甫帖》的质疑等等。然而在这些质疑中，研究者往往采用自己所知的脱离古人情景的概念性知识和印象来判定作品的真伪（如错别字，避讳，用语，和形态等），更忽略了古人书写中的多样性、随意性，及随情境而变化的书写心态等等重要因素，将所有的作品在形态上都用熟知的概念化的“代表作”来量度。得出的结论，也在更为全面的分析下被否定

我们对《竹》的分析，再次表明了概念化的文史知识和图像概念的局限性。将《竹》帖全面地与颜氏碑刻书法形态特色、异体字源流的对比和分析，和对其结衔用语与大量文献相对照，得出的是与常识性的判断截然不同的结论。而将其墨像特色进行了的分析，更界定了《竹》作为颜书可靠书迹双勾本廓填的结论。这一类似于大数据的研究分析方法，最大可能使用了可以采用的材料，是研究古代艺术品和艺术史的大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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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关田编，《中国书法全集·颜真卿卷》，荣宝斋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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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原清山，周培彦译，《唐楷书法字典》，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版别：2004年。

（唐）张参，《五经文字》，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据《后知不足斋本》影印，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7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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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颜元孙，《干禄字书》，见《唐颜真卿书干禄字书》，施安昌编辑，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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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娄机，《汉隶字源》，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据《钦定四库全书本》影印，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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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吴敢：《被误置的经典—颜真卿〈颜勤礼碑〉辨伪》，《收藏家》2013年第１期。

[2] 赵华，《《颜勤礼碑》辩》，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1bf63501015whc.html。

[3] 邱亮，《颜勤礼碑》真伪及系年问题考辨，《文献》，2015年11月第6 期。

[4] 曹宝麟，《抱瓮集》，蕙风堂，1991年，页99。

[5] 引自徐无闻，《颜真卿楷书竹山堂连句辨伪》，《文物》，1981年第6期。

[6] 见马宗霍，《书林藻鉴·卷八》，页152。

[7] 安岐，《墨缘汇观·卷一》，页14。

[8]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3898&remap=gb。

[9] 故宫博物院，http://www.dpm.org.cn/shtml/117/@/4890.html

[10] 徐无闻，《颜真卿楷书竹山堂连句辨伪》，《文物》，1981年第6期。

[11] 启功，《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81年，页278。

[12] 岑仲勉，《伪《竹山连句》厚诬颜真卿》，见《续贞石证史》《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五本页252。引自徐无闻，《颜真卿楷书竹山堂连句辨伪》。

[13] 朱关田，《颜真卿书迹考辨》，《西泠艺丛》，1989年第1期。主以为“空园种桃李, 远墅下牛羊”之墅为野之误；“禽闲喜颉行’当为“禽闲喜颉颃”之误。

[14] 王为能，张翼，《关于颜书中的“蚕头燕尾”及《竹山堂连句帖》》，《安徽农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15] 《书林藻鉴·卷八》。

[16] 《书林藻鉴·卷八》。

[17] 《书林藻鉴·卷八》。

[18] 吴钢，《唐碑俗字录》序，三清出版社，2004年。

[19] 《唐颜真卿书干禄字书》，施安昌编辑，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页92。

[20] 《唐颜真卿书干禄字书》，光、明、永字见页30，31，和43。

[21] 《五經文字．日部》。

[22] 《唐楷书书法字典》，殳，页450。

[23] 《集韻．去聲．十三祭》。

[24] 《唐颜真卿书干禄字书》，页52。

[25] 《唐颜真卿书干禄字书》，页82。

[26] 《新加九經字樣·木部》。

[27] 施安昌，补《干禄字书》表，为“从唐代张参《五经文字》和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两书（均刊于中唐以后．晚于《干禄字书》）中，选择《干禄字书》未收者，凡一千三百余字”。见《唐颜真卿书干禄字书》，页80。

[28] 《唐颜真卿书干禄字书》，页50。

[29] 《汉隶字源·平声·覃韵》。

[30]另见《碑別字新編．八畫．長字》引〈隋段濟墓誌〉。

[31] 宋人毛居正重增《增修互注禮部韻略》

[32] 《唐颜真卿书干禄字书》，页81。

[33] 《碑別字新編·八畫·長字》引〈隋段濟墓誌〉；

[34] 《集韻·平聲·陽韻》。

[35] 《新加九经字样·人部》。

[36] 徐无闻，《颜真卿楷书竹山堂连句辨伪》，《文物》，1981年第6期。

[37] 《干禄字书》，页63。

[38] 《唐颜真卿书干禄字书》，页29。

[39] 《隶辨》，页226，引《礼器碑》“觞”、《景君铭》“伤”字。

[40] 《唐颜真卿书干禄字书》，页36。

[41] 《碑别字新编》，页343。

[42] 《碑别字新编》，页467。

[43] 《金石文字辨異·平聲·支韻·夔字》引〈唐吳通徽楚金禅师碑〉。

[44] 《金石文字辨異·去聲·寘韻·器字》引〈北魏刁遵墓誌〉

[45] 《五经文字上·十二》。

[46] 《唐颜真卿书干禄字书》，施安昌编辑，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页80。

[47]见《唐颜真卿书干禄字书》，如第（页49）、等（页45）、符（页19）、节（页60）、笃（页58）、箨（页64）、篇（页82）、簟（页82）；艺（页49）、蓹（页36）等等。

[48] 《唐碑俗字录》，页154。

[49] 《碑別字新編·十六畫·學字》引〈唐諸葛府君夫人韓氏墓誌〉，页347。

[50] 《金石文字辨異·入聲·覺韻·學字》引〈唐大德大證禪師碑〉。

[51] 《碑别字·卷二·七阳》，2002年。

[52] 《唐楷书书法字典·目部》，六-七画，页423。

[53] 王为能，张翼，《颜真卿《竹山潘氏堂连句》真的是伪迹吗？》，《安徽农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54] 《新唐书·卷七十八、卷一一九》。

[55] 于頔在《昼上人集·序》：“贞元壬申岁，余分刺吴兴之明年，集贤殿御书院有命征其文集，余遂采而编之，得诗笔五百四十六首，分为十卷”。皎然生于开元八年（721），卒于贞元九年至十四年间（794-799），则其时皎然尚在世。而于頔到任之初即作五言诗《郡斋卧疾赠昼上人》寄赠皎然，皎然有《五言奉酬于中丞使君郡斋卧病见示一首》酬和。可以认为《昼上人集》中的用字，是经过皎然本人肯定的。

[56] 《四部丛刊·昼上人集》（据景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景宋精钞本），诗题有《酬李侍御萼题看心道场赋以眉毛肠心牙等五字》、《奉和崔中丞使君论李侍御萼登烂柯山宿石桥寺效小谢体》、《同颜使君真卿、李侍御萼游法华寺登凤翅山望太湖》、《和李侍御萼岁初夜集处士书阁》、《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同李侍御萼、李判官集陆处士羽新宅》、《奉同颜使君真卿送李侍御萼，赋得荻塘路》、《赋得灯心送李侍御萼》，《采实心竹杖寄赠李萼侍御》等。

[57] 《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二》。

[58] 《全唐文·卷三百九十四》。

[59] 米芾《宝章待访录》：“唐太师颜真卿书《送辛子序》右真迹楮纸书，在宝文阁学士谢景温处。”

[60] 《诗品》中尚有《齐光禄江淹》，江淹在梁为金紫光禄大夫；《梁左光禄沈约》，沈约官至左光禄大夫；《宋光禄谢庄》，谢庄刘宋时官至金紫光禄大夫，追赠右光禄大夫。

[61] 《唐语林校证》卷六，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523 页。

[62] 曾慥《类说·卷一二·纪异录》。

[63] 令狐峘《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鲁公神道碑铭》，《全唐文·卷三百九十四》。

[64] 参见贾晋华《〈吴兴集〉与大历浙西诗人群》，载《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5] 洪迈:《容斋随笔》,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年, 第472 页。

[66]欧阳修，《集古錄跋尾·卷八》，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http://ctext.org/wiki.pl?if=gb&res=164964

[67] RobertD. Deegan et al., “Capillaryflow as the cause of ring stains from dried liquid drops”，Nature 389, 827-829 (23 October1997) ；Pack,M., Hu, H., Kim, D.-O., Yang, X. & Sun, Y. Colloidal Drop Deposition onPorous Substrates: Competition among Particle Motion, Evaporation, andInfiltration. Langmuir 31, 7953–7961 (2015).( 罗伯特·迪根等，“毛细管流作为来自干燥液滴环斑的原因”，自然，389卷, 页827-829（1997年10月23日）; M.帕克等. 多孔基底上的胶体滴沉积：粒子运动，蒸发和渗透之间的竞争，朗缪， 31卷, 页7953-7961（2015）。)

[68] 李跃林，《《功甫帖》和苏轼其他传本墨迹的形态特色》，《中华书画家》，2014年第3期。

[69] 米芾，《书史》（百川学海本），页60。

[70] 启功，《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81年，页278。

（本文发表于《荣宝斋》杂志2017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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