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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马特的缘起发展与消失

互联健谈 2021-06-04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随风行走到处看 Author 小靠君


来源 | 原创

作者 | 告非


 

在《一席》的演讲里徘徊的时间越久,我越感到,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之浅薄。

 

不过,这可能是从事自媒体写作以来,我收获的最美好的礼物。曾经的我,也有过三分狂妄,觉得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觉得自己已经学富五车,汗牛充栋了。但是因为写作的需要,我常常用整晚整晚的时间去学习和探索一些东西,甚至不小心打开了很多之前从未关心的隐秘之门。

 

我好像坐在书房里,就环游了世界;用一把键盘,喝了别人两辈子的Espresso。所以,我倒宁可Stay 浅薄,Stay Foolish.

 

今天要讲的是,李一凡老师在一席讲述的关于“杀马特”的故事。

 


“杀马特”本来是一个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但却完全不了解的群体。我更没有料到,这个故事给我的内心带来的冲击,远比“杀马特”招牌式的竖直头发,更为震撼。这是一段非常令人感觉到意外的历史。

 

一般意义上的“杀马特”长这样:

 


这个群体曾与“劲舞团”这款游戏联系在一起,并在2007年以后的中国,非常流行,但是这个团体又神秘地在2013年之后渐渐消失,直至今日,他们仿佛掉入太平洋的一只发夹,消逝得无影无踪,根本无从打捞。

 

但是,他们当初出现时,却显得那么的“前卫”。从他们的照片中,你可以猜测到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绝大多数人肯定是来自农村、来自一个教育背景和家庭成长环境与主流中国人迥异的氛围。可对所有人来说最大最震撼的冲击,还是他们那种完全跟中国传统文化或者与当时的全球时尚潮流完全格格不入的惊悚造型。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样的造型简直丑爆了,而且土得掉渣,但是确实很叛逆。

 

一开始寻找“杀马特”的过程就特别难。因为现实中你身边根本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他们好像人数众多,但偏偏你一个也不认识。你的朋友也不认识。你动用了所有社会关系想去认识一个,都不可能。

 

这时候,你会觉得,事情好像隐隐约约不对头。但是你也说不出来到底哪儿不对头。

 

那么你会想,也许你从网络上,从社交软件寻找他们,岂不是易如反掌?毕竟他们那么广泛地活跃在网络上,到处都是他们招牌式的装束,到处都是人们对他们的鄙视和嘲笑,找到他们应该更容易。而且在社交软件上交朋友,连出差、套近乎、送小礼品这些现实中认识一个朋友的客套和麻烦都节省下来了,既节约时间,又节约金钱。

 

但是并不。如果你想加一个“杀马特”的qq,要不然就是不回,要不然就是人家跟你聊几句就把你拉黑。如果你想进一个“杀马特”的群,那更困难。后来才弄明白,进“杀马特”的群都是需要审核的,管理员会看你的qq空间里有没有你“杀马特”的照片,有没有“杀马特”的那些服饰,如果你什么都没有,那么那道门是不会为你打开的。

 

直到很久以后,李一凡老师的一个朋友找到了罗福兴,“杀马特”的教父。李一凡才最终成功地切入了“杀马特”的生活半径中去。

 

李一凡、罗福兴和一位真实存在的“杀马特”(从左到右)


最初的交谈简直困难重重。罗福兴当时已经剪了头,身上丝毫找不到当初“杀马特”的痕迹,而且对外人非常恐惧。对,就是恐惧,而不是怯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李一凡和罗福兴见了一面,但什么也没谈出来。好在,两人相互留了微信。后来,陆陆续续聊了很久。

 

罗福兴说的东西,完全出乎李一凡的意料。这倒并不在于罗福兴用的语言有多么难懂,或者话题有多么艰涩。并不,这些都没有出现。罗福兴絮絮叨叨所说的,都是他跟父母之间紧张陌生的关系,他们家里的事情,说怎么玩“杀马特”的,还有如何玩游戏、家族如何温暖。


简直跟一点叛逆或者新潮的边都沾不上。

 

当李一凡请罗福兴邀请一些“杀马特”出来面谈时,又遇到了障碍。因为包括罗福兴在内,所有“杀马特”都是宅男。他们往往保持在线交流线下却不见面,生命并无什么交集。当李一凡尝试了很多次邀约“杀马特”失败后,他终于明白了,这是为什么。

 

所有“杀马特”基本都是工厂的工人,而且基本都是在广东电子厂里流水线上的年轻男女工人。他们平时就在繁忙的工作中三班倒或者两班倒,累得没什么时间娱乐。他们大部分人下班都在10点之后,从车间回到宿舍需要简单洗漱一下,然后吹个头:很多人为了保持发型,吹头就要吹一个小时。然后出来吃点夜宵,就回去睡觉,以应付第二天繁重的工作。工业区通常都在城郊外面偏远的地方,走出工厂就是全黑的一片,吃饭娱乐的地方都很少。

 

至于休息,一个月中顶多休息一天两天,这一两天多半用来探望家人,哪还有什么闲工夫出来见陌生人?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90后甚至95后的农民工,而且绝大部分是留守儿童。从农村出来的时候都很小,有些甚至才14、5岁。

 

这其实也是“杀马特”的特点:大部分是最底层的工人,普遍也没什么文化,一般都是没有技术的工人。罗福兴当初刚认识李一凡的时候特别警惕,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社会风气对“杀马特”不怎么友好,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没啥文化,遇到事情比较慌。

 

因为很小就出来打工,他们有很多压力需要去释放,在工厂工作的那种强度,整个人在非常机械的、高强度的劳动中度过8个小时甚至12个小时之后,如果不是一个很强烈的东西根本就看不到。比如我们头发里面一丝红色,对于他们是绝对看不见的。

 

一个孩子说,有时候自己从流水线下来后,一两个小时耳朵是听不见的,得慢慢恢复。他们的视觉系统需要很强的刺激性。

 

我很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我曾有一次在一个喧闹的酒吧度过了一个晚上,但是到了第二天下午,我好像还能听到那种强烈的音乐声,整个人还依然飘飘摇摇的。

 

留守儿童往往会感觉缺乏存在感。他们说自己想要被看见,需要被关注。只要是关注就行,哪怕这种关注是一种“鄙视”。他们不少人两三岁的时候父母就出去打工了,早些年买票也不方便,种种原因有父母甚至几年都不回来。等到父母开始回乡的时候,他们又出去打工了。他们普遍缺乏家庭的温暖,想要得到这种被关注的感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上的需要。

 


所以,类似直竖的发型这种强烈的东西是具有吸引力的,一些工厂女孩也只喜欢这种弄头发的男孩,她们看不上流水线上跟她一样工作的男孩,觉得没出息又不浪漫。弄了头发,就会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弄出来以后就觉得好看、刺激。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这群人出来之后年纪小,很多人一到广东来就受骗、受欺负。弄个头发,给人感觉有点社会人的样子,就不会受欺负。

 

有一位“杀马特”说,第一天到工厂,先在宿舍住下了,第二天从宿舍到工厂,是跟着一大堆同乡一起,自己也不怎么认识路。下了班,宿舍找不到了。他在找的时候遇到一个女的,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了,然后那个女的就跟着他一起找宿舍。走着走着女的跟他借钱,说自己遇到事情,很需要钱,过两个月就还给他,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这男孩就傻乎乎把钱借给了那个女的,后来才发现留的电话是空号。

 


这些年轻孩子来自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彼此之间有密不可分的亲缘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人是不设防的,根本不知道城市里面是什么样,工业区里的人有多坏。

 

后来,这个“杀马特”因为家里亲人生病,离开广东回老家了。

 

他们太弱小了,太需要证明存在感。他们的遭遇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刚到广东行李就没了,说好来接的亲戚也找不到了,身无分文等等。很多人出来很久都不知道怎么坐公交车,怎么去银行,甚至不知道怎么回家,他们对外部世界是恐惧的。这解释了为什么罗福兴一开始对李一凡也是那么的恐惧,而且“杀马特”们除非在一个厂区的话,彼此其实也很少相互串门、见面。

 

在富士康,有一个小孩跟罗福兴争论,他说深圳的高楼建得太少,还没有贵阳多。结果吵了半天,他既没有去过贵阳也没有真正在深圳市区待过。坐火车经过的时候他见过贵阳的高房子,在深圳则一直住在工厂。很多人都是这样,大巴把他们从老家直接拉到工厂门口,他们再也没出来过,等于被隔离了,没有机会接触到真正的社会。

 


通过网络,类似的审美把这群人自然地聚集在一起。类似的身世和经历让他们找到了有共同语言的人,他们互相安慰,甚至彼此介绍工作。某个意义上,形成了一个以发型为符号的小“乌托邦”。这给人一种安慰,自己是如此渺小,但是弄个头发什么的就让人不看也不行。弄了头发就显得自己是个人物了。

 


在李一凡找“杀马特”们的时候,其实“杀马特”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连罗福兴找到的都是以前的老“杀马特”,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已经不再做那样的装扮。所以找仍然做“杀马特”装扮的人让李一凡颇费功夫,后来终于在广东石排的一个溜冰场找到一些。

 

李一凡说:

 

“我记得第一次去那个溜冰场的时候,那些小孩顶着头发:那个自如、那个骄傲、那个快乐啊,他真的觉得自己是很好看的,是美的。这颠覆了我一开始说的“自我糟践”论。溜冰场上的快乐震慑了我,那是一个完全属于他们的世界。”

 

“我于是开始反省,我们是不是把美限定得太窄了?这种中产的审美观让我觉得很羞耻,原来我们对美的宽容度那么低,而且越专业的人就越低。我们习惯把事物分成三六九等,这个世界太不宽容了。”

 

可是,真实的世界确实很不宽容。大的工厂是没有“杀马特”的,因为大厂有规定,不允许员工做头发,所以他们就进不去,只能去小厂。东莞石排和汕头澄海有很多小工厂,要求比较低。类似这样的产业末端是“杀马特”最主要的生存环境。

 

李一凡是研究审美和文化的,我则是研究经济、人文和社会。所以我做了一些功课来解释为什么2013年以后“杀马特”逐步消失。经过分析,后来我认为是这样一个原因:

 

2012年到13年,正好是全球经济不够景气,广东出口下降,全国经济形势疲软,供给侧改革开始。类似富士康这样的大厂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杀马特”们集中的小厂本来就是产业链末端,生存状况不会太好。“杀马特”们赖以生存的工厂环境如果不存在了,他们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做“杀马特”,于是“杀马特”现象就消失了。

 

李一凡找了另一个我认为比较次要的原因是:网上黑杀马特的人也很多。这群孩子没有能力去反抗,自己也感到难受和害怕。他们不再确定自己的审美是正确的,既然那么多人嘲笑自己,应该就是有问题的,那就放弃好了。他们真的处在一个完全劣势,没有能力也不想反抗的境地。

 

他们并不真的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看到周围的人放弃做“杀马特”,自己也就放弃了。何况工厂给他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多。


2013年以后,整个社会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后来发展到连警察都会管他们,顶着那样的头发租房都租不到。也真的有人会因为他们的发型就打他们,骂他们,查他们的身份证。因为这些,后来渐渐就开始特别少的人在做了,一直坚持的人很少。

 

他们对于外部社会是很恐惧的,深入骨髓的那种恐惧。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对这些夹缝中的可怜人的宽容度。

 

认识了石排镇的这些“杀马特”之后,李一凡终于有机会拍摄他们。但是工厂很难进,拍摄“杀马特”的日常生活状态也过于平淡。于是一个好主意就被想到了:发动“杀马特”自己去拍,然后把视频卖给李一凡。于是就这样,得到了几百条视频。

 

很多视频是拍摄“杀马特”在流水线上的工作情况:整排的电子零件一眼望不到头,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对着眼前的部件。

 


一个视频中,一个女孩说,在流水线上你手要快,你要是一停,你就要挨堆积,所以手要快。

 


一个视频中,一个男孩在操作冲压件。他解释说,半夜三点钟就起来上班,一直上、上、上,那时候的我,站着都会睡着啊...

 


另一个视频中,另一个女孩说,我每个月就休息一天,去爸妈的厂里看他们。每次我妈都说:‘你为什么要休息啊,你看我从来都不需要休息,我每天都可以干活挣钱。’我听到这些,觉得烦死了。

 


还有一个视频中,有个“杀马特”从东莞回云南蒙自老家。长途汽车上要开三天三夜,他很担心发型弄乱了,担心老乡们看不到自己的发型。

 

更多的视频说,他是12岁、13岁、14岁、16岁就离开了贵州的家、河南的家、广西的家、四川的家,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展开另一段人生,但是却被困在厂里,困在生产线上,完全不了解外面的世界真正的样子。

 


所以,你就可以明白“杀马特”完整的发展史:2007年,因为“劲舞团”的兴起,网络上产生了无数“非主流”家族,比如“葬爱”、“皇族”、“视觉系”等,其中包括“杀马特”,但是当时它是个非常小的家族。

 

一个较为精致的非主流女孩


后来,非主流圈分裂了,城市非主流不跟农村非主流玩了,因为大家过了初级阶段以后就不再玩那么粗糙的东西,从那时候起,“杀马特”就越来越夸张,用竖起的头发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征。

 

其实那个时候,“杀马特”们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流行。他们完全不像外界所想的那样,是用“自我糟蹋”的方式娱乐大众。他们是真的认为自己很美,很厉害。

 

回想起这段并没有远去,也就6、7年前的历史,我们会找到一个矛盾:城市里的二次元非主流经常嘲笑农村非主流,并且事实上城市非主流确实可以做出更精致的妆容,也更符合当下主流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审美逻辑,但不幸的是,他们能够这样做,只不过是幸运地出生在了城市。

 

B站上有大量精致的Coser和原创作者


而城郊工厂区里被隔离的“杀马特”们,默默承受了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每月只休息一天,他们甚至承受了经济下行带来的失业潮,回到家乡。他们不像他们完全没有文化的父母,事实上他们中很多人至少读完了初中,也有很多读完了高中。他们有文化,能表达,也有过梦想。

 

他们曾以为走出山里,走出农村,就能融入外部世界,在城里立足。但是,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城市吞噬了他们的青春,没有给他们留下太多东西。

 

城市非主流们能购买到廉价的服装和道具,就是农村非主流们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但是城市非主流们有时间和金钱购买门票参加聚会,开阔眼界,交流认知,提升水平,农村非主流们没有。

 

当然,我并非鼓吹农村人群起来造城市人的反。但是也请城市人衷心地感谢你的父辈祖辈们,正是因为他们多少代以来的含辛茹苦,才让后代获得了能够“身在福中不知福”式的,可以较为安逸地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可以较为不受打扰地享受自己地兴趣爱好的自由。

 

只有关注社会,你才会发现,你不是活在岁月静好之中。

 

你身边曾有过很多无声的呐喊,这些都被岁月忽略了,但不应该全部被我们所忘记。

 

我还想请所有受益于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人们,好好感谢那些曾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还有那些曾在血汗工厂里打拼过的人们。他们承受了这个国家发展过程中最不合理的压榨,却依然对这个社会毫无发言权。他们仅仅弄了一个“杀马特”这样保护自己的东西,就饱受白眼。我们真是太不知道感恩,也太不宽容了。

 

对所有“杀马特”及他们所代表的“农村人口”、“留守儿童”来说,最痛苦的,可能莫过于他们本来就是“留守”的受害者。在他们身体发育、思想成长的关键时期,父母陪伴的缺失让他们承受了很多痛苦。

 

但今天,在他们体会过那种撕心裂肺的分离和孤单落寞的痛苦之后,在他们回乡生儿育女之后,他们可能依然即将离开自己的儿女,象父辈那样,再次踏上去陌生的城市打工的征途,将儿女继续置于“留守”的阴暗之中、继续成为经济发展所遗留下来的那个“代价”。

 


很多人欣欣然于国家实力的提升和对抗外部风险的能力的加强,而我却独为那些被岁月忽略了的人的悲伤而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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