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让 | 关于徐悲鸿先生再不写点什么，一切都晚了

说到徐悲鸿，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那一匹匹画中飘逸灵动的骏马？但如果再继续简单地追问你“徐悲鸿是谁？”，或许你会感到难以回答，而在徐悲鸿的学生——今年 88 岁的杨先让心中，徐悲鸿是永远也说不完的。

1948年，杨先让考入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前身），成为徐悲鸿的学生，在徐悲鸿生命最后的五年（1948—1953）得到他的教导，这些教导让杨先让受益一生。晚年，他写下《徐悲鸿》，以富有情感而客观的视角追忆了徐悲鸿的音容笑貌，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如是评价这本书：杨先让写的悲鸿我看了三遍，一遍比一遍好。

今年 1 月，我们前往杨先让先生家中，对他进行了采访，面对镜头，杨先让先生充满感情地回忆起了与恩师徐悲鸿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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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让采访视频片段

杨先让回忆恩师徐悲鸿

责编采访 / 贾宁宁

视频 / 李显杨

关于徐悲鸿，我绝不是一开始认识他时就了解他很多事情，对他的了解也不是一点一点的，而是根据着我的经历、年龄，慢慢地才对他认识得比较深。

一

“这么一个大画家，还需要这么画啊”

我记得我 1948 年第一次入校的时候，不知道徐院长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他画的是怎么个好法，只知道他是个大画家。开学典礼时他在上头，我们都看的见，近距离接触的话，有时候他走在走廊上，我也走在走廊上，我们这样见过面。

打交道的一次，是在我的宿舍门口，有一匹老马，很瘦，能看见肋骨的痩，耷拉个脑袋，就在我们宿舍外槐树下绑着。有时候有人会给这匹老马喂点草，谁喂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工友喂。徐院长隔几天就拿着小马扎过来，坐在我们宿舍门口，廖静文在后头抱着孩子，陪着他，他就在那里画。

我们当时很奇怪，感觉这么匹老马，有什么可画的，还有就是，我们的院长还画速写。我那个时候才 18 岁，刚刚入学，也不太懂。我们就坐在那，有时候上课下课的时候就看见他在那画。我们几个人围着他，三四五个，都是美术系的学生，在旁边看。

有一次他看我们站在旁边看，就跟我们说话了，他说：我一直都在画马，但是我的马，还需要提高的，因为我必须要了解马的骨骼、马的透视等等，所以我不能耽误。

    ▲《八骏图》

当时我很吃惊，我就感觉这么一个大画家，还需要这么画啊。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让我们笔不离手，曲不离口，就是一定要经常锻炼。他画速写，就是在以身作则，这使我很感动。为了画那匹蹦腾的马，他还搜集资料、研究透视、研究解剖，这个给我的启发很大。

二

即使很忙，他也总来看我们

我们当时是第一年级，上面有二年级，有三年级，就这么三个年级。他上课主要是负责是毕业班，不是负责我们，但是他经常到我们班上来看。他一来大家伙就很肃静了，谁也不敢说什么。平常我们很放肆，班上有画画的人，有唱歌的人，有时我们还大合唱。教室底下是弹琴的琴房，要是他们弹不好我们就跺脚，给人家捣乱。但徐院长一来，大家就很安静。

他来就是走一圈，到我们每个人的面前，如果你画错的话，他会告诉你，点一点你画错的地方，让你看一看。他很少坐在教室帮着学生来画，他也没有那个功夫。我们那个年级当时有甲乙丙丁四个班。我忘了我是乙班还是丙班。徐院长他很忙，但是他仍然会常来班上看看。

三

与徐院长的一次近距离接触

1950年 4 月 1 日，我们的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开幕式上他和郭沫若作了讲话，来宾也作了讲话，这样中央美术学院就成立了。当时一共三个艺术院校，最早成立的是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是欧阳予倩，然后是中央美术学院，最后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是马思聪。

4月 1 日那天很重要。我排了一个小歌剧，有四个人参演，两个男的两个女的。我是主演，又是导演。我们在演亚洲戏，演完了还没卸妆的时候，比我高一级的同学过来说，快快快，你们四个人，院长要见你们。我们就快步走到前台，徐院长坐在那，旁边一个人是欧阳予倩，他对我们说，“你们演的好”，还让我们到戏剧学院去。徐院长说：太岂有此理了，快走。然后就让我们快点走，我们就回去了。

▲ 徐悲鸿

后来，有那么两三次，徐院长的电影票没有人看了，他就让司机老曹拿来给我。老曹在楼下喊：杨——先——让。我就知道一定是给我送电影票来了，我就跑下去拿票。这件事让我对徐院长有亲切的感情，也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

—— 延展阅读 ——

缘  起

本文摘自《徐悲鸿》前言

徐悲鸿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在创作、中国传统绘画的改革以及美术教育方面，均有卓越建树。

我是在他生命最后的五年（1948—1953）受到他的教导，后来又在他曾经执掌的中央美术学院执教三十余年。在这所中国艺术的高等学府中，很多方面能够看到他的影响。教与学、继承与革新都离不开老院长徐悲鸿的精神和主张。

徐悲鸿的学生众多，第一、二代的学生属于我的师长辈，他们中不少人写过研究和纪念徐悲鸿的文章。目前我师长辈的人，有的已陆续离世而去了，现在剩下我们这第三、四代的学生。如我等较年轻者也已至七旬，对徐悲鸿老院长再不写点什么，一切就晚了，何况近些年来心中对老院长不是没有想谈的话题。

▲ 徐悲鸿

本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徐悲鸿好像已盖棺定论了，因为他各方面成就显著，没有什么异议。可是到了 80 年代初，社会走向开放之时，在新一代青年学生中，泛起一股重新评价徐悲鸿的潮流。蒋碧微写的《我与徐悲鸿》，曾在台湾出版，1985年开始在《中国美术报》上连载。这对青年学生来说，好像找到了一个认识徐悲鸿很新鲜的层面似的。再加上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冲击，青年一代头脑中产生了波动。就拿教学秩序一向平稳的中央美术学院来说，有的教员也茫然无所适从了。原有的一套教不下去，新的一套尚未建立，疑云四起，教与学之间出现了彷徨，出现了一种反思和重新比较的倾向。直至 80 年代中期，教学开始进入明朗程序，简单说，就是将被动局面转向主动，实施敢于面对西方现代艺术，取其优秀者兼容并包的方针。

上面谈到的教学一度动摇，其中包括否定徐悲鸿的教育和艺术方向。当时海外和国内少数美术理论家、画家，集中指责徐悲鸿在 20 年代没有从欧洲引进现代派艺术，而是将西方即将“落伍”的写实主义引进到了中国，使中国的美术步伐落后世界潮流半个世纪之久。徐悲鸿成了中国美术事业上的“历史罪人”。

遗憾的是，面对如此厚彼薄己的不公平现象，竟少有像样的文章出来从正面回击反驳。

时间是最好的冲刷剂。徐悲鸿的民族气节谁能抹掉？他的功绩谁能代替？他所倡导的美术教育经验，全国美术院校不是照样在执行吗？！

在此期间，使我最为感动的是廖静文。她单枪匹马不顾一切，为徐悲鸿建纪念馆奔走，同时写出了专著《徐悲鸿一生》并出版。这是为宣扬徐悲鸿的艺术和艺术主张，所表现出的最有力最坚强的态度。记得艾中信教授曾说过这样的话：“廖静文当年在徐院长去世时，即向文化部提出自己要去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看来那时她就是为了以后写这本书而做了思想准备。太有心了，可佩。”

后来我知道她的儿子徐庆平在法国留学，毕业论文写的是徐悲鸿的艺术。他回国后与母亲一起，为他的父亲徐悲鸿及其艺术能弘扬国内外，默默地、艰难地工作着。

记得 1993 年在北京，一个晚上，廖静文师母和庆平徒步登六楼忽然来我家，并带来一包鲜荔枝，为了向我要两幅写意花卉，作为出国举办展览期间应酬之用，用她的话说：“只能求悲鸿的学生帮忙了，总不能拿悲鸿的画去送礼呀。”通过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她的奔波辛苦和处世之无奈。

尤其我又得知她的小女儿芳芳，在美国也走上了宣传她父亲的艺术道路。这真是一幅十分感人的图画：廖静文和她与徐悲鸿生的一儿一女携手共事，那不止是为了个人和家族，更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文艺事业在努力奋斗着。

▲ 廖静文与徐悲鸿

我从美术教育阵线上退下来，几年来居住海外。在讲授中国近代和现代美术史时，必然讲到徐悲鸿本人和他的艺术，并且着墨颇多。这一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徐悲鸿像一道门槛，不讲他就不可能迈过去，他确实是一座里程碑，是不可超越的一个存在，影响深远。

身处西方的艺术天地里，你不做比较是不可能的，这种文化艺术上的比较是时时的、处处的，是必然要去做知己知彼的思考。比较思考后，便会感到中国在文化艺术方面有它因祸得福的一面。难道西方艺术发展到今天的诸现代流派，必须成为世界定律，要每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去遵守吗？这不禁令人怀疑。何况东西方的文化艺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都是人类文化艺术的宝藏。这么丰富多彩的世界，这么多的国家地区和民族文化艺术，其中有共性，但是相差相异是必然的，是可歌颂、值得肯定的，互相学习交流是必要的，可以各走各的路，何必去规整划一呢？

历史上曾出现过你统一我、我统一你的悲剧，而在文化艺术领域里消灭践踏别国文艺的愚昧现象也存在过。因而更显出文化艺术多元化的可贵性，以及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调的重要性。

这里不存在民族主义的偏激。持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回过头来审视自己，才会发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多么令人骄傲，因为有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世界才得以更加绚丽多彩。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薄。

可能身在海外会产生一种空间，可以远距离地对本土文化进行思考。这种思考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徐悲鸿之难得、重要。他当年也身处国外学习西方，做深入虎穴的艰苦努力，其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艺术健康发展，这种崇高的精神永远值得尊重。我们中国出一个徐悲鸿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太应该去珍视他。因而又深感对徐悲鸿可写的方面太多太必要，应用实事求是的尺码去评说他、研究他。

虽痛惜自己知识的浅薄，情之所至只好跃跃欲试了。况且徐悲鸿老院长生前亲自教过我，我还得到过他的奖励和爱护。今天提笔写他，某些方面，也是为了纪念。徐悲鸿一生的业绩以及他那多彩的感情世界，都是明明了了毫无遮掩，可释可解。

所有这些，都应该在一个前提下被阐述，那就是徐悲鸿一生的成就和对中国美术事业的贡献。离开这个前提去单纯谈他某一个生活层面，必然显得毫无意义。

一代宗师徐悲鸿的出现，是时代的赋予。徐悲鸿是文艺界在近现代中国要奋强、要艰难地与世界争高低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位有骨气的民族斗士。

这就是我要写老院长徐悲鸿的缘起和动机。

《徐悲鸿》

作者：杨先让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众人皆知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可面对一个简单的追问“徐悲鸿是谁？”恐怕脑海里的骏马已经脱缰而走，徒留一片空白。而在徐悲鸿的学生杨先让心中，徐悲鸿是永远也说不完的。

杨先让 1948 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也就是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成为徐悲鸿的学生，在徐悲鸿生命最后的五年（1948—1953）得到他的教导。在本书中，杨先让以学生的视角讲述了徐悲鸿的一生：从徐悲鸿年少时随父习文学艺，独闯上海滩、北京，留学欧洲八年，回国后献身美术事业，到徐悲鸿的美术创作理念、美术教育思想，丰富而曲折的情感经历，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追求与选择……

学生记忆里老校长的音容笑貌，来自徐悲鸿亲友学生的口述材料，大量的绘画作品与历史照片，展现了徐悲鸿在艺术家、丈夫、父亲、教师、校长等多重身份下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人生选择，还原了一个真实客观、丰富立体、有血有肉的徐悲鸿。

读完此书，没人会比你更懂徐悲鸿！

《杨先让文集》

作者：杨先让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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