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篇：不算闲谈的回忆 | 刘九洲
前言
太平岁月，世事过得很快。
过去20年中，在美国遇到很多学者，晃眼之间，有些老教授已归道山。四海书院的编辑看到别人回忆故老的文章，觉得有味道，于是约我来写一篇，限定了题目，写艾瑞慈、高居翰、方闻。
三位老先生我都见过，但是都只是几面，电子邮件写得多一些的是高居翰，住得近的是艾瑞慈，方闻先生反而只见过一次，聊了4小时。既然要写，我就认真写一点，如果讲的不对，也请大家批评。（by 刘九洲）
1990年左右，我还在淮阴读中学的时候，就知道高居翰的名字，知道他是一个研究中国艺术的外国人。
到了1999年，关于《溪岸图》的争论展开的时候，我已经在文汇报当记者，当时只是觉得高居翰有点离奇，《溪岸图》那样的绘画，怎么可能是20世纪的绘画？怎么可能是张大千画的？
2002年12月在安娜堡，第一次见到高居翰，那是他的藏品展加系列演讲，我去看了5次展览，听了两次讲座，认识了一起听讲座的李旻，还认识了包华石教授。
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代老学者，正在退出学术舞台，大幅度修正以往艺术史叙述方式的时代，正在缓缓到来。
大约在2004年，我对于宋代绘画有了比较真切的认识，理解了高居翰在一些关键环节做出的贡献。从那时开始，我就与他通过电子邮件聊一些具体问题，他回复电子邮件很快，一般是当天就回复，好像与你就在一个城市、一个课题组。
大约在2006年，高居翰看了我的一些绘画藏品，推荐我们去联系某些大学博物馆的亚洲部负责人，认为这些绘画是全新的发现，值得博物馆专门展览。那时，我的藏品规模还没有2009年出版的《重现》中的一半，这一点可以看出高居翰是一个敢于下判断的学者，不拖泥带水。
高居翰与我们的电子邮件大约有100封，通信涉及的问题也比较广泛，开始主要围绕古代绘画，给出一些具体的评论，后来则随时讨论一些我提出的问题，现在看来，他的讨论问题的方式给我很大启发。不止一个人建议我把这些信件公开，但是我觉得这是私人邮件，不公开为好。
2013年2月，我们决定去旧金山亚洲博物馆拜访，这时高居翰也从加拿大搬回了伯克利，因此我们提前与他联系，他热情邀请我们到他家中。
出乎意料，与他的见面，连基本寒暄也没有，坐下来直接说话。他似乎不是很在意别人说什么，大致说来，我们提5个问题，他可能听明白3个，然后他就抓住其中一两个问题，讲很久，而且不断翻看他的电脑，找出证据来加强他的阐述。
与我们一问一答并非很多，主要是他在强化阐述。我提出一些古画的年代判断问题，对于特别复杂的问题，他就说：不知道。在各种问题中，如果我们给出不一样的看法，他会认真听一下，但是绝不反驳。
他强调了好几点，让我印象深刻，他以为，这个领域有两种人，一种人看文献说话，另外一种人，看画说话，他只愿意与后面一种人对话。
我问他，董其昌的问题在哪里？他的答案非常奇妙：董其昌没有照片！也就是说，董其昌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研究条件。
他评论到另外一个大学者的时候，他说，你注意到吗？他连一点知识分子的“智力贡献”都没有。此话恶毒，让人喷饭。同时我也领悟到，在学术生涯中，除了受到的学术训练，纯粹的“智力贡献”，也是很重要的，不可太僵化。
他坚持与我们一起找了出租车，到伯克利街上吃了一顿饭，他吃得不算很慢，而且胃口似乎很不错。饭中我问他，还有任何研究计划吗？他说，没有了，没有任何计划。就在我们会面的接下来一周，他的图书、胶片将全部捐赠给中国美术学院，因此，他还花费一些时间，向我们介绍了他使用了数十年的藏书，这些书籍堆放在房间中，等待被运走，我还拍了几张照片。他的书籍全部捐赠，高居翰只剩下两台巨大的电脑，他将继续做出一些“智力贡献”——也就是他在博客上的“演讲集”。
高居翰 《江岸送别》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只有8分力气的模样，仅在谈起他的几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精神似乎完全恢复。在出门去伯克利街上的时候，他上了出租车，询问了出租车司机的电话号码、姓名，而且在午饭后特意找笔，认真记录下来，这让我吃惊，很显然，我们的来访，使得他与一个出租车司机联系上了。以后他可能会借助这个司机，在伯克利——这个他任教30多年的学校周围活动。更早的时候，1947年，他毕业于伯克利高中。
在学术上，他显然是一个比较关注自身的学者，不太关注外界，但是无可否认，他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从数量上看，他写了220多篇文章；从影响上看，他做出了众多的、属于知识分子的“智力贡献”，尤其是关于《溪岸图》的争论，虽然他的说法也需要进一步推敲，但是这个问题，让全世界学者为之挠头，至今学者们还在不断地寻求新的解释，毫无疑问大幅度推进了学术发展。
高居翰本人，就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学者，并不靠所谓的天才吃饭，其辨认古代绘画的能力，来源于训练，这种训练最后已经变成本能。这个过程，对中国艺术史研究颇有启发。
2016年的时候，我们在上海待了很久，回到安娜堡，突然听到艾瑞慈教授3月25日去世了，享年100岁。
是的，100岁，艾瑞慈（1916-2016）。
艾瑞慈是一个“温和”的教授，他多年任艺术史系主任，先后主持了西方第一次石涛研讨会，与第一次文徵明研讨会。在我们印象中，觉得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且有实干才能。
当我们翻看有关他的悼念文稿，才知道他的身世与教育，是艺术史领域中是比较突出的。他的两个舅舅，一个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国务卿，另外一个舅舅，是联邦调查局第一任局长。他本人在普林斯顿读的本科，二战时期参军，去过非洲与中国。在中国，运输战略物资，在非洲，他乘坐的船，还在海岸边被德国潜水艇击中。
这些经历，使得艾瑞慈解读二战的细节的时候，与一般人略有差异。战后艾瑞慈到哈佛读艺术史，又去耶鲁大学学中文，在耶鲁认识了他的太太，是林语堂的侄女。
他就居住在密歇根大学中校区南边几百米的地方，2009年之前，我们到他家拜访，他带我们看了前后院子，还说当时张大千1960年代来家中的情形。他的客厅，始终放置着一个来自四川墓室门的巨大拓片，做成的屏风，古典而当代，印象深刻。
当时艾瑞慈教授已经90多岁，身体还很好，可以倒茶、安置饼干等点心。他说话的思维、调门，都比较高，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理想化，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只考虑应该怎么做。这样的思路，在“美国的中国艺术史黄金阶段”，显然是非常有益的。
我们到他家中，可能去过5、6次左右，还曾带去几张绘画去请教，艾瑞慈教授也取出他的一些藏品一起欣赏。有一个宋画中的鸟，他看了很感兴趣，于是还写信询问他的一个女婿，一位鸟类学家，后来，回信的核心内容，出版于2009年的《重现》中。我们还与李旻（现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终身教授）、张玉洁夫妇，一起访问过他，艾瑞慈当时很高兴。
2008年的时候，南京艺术学院林树中教授知道我们认识艾瑞慈教授，于是请我们携带礼物，前往探视，林树中教授1980年代曾受艾瑞慈教授邀请，在密歇根大学访问了一年。艾瑞慈教授接到老朋友的礼物很高兴，那一次，他主动提出，要回访我们。当时我们还住在密歇根大学北区的5区，听了这位九旬老人的话，我们也没有思考这事是否合适，就直接用我们的小车，带着艾瑞慈教授，一路跑到北区我们家，喝茶吃点心聊天，再把他送回家。现在想来，我们的行为是有点冒失了。
艾瑞慈谈起艺术史，貌似温和，其实比较明朗与强硬，他就是一句话：“研究音乐史要去听音乐，所以，研究艺术史，就要去研究绘画本身”。他特别强调绘画中一些细节的变化，是否符合标准作的境况，是否符合“画家心境”，这些分析，让我们直接知道他在怎么思考问题。现在的教育中，这样的观念与分析还是值得加强的，而不是减弱。
他当时正在苦恼于香港大学出版他的《马远的心》，遇到一些版权问题，不能如以前那样通过各个博物馆的亚洲部解决，我们当时也在参与编辑《宋画全集》，知道这个情况，于是安慰他，说现在已经是这样的规矩了，按部就班就可以，两年后，这本书终于在他95岁时候出版了。
最后一次去拜访他的时候，是林树中教授请我们去约请他一篇稿子，参加北京的学术研讨会，艾瑞慈教授拿了稿子给我们，特别强调说：文末的“Ann Arbor”要印出来。
那一次拜访，正好是春初之时，那一年冬天很冷，我们看到他院子中种植多年的竹子，居然冻伤了。艾瑞慈却很乐观，他说，春天来了，就会长出新的竹子。
2008年圣诞节前夕，包华石教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一年，他邀请我们前往普林斯顿，又带我们前去拜访了方闻教授。
在方闻教授的著名客厅中，我们介绍了浙江大学主持编辑的《宋画全集》项目，因为这是巨大项目的开始部分，当时刚刚准备好“欧美卷”，外界基本不知道我们的进度，所以方闻教授问得非常仔细，似乎受到的触动比较大。
当天晚上，他居然猜到了我们居住在哪家酒店，打电话到酒店，并且留言给我们，不巧我们正好与包华石教授等人在外吃饭，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方闻已经直接与浙江大学张曦总主编电话联系上了。方闻先生从那时开始，与浙江大学进行了多方位合作。
那天中午，我们餐前聊了2小时，去大千美食林用餐，又聊了两个小时，具体讨论了一些古代绘画，在几个小时的往复循环讨论中，我感受到了方闻先生的思维方式，他遇到新问题的时候，走的是日本围棋大师木谷实的思考方式，就是从最不可能的地方开始思考，一步一步往可能性上卡。在艺术史中，这样的思考方式是非常少的。这与高居翰、班宗华的思考方法不同，虽然都是受到德国的艺术史影响，但是高居翰、班宗华，以及我没有见过的喜龙仁、罗樾、李雪曼、席克门，他们的判断几乎都是直线的、抽象的，不是特别担心失误，更多的担心他们知晓的艺术史工具，用得不够好。
方闻先生的博士论文，采用的是德国的传统方式，话题是关于《五百罗汉图》，我们最近也在关注这一组特殊的、来自宁波的南宋绘画，以往一直把这一组绘画当作宁波地方宗教绘画，事实上，估计其中蕴含的技巧，不是源自南宋，而是更远的传统，这些技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方小画家也没有能力创造这样的作品。方闻先生是研究这一组绘画的开创者。
在艺术史社会活动中，方闻先生是一个健将、一个重要的行动派，在他的主持下，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迅速获得了多件重要宋元绘画，举办了多次重要展览，出版了《超越再现》这样超越时代的书籍，极大推动了中国艺术史在纽约的发展。2008年之后，方闻先生与浙江大学合作，完成了浙江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建设，这些项目，都是巨型项目。
刘九洲，199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2005年后任《宋画全集》副主编，2009年有专著《重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之后，藏品参加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物馆、密歇根大学博物馆、上海龙美术馆等展览。
文 | 刘九洲
图 | 刘九洲
编辑 | 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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