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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舟 2018-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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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造字以来,汉字多如繁荼。宋朝官修的《集韵》收字五万,清朝《康熙字典》略少。不过时世变迁,在以效率为先、简明为美的今时今日,我们常用汉字大约三千上下。日常起居,读、写几个白字,本不足为奇。


清朝的《嘻谈录》里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东家礼聘西席,束脩(学费)除了谷子外,还有伙食四千钱。不过,附带了一个条件:如果教一个白字,罚谷一石;教一句白字,罚钱二千。结果,这位教书先生实在不争气,讲《论语》,把鲁国三桓的“季康子”误读为“李麻子”,罚钱两千,而《孟子》里的“王日叟”在他口中成了村里的“王四嫂”,又罚两千,这下,可怜的塾师不名一文了,颓然吟诗一首:

四千伙食不为少,可惜四季全扣了。

二千赠与李麻子,二千给与王四嫂。

若是为人师表者读白字,人们的容忍度总是比较低,担心祸害了自家子弟,故罚谷罚钱、面带唾弃之色理所当然。

对居上位者闹出白字笑话,大家的表情就颇可玩味了。

《嘻谈录》的作者后来又写了一部《嘻谈续录》,里面收录了另外一则白字故事,主角换成了县令大人。一日,他坐堂问案,书吏呈上状纸,两造分别是郁工耒和齐卞丢,县令喊了一声“都上来”。于是,两造外加证人齐上堂来。县令大怒,说:“本县传原告一人,你们为什么一起上堂?”

见上司读了白字,书吏不好直言,只好婉转地说:“原告名字,另有念法,叫郁工耒,不叫‘都上来’。”

县官又点了被告的名:“齐下去!”结果,三个人一齐退下。书吏只得又一次硬着头皮提醒:“被告名字,也另有念法,叫‘齐卞丢’,不叫‘齐下去’。”

这回,大老爷终于能举一反三了,问:“证人的名字,你说该念什么?”

“叫新釜。”

我们的白字县令自鸣得意地说:“我就知道必定另有念法,不然我要叫他‘亲爹’了”。

这虽是笑话,却也绝非凭空杜撰。县官是七品芝麻官,自古以来却有“破家县令”之说。平头百姓是绝不敢开罪的。父母官读白字,绝不能像对付教书匠似的罚钱罚谷。考诸史籍,上位者读写白字,旁观者的表情无非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表情:轻笑。

比如唐朝时候,太常少卿姜度喜得贵子,他的表兄权相李林甫手书贺文:“闻有弄獐之喜”——把彝鼎圭璋的“璋”错写成了獐头鼠目的“獐”。当时人们的反应是掩口而笑。后来,苏东坡写诗还用了这个典故:“甚欲去为汤饼客,却愁错写弄獐书”。

李林甫不仅写过白字,也读过白字。铨选官员时,他问吏部侍郎韦陟一份履历上的“杖杜”何意。韦陟愕然,看了一下,原来是“杕杜”。他毫不客气地指点宰相,这个词出自《诗经·唐风》,以孤生的赤棠树比喻一个人孤立无援。

狄剑青饰演的李林甫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林甫的党羽萧炅同样喜读白字。古人冬夏各有祭祀,称为“伏腊”,喻四时更替。他将 “伏腊”误作“伏猎”,遭到严挺之的讥笑:“省中岂容伏猎侍郎乎?”。另一位宰相张九龄文采风流,自然看不上萧炅,将他外贬岐州刺史。

不过,韦陟、严挺之也为纠正领导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前者不久就外放襄州太守,沉沦半生;后者遭到李林甫排挤,借口他老病不堪用,强令到洛阳去就医,最后竟弄假成真、郁郁而终。就连张九龄也没有幸免。在官场看来,上官读白字,当面指出,绝对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所以,就有了——

第二种表情:婉转。

《嘻谈续录》里那位乖巧的书吏估计就是这种表情,不说县令读白字,而是说有另外一种读法。这在历史上同样有迹可寻。

明成祖读《千字文》时,第一句 “天地玄黄”就读成了“天地玄红”。当时的侍臣杨荣的应对是:“臣幼时读《千字文》,塾师竟教臣读作‘天地玄黄’。今聆陛下玉音,始知臣当时读书不细” 。显然,无权无势的塾师无辜地背锅了。不过,明成祖以后读《千字文》,再未提以红代黄。值得一说的是,杨荣平日待人接物并不是如此温柔,而是以语气强硬不容人著称,只有面对明成祖,杨荣才表现出足够的温柔。当然,我们倒不能因此苛责他,毕竟他面对的是屠戮文臣如屠猪狗的明成祖。

杨荣 像

明清以降,华夏风骨,每况愈下。到清朝时,连婉转也有大风险,下一种表情才是标准答案——

第三种表情:谄媚。

清史学者曾考证,康熙皇帝批阅奏折时白字连篇。“封疆大吏”写作“风疆大吏”;“风俗不醇”写成“风俗不惇”——是因为打字用了拼音输入法吗?可是,“夏”与“ 憂(忧)”不分,难道是改用五笔? 如果说奏折批复深藏馆阁之内,知者甚少,热河避暑山庄的正门匾额“避”字右边的“辛”多写一横,西湖“花港观鱼”碑, “魚”下四点变成了三点,就将康熙的白字暴露于众目睽睽。此时被驯化为奴才的臣子不要说轻笑讥讽、就连杨荣式巧谏的勇气都没有了。

康熙御笔避暑山庄匾额,"避"字“辛”旁多一横

对上位者而言,这又何尝是一种幸事。康熙自夸读书用功到呕血,还常大言不惭,指责大臣“字言不通”。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有“癸巳”,康熙竟然提笔将 “巳”改成了“己”。皇帝将对改错,大家也只能点头称服。

历史深处的笑声,君臣要么真没听见,要么装作没听见。

这种习气一脉相承。康熙的孙子乾隆六下江南,都从苏州城西的浒墅关路过。相传,秦始皇自虎丘追杀白虎,到此处失去了虎踪,故而得名“虎疁”。因唐高宗的祖父名李虎,为避其讳,老虎的虎字被改成了水浒的浒,地名最终被改作“浒墅”。结果乾隆读了白字,念成了“许墅”。于是上下官吏也就指鹿为马,以非为是了。

至于第四种表情,说起来复杂,我们先来看一个人的事迹,他就是历史上最有名的白字先生,晚清重臣刚毅。

关于刚毅,最出名的两件事是:一、他主持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终审定谳;二、迷信义和团“符咒护身”和“枪炮不入”,在八国联军逼近京师的时候,强征带妇女经血的下衣,悬挂城头,要让洋人的枪炮妖术失灵。

刚毅读白字的笑话不胜枚举:在刑部任职时,狱中囚犯瘐毙,刚大人一贯读成“瘦死”;到了广东任道台,他将“民不聊生”读成“民不耶生”;到江苏,刚毅与人闲谈,岸然曰:“人皆谓我刚复自用……”等到就任刑部尚书,他在到任之日召训话:“我们做刑部官,要学舜王爷驾前的刑部尚书皋大人皋陶”——“陶”字音应为“摇”,被尚书读了本音“陶”。《清稗类钞》记载,刚毅举荐总兵龙殿扬,竟然称此人是黄天霸,惹来众人暗笑。退朝之后,翁同龢嘲讽刚毅:“龙镇是公之黄天霸,公即是施德全耶?”刚毅无言以对。后来,翁同龢还写诗嘲讽他:

帝降为王虞舜惊,皋陶掩耳怕闻名。

而今又有黄天霸,谁是当年窦尔墩?

刚毅固然屡屡读了白字,但我并不觉得翁同龢冷嘲热讽是对的。

晚清的八旗子弟素以生活糜烂、能力低下闻名。连镶蓝旗的顾命大臣肃顺都自认“咱们旗人浑蛋多”。同样出自这个旗的刚毅却肯沉下心来,精研律例,曾奉命总办秋审处。这个差使掌全国死刑复核,非精通刑律、人品端正者不能担任。

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是成文法与判例并重的。仅仅通读大清律,并不足以断案决狱。合格的司法官,还需要掌握无数案例,灵活运用。许多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浸淫经史文学,视律法、财税为杂学,往往不屑一顾,结果被精通律例的刑名师爷玩弄于股掌。从这个角度看,刚毅可以算是专家型官员。

刚毅

相比之下,翁同龢的人生是另外一番光景。他出身常熟的书香门第,父兄皆是进士,自己更蟾宫折桂,高中状元——这样的人物,自然不会像刚毅那样屡读白字。但是,翁氏诸公寻章摘句就罕遇敌手,做实事却一筹莫展。翁同龢其父翁心存贵为大学士,尸位素餐,不过是伴食宰相;其兄翁同书先败于太平军,再败于捻军,令曾国藩忍无可忍,上书弹劾,几乎问了死罪。翁同龢入仕以来,凭借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的身份,扶摇直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所谓“养望”,也就是培植人脉上,于实务一窍不通。如果不是他对李鸿章多方制肘,甲午一战的结局可能不会如此惨淡。试问,在工业文明,民主科学强势东渐的时代,翁同龢读懂每一个生僻字,究竟有多大意义?研究文字读音与字意的小学在清朝达到巅峰,许多官员都精于此道。但是,比起细胞进化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进化论,回字有几种写法或读音的确不那么重要。

刚毅得以进入军机处,出于翁同龢举荐。故而翁同龢以恩人自居,不客气地嘲笑刚毅的白字,然而跻身军机大臣的刚毅,后来迷失在权力的光芒中,他编写了一册《官场必读》,文章粗鄙不通,面对众多质疑者,刚毅却洋洋自得道:“而今备位宰辅,与彼咬文嚼字,辄夸下笔千言而落拓穷途一身不自保者何如?”——潜台词不就是你们是焦虑的质疑者。

翁同龢与刚毅最终反目,前者不留情面地讥嘲,是两人结怨的根由之一。戊戌政变后,刚毅对翁同龢落井下石,处分从“开缺回籍”升级为“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翁同龢固然自食其果,含恨而终,刚毅也被世人视为恩将仇报的中山狼。有一则关于刚毅审案的轶事,说状子上明明写着“我挑担大粪,在村口歇一歇”,被他念成“我挑担大粪,在村口喝一喝”。虽系杜撰,这个段子却包含着人们对忘恩负义者的谴责。

对刚毅来说,更需焦虑的是得罪了翁同龢的门生。为了断绝光绪和翁同龢这对师生东山再起的希望,刚毅将矛头对准了支持维新派的势力,最终在歧路上越走越远……如果不是他病死在逃亡路上,必然列名战犯。

读白字的人,和不读白字的人,最后都成了失败者。他们缺少的不是文化和能力,而是——格局。

也许,当我们面对那些读白字的先生,还有居上位者,或者身兼二职者,是需要跳出历史经验的局限,呈现出第四种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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