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南昌牛行车站的研究与革命遗址保护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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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牛行车站的研究与革命遗址保护思考
文/熊艳燕
火车站作为一个城市的地标，既是城市对外联系的纽带，也是城市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研究牛行车站，梳理其革命历史，分析遗存消失的原因，对于思考革命遗址保护问题，提高革命遗址保护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牛行车站源于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南浔铁路的创办。
20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有所增强，其领导的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同时兴起，中国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路矿利权的运动。南浔铁路的修建，与日本侵略中国有关。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第二年签订马关条约，1898年，又逼迫清政府声明福建不得割让与他国，使福建成为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进而计划修建一条厦门至福州、福州至九江的铁路，打通台湾海峡至长江腹部的通道，以求侵入华中，控制我东南半壁江山。日本人明目张胆的野心，首先引起江西籍在京官商的强烈反对和不安。1904年10月（光绪三十年九月），江西通省京官李盛铎等111人联名上书朝廷，呈请自行筹款，修筑本省境内铁路，“近年铁路之利，觊觎者众，江西完善之区，尤宜及早自行筹筑。……惟慎选本省之正绅，自办本省之要工，庶觊觎可绝，而呼应亦灵。……拟先从九江以达省城。名曰南浔铁路，为干路之第一段，次则由省城以达吉安，为干路之第二段；此则由吉安以达赣南，预备接续广东铁路，为干路之第三段。此外，道瑞袁以通湘，道抚建以通闽，道广信以通浙，为三支路。先干后支，次第兴办。”原计划筹建自九江至赣南，连通江西南北的铁路干线及连接湖南、福建和浙江三省的支线，但后因路线过长，筹款困难，“全省铁路线长费巨，筹款维艰，万难同时并举”，所以决定，先从干线入手，而“全干线之中，惟南昌至九江风气既开，客货较夥，又应先从此段入手，即命名曰南浔铁路，为第一段。”就此产生了江西的第一条商办铁路——南浔铁路。
南浔铁路始建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冬，1916年全线建成通车运营。线路纵贯江西北部，北起九江、南止南昌对岸牛行，经九江、德安、永修、新建四县，全长128.35公里。全路分设九江、沙河、黄老门、马迴岭、德安、建昌、徐家埠、新棋周、乐化、南昌10站。南昌站于1916年5月建成，南临贛江，与南昌城隔汇相望。因急就通车，山下渡至南昌段内桥梁均系木质，1920年换装钢梁。因此处是新建、高安等地老百姓卖牛的市场，所以当地老百姓又把它称为“牛行车站”。
牛行位于赣江西岸，早在同治年间就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市镇，据同治《南昌府志》载，牛行市“在章江西岸，沙井下三里，凤凰洲上，分隶洪崖、桃花二乡，每三六九日当集，商民辐辏，络绎不绝，沙塵岔湧。”，而南浔铁路在进行线路勘测时“并履勘全线其经过之市集及方向，始有端倪。”有意经过较大的市镇，牛行车站也因此成为南昌最早的火车站。牛行与南昌城区中隔赣江，另于省垣章江门外没过渡所，转运旅客过江。
牛行车站在南昌市区以北的南浔路南端，隔赣江与南昌市区相望，向北籍南浔铁路，兵力运输自如，往南乘轮渡通过赣江，可到达南昌市区。便利的水陆运输，使其成为入驻南昌的北大门；而“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战略地位，则使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正因为如此，其建成后，先后经历了三次战争，第一次是1926年9月的北伐战争，第二次是1927年8 月的八一起义，第三次是1939年3月的抗日战争，它起到了南昌北门即古代德胜门的抵抗和保卫作用。古代的德胜门在赣江东岸，而它在赣江西岸，它的威力远远超过德胜门，为这三次战争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战绩，足供后人凭吊。
北伐军三次攻打南昌，都在牛行车站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首攻南昌时，程潜命令第一军第一师由奉新急往南昌以北南浔路的牛行车站，向北警戒；令第十七师渡过赣江，向南昌城以南地区集结，向南警戒。占领牛行车站后，迅即攻下南昌城。
敌军得知南昌失守后，亦命令部队“抢先占领牛行车站，截断北伐军后路， 并夜渡赣江，猛攻南昌”牛行车站失守，程潜被迫化装潜逃，撤离南昌。
北伐军第二次攻南昌时，蒋介石命朱培德第三军“其主力于10月5日由现在地（赤塘附近一著者）开始运动，攻击南昌车站（即牛行车站一著者）至乐化（乐化车站在内）间之敌，右翼须注意南昌之敌，并与左侧第六军确取联络”。孙传芳亦将其最精锐的第二、第三方面军驻在南浔路，双方在牛行车站附近都都投人了大量的兵力，在朱培德向蒋介石发出的援电中，我们可以看到“牛行火车站及铁路沿线之敌约两混成旅，昨日复增加两旅，计约四混成旅之众，现尚有陆续增加之模样。我军前线官兵连日苦战，第十九团伤亡过半，二十一团亦多损伤，所有预备队业已用尽，敌势仍复强顽”。最后，终因战局不利，第三军孤军难撑，在蒋介石下令撤围后，后退至官山铺原驻地休整。
第三次围攻南昌时，也在牛行车站开展了焦灼战。朱培德指挥右翼军中的左纵队执行“自万寿宫攻蛟桥、牛行车站，得手后再南下赣江包围南昌”的任务，从2日开始与敌接触，至7日，终于率右翼军占领了瀛上、牛行车站，切断了南昌地区孙传芳主要退路，进逼南昌城。这对南昌的战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南昌城中的部队成为瓮中之鳖，北伐军于9日顺利攻下南昌城。
由此可见，在南昌城的争夺战中，牛行车站显然成为敌对双方的争夺要点，而能否守住牛行车站，也成为能否顺利夺下南昌的关键，可以说是“得牛行火车站者，得南昌；失牛行火车站者，失南昌”。
正是基于对牛行车站战略地位的认识，八一起义部队在进行兵力战略部署时，“由贺龙第二师第四团驻于牛行车站，警戒南浔铁路和控制水路交通”，当时贺龙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有兵力7500余人，下辖2个师7个团，按照军队建制，可以推算出第四团约有一千余人。据李亚民回忆，当时国名党驻牛行车站的兵力“驻有国民党王均部的一支二十多人的巡防队，和只有几条枪的税务所”，与敌军力量对比约为40:1，当时起义部队约有两万三千人，敌军六千余人，双方比例约为4:1，从这两组数字对比可以看出在起义领导人对牛行车站战略地位的重视。第四团团长贺文选“我团负责控制牛行街军队，切断敌人的退路，堵截敌人的增援”的兵力部署，证实充分利用了牛行车站在军事上的“警戒”和“防守”地位。
起义军准备充分，兵力充足，在牛行车站的战役中很快取得了胜利。牛行车站战斗的胜利，成功地解决了敌军的驻守力量，也起到了警戒南浔铁路和控制水路交通的作用，虽然原先设想的敌增援部队未在当晚抵达，但作为一个警备完善的后方，对于保障起义计划顺利进行，稳定南昌城内战斗军队的军心，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南浔铁路通车后，维持运营二十余年。直至七七事件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作为南浔铁路始发站的牛行车站，随着南浔铁路在战争中的起落，经历了拆毁、重建、拆毁的几个轮回。
1938年6月，日本侵略军从长江侵占九江前夕，为了阻止日军南进，南浔路奉拆轨部令，到同年8月底拆轨工程告竣，牛行车站被拆毁。日军占领南浔路期间，于1939年1月26日九江至德安间修复通车，1940年7月15日抢修山下渡大桥竣工，全线通车，为其侵略服务，牛行车站恢复运营。1944年6 月，日军将南浔铁路上部建筑钢轨、枕木拆除运往平汉铁路，以打通平汉、粤汉铁路，南浔铁路碾平后行驶汽车作公路用，牛行车站再次停运。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浔路划归浙赣铁路局。经一年抢修，1947年6月15日南浔线修复，南昌市民在牛行举行盛大通车典礼仪式。牛行车站则再次终于得以重见天日，恢复通车。
1949年5月国民党军队在溃逃过程中将赛湖、德安、杨柳津、山下渡4座大桥钢梁炸坏，牛行车站运输亦瘫痰，经过抢修，于是年8月23日全线修复通车，牛行车站亦恢复运输。
二
历次革命战争未曾忘却的牛行车站，在南昌站建成后，逐渐边缘化，最终被淹没在时代发展的大洪流里。
1936年1月浙赣铁路玉南段建成，南昌又建成了南昌南站和南昌北站。南昌南站位于站前路1号，后改为南昌总站，就是现在的南昌站（以下称南昌站）；南昌北站与牛行车站相对，1951年11月撤销南昌北站，改为南昌站货场。
建国后，为使南浔线过江与浙赣线接轨，江西省政府和铁道部积极筹建赣江上修建铁路大桥，于1958年10月1日开工建设，1963年1月10日，正式开通运营，南浔线与浙赣线在南昌站连接。两条铁路线的连接，改变了长期以来南浔线不能与全国其他铁路联通的局面，改善了南昌南北两岸交通环境，南昌站逐渐成为连接全国铁路的中心枢纽，另一方面，牛行车站因其断头路式的运作模式，被日益边缘化，于2004年停止使用。
关于牛行车站的去留，一直存在争议。2006年6月，南昌市政府将牛行车站列为南昌市首批登记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宣布该车站是南浔铁路发祥地、南昌最早的火车站，具有较大的文物价值，不能破坏，更不能自行拆除。2010年4月19日，南昌市政府曾宣布将牛行车站旧址建成南昌牛行火车站博物馆。但因各种原因，都最终落空，最后于2011年1月初被彻底拆除，退出历史的舞台。
所幸在2017年八一南昌起义暨建军90周年之际，牛行车站纪念馆顺利落成，并对外开放。展馆内全面地展示出与牛行车站有关的历史，展柜的一件件文物、展板上每一块内容，都向游客讲述着出牛行车站的百年喜乐与沧桑，而纪念馆外的供游客定时乘坐的小火车，则像是一台时光机，把人们带回它曾经辉煌的年代。
三
每一处革命遗址都是一段革命历史的见证与载体，以其具体的实景实物，铭刻着革命先烈和人民群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历程，蕴含着他们不屈不挠、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是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不可再生资源。抢救和保护革命遗址，就是保护一段革命历史。针对革命遗址损毁的原因，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加强对革命遗址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结合宣传、文化、教育、旅游等部门通力合作，加强革命遗址资源的宣传和教育工作，营造培养全民保护革命遗址的意识及习惯的良好环境。
（1）文物管理单位结合遗址特点，将国家《文物保护法》及其《文物保护实施条例》基本的、极重要的条款，深入浅出地将文字与图画相结合，做成简易资料发放给观众和遗址周边居民，增加他们的文物法律常识；
（2）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报纸等新闻媒体，加大对革命遗址开发利用的宣传力度，宣传革命遗址的历史背景、历史地位及现实意义，展示各革命遗址丰富的文化内涵，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遗址资源价值重要性的认识；
（3）对各革命遗址实施全方位的普查，出版反映革命遗址的专刊，供社会各界利用，为保护革命遗址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
2.建立完善长效的管理体制
革命遗址管理涉及到多个部门，针对革命遗址管理中权责不明的现状，可以尝试由党委和政府牵头，建立一个集文化局、民政局、宣传部、旅游局等相关部门的统一管理机构，明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各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能和分工。负责革命遗址保护的宣传、监督、研究等任务，充分利用部门综合的优势，建立对革命遗址的专项管理保护制度。出台专门文件，强化管理手段，落实管理措施，保障管理资金，科学指导革命遗址的管理和保护。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方式，加大对各类革命遗址的行政管理和保护力度，杜绝人为破坏损毁现象的发生。
3.加大惩治力度，建立严格的追责问责机制
提高文物安全违法成本，严惩破坏革命遗址或监管不力的行为。研究建立严格的革命遗址案件和安全事故追责问责机制，制定革命遗址案件和安全事故违法违纪处分办法，界定违法违纪行为。明确共管各部门的职责，厘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将责任落实到单位和个人，实行追责问责机制。对于破坏革命遗址行为中涉及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因失职造成革命遗址损失的工作人员，根据严重程度，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行政纪律责任，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交司法机关。
牛行车站遗址的消失不是个例，抢救革命遗址就是抢救近现代革命历史。革命遗址的保护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通力合作，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共同努力。应建立一个综合的革命遗址保护部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协调指导革命遗址的保护利用工作。需建立起完善管理的长效机制，以法规形式保障这项工作更好地开展，并提高损毁革命遗址的成本，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政府、社会对革命遗址保护的多元机制，切实保护和充分利用革命遗址。
文章来源：《南方文物》2018年第1期
文章作者：熊艳燕
编辑：黄卿
文章转化：黄卿
终校：曾依婷
审订：李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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