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冬季奉诏请雨荒唐吗？——与辛德勇教授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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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公号前不久推出李跃林《也谈辛德勇《<張氾請雨銘>辨僞》的方法和证据》一文，引起了金石界和学界的反响。有不少网友送来了汉碑中的云纹界线图片，也有网友提供了《汉书》和《东观汉记》中更多的“某年闰某月”用法的例子。今天转载的赵华的文章，则专门讨论古代文献中“冬季请雨”的统计数据。
辛德勇教授近日就《张氾请雨铭》在河北师范大学发表专题讲座，讲稿以《〈张氾请雨铭〉辨伪》为题发表在“澎湃新闻”，并经“辛德勇自述”微信公众号刊发修订确认（以下称“辛文”）。讲稿引发热烈讨论，意见分歧很大。
文章讲了六个问题，前五个已经有人从方法、原则、实例等方面驳议。第六个问题“荒唐的‘奉诏请雨’”，被辛文认为是更粗更大的一只“马脚”。大致理由如下：
1、旱情属实，但“奉诏请雨”之事未见正史；
2、辛文刻意精选了一些高规格案例，与之相比，张氾的县令身份规格不够“奉诏请雨”；
3、最荒唐的地方在于，闰十二月是冬天，没有必要请雨；
4、请雨降下来的不是雨水，而是“徽徽”之“雪”。寒冬腊月上山求的应该是雪，而不应“请雨”。
李跃林在《也谈辛德勇〈《张氾请雨铭》辨伪〉》一文中就“奉诏”的问题有过分析，冬季请雨存在多种可能性也无法排除，上述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本文拟从语言文字、一般农业科技文献统计分析、一般历史文献统计分析、重要历史文献个案等角度再作商榷。
“诏”字，义有广狭引申，初义告知、告诫，秦汉以后绝大多数为天子专用，指“上命”“皇命”；命令形成实物称为“诏书”“诏令”等，是古代的一种法律形式，又都简称“诏”，史书、诗文、碑志中广狭并用，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律。
“奉”字，初义指植物长高接近极限，次指恭敬地用手捧着，转义为遵守、依据等。
奉、诏连用往往给人手捧或曾经手捧实物诏书的仪式感，容易诱导和催眠读者产生错觉，不自觉地就缩小了“大模样和大视野”（参考辛文结束语）。
注意到《张氾请雨铭》原文为“以诏”，“以”字初义为用，以某命令、以某程序一般可释为依照、按照。由于“以”字缺少“奉”字一样有仪式感的初、次义，理解起来较为宽泛，作“奉诏”“遵命”“依法”“依令”均可，障碍本来不大。但辛文除整段引用原文时使用过1次“以诏”埋没在引号里面并不引人注意外，其余8次个别强调时均偷换成“奉诏”，不知有何深意。
其实只要政治正确，有无狭义的实物诏书、身份如何，并不重要。黄巾“作乱”，织席贩履的刘备前去征讨，也是可以自称“奉诏讨贼”的。何况身份地位比刘备高得多的一县之长，奉诏守县，“依法”请雨，作为本分，称作以诏、奉诏又有何不可。
那么张氾请雨所“以”的“诏”是否真的没有记载呢？
宫廷正史本无法事无巨细地记载每一次诏命、口谕、批答、允准；同案奏请过多则会被省并、忽略、交办；类似案例过多，又会形成具有期间或长效机制的诏令，诏告天下。
汉代正史过于省略、精选，东汉195年历史，《后汉书》仅894020字，每年只有4587字份额，这还是包含了各种专业志和列传等，如何记载得了每年成千上万条命令？分配到帝王的本纪，如张氾请雨的永初七年（113），全年只有区区11条信息，总共150字，涉及汉安帝活动的只有6条，总共69字，相当于1条140字微博的1/2弱。
按辛文所查，永初六年、七年、元初元年三年（112-114）连旱。实际上这次以京师洛阳为中心的大旱，一直持续到元初三年（116），是五年大旱。
连年大旱，其中，永初七年（113）南阳郡为最重区之一，张氾所在汝南郡吴房县虽非最重，但离南阳城直线距离仅138公里。整整1年的事情浓缩到半条微博，请雨和赈灾就占了3条（含蝗灾免田租），可以想见整体旱情有多严重，汝南岂能独善。
为了让汝南无旱，辛文于是根据《后汉书·安帝纪》同年九月记载的“又调滨水县谷物输敖仓”，猜想汝南包括吴房可能就是往外输粮的滨水县之一，以间接支持无需请雨的论点。
岂知这条记载史有所源，唐太子李贤注《后汉书》就专门注释了这一条，来源是《东观汉记》，“滨水县彭城、广阳、庐江、九江谷九十万斛，送敖仓”，《东观汉记》是《后汉书》的史源之一，岂能故意隐匿不报而曲意猜测？
实际上这一次的赈灾对象除了南阳，还包括所谓“向外输粮”的彭城、庐江、九江，以及未提及输粮的广陵、下邳、山阳，其赈灾粮来自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等地。
根据以上信息绘制旱情、赈济、输粮地图，旱情主要发生在江淮、黄淮间的广大中原地区，汝南被围其中，自保且难，最多就是“免收今年田租”和自主赈济，往外调粮可能性很小；
对应的赈济、输粮线路有四：
1、丹阳赈庐江、九江，庐江、九江输敖仓；
2、会稽赈广陵、下邳、彭城，彭城输敖仓；
3、由调粮敖仓的路线很容易确定，广阳赈山阳，山阳输敖仓；
4、正常情况下，南阳盆地很可能要远调同属荆州的湖南零陵、桂阳，以及豫章之粮。
为何不就近由汝南赈济呢？为何不由襄阳、江夏等郡赈济呢？很可能汝南、荆襄一线都已自保不及，无力对外赈济。
以上输粮敖仓一共3路，其中庐江、九江、彭城3地2路均为受灾郡。第3路广阳、山阳，记载为广阳，不过是一次“双标”事件罢了。而输粮敖仓是保障京师的常规调粮线路，赈济只是途中的顺便，并非调集灾区之粮。
第4路并未输粮敖仓，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这一路可能灾情最重；其二，南阳在东汉本身就是南都，作为京师储备保障或直接调粮京师，而不会绕道敖仓，《东观汉记》《后汉书》都对这一路失载。
除了赈灾，请雨是另一件大事。据《后汉书·安帝纪》载，永初七年“五月庚子，京师大雩”。“雩”指古代为求雨举行的祭祀，“大雩”即最高等级的求雨，辛文又补充：“不过，意思一下也就行了，汉安帝并没有指示再搞什么别的花样。”这当然又是毫无根据的诱导和催眠。
惜字如金的正史自然不会重复记载程序化的活动，这时候就要看相应行为规范，即辛文所称“通例”，类似于计算机编程中的调用子程序。
按《礼记·月令》记载的大雩程序：“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指上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
“乃命百县雩祀”，按“通告”办事，这算不算以诏或奉诏呢？夏请秋请不应，或应而不足，冬再请，算不算以诏或奉诏？算不算等同记载呢？
对于冬天“没有必要请雨”，辛文从3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1、到了冬天，粮食早已打下，纳入仓中，下不下雨，也不会影响到庄稼的收成；
2、即使田地里种下的是冬小麦，麦子在地面结冰后的“冬眠”期间也不再需要淋上冰冷的雨水；
3、若是大冬天里真的像夏天一样下起雨来，因为太反常，还要给人们的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古人还会将其视作不祥之兆。譬如，在西汉永光三年十一月，汉元帝就曾下诏说：“乃者己丑地动，中冬雨水，大雾，盗贼并起，吏何不以时禁各悉意对。”（《汉书·元帝纪》）
以上3点，除了论证“不祥之兆”条时刻意缩小“大模样和大视野”，将“冬天一样”正常的雨偷换成“夏天一样”反常的雨，罗织了一个与农业生产无关、并不恰当、并非必然、危言耸听、实因地震（地动）所致的“盗贼并起”案例以外，1、2两点甚至只有论点，完全没有任何引证。
我本人并无农业方面成长或从业经历，甚至可以说是“五谷不分”，但从学术研究的一般经验和原则来看，辛文的方法存在刻意罗织伪证和“想当然”的嫌疑，在学术规范上有欠妥当。
那么，冬天下不下雨，是不是“不会影响到庄稼的收成”呢？麦子在地面结冰后的“冬眠”期间不再需要淋上冰冷的雨水，那么地面没有用于结冰的水时，“冬眠”期间需不需要淋上冰冷的雨水呢？这需要“大模样和大视野”。
抱着以上疑问，以“冬旱”为主题词在“中知网”检索，得文献356篇，主要是农业科技论文，这些论文对包括冬旱在内的干旱成因、规律、危害、预防、对策、预后、效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再以“春旱”“夏旱+伏旱”“秋旱”为主题词检索，分别得文献1300、2388、516篇（截止2019年11月1日），与“冬旱”合计4560篇，冬旱占比约为7.8%，基本反映了研究者对冬旱在四季旱灾中的重视概率，间接但并不精确地反映了冬旱在四季旱灾中对粮食收成的影响权重。
也就是说确实有“冬旱”这样一个农业灾害现象和专业术语的存在，并受到一定程度重视，对于农业从业者、甚至“以食为天”的居民来说，冬天“下不下雨”并非没有影响。
“科普中国”引用其中张存杰、许平等人论文，整理了冬旱的相关概念、影响、原因和对策。
冬旱的概念：“是指发生在当年12月至次年2月（公历）的干旱。这时降水稀少，各地都以干旱为主，在北方农田多已休闲，越冬小麦处于休眠状态，冬旱对农作物的危害较轻；而华南和西南地区冬季温度仍然很高，仍有作物生产，冬旱的危害仍较重。”
冬旱的影响：“我国属于季风气候，降水集中在夏季，冬季多偏北大风，降水一般很少。在北方地区，冬季作物已经停止生长，进入越冬期后需水不多，影响不大。但冬旱减少了土壤底墒，会影响越冬作物的返青生长和春播作物的出苗；若冬旱连着春旱，其危害就比较严重。”
就以上概念、影响，结合张氾请雨案例再补充两点说明和一点疑问：
其一、冬旱对北方农田农作物危害较轻，但“较轻”不等于没有，而且秋冬连旱、冬春连旱、连年干旱时，其危害就很严重，案例不在少数；
其二、本文讨论的《张氾请雨铭》在汝南，属于我国中部地区，按张衡《南都赋》记载，与汝南同纬度的南阳，东汉时还特产“穰橙邓橘”等水果，不属于辛文强拉看齐不适合柑橘种植的北方，一般冬旱造成的危害可能比南方轻，但比北方严重；
其三、更重要的是，连年大旱第二年，张氾冬旱请雨之前，何来辛文所称“粮食早已打下”的高枕无忧，“地面结冰”的水又从何而来？粮食打下、地面结冰，又是否足量，可有记载？
发生冬旱的原因有若干，抗冬旱工作的重点当然是运用农业科学技术，这并非本文主题，古今应对冬旱的对策有同有异，但冬旱会“影响到庄稼的收成”，这是古今通识，采取相应对策是必须的。
我国很早就注意到冬旱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在“国学大师”网站，以“春旱”“夏旱+伏旱”“秋旱”“冬旱”为主题词检索，分别得文献816、1598、792、205条，共3399条，冬旱占比6.0%，与“中知网”检索统计7.8%的占比大致接近而略低。
以“春夏旱”“夏秋旱”“秋冬旱”“冬春旱”检索，分别得167、82、22、23条。1次“春夏旱”可拆分为1次春旱和1次夏旱，“奉”此类推，拆分合并为四季，分别是190、249、104、45条，共588条，冬旱占比7.7%，与“中知网”检索统计基本一致。
以“春夏不雨”“夏秋不雨”“秋冬不雨”“冬春不雨”检索，分别得119、33、20、1条。拆分合并为四季，分别是120、152、53、21条，共346条，冬旱占比6.1%，与“中知网”检索统计大致接近而略低。
以“春不雨+春不雪”“夏不雨”“秋不雨”“冬不雨+冬不雪”统计分别296、344、188、366条，但其中“夏不雨”是极端反常现象，夏雨不足即为旱，我们无法找到准确而统一的能直观表达夏雨偏少的关键词，而“冬不雨”“冬不雪”是常见现象，夏、冬“不雨”的记载有畸低、畸高嫌疑，因此用单季“不雨”“不雪”统计有失偏颇，列此仅作参考，不进入后续统计。历史文献中，还常用“恒燠”为冬旱，检索计364条，也仅作参考。
单季“旱”、连季“旱”与连季“不雨”，三者按占比直接平均，冬旱平均占比6.6%；
按总文献量累积，春夏秋冬分别是1126、1999、949、271条共4345条，冬旱累积占比为6.2%。
无论是单独计算、平均计算、还是累积计算，古今冬旱在四季中的占比都是基本接近的，这个数据是可信的，经得起不同工具和方法检验。
以“冬旱”检索第1页随机抓取数条摘其要如下：
1、危害，如《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七十九：“是岁（934）秋、冬旱，民多流亡，同、华、蒲、绛尤甚。”同州、华州在渭南，蒲州、绛州在山西，都比汝南纬度更高，冬旱的危害竟如此厉害。
2、对策，自罚，如《宋史》列传第一百六：“岁冬旱，将锡春宴，鼎臣（1009-1086）曰：‘旱甾太甚，非君臣同乐之时，请罢宴以答天戒。’”
3、对策，请雨，但无效，如《法苑珠林》卷三十一：“天监五年（506）冬旱。牢祭备至而未降雨。”
4、对策无效后的对策，换个方法再请雨，致效，得大雪，仍如上卷：“（释保志）愿于华光殿讲胜鬘经请雨。上即使沙门法云讲胜鬘，讲竟，夜便大雪。”
5、预后，下雪缓解了冬旱，冬季正常降水不仅不是“不祥之兆”，反而是“祥瑞”，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七：“兼闻今年（景德四年，1007）宿麦甚广，得此时雪，农家无冬旱之忧也。”
以上虽为粗略整理，但冬旱的危害、对策、“无效”、“有效”、预后等方面，确有大量记载，已是不争的事实。
注意到第4条，释保志请雨，结果降下来的并不是雨，而是“大雪”。
雪，是由大量白色不透明的冰晶（雪晶）和其聚合物（雪团）组成的“固态降水”，对应的降雨则被称为“液态降水”。雪只会在很冷的温度及温带气旋的影响下才会出现。
按有记录的历史气象资料统计，最冷的公历1月，日均最低和最高温度，南京（建康）0℃~8℃、驻马店（汝南）-2℃ ~ 7℃，这样的气候条件，即使现代科技条件下，准确预报究竟是雨是雪都还有一定难度，与辛文举例强拉在一起的冬季降水必为固态的北方地区如石家庄-6℃~3℃无法相提并论，如果请雪得雨该有多尴尬。释保志、张氾缺乏预测预报的相关专业知识和专业设备，所谓天有不测风云，请雨得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果请雨必得雨、请雪必得雪，那就成妖怪了。
古代对于冬旱的对策，除了赈灾、引灌等少数手段以外，无外乎自罚、平冤、赦罪、举贤、牢祭、讲经等手段请雨，没有多少科学依据，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
就具体方法论而言，请雨有时代和地域差别，记载累牍，无法俱到。较典型、较“专业”的如西汉大儒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书中专辟《求雨》一章，分春、夏、季夏、秋、冬五个时节对汉代请雨的内容和仪式，作了十分详细的描述。关于冬季请雨，摘录如下：
“冬舞龙六日，祷于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无壅水，为四通之坛于邑北门之外，方六尺，植黑缯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膊脯，祝斋三日，衣黑衣，祝礼如春。以壬癸日为大黑龙一，长六丈，居中央，又为小龙五，各长三丈，于北方，皆北乡，其间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虾蟆、池，皆如春。”
冬季请雨，可用“冬大雩”“祈雪”“祷雪”检索，合计1007条；
另如“请雨”“求雨”“祈雨”“祷雨”“谢雨”“大雩”等10842条，季节有待清理；“请雪”“求雪”“谢雪”等歧义严重。这些主题词涉及的冬旱和冬季请雨文献，难求详数，虽不至上万，但亦必成千。
以“春大雩”“夏大雩”“秋大雩”“冬大雩”检索，得文献1、91、241、128条，共461条，冬大雩占27.8%。整体位序刚好比旱情概率顺延一季，即请雨普遍滞后于旱情。这其实很好理解，肯定不会有人在七月就判断“秋旱将始”进而同步请雨，秋旱往往冬雩，冬旱常常春雩，这样的结果，与单纯的想当然大相径庭。
统计虽然与情理逻辑巧合，但是总样本量只有400多条，比四季之旱4000多条的规模小得多，而且重复影响相对较大，结果可能不是太准确，有待修正。
重复主要是在“正”与“非正”、方式方法的辩论和注疏上。正雩是常制，每年孟夏月（又说五月）举行的大雩为常雩，无旱亦雩，如“防灾”。《春秋》常制不书，记载中的大雩案例春夏秋冬都有，都是因旱，非常制，如“救灾”，有较强的功利性。又，所谓的春秋笔法，雩而得之，则书“雩”，雩而不得，则书“旱”，也就是说史书“大雩”，也有可能是请雨得雨，而“旱”字可能只是请雨不得，不能说明未“大雩”，史书上的雩旱记录又是畸形“政绩观”下的畸形表达。
要做到更全面更准确，可对10842条以实例为主的请雨文献，进行详细分析、分离、剔歧、统计。具体比例如何，我不打算去做，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大模样和大视野”。
上万的请雨历史文献中，也有歧义应予剔除，同样有些案例是重复的，则不必过于忧虑和惊慌，一方面数据规模较大时重复机会均等，另一方面重复大多是由传播、引用、注疏、再版、选辑造成的。
因脍炙人口而重复，较之生僻文献，被非检索接触的概率更高，在统计评价中更应获得额外加分，有如学术评价中的“影响因子”，苏轼作品就是其中典型。苏轼作品的统计，又可于“小模样和小视野”中见“大模样和大视野”。
苏轼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画家、美食家之一，但不是科学家。
苏轼多次主持请雨、请晴活动，方式各异，如：凤翔请雨“太白山”“磻溪”、杭州请雨“龙祠”“吴山庙”、密州请雨“常山”、徐州请雨“灵慧塔”请雪“雾猪泉”、颍州请雨“张龙公”、扬州请雨“僧伽塔”、定州请雨“北岳”等。
苏轼请雨、请晴多次自称奉诏、受命，不知是否每次都有宫廷“正史”记录；苏轼请雨的最低实职州佥判，与张氾基本相当而略高。《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祷祝以及兴修水利等活动，反映一个地方官员勤政爱民的本分。
据不完全统计，苏轼先后在地方有效主政、辅政15年，《苏东坡全集》卷99收录了他所写各类祭祀祷祝文稿68篇，平均每年4.5篇；其中请雨请雪19篇，请晴6篇，平均每年请雨请晴达到1.67次；请祝成功后的谢祝只有9篇，一方面有他人代劳、文稿遗失等原因，比如在磻溪请雨得雨，但顺道游山玩水就没有谢祝；另一方面也有“胜率”不是太高的问题，不“胜”不谢，小“胜”也不谢，这又是苏轼实用主义的一面；其他常规请祝若干，虽然意犹未尽，但统计如毒品，让人成瘾，暂且戒下。
按，北宋有县1234个，部分官员或有懒政、或有邀功，每县每年请祝用苏轼规格打个2折，按1次计算，北宋享国167年，地方请祝活动应有20万次，如果每次著录按10字计算，应有200万字，不知是否每次都有诏命和宫廷正史记载。而已知《宋史》字数为500万字，共496卷，皇帝本纪只有47卷，占10%左右；存世经史子集加在一起请雨请晴文献包括重复不会超过2万条。
宋哲宗初期，苏轼作为京官，另有内制疏文、斋文、祝文数十篇，其中请雨请雪13篇，谢雨5篇，见《苏东坡全集》卷104。
加上地方所作，请雨请雪共32篇，基本都是功利性的，可以肯定写于冬季的不少于7篇，占21.9%，远高于冬旱文献6.2%的累计比例，基本接近“冬大雩”文献27.8%的比例，符合请雨晚于旱情的世俗规律。7篇文章分别是《奏告天地社稷宗庙宫观寺院等处祈雨雪青词斋文祝文》《五岳四渎等处祈雪祝文》《祷雨社神祝文》《祷雨稷神祝文》《祈雨迎张龙公祝文》《祈雪雾猪泉祝文》《祈雪祝文》。
苏轼最著名的一次冬季请雨发生在颍州。
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辛未闰八月二十二日，苏轼到达颍州任上。是年颍州自夏至冬久旱不雨，秋粮既歉，冬麦复枯，百姓生活困难。苏轼一面储粮救灾、上请减赋，一面准备请雨。
颍州请雨的祭祀对象是颍上张龙公。苏轼在《昭灵侯庙碑》中记述了所知张龙公信息来源：“事见于唐布衣赵耕之文，而传于淮颍间父老之口，载于欧阳文忠公之《集古录》云。”欧阳修《集古录》中确有《张龙公碑》《祈雨祭张龙公文》等文章，记载了张龙公的“灵验”，祈雨“成功”后还写下《祈雨过湖上》诗一首。
由此可见，古人选择请雨方法，有趣、游山玩水、所谓“灵验”等，都可能是考虑因素之一，形式服从于“内容”，多姿多彩。
于是苏轼选定吉日作《祈雨迎张龙公祝文》：“维元祐六年，岁次辛未，十月丙辰朔，二十五日庚辰，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军州事苏轼，谨请州学教授，并遣男承务郎迨，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昭灵侯张公之神。稽首龙公，民所只威。德博而化，能潜能飞。食于颍人，淮颍是依。受命天子，命服有辉。为国庇民，凡请莫遣。岁旱夏秋，秋谷既微，冬又不雨，麦槁而腓。闵闵农夫，望岁畏饥。并走群望，莫哀我欷。于赫遗蜕，灵光照帏。惠肯临我，言从其妃。□舞雩咏，荐其洁肥。雨雪在天，公执其机。游戏俯仰，千里一麾。被及淮甸，三辅王畿。积润滂流，涞日不晞。我率吏民，鼓钟旄旗，拜送于郊，以华其归。尚飨。”
苏轼不仅写下以上祝文，还留下了两段书法，记录请雨前后的活动，这就是千古名帖《颍州祷雨纪事帖》。徐邦达见过此帖真迹，著录于《古书画过眼要录》，记载了详细尺寸29*120cm，据消息人士透露，真迹尚在人间。《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有早期照片影印出版。
十月二十六日第一段，记录了派遣苏迨、陈履常前往颍上祷迎张龙公蜕骨之事，并有“庶几得雨雪乎”祝词：“元祐六年十月，颍州久旱，闻颍上有张龙公神，极灵异，乃斋戒遣男迨与州学教授陈履常往祷之。迨亦颇信敬，沐浴斋居而往。明日，当以龙骨至，天色少变。庶几得雨雪乎。廿六日。”
派他人去请神送神，自己窝在家里取暖，最后报自己的政绩，这又是苏轼颍州请雨不同于他处的特色，比起像个“傻瓜非费劲扒力地爬到荒山顶上去撅着屁股叩头请雨”自罚的张氾，这苏轼，还真不是“地道的白痴”。
十一月一日第二段，详细记录了几天来请雨的效果：“廿八日，与景贶、履常同访二欧阳，作诗云：‘后夜龙作雨，天明雪填渠。梦回闻剥啄，谁呼赵、陈、予？’景贶拊掌曰：‘句法甚新，前人未有此法。’季默曰：‘有之。长官请客吏请客，目曰“主簿、少府、我”。即此语也。’相与笑语，至三更归时，星斗灿然，就枕未几，雨已鸣檐矣。至朔旦日，雪作，五人者复会于郡斋。既叹仰龙公之威德，复嘉诗语之不谬。季默欲书之，以为异日一笑。是日，景贶出迨诗云：‘吾侪归卧髀骨裂，会友携壶劳行役。’仆笑曰：‘是儿也，好勇过我。’”
纪事帖至此，活动并未结束。
同日，苏轼赋长诗《聚星堂雪》一首，并有长序，称：“祷雨张龙公，得小雪”；
十一月五日，陈履常作《张龙公潭》，苏轼作《次韵陈师道张龙公潭》；
此间，刘景文赴任隰州途经颍州，到访，二人唱和，苏轼作《祷龙公，即应，刘景文有诗，次韵》，感叹：“占雨又得雪，龟宁欺我哉。”
十一月十日，请雨仪式完成，仍由陈履常和苏迨送其蜕骨还于颍上昭灵侯庙，苏轼又作《送张龙公祝文》；
此后，为了报答张龙公施降雨雪，解除冬旱，苏轼重修颍上张龙公祠，并制铭立碑，即《昭灵侯庙碑》。
综合以上过程，颍州请雨，发生在1091年冬。由于夏秋冬三季连旱，冬旱灾情严重。
苏轼打着张龙公“受命天子，命服有辉”的旗号，要求张龙公“为国庇民，凡请莫遣”奉诏施雨，张龙公如何受命天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查宫廷“正史”。
最初，苏轼的目标是“请雨”，后来“天色少变”，结果是先雨后雪，苏轼虽然猜测到可能是“雨雪”，但一开始定调只是“祈雨”，并且多次承认是求雨，还以占雨得雪自嘲。统计7次冬季请雨请雪，只有3次名为请雪，可能已有低温指征，如结冰等；1次名为请雨雪，3次名为请雨，而内容都是“雨雪”两可，可能无低温指征，如暖阳、连晴“高”温等，显示出准确预测的难度和老江湖出言的保守。
对比张氾请雨，颍州与汝南两地相距168公里，纬度接近，气候类型接近，同样是连旱，同样是冬旱请雨，同样是奉诏请雨，同样是正史未载，同样是请雨得雪，除了祭祀对象不同，文学水平有高下，其余与张氾请雨几乎完全一致，未知苏轼其“荒唐”否？《颍州祷雨纪事帖》真伪若何？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号“武英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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