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獄三天後，也就是元豐三年大年初一，蘇軾帶著長子蘇邁，冒著嚴寒，一步步走向黃州。之後以黃州為轉折點，完成了文壇新秀到千年一出的大神的進化。
練習書法開門第一件事便是選帖，而選帖就常常要面對碑派與帖派之爭。崇帖貶碑者的一個理由就是碑刻常常會因刻工的優劣或者自作主張而失真。我對於碑或者帖，在書法審美上並沒有任何傾向，我糾結於，什麼樣的書法墨跡會得以流傳。晉唐以前，得以流傳的書法墨跡實在是太過稀少，無法得出有統計學意義的結論來。而自北宋以來，書法墨跡的留存大為增加，似乎應該能從留存的真跡品類總結出一定的規律，是書法作品的高低，或是作品文辭的優劣，或是書者的名聲與官銜的大小，或是書者一生的命運遭遇，哪一樣對墨跡是否得以流傳起主要作用？本來以為要至少總結四五個書家方能將以上各種因素囊括，不意北宋四大家“蘇黃米蔡”之首蘇軾就是一不世出的天才加全才，集以上所有因素於一身。流傳的蘇軾真跡中，第一件自然是名列天下行書第三的《寒食帖》。
《寒食帖》又名《黃州寒食詩帖》，此帖墨跡素箋本，行書十七行，共一百二十九字，是蘇軾在貶謫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後第三年寒食節時所作的兩首五言詩：黃庭堅在《寒食帖》後題跋曰：“東坡此詩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這是把蘇軾的寒食詩誇得比李白的詩還好。其實，與蘇軾其它詩作相比，這兩首寒食詩並不很有名。蘇軾一生詩作無數，他是一睡醒了就寫詩，一喝醉了也寫詩；一吃飽了就寫詩，沒得吃了也寫詩；和人相談甚歡就寫詩，一言不合罵人也寫詩。據不完全統計，蘇軾一生留存詩作三千四百五十九首，這數量超過了唐朝詩仙李白和詩聖杜甫留存的詩作之和。雖然還比不過大神人清高宗皇帝一生四萬多首詩，但是考慮到其四萬多首詩沒有一篇被人記住，所以清高宗皇帝這四萬多首和一首沒有也相去不遠。
蘇軾是把詩當作日記來寫的，若把蘇詩按時間順序編輯整理，幾乎就是一部完整的蘇軾編年史。蘇軾因詩而名自不必多說，那他又是如何因詩而得禍的呢？蘇軾少年時，被他爹蘇洵送到家鄉當地學者劉巨（字微之）學館讀書。劉微之在當地享有大名，從學兒童多達百名。一天，老師劉微之做《鷺鷥》詩一首以示學生，詩末尾二句“漁人忽驚起，雪片逐風斜。”正是劉老師得意佳句，眾學生自是讚歎不已。然而蘇同學不舉手就發言道：老師的詩好是好，不過最後一句似乎沒有著落處，不如改為“雪片落蒹葭”？劉老師聽了蘇同學句子，說：我當不了你的老師了。微之賦《鷺鷥》詩，末云“漁人忽驚起，雪片逐風斜。”坡從旁曰：先生詩佳矣，竊疑斷章無歸宿，曷若‘雪片落蒹葭’乎？微之曰：“吾非若師也。” （宋-葉真《愛日齋叢抄》卷四）這個段子大家大都把劉微之老師的反應理解為讚歎蘇軾年少才高，而我根據人情世故判斷，劉老師當時的反應大概率應該是：你能，你能，我教不了你了！如果說少年蘇軾智商高而情商低，他做《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述古今作詩》時可是已經過了而立之年了。蘇軾本來並不作詞，在杭州通判任上結識大詞人張先，立刻開竅，佳詞妙句疊出，張先和蘇軾應當算半師半友的關係。但在張先八十五歲納妾時，蘇軾送張先的“賀禮”，一句“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卻是把張先鬧了個大紅臉。“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終於有一天，蘇軾的詩得罪的不再是某個人，而是“妄議中央”，於是招來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打擊 – 烏臺詩案。也正是因為這烏臺詩案的結果，蘇軾被貶謫到《寒食帖》中提到的黃州。
關於烏臺詩案的具體，容後再講。只說在烏臺詩案之前，蘇軾在杭州通判任上時，其表兄文同與蘇軾共遊西湖之時就告誡他說：“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 可是蘇軾並沒有聽文同的勸，雖然北客未來杭州，但是蘇軾在調任湖州知州時上趕著把《湖州謝上表》送上門去。烏臺詩案審了四個月，蘇軾被雙規了一百三十天。在這一百三十天裡，除了在自以為要被判死刑時做了兩首給弟弟蘇轍的訣別詩以外，倒是消停了一陣子，但是在出獄當天，蘇軾又按捺不住喜悅的心情賦詩兩首：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雖然蘇軾說“此災何必深追究”，但是暖心弟弟蘇轍再三為哥哥復盤總結，得出的結論是“常恐坦率性，放縱不自程。” 蘇軾也點頭稱是，在《子由自南都來陳三日而別》一詩中寫道：“至言雖久服，放心不自收。悟彼善知識，妙藥應所投。” 然並卵，此後的日子蘇軾不但沒有戒詩，也沒有戒談國事。出獄三天後，也就是元豐三年大年初一，蘇軾帶著長子蘇邁，冒著嚴寒，一步步走向黃州。之後以黃州為轉折點，完成了從文壇新秀到千年一出的大神的進化。對於烏臺詩案，蘇軾說“此災何必深究” ，我卻覺得很有深究的必要。也許是出於對蘇軾的喜愛，後世對烏臺詩案的看法大都是“一場令人髮指的文字獄”，其起因大部分人的看法是“政敵的迫害”，林語堂的《蘇東坡傳》中甚至稱“王安石那群小人”。雖然我也是東坡的一枚鐵粉絲，但是作為一枚理科生，我覺得還是要從頭捋一捋烏臺詩案的始末。烏臺詩案的年代大背景自然是新舊黨爭，是王安石熙寧變法。由於中國長期的社會文化對中央集權政治的推崇，對於“黨爭”大都持非常負面的看法。尤其是從馬後炮的角度看，黨爭造成內耗，浪費了社會資源，降低了社會效率，然後一切過失都推諉在“反對黨”的搗亂和破壞。中國有兩朝黨爭最盛，一個是宋朝，一個是明朝。而這兩朝的黨爭本質又截然不同，宋朝是“廢法不廢人”的君子之爭，而明末黨爭則是“身與名俱滅”的你死我活的小人之爭。北宋可謂中國有史以來（包括今天）知識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雖然行伍出身，但是卻為子孫立訓：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換成今天的說來說就是：讀書人有言論自由。有了這樣的安全保障，知識份子才敢於直言上諫，也才敢於不遺餘力地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北宋黨爭在宋仁宗（熱播劇《清平樂》的主角）的慶歷年間就開始了。仁宗親政三十年，兩府大臣來回換了四十餘人，其中很多是屢進屢出。對仁宗持批評態度的人稱其“寬仁少斷”，然後大臣不能安於其位，朝令夕改，以至於“吏無適守，民無適從”。但就是這樣一個“寬仁少斷”成就了可以文景之治媲美的“慶曆之治，嘉祐之治”。其實，在皇權社會，有一個“寬仁少斷”的象征性皇帝，然後底下臣子做一定程度的對法不對人的黨爭，和今天的多黨製政治製度頗有類似。皇帝作為裁判來保證兩黨相爭不會成為無底線的人身攻擊，以及一定任期後就讓執政黨和在野黨換屆，而且在野黨也只不過是離開中央機關，但是可以去地方繼續施展其執政才能。嘉祐年間兩黨輪流執政，其結果並不是“吏無適守，民無適從”，而是國家安定，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都得到空前發展。宋神宗可以說繼承了宋仁宗的遺志，繼續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神宗甫一繼位，就委王安石以重任，開始了熙寧變法。剛開始，局面和仁宗在位時無異，“新法黨”和“保守黨”爭得是不亦樂乎。“保守黨”代表人物如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韓琦等都對王安石的新政大肆批判。雖然神宗皇帝是挺王安石的，但是也並不把“保守黨”對“新政黨”的批評和批判上綱上線為分裂國家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此時，神宗和當初的仁宗一樣，皇權只是一象征，並不深入介入黨爭。但是隨著王安石罷相開始，事情變得不一樣了。王安石撂了挑子，“新法黨”群臣無首，神宗不願見改革夭折，於是自己跳出來當上了“新法黨”黨魁，皇權不再只是象征，而與“新法”合二為一。所有的大牛都是智商高而情商低，牛頓如此，蘇軾也是如此。蘇軾沒有覺察到神宗出任“新政黨”黨魁意味著什麼，反而上趕著給對手遞刀子。早在熙寧六年（1073年），神宗派“新政黨”代表人物之一科學家沈括去浙江考察中央政策在地方上的執行情況。那時蘇軾正在杭州任副市長，神宗知道蘇軾是個刺頭兒，恐怕對新法會有所抵觸，還關照沈括對蘇軾好一點。沈括到了杭州，與蘇軾一通把酒言歡，然後抄了幾首蘇軾新近作的詩回去。沈括回到京城後面見神宗時將蘇軾的詩作呈給神宗，說“詞皆訕懟”，意思是“都是些妄議中央”的話。後人因此事駡沈括是小人告密放暗箭，又說他嫉妒蘇軾的文才惡意陷害。我想，這些大概是粉蘇軾過甚而得出的結論，沈括做為“新政黨”欽差去地方上考察幹部，反映地方幹部的思想動向是其本分職責，應該談不上因嫉妒而惡意構陷。而且，沈括當時的“舉報”神宗也沒有當一回事。結果蘇軾知道這事後，更加嘚瑟了，又寄一些新作的詩給沈括。蘇軾的朋友劉恕知道後笑蘇軾：你不怕再被舉報了？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在被調任湖州知州時，給神宗皇帝寫信道：“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宋·蘇軾《湖州謝上表》）謝表中這兩句，既有對中央啟用“新法黨”幹部的不滿，又有炫耀在地方上善政的自矜其能。這道謝表，被史家認為是烏臺詩案的導火索。謝表文字中對中央政策的訕懟之意，並不需要明察秋毫才能捕捉，而後來御史台列出的蘇軾在杭州出版發行的《錢塘集》中的諷刺新政的詩句，也沒有對詩句故作曲解，所以在證據方面，所謂的“小人們”並沒有編造誣陷。那麼剩下需要討論的便是，此時距沈括上次的舉報已經過去六年了，宋神宗既然忍蘇軾忍了六年，為何就突然忍不下去了？原因非常簡單，從宋神宗的角度看，“大選”期間兩黨互相批評攻擊可以理解，就當作是道理越辯越明。但是“大選”後，在野黨就應該服輸並配合執政黨直到下次“大選”。結果蘇軾從熙寧六年到元豐二年，對新法的批評是越來越肆無忌憚，甚至可以說是挑釁。之前還僅僅是挑釁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而《湖州謝上表》那已經是懟到神宗鼻子面前，於是神宗決定“詩可忍，蘇不可忍”。雖然神宗的態度轉變是烏臺詩案的最重要因素，但是神宗卻也不是處心積慮的預謀。正如前面提到，王安石此時已罷相，熙寧變法舉步維艱，神宗作為新法黨魁，急需殺雞儆猴，蘇軾雖然並不是保守黨領導，但是他才高且嘚瑟，對他進行懲戒，對震懾舊黨，推動改革的效果一定很好。說到這裡，想必烏臺詩案蘇軾所獲罪名並不冤這一點沒有異議。那麼烏臺詩案的審理是否像一些人認為的那樣，被新黨上綱上線欲置蘇軾於死地呢？首先，一些煽情小段子說蘇軾在獄中一百多天，受盡嚴刑拷打，然後屈打成招，這完全是毫無依據的胡扯。烏臺詩案審理只有一個重點，那就是解讀蘇軾詩文是否“妄議中央”，而解讀方法就是，讓蘇軾一首詩接一首詩地談論創作時的中心思想以及段落大意。大詩人如此深入地剖析解讀自己的作品，這在歷史上可算是破天荒頭一回，以至於烏臺詩案的審案卷宗幾乎成了“烏臺詩話”在坊間得以迅速流傳。我們今天對於烏臺詩案的了解，主要就來自於當時署名為朋九萬的《東坡烏臺詩案》一書。該書中清楚地列出詩案的主要罪證是杭州刊版的《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該集是公開出版發行的詩集，詩句意思也不晦澀，並不需要嚴刑拷打才能獲得，蘇軾在烏臺監獄所呆的一百多天，和今天的雙規相仿而已。詩案審理需要蘇軾配合交代的部分大概是哪些詩是與哪些人的往來詩賦唱和。初一看，似乎這是為了株連其餘舊黨代表，要將舊黨一網打盡。但根據後來結果看，雖然號稱舊黨受牽連達三十餘人，但真正受罰比較重的除了蘇軾外，也就是駙馬王詵一人而已。而蘇軾未與他人來往唱和的諷刺作品，卻沒有在詩案中列為罪證，甚至與弟弟蘇轍的來往信件及詩詞中對中央的訕懟，也未作為罪證，蘇轍也沒有深受牽連。不得不讚歎千年前大宋皇權政治制度下，司法就基本達到了今天高度。從烏臺詩案看，你要“妄議中央”也不是絕對不可以，你自個兒在家懟沒關係，你甚至和家人在飯桌上聊天時罵罵也沒關係，但是你不要發朋友圈，發了朋友圈後又被轉載五百次以上，你才會有麻煩。蘇軾倒霉就就倒霉在，北宋時期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蘇軾的詩集來不來就被轉發五百次以上，於是造成了“很壞的社會影響”。對於造成了“很壞的社會影響”的蘇軾，烏臺詩案有沒有對其從重從嚴地判決呢？很多歷史小段子把蘇軾能從烏臺監獄活著走出來形容為死裡逃生，歸功於朝野上上下下的搭救。最後甚至出動了太皇太后（熱播劇《清平樂》女主角，宋仁宗的皇后曹丹姝），終於蘇軾得以赦免。果然是沒有眾人營救，蘇軾命歸黃泉嗎？答案還是得到烏臺詩案後的審判記錄中去尋找。大宋時的司法施行的是鞫讞分司製，也就是案件的審和判是分由兩個獨立部門進行。負責調查審訊，勘明事實的是御史台（烏台），而負責檢法判決的則是大理寺。《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零一在回顧烏臺詩案的判決時，是這樣寫的：“初，御史台既以軾具獄，上法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 這意思是說，根據御史台審理的蘇軾罪名，大理寺按律應判他兩年徒刑。然後正趕上朝廷大赦天下，蘇軾的罪可被赦免，不必有任何懲罰。也就是說，蘇軾即使不趕上大赦天下，也就是二年有期徒刑，從來就不存在什麼命赴黃泉之憂。當然，這是初判結果。這個初判結果讓御史台很不滿意，畢竟辛苦工作四個月，最後就落了個蘇軾無罪釋放？雖然御史台對判決結果不滿，但是卻無法指出大理寺的判決哪裡不合律法，於是御史台加班加點搜羅蘇軾新的罪證，如果還是“妄議中央”的罪名，其結果將還是一樣，於是御史台轉變審理方向，在蘇軾與駙馬王詵的財物往來上深入發掘，今天誰給誰了一幅畫，明天誰又拿了誰一吊錢，如果能發掘出點貪污行賄的證據，就能給蘇軾加罪。從後來的結果看，御史台的努力並沒有什麼結果。當然，蘇軾也並沒有被解除雙規成為自由身，也許神宗認為如此的話起不到對反對改革者的警戒作用，於是，聖旨下：蘇軾可責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從烏臺詩案的緣起，到案件的勘明證據，再到案件的審理過程，再到最後的判決結果，坦白地說，該詩案並非冤案，也不存在政治對手的欲置蘇軾於死地的打擊報復，而且正相反，許多為蘇軾求情或者勸誡神宗對蘇軾應該從輕發落的，正是新黨中人，其中就有王安石與章惇。林語堂稱“王安石那群小人”，大概是粉東坡粉得過切了。從《寒食帖》來看蘇軾的黃州生活，滿紙“空”，“寒”，“破”，“濕”，“病”，“哭”，“死”，那叫一個悽悽慘慘戚戚。這和我印象裡的貶謫不大一樣。
“貶謫”是唐宋時期的一種極其常見的政治文化。讀中學時，我甚至覺得常有官員被貶謫是中國文化之幸運。白居易被貶，於是有了“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唐-白居易《琵琶行》），歐陽修被貶，於是有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宋-歐陽修《醉翁亭記》），范仲淹及他的好哥們兒滕子京被貶，於是有了“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宋-范仲淹《岳陽樓記》），韓愈被貶於是有了《進學解》，柳宗元被貶於是有了《永州八記》。唐宋八大家，除了蘇軾他爹蘇老泉還沒怎麼來得及做官，也就沒怎麼來得及被貶以外，其他七位，個個遭遇貶謫。被貶的次數越多，被貶的時間越長，成就也就越大。想必當年官員們上街互相遇到打招呼，問候語大概是“今天被貶了嗎？” 沒被貶過的官員路上遇見他人都不好意思打招呼。那麼蘇軾的《黃州寒食詩帖》是在無病呻吟嗎？那卻也不是。仔細看看蘇軾所遭遇的黃州貶謫，和前人所遭的貶謫是有些不一樣的。韓愈，柳宗元被貶，只是由副國級幹部貶為省市級幹部，或者是由京官貶為地方官，哪怕是與蘇軾同朝的歐陽修被貶滁州，也是當了個市長，所以才能帶了一幫子人去遊山玩水，而蘇軾貶謫黃州時，官銜是“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水部員外郎本是四品官，但是前面加了“檢校”二字，就表示這只是榮譽稱號。團練副使在唐朝相當於地方武裝部長，但是自打宋太祖杯酒釋兵權以後，這職位就只表示官僚級別，而根本不存在這個職務了。一般來說，被貶的官員即使沒有實權只有虛銜，政府還是會按照虛銜的級別發放俸祿，然而蘇軾的這些個頭銜則是虛到姥姥家了，虛到連俸祿也被基本剝奪。更加倒霉的是“本州安置”這四個字，就是說，雖然你啥真正職務都沒有，但是你名義上還是屬於公務員，得到“任職”的地方報道上班，而不能回老家務農或者去別的地方下海經商。除了沒有強制的勞動改造和思想學習以外，蘇軾遭遇的貶謫和後世的“蹲牛棚”是差不多的。蘇軾初到黃州，雖然名份是官，但是也許是因為當地官員不知道中央對這位發配來的“犯官”是何態度，所以不知道是該給蘇軾一百殺威棒呢？還是應該給予一定的生活方便？既然上級沒指示，地方官也就假裝當蘇軾不存在，蘇軾於是不能居住在地方上官家的招待所，而只能寄居在一間寺院中，於是就有了那首著名的《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此時蘇軾的詞作，其蒼涼冷寂之味與當初在湖州時和張先學詞時所作，已是大為迥異。我們今天馬後炮地看蘇軾在黃州的四年多，不過是一須臾，滿可以當做四年社會大學鍛煉鍛煉。蘇軾當時何以會如此恓惶？但是站在蘇軾當時的角度上去看，就不難理解了。貶謫黃州是蘇軾第一次被貶，從意氣風發的百年科舉第一名（蘇軾製科考得第三等，百年僅有），到任徐州，杭州，湖州地方官頗有政績，然後就突然當頭一棒貶到黃州斷卻一切仕途夢想，這可不是有點懵可言喻的。而且，元豐三年蘇軾已四十五歲，而支持“新法”的宋神宗僅過而立之年，熬歲數大概是熬不過的（結果神宗英年早逝，這是後話了），如果蘇軾不背叛自己的政治主張，投靠元豐改革派，這輩子大概就是“永不錄用”的結局了。當年，蘇軾給老友李端叔書信中說：“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老友為醉人推罵卻為不為人所識而喜，想必李端叔讀此信時定然心酸。蘇軾在信中不忘叮囑李端叔：“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其心惶惶，可見一斑。唯一能轉移一個吃貨政治理想幻滅的痛苦的事就是餓肚子。元豐三年五月，弟弟蘇轍將蘇軾家眷送到黃州，一家老小十餘口，即使有蘇轍時時接濟，也大有饑寒之憂。就這樣苦熬了一年，元豐四年，蘇軾老友馬正卿來訪，見蘇軾囧境，為蘇軾從地方政府處求得廢棄營地土地五十畝，蘇軾帶領一家整治荒地，躬耕其中，終於基本生活有了著落。
“余至黃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為余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 （《東坡八首並序》）蘇軾留存墨跡中，少有抄錄他人詩句文章的，但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卻是一個例外，大概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歸去來兮辭》正是蘇軾一家在黃州的開荒播種的生活的寫照吧？
因為這塊地在城東的一緩土坡上，於是蘇軾自號東坡居士。自東坡躬耕始，蘇子瞻開始向蘇東坡蛻變，而蘇東坡，才是此後高在廟堂及遠在江湖的眾人所共知的那個蘇軾。基礎物質生活有了著落，就要開始精神文明建設。蘇東坡的家眷十餘口居住在臨皋亭，而蘇東坡又在東坡上建了几間草屋，于四壁畫上雪景寒江圖，草屋名為“雪堂”，這是蘇東坡著文寫字待客會友的地方。《寒食帖》大概率就是在雪堂寫就，《寒食帖》引首有清高宗皇帝在澄心堂纸上所題的“雪堂餘韻”四個大字，就是此意。
一個人獨自建設精神文明顯然不是蘇東坡的風格，在到達黃州前，蘇東坡最大的擔心並不是擔心食物的欠缺，而是“黃州豈云遠，但恐朋友缺。” 初到黃州第一年，蘇東坡怕連累朋友倒還如在《答李端叔書》中所說“深自閉塞”，但是不到一年，東坡就按捺不住呼朋引伴了。葉夢得《避暑錄話》中這樣記載：“子瞻在黃州，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遊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為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歉然若有疾。”前面說到，宋代貶謫的規矩是，被貶官員不得隨意亂跑越界的，而東坡一耍得開心了，就常常不管規矩。呂祖謙《臥遊錄》有記載：“蘇子瞻初謫黃州，布衣芒蹻，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為樂。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入旁郡界，經宿不返，為守者極病之。” 看來看守東坡的人倒也寬容，雖然不滿，倒也沒有把東坡關押起來。若說宋人筆記小說不盡可信，那麼東坡自己在《與陳季常書》中不無誇耀地說：“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遊寒溪西山，奇勝殆過所聞。”則是千真萬確的“罪證”了。不過既然東坡從來沒有逃而不返，看守者之後大概就見慣不怪，隨他去了。於是赤壁三詠 – 《前赤壁賦》，《後赤壁賦》與《念奴嬌·赤壁懷古》誕生了。赤壁三詠的文字太有名了，這裡就不多說了。我最感到遺憾的是不能見到《念奴嬌·赤壁懷古》的原稿，我猜想其精彩程度定然不會輸與《寒食帖》吧？《前赤壁賦》倒是有墨跡留存，可惜不是當時文稿，而是第二年重新誊錄的。
遠離官場，遠離政治的紛擾，蘇東坡在黃州鳳凰涅槃。短短四年，東坡一生最重要的文藝與學術上的成就，都在黃州完成或者形成。在黃州期間，東坡完成了《易傳》九卷，《論語說》五卷初稿，《書傳》也已見雛形。詩文不獨有上面提到的赤壁三詠，還有史上最佳微博文章《承天寺夜遊》：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為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此首《定風波》作于元豐五年三月七日，不到一個月後就是這一年的寒食節，也就是《寒食詩帖》誕生的日子。按說此時的東坡，早已脫胎換骨，何以《寒食詩帖》卻是一副蒼涼恓惶？原因可能非常簡單，就因為那天是寒食節，禁煙火，吃冷食，這樣的節日對於一個資深吃貨來說，何殊於一次牢獄。苏轼初到黄州所作的第一首詩，就與吃有關。此詩固然是自嘲，但也清楚表達了東坡在事業上失意後，往往從美食上去尋找寄託。其實，東坡不論失意還是得意，都不忘吃吃吃。東坡曾作《老饕賦》，描繪出一個老吃貨的極樂世界，大意是：庖丁為之切肉，易牙為之下廚。水潔淨而火正好，食材精慢慢熬。小豬頸後一塊肉，霜前螃蟹一對螯，櫻桃蜜，杏仁糕，刺身海鮮養老饕。然後還要有KTV，美女舞，葡萄酒，雪花茶，吃飽睡醒，海闊而天高，世界真美好。東坡這《老饕賦》，並不只是一個吃貨的YY，東坡把對吃的愛都附以實踐，有條件要吃，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吃。在黃州，經濟拮据吃不起羊肉時，東坡於是開發出豬肉新吃法：淨洗鐺，少著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人不肯吃，貧人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晚，飽得自家君莫管。（宋·蘇軾《豬肉頌》）這大概就是後來的“東坡肉”了吧？千年後的今天，中國各地以“東坡”命名的食物有六十餘種，其中有一部分固然是後世的東坡粉絲們為了紀念東坡強安上的名稱，又或者是蹭名人熱度，但也有相當一部分確實是東坡所創並留有詳細菜譜。
東坡在寫《寒食帖》時，已經是到黃州的第三年了，早已度過了最初的“面有飢色”的艱苦時期，想必當時也已經開發出了“東坡肉”。然而寒食節，是為了紀念介子推不求利祿，歸隱深山，而晉文公為了迫介子推出山，放火燒山，不意介子推堅決不出，被山火焚燒至死。之後晉文公為介子推修祠建廟，並令全國在介子推罹難日禁煙火，吃冷食。按說，東坡在寒食日“燒濕葦，煮寒菜”已是壞了規矩，但是畢竟不能敞開吃肉，心情自然是不好。三個月後，東坡與游泛舟於赤壁之下，飲酒吃肉，杯盤狼藉，心情便大不同。《前赤壁賦》中有一句歷來素有爭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共食。” 這句裡的“共食”二字，有咬文爵字者認為，清風明月如何可食？定是東坡寫了白字，應當為“共適”二字，明代版本甚至就擅自改做“共適”，今高中語文課本也從此議，用的是“共適”二字。這些擅改者哪知，目以色為食，耳以聲為食，鼻以香為食，身以觸為食，意以法為食，對於吃貨東坡來說，天下萬物皆可食也。
大概是因為東坡的好吃，把黃州住成了天堂。當後來再次換屆，宋哲宗親政，新黨再度執政，東坡再次遭貶謫時，朝廷就不能再把東坡貶回黃州去，那樣豈不是讓他太過舒服了，於是在地圖上找到一更加南蠻瘴癘之地—惠州。早已經歷過黃州的脫胎換骨，東坡已不再把貶謫當悲涼淒切之事。惠州雖然不盛產雞豕，但是水果四季不斷。“羅浮山下四時春，櫨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做嶺南人。”（宋·蘇軾《惠州一絕》）才抵惠州三個月，東坡就與友結伴遊惠州豐湖。在湖上自然又是一通吃喝，喝高後當即賦詩一首“人間勝絕略已遍，匡廬南嶺並西湖。西湖北望三千里，大堤冉冉橫秋水。”（宋·蘇軾《贈曇秀》）東坡這是“錯把豐湖當西湖，直把惠州作杭州”了。東坡這些詩句自然傳回京城，而且成為最好的惠州農家樂代言廣告，以至於幾年後朝廷在貶謫大臣，許多大臣都自请貶往嶺南。而宋哲宗見東坡在嶺南居然過得這麼爽，那還了得，於是一紙聖旨，又將蘇軾貶到天涯海角的儋州（今天的海南），沒法再遠了，再遠就不歸大宋管轄了。儋州與大陸隔海，交通不便，缺羊少豬，但這並沒有難倒東坡，他又發掘出因地制宜的美食—生蠔。東坡在給幼子蘇過的信中道：“己卯冬至前二日，海蠻獻蠔。剖之，得數升。肉與漿入水與酒並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又取其大者，炙熟，正爾啖嚼。” 信中還囑咐兒子：“慎勿說，恐北方君子聞之，爭欲為東坡所為，求謫海南，分我此美也。” 看來東坡這次學乖了，不再做免費廣告代言了。雖然東坡好吃，但是千萬不要以為他就是一個只知道吃吃喝喝的吃貨外加一個酒前酒後寫寫詩文的文學家。雖然東坡擔任中央幹部時，似乎並無建樹，整天也就是給改革添亂，發發牢騷。但是在他被外放時，那可是政績卓著。東坡一生輾轉於鳳翔，杭州，密州，湖州，徐州，黃州，登州，揚州，惠州，儋州，治理過一二三四線城市，工作內容包括了工農兵學商，處處得到百姓的誇讚。更為難得的是，東坡不僅僅是在其位才謀其政。哪怕是在被貶謫而無任何執政權責時，東坡也從來不是滿足於做義工混吃等死的樂天派。東坡晚年在北遷路途中路過金山寺，見李公麟曾經為自己所繪畫像，作《自題金山畫像》詩：“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有人認為東坡此詩詩自嘲，我卻認為是恰如其分的自我評價。在黃州主要完成的是自我的救贖與升華，而在惠州和儋州，則是惠及百姓。在惠州，東坡引水建橋，施醫散藥，扶危濟困。在儋州，東坡開設學堂，興盛文教。在東坡貶謫儋州以前，海南無一人科舉中第，而東坡在海南短短三年，海南就出了第一個舉人姜唐佐，他正是東坡的門生。自那以後，便一發不可收拾，從宋到清，海南中舉人七百六十七人，進士及第九十六人。我常常想，如果東坡能在黃州，惠州，儋州中任何一個謫居之地長守，或許能頤養天年，也是國家和民族之幸。每次他得朝廷赦免得以向中央部門靠近，最後都沒啥好果子，不但個人無所得，文章數量質量打折，對國家對世人的貢獻也減少。反而是在地方上，特別是在貶謫之地作出了卓越貢獻。東坡最後這次北返也沒有擺脫這個規律。元符三年（1100年），朝廷又換屆了，宋哲宗駕崩，大畫家宋徽宗繼位，於是大赦天下，東坡又獲赦北返內遷。元符三年六月，東坡攜子作別海南。六月十三日，路過澄邁步，欲訪老友趙夢得而未遇，留下信札一紙《致趙夢得秘校尺牘》，這信札也有幸流傳至今，名曰《渡海帖》：軾將渡海，宿澄邁。承令子見訪，知從者未歸。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爾，庶幾得於海康相遇。不爾，則未知後會之期也。區區無他禱，惟晚景亦倍萬自愛耳。匆匆留此紙令子處，更不重封。不罪不罪。軾頓首。夢得秘校閣下。六月十三日。
此帖是東坡留存世間最後的墨跡，信中一語成讖，東坡六月三十日攜子渡海，此後與老友夢得後會無期了。東坡父子渡海後，行舟北上，時值七月酷暑，舟中白日熱不能堪，入夜蒸郁更甚，東坡在海南也未經此等酷熱，徹夜不能眠。為解暑毒，東坡貪吃冷飲，結果暑熱攻於體外，冷飲侵於體內，內外夾攻，東坡患痢疾又拉又洩。想到次日還有米元章為東坡接風洗塵的宴請，於是與米元章書：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子耳，不知今夕如何度。第二天大概是病情略微減輕，又或者是東坡在腹脹和羸甚之間寧願選擇腹脹，依然赴米芾約。席中米芾以珍藏的《太宗草聖帖》和《謝安帖》出示，並請東坡作跋，可見兩人席間興致頗高。然而赴約歸來，東坡又病倒了，再與米元章書：某兩日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臥耳。承示《太宗草聖帖》及《謝安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具馳納，疾少愈也。然後又拖沓了十來日，東坡終於七月二十八日，盍然而逝。“生於舌尖，逝於痢疾”，生死都離不開吃，也不愧老饕之名了。還有一條小八卦要提一下。東坡病重時，雖然歸還了米芾求其作跋的《太宗草聖帖》和《謝安帖》，但是卻“借”走了米芾的另一件寶貝紫金硯，且沒準備歸還。這件事又給後人留下了一個真跡名帖--《紫金硯帖》蘇子瞻攜吾紫金硯去，囑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斂。傳世之物，豈可與清淨圓明本來妙覺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這件事，不能怪米芾小器，此紫金硯是米芾至寶，他初得此硯時就留下一帖--《鄉石帖》新得紫金右軍鄉石，力疾書數日也。吾不來，果不復來用此石矣。
只能說東坡太調皮，重病之下，他仍然是林語堂稱為的那個“不可救藥的樂天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