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 童强│杜诗选评（上）

编者按：本文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2018年第1期，总第135期。

莫砺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童强，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们接受商务印书馆的约请，重新编选一本《杜甫诗选》，即将出版。虽然参考了多种已有的杜诗选本，但是我们的编选工作并未跟着前辈亦步亦趋。比如本书的选目是直接从杜甫全集中选择的，并未参照或刻意回避其他杜诗选本。全书完稿后，我们将本书与两种影响最大的杜诗选本——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杜甫诗选》和邓魁英、聂石樵选注的《杜甫选集》进行比较，发现山东大学选本所选的144诗题中，有37题未选入本书，差异率达四分之一强。邓魁英、聂石樵选本所选的226题中，有67题未选入本书，差异率达十分之三。反过来，在本书所选的190题中，有55题未曾选入上述二书的任何一种，新增率达十分之三弱。此外，本书对所选杜诗所做的评析，虽然广参众家之说，但也有一些自己的感悟。本书共选杜诗190题、255首，现在选择其中80余首的评析先行刊布，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教。

《赠李白》

  读罢掩卷，李杜二人痛饮狂歌、飞扬跋扈的形象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明末王嗣奭评此诗是“友朋交儆之词”，意思是告诫、警示朋友。清人蒋金式评论这首诗“是白一生小像。公赠白诗最多，此首最简，而足以尽之”。这首诗很难理解为“交儆之词”，而是慨叹之语；不仅是“白一生小像”，也是李、杜二人的共同写照。因为诗中所写的“飘蓬”和“未就丹砂”正是李、杜二人的共同的经历，“痛饮狂歌”也是二人的相同的举止，“飞扬跋扈”更是二人共有的神态。所以，这首诗虽是赠送李白的，但其中含有明显的自我抒情的成份，不妨说它也是杜甫的自我画像。《赠李白》不仅是盛唐时代狂放不羁的诗人的自嘲、自赞，也是整个盛唐诗坛浪漫激情的流露。李白与杜甫都是失意而不失志，故全诗气势豪迈，奇伟不凡。

《春日忆李白》

杜甫与李白在经历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的共同游历之后，相知更深，情谊更笃。分别之后，杜甫写过多首怀念李白的诗。此诗不仅表达了思友之情，还对李白的诗歌有着恰如其分的评价。杜甫准确地抓住了李诗的特点：清新、俊逸。庾信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擅长诗赋、骈文，其作品清新艳丽，晚年转为苍凉沉雄。鲍照是南朝宋时的文学家，长于乐府诗，特别是七言歌行写得酣畅感人，风格俊逸。杜甫用庾信与鲍照的例子说明李白诗歌在风格上的特点，体会深刻，评价确切，可谓李白的知己。杜甫时在长安，泛称“渭北”，他描写自己所在之处的景色是“渭北春天树”；李白此时在江浙一带游历，即称“江东”，杜甫想象他所在之地的景致是“江东日暮云”。两句写景朴实平淡，无甚奇特，可是上下句放在一起时，顿成奇句：杜甫在渭北思念江东的李白时，想象着远在江东的李白正在怀想自己。杜甫抬头远望，春天的树木郁郁葱葱，仿佛寄寓着诗人无限的情思；而想象中的李白此时也正在举目遥望，西天的片片暮云，正带着深深的情谊飘向远方。“春树暮云”后来成为习用的成语，意指思念远方朋友。清代黄生说：“五句寓言己忆彼，六句悬度彼忆己。”所解甚是。

 《乐游园歌》

  在文学史上，描写奢华繁盛的场面，向来被当成表露才情的良机。从楚辞的《招魂》，枚乘的《七发》，直到《红楼梦》中的元春省亲，都是显例。五七言诗受体制、篇幅的局限，这方面的杰出作品比较少见。杜甫并不以此见长，但由于他笔力雄劲，对各种情境皆能铺写形容，且生动精警，此诗就是一例。前十二句从各个方面描写曲江游宴的奢华场面，极为生动，诚如浦起龙所评：“是时诸杨专宠，宫禁荡轶，舆马填塞，幄幕云布，读此如目击矣。”可见杜甫才力充沛，无所不能。当然，此诗的最大特点还在于前半描绘游宴之奢华繁盛，后半忽然跌入自叹生平，落差极大，转变又极其自然，这就形成了极大的张力，使读者感受到巨大的心理震撼。在舞袖拂水、歌声缘云的热闹时刻，诗人忽然想起自己的遭遇，不由得乐极生悲。暂时参加宴会获得一次沉醉的机会，但天下本无不散的筵席，宴罢之后，归向何处？茫茫人间，前途何在？于是前半首的铺陈描写，都转为满腹牢骚的触媒和伏笔。构思细密，妙不可言。末句将心绪与诗情延伸到一片苍茫中去，境界浑融，意味无穷。此句得到刘辰翁、叶燮等评论家的激赏，不为无因。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从天宝五载（746）来到长安，到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的十年中，杜甫大部分时光都是在长安度过的。难得一次的招贤考试没有结果，杜甫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王公显贵的推荐上。迫于生计，诗人奔走于权贵之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确实是诗人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杜甫经常向达官显贵们投赠诗篇，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援引。韦济出身于世家大族，父、祖辈多高官，父亲韦嗣立是武后时的宰相。韦嗣立与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同辈，且同在武后朝中为官，素有通家之好，故杜甫得与韦济交往。而韦济确为贤臣，且对杜甫相当赏识，故杜甫作此诗投赠，希望得到韦济的汲引。投赠之诗非常难写。因为既要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又不能写得满篇寒酸穷愁。既要表明请托之意，又不能过于低声下气。既要表明自己的才华，又不能显得傲慢。杜甫此诗运思细密，照顾周匝，既倾诉了自己的悲惨处境和凄凉心态，又表露出怀才抱器、壮志难酬的气概，可谓不卑不亢，情真意挚。当然，如此伟大的诗人竟有如此悲惨的遭遇，千古读者都会悲愤难平。正如陆游《题少陵画像》所云：“长安落叶纷可扫，九陌北风吹马倒。杜公四十不成名，袖里空馀三赋草。车声马声喧客枕，三百青铜市楼饮。杯残炙冷正悲辛，仗内斗鸡催赐锦！”

 《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天宝十一载（752）秋，杜甫、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五人一起登上了长安慈恩寺塔。登高望远，感慨万千。高适和薛据率先赋诗，杜甫等三人随即继作。五位诗人都是一时之俊杰，杜甫、高适、岑参三人名垂千古，储光羲和薛据也是当时名家。五位诗人在同时同地创作同题诗歌，这是文学史上千载难逢的盛事。同题共作，不仅是诗人抒发胸臆、驰骋才思的良机，也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一场文学竞技。杜甫此作向称名篇，思想深刻，艺术成就也很高。诗人登高远望，不仅不能销愁，反而顿生“百忧”，是因为天宝后期的那个时代使他深感忧虑。高适、岑参、储光羲等人的诗作多局限于佛教场所的背景，唯独杜甫突破了佛寺浮图的视野，始终抱着现实的情怀，并将眼前的景物与整个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正如浦起龙所说：“乱源已兆，忧患填胸，触境即动。只一凭眺间，觉河山无恙，尘昏满目。”在胸怀百忧的诗人看来，所见景物都蒙上了一层惨淡的颜色。“烈风无时休”固然是在高处的实景，但又何尝不是时局飘摇、天下将乱的征兆？登上高塔，诗人仰观于天，见象纬之逼近；俯视于地，见山川之微茫。“七星”以下八句极力描摹佛塔之高。凌跨苍穹之上的高塔使诗人看清了天界中的一切：北斗七星闪耀在北窗之外，平视即可看见；银河也离得很近，潺潺的流水之声从西边传来。羲和驾着日车，飞快地奔驰；少昊正将秋色洒满人间。原来连绵一片的秦岭，在塔上望去却呈破碎之状。清渭浊泾，也不再能分辨。既然远望山川已觉模糊，近瞰城郭当然也只能看到一片烟雾了。单就写景的角度来说，杜诗想象之奇特，状物之逼真，均比其他几首诗技高一筹。“回首叫虞舜”以下八句，由写景转为抒情。杜甫回首眺望昭陵，缅怀贞观盛世的繁荣兴盛。他满怀希望地呼唤盛世的重现，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是愁云惨雾而已，于是诗人乃由追昔而转向抚今。诗中的“瑶池”，旧注多谓暗指唐玄宗常携杨妃等人前往游宴的骊山温泉，不无道理。杜甫远眺骊山，不由得对玄宗沉缅于酒色感到惋惜、愤慨。最后诗人兴感及己，乃以黄鹄自比，抒发贤士失职而无所归宿的悲愤，并对趋炎附势、谋取富贵的小人表示轻蔑。天宝末年的大唐帝国，表面看来仍然强大繁盛，可是它的内部正在发生变化。这几位诗人都处于同样的大环境中，然而，他们对于当时局势的认识与感受却有很大的距离，这种距离决定了他们思想高度的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诗歌成就的高低。杜甫在当时的诗坛上表现出一种迥异众人的清醒姿态，所以他能够透过社会的繁荣外表，看清暗中萌生的种种危机。可以说，当五位诗人登上慈恩寺塔举目远眺时，对于观察自然景观来说，他们都站在同样的高度上，可是对于观察社会现象来说，杜甫却站在一个迥然挺出的高度上。优秀的诗人本应是社会的晴雨表，杜甫就是如此，他以超凡的敏锐预感到一个动乱时代即将到来，“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这首登塔诗所蕴含的真切感受。

 《曲江三章章五句》

  此诗的形式非常奇特，在整个古典诗史上空前绝后。诗题《曲江三章章五句》，全同汉儒《毛诗》章句之法。全诗分三章，每章五句。前三句为一节，逐句押韵，语气急迫，体近秦碑或柏梁体。后两句为一节，隔句押韵，语气稍趋舒缓，仿佛是急切倾诉后的一声长叹。正如诗人自称，这种形式非今非古，颇现奇崛夭矫之态。诗中的情绪忽而低沉，忽而激昂，行文跳荡，突兀奇崛，可见诗人胸中郁积甚深，满腹牢骚喷涌而出，其内容与形式完全相契。可以说，诗人正是为表达独特的内容而创造了独特的形式。

 《前出塞九首》

  全诗九首，环环紧扣，诚如杨伦所云，“九首承接只如一首”，宛若一轴长卷逐渐展开，生动地展示出一个士兵应征入伍、从戎边塞的军旅生涯。这组诗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正直勇敢、品质高尚的军人形象，细节叙述如此生动，心理刻划如此真切，在中国古代的军旅诗中前所未有。先看前者：中国古典诗歌重抒情而不重叙事，惟独乐府诗是例外。这组诗既用乐府旧题，也继承了乐府诗的叙事手法，其细节描写非常成功。唐代军中生活的某些细节内容，例如以强凌弱：“出门日已远，不受徒旅欺。”又如冒功贪赏：“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其它典籍很少记载，而此诗却描写得极其生动。有些细节，例如在苦寒之地攀登高山，竟使手指冻折掉落，描写细腻，如在目前。更可贵的是，全诗九首，按照时间流逝的先后顺序，展现从军生涯的完整过程，仿佛是一串用细节贯穿而成的珠链，前后照应，毫无松懈，例如征夫思念亲人，从第一首的“弃绝父母恩”，到第四首的“附书与六亲”，再到第七首的“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互相呼应，有如草蛇灰线。再看后者：此诗虽是代言体，但其心理刻划真实感人，仿佛是征夫自诉心事。征夫原是一介平民，被征入伍，非其本意，故在离别家人之际，心情悲切。及至从军日久，心理渐强，终于产生了奋身报国的志愿。这个心理上的变化过程，伴随着关于从军生涯的完整叙事一并展开，细致入微，感人至深。需要指出的是，诗中的心理刻画往往是用行动来展示的，例如“磨刀呜咽水，水赤刃伤手”二句，表面上仅是叙事，但正如萧涤非所说：“心不在焉因而伤手。初尚不知，见水赤才发觉。刻画入微。”从而逼真地刻画出士兵心乱如麻的心理状态。此外，此诗体现了杜甫关于战争的正确观念：他既主张抵御外族的侵扰，又主张不必过度反击。而“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二句，虽然如谣如谚，其实蕴含着重要的军事思想，一直为后人所重视。

《前出塞九首》其七   孙宪华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藏

 《丽人行》

 《诗经》中有不少篇章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汉儒把那些作品所流露的态度概括为“美”与“刺”。本诗继承了《诗经》的后一种传统，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入骨的讽刺，堪称唐诗中最典范的讥刺之作。从字面上看，全诗用工笔重彩对杨氏姐妹的曲江游宴进行铺陈描写，诸如美人们娴美的容态、华丽的服饰，以及器皿之精美、肴馔之名贵，生动逼真，仿佛是一幅珠光宝气、花团锦簇的美人群像，所以题为《丽人行》。然而正如浦起龙所评：“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诗人的讥刺态度昭然若揭：嫔妃、内戚们如此奢糜淫逸，乃至暴殄天物，岂是符合礼教的正常行径？皇帝对嫔妃、内戚如此宠爱骄纵，岂是开明政治应有的情景？至于末尾对杨国忠盛气凌人、恬不知耻的丑态的揭露，更是语调冷峻，讥讽入骨。高居相位的大臣竟然行若狗彘，则朝廷政治之混乱不问可知。最高统治集团如此腐朽堕落，整个国家的乱萌已经显露无遗。此诗不但显示出杜甫对杨氏兄妹等外戚贵族的极度憎恶与轻蔑，也披露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患。与《兵车行》一样，《丽人行》也是杜甫创作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

 《醉时歌》

  此诗写两个失意者的真挚友情。人之常情，成功得意时则豪情万丈，挫折失意则豪气锐减。惟有惨淡失意之时仍不失豪气，方为真豪杰。读此诗，可睹一对真豪杰。天宝十三载（754），杜甫困顿长安已有八个年头，不仅理想不能实现，而且沦落到与贫民为伍去购买减价官米的地步。残酷的现实使诗人发出“儒术于我何有哉”的诡激之语，他非但不再幻想进入仕途施展抱负，而且连白鸥清波的浪漫想法也不再有，只想借酒浇愁，归隐园田。诗的开首通过衮衮诸公之显赫豪富与广文先生之位卑穷困的强烈对比，展现出强烈的不平与愤懑。郑虔德尊才高，竟然坎坷不遇，令人为之不平。至于杜甫自己，则连郑虔所任的微职都无法获得。主客二人同病相怜，以沫相濡，偶然聚饮，遂至牢骚大发。开怀痛饮，纵情放歌，真可谓推心置腹，心心相印。突然，诗人宕开一笔，插入一幅春夜细雨图：“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真是神来之笔！前人对此特别赞叹。细雨绵绵，正如心中无边的愁绪。今以愁人醉眼观之，则灯光下的雨丝有如银花散落。此情此景，人何以堪？于是诗人安慰郑虔说，博学高才的相如、扬雄，尚未能免于祸患，我等如此遭遇又有什么了不起？诗情在牢骚与自我宽慰的不断交替中逐步推进，终于逼出石破天惊的两句：“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有人怀疑这是杜甫的儒学信念产生了动摇，其实正如王嗣奭所解：“此篇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薄儒术，非真齐孔、跖，亦非真以酒为乐也。杜诗‘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绝’，即此诗之解，而他诗可以旁通。”可谓一语中的。正因为杜甫对儒术拳拳服膺，生死与共，他才会发出如此愤激的反语。此诗题作《醉时歌》，谚称“酒后吐真言”，这是杜甫郁积胸中的满腹牢骚，终于借着酒力一吐为快，尽管情怀郁郁，仍然气势奔放。宋人苏舜钦曾借《汉书》下酒，后代读者也可借这首杜诗来浮一大白！

 《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

  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754）。差不多在同时，杜甫还写了《赠田九判官梁丘》与《寄高三十五书记》二诗。前者是赠给哥舒翰幕下判官田梁丘的，诗中有“麾下赖君才并入，独能无意向渔樵”之句。后者是赠给早已进入哥舒翰幕府且获得晋升的故友高适的，诗中有“闻君已朱绂，且得慰蹉跎”之句。这些诗句都含有希望获荐入幕以求发展的用意，可与本诗参看。哥舒翰是当时名将，战功赫赫，封王食邑。其幕下人才济济，皆得重用。此时杜甫困顿长安，入仕无望，故希望进入哥舒幕府，本诗就是直接投赠给哥舒翰以表心迹的作品。凡是投赠给达官贵人的诗歌，很难成为文情并茂的佳作，因为此类诗歌有两点题中应有之意：一是歌功颂德；二是叹穷嗟卑。前者常常言过其实，满纸谀辞；后者则往往志气衰颓，有损尊严。这样的投赠诗，怎能避免气格卑下、辞意庸俗的弊病？但杜甫就是与众不同，此诗在唐代的同类诗作中鹤立鸡群，居然成为名篇。此中奥秘，究竟何在？首先，此诗对哥舒翰的歌功颂德，表面上面面俱到，其实立论甚严。正如清人陈訏所言：“公诗止言收复河湟，不及穷荒黩武，即比之廉颇，比之魏绛御狄和戎，不以卫青、霍去病为比，立言斟酌，极有体裁。”也就是说，此诗歌颂的仅是哥舒在抵御外族侵扰方面的功绩，这符合杜甫一贯的战争观念。立论既正，措辞即使稍有过份，也只是白璧微瑕。其次，此诗虽然表示希冀汲引之意，但正像李白《与韩荆州书》一样，志气昂扬，并未自失身份。试读“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之句，辞意雄豪，何尝有丝毫的自抑自贬之意？沈德潜赞扬此诗“有身分”，非常准确。此诗在艺术上也是可圈可点，有两个特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章法井然。全诗以“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发端，高屋建瓴，气势非凡。以下历叙哥舒翰身经百战、屡建奇功，以见其封王食邑乃实至名归，叙事详略得当，措辞典重得体。至“勋业青冥上，交亲气概中”一联，上句叙其功业盖世，下句称其礼贤下士，于是顺理成章地转入请求汲引的下节，衔接自然，天衣无缝。二是对仗精工而意旨畅通无碍，辞句庄重典雅而不失灵动。作为一首五言排律，此诗既得此体整饬精丽的优点，又避免了其呆滞板重的缺点。五排而能开阖驰骤，纵意所如，在历代诗坛上堪称凤毛麟角。王嗣奭评曰：“此篇乃投赠之最工致者。”诚非虚誉！

 《渼陂行》

  开篇即云“岑参兄弟皆好奇”，全诗亦写得非常出奇，正如杨伦所说：“通篇首以好奇二字领起，岑生人奇，渼陂景奇，故诗语亦奇。”一个“奇”字，正是此诗最大的特色。岑参的诗，素以风格雄奇著称。杜甫与岑参同游奇景，作诗纪游，颇有模仿岑诗风格的用意。当然，此诗笔力雄劲，运思深刻，仍是老杜本色。全诗用力最深的是写景，包括描绘山川风物之景，以及叙述各类人物之表现。清人赵翼称杜甫“思力沉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笔力之豪劲，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无浅语”，这个特点在此诗中表现得相当充分。试看数例：风起浪涌，本是湖上常见之景，诗人却把波浪形容成琉璃一样的固体，可以一层一层地堆叠起来。山寺倒影在湖面上，亦是寻常景色，诗人却说“船舷暝戛云际寺”，仿佛两者直接相戛，甚至发出声响。想象之奇特，非同寻常。此外，全诗所写之景皆呈动态之美，湖面忽而波涛汹涌，忽而波平如镜；空中忽而云如墨色，忽而万里空翠。移步换景之际，各类人物的活动也穿插其间：张帆举棹的舟子，轻歌曼舞的伎女，以及想象中的水神，林林总总，千姿百态。这样的写法，就与一般的写景诗拉开了距离。正如杨伦所言：此诗“只平叙一日游景，而滉漾飘忽，千态并集，极山岫海潮之奇，全得屈骚神境。”结尾忽然转入抒情，从游览过程中忽忧忽乐的经历联想到人生的哀乐无常，从而感慨深沉，思入微茫，更是老杜本色。

 《后出塞五首》

  如果说《前出塞九首》中，诗人对于唐玄宗穷兵黩武、一意开边的批判，并不针对特定事例，那么在《后出塞五首》中，他对于朝廷好大喜功、宠信边将与边将居功自傲、蓄意谋反的抨击，已有安禄山这个特定的目标。相对而言，《后出塞五首》的批判锋芒更加尖锐，其现实意义也更加醒豁。当杜甫写作此诗时，安禄山的叛旗尚未举起，但其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安禄山在渔阳招兵买马、屯积粮草，并未能瞒过天下人的眼睛，当时到朝廷来告发的人并不少见。但玄宗一味宠信安禄山，终于养痈遗患，酿成大祸。诗人通过一位忠于朝廷的戍边将士的亲身经历，生动地描述了这场灾难的萌生过程，也深刻地揭露了导致灾祸的真实原因。诗人的批判锋芒，固然对准了安禄山这个叛将，但并未放过唐玄宗这个昏庸之君。比如第三首中用“英雄主”来讥刺玄宗好大喜功，指出这是边将邀功的根本原因。第四首则对朝廷骄宠边将、姑息养奸的种种行径绝无恕词。毫不夸张，《后出塞五首》就是杜甫用诗歌向世人发出的叛乱预警。可惜诗人的声音根本无人理会，就在这组诗写成不久，渔阳鼙鼓终于动地而来了！

《后出塞五首》其三  祁小春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藏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此诗是杜诗中著名的“大文章”，也是唐代五言古诗中的“大文章”。无论是篇幅之宏大、内容之广阔，还是结构之严整、字句之精练，在整个唐代，乃至整个古代五古作品中都绝少比肩者。前人五古大多短小，只有杜甫五古篇幅宏大，气势磅礴，为古代诗歌开辟了新的领域。正如杨伦所评：“五古前人多以质厚清远胜，少陵出而沉郁顿挫，每多大篇，遂为诗道中另辟一门径。无一语蹈袭汉魏，正深得其神理。此及《北征》，尤为集内大文章，见老杜平生大本领，所谓‘巨刃摩天’，‘乾坤雷硠’者，唯此种足以当之。”明代高棅在《唐诗品汇》五古部分中特设“长篇”一卷，入选仅五首诗，其中就有此诗及《北征》。该卷中另外还收有李白诗二篇——《送魏万还王屋》和《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李诗在形式上尚有脱胎于六朝长篇的痕迹，所以，细论起来确实只有杜甫这两首诗，堪称唐代五古长篇的扛鼎之作。此诗的抒情手法极具开创性。虽然题作“咏怀”，也确是以“咏怀”为主线，中间却穿插着大段的叙事、议论，全诗的层次就是依据叙事的过程逐步推进，故又以“自京赴奉先县”为题。这种写法，使得感慨皆缘事而发，也使得叙事皆有旨归，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手法。比如中间写骊山宴乐的一段，叙事与抒情、议论结合得十分紧密。诗人先用粗线条描绘玄宗君臣欢宴赐浴的种种情形，忽然插入“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二句，既似叙事，又似议论，语气冷隽，讽刺入骨。“中堂舞神仙”以下六句，转为工笔细描，极力渲染玄宗、贵妃及宠臣、内戚恣意享乐、骄奢淫逸的场面。然后，笔调一落千丈，仿佛石破天惊，诗人愤怒地指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社会如此不公，人间如此不平等，真让诗人义愤填膺，忍无可忍！多少激愤、多少谴责、多少血泪，在这里凝缩成惊心动魄的十个字。儒家一向谴责贫富不均，历代诗人揭露贫富不均的作品也不罕见，但只有这两句诗最为凝炼，最为精警，最为痛切，以至于后人只要一说起贫富不均的话题，首先想到的便是它们。真正的诗人，应是社会的良心，应是人民的代言人，杜甫在这些方面当之无愧。诗题作“咏怀”，咏怀者，当然是咏一人之怀，正如黄彻所云，此诗是杜甫的“心迹论”。然而此诗处处推己及人，处处将个人的不幸与国家、民族的不幸联系起来，正因其对国家形势的深刻反映，故又被王嗣奭评为“诗史”。既是“心迹论”，又是“诗史”，这种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两种题材取向的有机结合，是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气象。浦起龙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显然，此诗就是杜甫这种创作倾向最早的成功尝试。

 《月夜》

  一般来说，诗歌抒写思念之情，皆从己身所处之地着眼，此诗却是从被思念者那边写起，想象妻子在鄜州思念自己，独自望月。妻子身边虽有儿女，可是他们年幼无知，还不能理解母亲的“忆长安”。正如王嗣奭所赞：“意本思家，而偏想家人之思我，已进一层。至念及儿女之不能思，又进一层。”这种独特的构思，深切地写出了杜甫对亲人关怀备至、体贴入微的曲折思绪。第三联进而刻画妻子望月怀远的情景。“湿”“寒”二字，形容夜之寒冷，人之孤单，细腻入微，感同身受。末句想象日后重逢，夫妻对月，泪痕已干。这既可解作诗人自诉心愿，也可解成揣想妻子心事。而“泪痕干”三字既是想象中的光景，也暗指此前泪流不止。双绾笔法，妙不可言。诗人的思绪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来回跳荡，然而意脉流畅，毫无阻滞。一首形式严整的五言律诗，却如此变化莫测，这正是杜甫所追求的“思飘云物动，律中惊鬼神”的艺术化境。

 《哀王孙》

  全诗一气呵成，然而波澜变化，层出不穷。对王孙外貌、状态的描写如在目前，诗人与王孙的对话则如同耳闻，叙事之工，无以复加。诚如刘辰翁所评：“忠臣之盛心，仓猝之隐语，备尽情态。”今人选本大多不选此诗，或因诗中颇有歌颂帝王之语，诗人对王孙的关爱也流露出忠君思想。其实，杜甫的仁爱是一种深广博大之爱，本无需区分对象。安史乱起后诗人对无辜百姓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落难王孙的关切，都是其仁爱思想的具体体现。隐去任何一个方面，便不再是有血有肉的杜甫。至于“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实是帝制时代通行的看法，并非杜甫所独有，杜甫也不能独自祛妄。更重要的是，此诗虽然只写了一位王孙的遭遇，但以小见大，真切生动地展现了长安沦陷后的恐怖气氛，这是真实的时代画卷。金圣叹评得好：“借一王孙说来，当时情事历历，岂非诗史？”况且诗中对于玄宗仓皇奔逃，连骨肉都弃之不顾的举动颇有讥讽，何尝一味颂圣？至于末尾对于肃宗的称颂，则反映了当时天下百姓的希望和要求，更无可厚非。

 《哀江头》

  至德二载（757）的一个春日，杜甫悄悄地来到曲江池畔。春色依旧，但宫殿萧条，人迹罕至。他触景伤情，抚今思昔，作此抒怀。开首四句点明时、地。阳春季节，曲江胜地，可是眼前的景象却是千门紧锁，寂寥无人。诗人悲从中来，他诘问道：细柳新蒲，一片嫩绿，它们究竟是为谁而绿？于是记忆的闸门打开，“忆昔”下八句写乱前曲江的繁华景象。开元后期，唐玄宗追求享乐，特地修建复道夹城，从大明宫直抵曲江芙蓉苑。从此玄宗常携后妃贵戚通过夹城直达曲江，恣情游赏。等到杨妃专庞，杨氏家族权势炫赫，这样的游赏更是经常进行，毫无节制，以至于杜甫这个落魄贫士也曾目睹盛况。御驾亲临，贵妃同辇随从。为了取悦杨妃，宫中才人便张弓射鸟。这样的游赏骄奢无度，有违礼制，结果仅是博得美人的粲然一笑。乐极生悲，盛衰转变只在一瞬之间。诗人不禁追问：当年笑貌如花的美人如今安在？原来已经成为马嵬坡下的血污游魂，再也无计归来了！“明眸皓齿”两句，承上启下，将盛衰两重光景一笔兜转，以下便写今日实景。玄宗奔蜀，贵妃惨死，死生异路，彼此音容渺茫。对于如此的沧桑巨变，感情丰富的诗人怎能不泪流沾臆！可是眼前春光正盛，草木无情，岂有终极！诗人伤心已极，便踏着苍茫暮色回归城南寓所，此时胡骑横行，尘土飞扬，诗人心绪恍惚，竟难辨方向。全诗至此戛然而止，只将无尽的哀怨留在江头，故题作“哀江头”也！后人对此诗多有盛赞，如宋人张戒说：“题云《哀江头》，乃子美在贼中时，潜行曲江，睹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其词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礼，真可谓得诗人之旨者。”的确，此诗措辞得体，情思婉转。诗人对玄宗、杨妃当年的骄奢淫逸是有所讥刺的，因为正是他们只图享乐、不恤国事导致了安史之乱。但是当年曲江游赏的盛况毕竟是盛世光景的一个点缀，而眼前的冷落凄凉则是亡国的惨象，故兴亡之感弥漫于字里行间。何况玄宗、杨妃一奔亡，一惨死，都已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惨重的代价，此时杜甫对他们的感情已是怜悯多于责备。帝王与后妃毕竟是国家的象征，玄宗、杨妃的悲剧结局意味着大唐盛世的终结，诗人对此无限怅惋。人类的情感本是复杂的，杜甫此时更是百感交集，难以条分缕析。将复杂纷乱的心绪抒写得如此真切，堪称写情圣手。

 《塞芦子》

 自从安史乱起，杜甫忧国如焚。他身陷贼中，却时时念叨着朝廷的安危。此时肃宗的朝廷正在灵武，叛军将领史思明、高秀岩等合兵西向，就怀有包抄灵武的战略意图。杜甫想到叛军必然取道延州，而芦子关正是叛军西攻的必经之地。于是诗人向朝廷提出建议：从速征调精兵，前往扼守芦子关，阻断叛军的西进之路。王嗣奭云：“此篇直作筹时条议，剀切敷陈，灼见情势，真可运筹决胜。”对后代读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杜甫长于谋略，而是他把国家安危看得高于一切的高尚情怀。称杜甫为爱国诗人，岂虚言哉！

《塞芦子》  金泽珊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藏

 《喜达行在所三首》

  至德二载（757）二月，肃宗从彭原进驻凤翔。凤翔距长安二百里，唐军与叛军相峙于其间。杜甫在长安急切盼望官军反攻，可是久无消息，于是冒险逃往凤翔。这组诗是诗人逃至凤翔后所作。三首诗都写逃亡过程，但写法各有特色。前二首写逃亡的经历，第三首则单写逃至凤翔后的情景。第一首纯以叙事生动取胜，如第二联刻画心情，却以行为进行衬托。又如第三联，刘辰翁评曰：“荒村歧路之间，望树而往，并山曲折，非身历颠沛不知其言之工也。”第二首则以心理刻画见长，首联写身陷贼境的悽惶，次联写途中的忧惧，后两联写初至凤翔的喜悦以及喜极而泣，细入毫芒，读之感同身受。第三首虽写逃至凤翔后的情景，却从追想途中艰难入手，从而与前二首承接紧密。“犹瞻太白雪”以下，从远望山峰到近观朝仪，步步推进，层层展开，最后水到渠成地导出歌颂中兴的主旨。全组诗章法井然，正如仇兆鳌所说：“首章曰心死，次章曰喜心，末章曰心苏，脉络自相照应。首章见亲知，次章至行在，末章对朝官，次第又有浅深。”更重要的是，在严整的篇章结构中，情感跳荡，悲喜交集。疾风知劲草，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归朝廷的行为，在当时的朝臣中有如凤毛麟角。阅读此诗，其爱国热忱昭然可见。

 《述怀》

  诗人自去年八月于鄜州告别妻儿后，已近一年。兵荒马乱，音讯全无，他一直都在惦念家人的安危。可是他新任左拾遗，自觉责任重大，无法请假探亲，只好作诗抒写愁怀，故题作“述怀”。此诗极为细腻地抒写了诗人对家人的思念之情。诗人心中的种种心理活动，诸如担忧、疑惑、想象、推测、希冀，都能曲折道出，真切感人。比如“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两句，把复杂、微妙的心理状态委婉写出，既细腻真切又明白如话，历来受人称赞。更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所用“赋”的手法。“赋”本是《诗经》中最主要的艺术手法之一，意即陈述铺叙。刘辰翁评此诗曰：“极一时忧伤之怀，赖自能赋，而毫发不失。”清人申涵光则曰：“此等诗，无一语空闲，只平平说去，有声有泪，真三百篇嫡派，人疑杜古铺叙太实，不知其淋漓慷慨耳。”所谓“三百篇嫡派”，即继承、发扬了《诗经》以“赋”为主的写实手法。不仅如此，《诗经》中的“赋”一般都比较简单，此诗则在曲折叙事的同时，对情景、场面、心理等方面都有生动的描写，这是对“赋”的手法的提高和发展。总之，此诗细致入微地描述自己身逢乱离的遭遇和家人可能遭受的灾难，委曲周详地叙述自己既急于得到家人的消息又恐怕传来噩耗的复杂心思，从而生动地记录了动乱时代在人们心灵上投下的巨大阴影。诚如李因笃所评：“极其沉痛，千载而下如复见之！”

 《羌村三首》

  至德二载（757）闰八月，杜甫返回鄜州羌村，见到分别已久的妻儿。兵荒马乱之际，人命危浅，朝不保夕，能够活着回家，纯属偶然。蓦然相逢，既喜出望外，又不敢相信，激动之余，反至泪下。这组诗“第一首初归，第二首既归，第三首归之明日”（金圣叹语），章法井然有序。全诗的重点是描述还家后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情，细致入微，感人至深。比如“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两句，表面上仅是简单的叙事，但内蕴极为丰富：久别重逢，有多少话要向对方倾诉！蜡烛点了一根又一根，直至深夜。双方都曾怀疑对方已不在人世，此时相对，不知是真是梦。况且烛影摇曳，光线暗淡，恍惚如在梦境。这两句诗朴实无华，却是千古警句，成为后人再三模仿的范例。如中唐戴叔伦《江乡故人偶集客舍》：“还作江南会，翻疑梦里逢。”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北宋晏几道《鹧鸪天》：“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皆本于杜诗。这组诗毫无修饰，纯用白描，语言质朴而叙事生动。赋的手法，运用得出神入化。诗中出现的人物，诸如惊怪诗人犹在人世的妻儿，惟恐诗人再度离家的娇儿，手携村酿前来慰问的乡邻，虽只寥寥一二笔，却栩栩如生。诗中的细节描写极其生动，诸如“柴门鸟雀噪”、“邻人满墙头”，点缀荒凉村景，如在目前。王慎中评得最为贴切：“一字一句，镂出肺肠，才人莫知措手，而婉转周至，跃然目前，又若寻常人所欲道者。”

 《北征》

 《北征》共一百四十句，是杜甫五古中的第一长篇。诗人从自己登程探家的日期写起，着重描写当时的国家形势和自己忧国恋主的心情。“苍茫问家室”中“苍茫”二字不但意指家人存亡未知，前途茫茫，而且也意味着自己蒿目时艰，心情迷惘。诗人拜辞阙下，却不忍遽去，深感到自己作为朝廷命臣所负有的责任，唯恐朝政有所遗失。山河破碎，百姓涂炭，诗人用“乾坤含疮痍”五个字来概括，语调极为沉痛。正因为是在这样的时刻离朝探家，诗人怀着忧惧不安的心情恋恋不舍地离开凤翔，踏上旅途。数句之后，又写到回首凤翔，望见旌旗在夕阳光照中闪耀，再次抒发依恋朝廷的心情。诗人的忠君爱国之诚，跃然纸上。下文细述途中的所见所闻，并引发诗人的感慨万千。周甸曰：“途中所历，有可伤者，有可畏者，有可喜者，有可痛者，”一一写出。诗人首先看到的是人烟稀少，途中所遇之人多为受伤流血的士卒或难民，这是“可伤者”。诗人又看到山高谷深、虎吼崖裂的艰险景象，这是“可畏者”。阴惨可怖的战场白骨，当然是“可痛者”。然而途中景物也有“可喜者”，那就是“菊垂今秋花”以下十二句所描写的山间秋景。张溍说：“凡作极要紧、极忙文字，偏向极不要紧、极闲处传神，……惟老杜能之。”此段文字极为传神，它不但使得整个旅途的过程真切可感，而且体现出诗人调整节奏、平衡布局的卓越手法。诗人高超的艺术手法也体现在细节性的叙事上，尤其是诗人到家后所见家人的穷苦窘迫之状与合家团聚后的悲喜心情，刻划细节，极其生动。例如“海图坼波涛”以下四句，王嗣奭评曰：“写故家穷状如画。”确实，只有陷入穷困的官宦人家，才会有这种奇特的现象：绣着各种图案的昂贵丝织品竟然剪成碎片颠颠倒倒地补在孩子们的破衣上！同样，“见耶背面啼”、“问事竞挽须”等句写小儿女对父亲由生疏、畏惧变为熟悉、亲热，“学母无不为”等句写幼女娇痴之状，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正是通过这些成功的细节描写，杜甫把乱离时代的家庭苦难形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诗人在关心家人的同时，也对国家的危难念念不忘。诗人非常关心朝廷借兵回纥一事，他对朝廷向强悍的回纥借兵虽有隐忧，但对回纥出兵帮助唐军破贼则颇感欣慰，并对唐军克敌制胜、收复京师充满了信心。由于关心时局，诗人又回顾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的经历。他高度赞扬马嵬事变中陈玄礼等将士的正义行为，并指出朝廷对待女宠的态度不同于古代的亡国之君，所以中兴有望。全诗以对唐军收复长安、祭扫先帝陵园的展望结束，体现出一位忧国忧民的诗人的伟大情怀。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对于时局大发议论，却时时与叙事密切结合，而且字里行间洋溢着充沛的情感，所以并不枯躁。这是对古典诗歌的各类功能发挥得最为充分的典范。《北征》气象万千，波澜壮阔，不仅向读者展示出动乱时期的国家形势，而且生动地展现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情态。李因笃叹曰：“上关庙谟，下具家乘。其材则海涵地负，其力则排山倒岳。有极尊严处，有极细琐处；繁处有千门万户之象，简处有急弦触柱之悲。元河南谓其具一代兴亡，与风雅颂相表里，可谓知言。”胡小石对《北征》的总体评价也非常中肯：“《北征》为杜诗中大篇之一。盛唐诗人力破齐梁以来宫体之桎梏，扩大诗之领域，或写山水，或状田园，或咏边塞，较前此之幽闭宫闺低回思怨者，有如出永巷而骋康庄。至杜甫兹篇，则结合时事，加入议论，撤去旧来藩篱，通诗与散文而一之，波澜壮阔，前所未见，亦当时诸家所不及，为后来古文运动家以‘笔’代‘文’者开其先声。”

《北征》（局部）   曲奎萍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藏

 《洗兵马》

  唐军收复长安、洛阳之后，形势可喜。安庆绪率残部退守邺城。至德二载（757）十二月，史思明奉表归降，此时虽相州未下，但河北已为唐有。前方的捷报冲散了杜甫心头的愁闷，他喜不自禁地写下了《洗兵马》，诗中指出前方捷报频传，平乱的最后胜利指日可待。诗人怀着对国家未来的关注、对天下百姓的关切，以饱满的情绪，乐观喜庆的笔触描绘了国家安定的景象以及对未来长治久安的期望。这首诗“喜跃之象浮动笔墨间”（王嗣奭语），诸家大多认为诗意在于歌颂唐帝国中兴的局面，浦起龙称是“忻喜愿望之词”，确然。然钱谦益以为此诗旨在讥刺肃宗：“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钱氏看出诗中隐含讥讽是颇具眼光的，因为诗中确有“以颂寓规”的地方。比如“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句对于玄宗、肃宗父子间的矛盾作了委婉的讥刺；“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则显然是对趋炎附势、无功受禄的奸佞小人的严厉斥责；“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餧肉蒲萄宫”二句，又是对朝廷借兵异族的短视行为的微词讽谏，其义甚明。然而，尽管有所讽刺，但全诗主旨仍是歌颂而不是讽刺，其基调仍是欢欣而不是忧伤。诗人对于唐军势如破竹的大好形势、贤臣良将齐心合力以振国势的美好前景感到欢欣鼓舞，觉得唐室中兴的时刻已经来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两句决不如钱氏所云是“太平之望益邈矣”，而是诗人最殷切的愿望，这个愿望与“淇上健儿”、“城南思妇”密切相关，事实上它也是饱经战乱之苦的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正因此诗包含着对于当时政治的批评、讥刺，又表达了人民的感情和愿望，所以它决非一般意义的歌功颂德之词，而是一首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的中兴颂歌。可惜杜甫对国家、人民的命运的美好祝愿并未真正实现。

 《留花门》

  肃宗即位后，急于平乱，向回纥大量借兵。朝廷只看到回纥出兵对于平乱的作用，而忽视了它的后患。为促成回纥出兵，肃宗竟与回纥约定，收复的土地归唐朝，财物归回纥。自此回纥所到之处，任意抢掠。收复两京后，更是大肆搜刮抢掠府库及民间财物，扰乱治安。回纥太子叶护要求驻兵沙苑，肃宗亦予同意，由此造成异族屯兵关辅的严重形势。杜甫对此深为忧虑，乃作《留花门》，明确表示花门之不宜久留。张溍评此诗曰：“经国之计，忧深虑远，岂寻常韵言可及。”确实，此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作品，它是对天下局势的深刻洞察，是对朝廷政治的恺切进谏，也是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无论朝野，对于借兵回纥的利弊看得如此清晰者，惟杜甫一人而已。正因如此，此诗不但是详实的历史记录，而且是知本察隐的政论，即使是不同意称杜诗为“诗史”的王夫之，也在其《读通鉴论》中称引此诗说：“读杜甫‘拟绝天骄’、‘花门萧瑟’之诗，其乱大防而虐生民，祸亦棘矣！”

 《九日蓝田崔氏庄》

  重九佳节与友人在名胜之地聚饮，本是赏心乐事，但此诗却写得百感交集。毕竟还在艰难时世，偶然欢会，难以洗尽心头的忧愁。况且诗人年已老大，官卑体弱，难免自伤身世。宋人杨万里称“第一句顷刻变化，才说悲秋，忽又自宽”，其实全诗皆蕴含着悲喜交集的复杂情愫。比如第二联，表面上是运用孟嘉落帽的典故来抒写洒脱之情，但难以掩盖迟暮之人的悲凉之气。第三联描写山水明净，辞句亦高华壮丽，但毕竟有几分萧瑟之意。及至尾联，竟然直言明年再作重九之会，座中诸人知有谁健，言下之意或许有人不复强健，甚至不在人世矣。故末句之醉看茱萸，分明是自我宽解，及时行乐而已。惟其如此，此诗才是斯人斯时所作的九日诗，虽然只是个人生活的一个细节，仍然体现着艰难时世的惨淡色泽。

《赠卫八处士》

 此诗写得非常朴实，但感人至深。与卫八重逢时，杜甫已经年近半百。人到此时，不再有少年的轻狂，只剩下老年的成熟。感情变得沉稳、笃实，话语也变得质朴、深沉。此诗语气平缓，字句朴素，只是娓娓道来，然而正如陈世崇所评，“久别重逢，曲尽人情，想而味之，宛在目前。”又如钟惺所评：“只叙真境，如道家常，欲歌欲哭。”“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的这个美学原理在此诗中有最典型的体现。此外，此诗歌颂的友谊属于两位普通人，杜甫虽然名垂万古，当时却只是一个沉沦下僚的失意者，卫八处士则是默默无闻的平头百姓，以至于后代注家对其生平一无所知。两人结交于青年时期，以后便杳不相闻，二十年后萍水相逢，也只在烛光下相对一夕便再度分手。这样的友谊，真如庄子所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是它真挚纯朴，美丽动人。这是此诗感动后代读者的最大奥秘。

 “三《吏》”

 诗人路过新安县，正巧遇到官吏征兵。成年的“丁男”早已被抓尽，尚未成年的男孩也被迫入伍。前半部分描写征夫上路的情景，着笔不多，但寄情极深，正如王嗣奭所云：“此时瘦男哭，肥男亦哭，肥男之母哭，同行同送者哭。哭者众，宛若声从山水出，而山哭，水亦哭矣！至暮，则哭别者已分手去矣，白水亦东流，独青山在，而犹带哭声，盖气青色惨，若有余哀也。”真是满目凄惨！后半部分是诗人对“中男”的安慰之词：天地无情，还是收住泪水。况且此番入伍练兵就在附近，军中劳役不很沉重，将帅也爱护士兵，不必过于悲伤。杜甫既忧国，也忧民，他衷心支持唐军的平叛战争，又深切同情尚未成年的应征兵士，这种充满矛盾的痛苦心情煎熬着诗人的良心，所以此诗的立意、措辞非常注意分寸，阅读时须细心体会。诗人投宿石壕村时见到了另一幕人间惨剧。官吏不是在白天公开征兵，而是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潜至；也不再按帖选丁，而是不分男女老幼地捉人。此诗充分揭露了当时官吏的胡作非为。石壕村这户人家的遭遇太惨酷了，诗人无法对跳墙逃走后又悄悄归来的老翁说出什么宽慰的话，诗至“独与老翁别”遂戛然而止，但是“语声绝”而“如闻泣幽咽”，千百年来一直震撼着读者的心灵。《新安吏》和《石壕吏》都是写官府征丁之事，《潼关吏》则从被征士卒艰苦筑城写起。潼关是长安的屏障，三年前安禄山攻陷潼关，不久长安失守。唐军接受上次的教训，加之邺城兵败之后形势严峻，如今的潼关城修筑得十分坚固，简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当潼关吏夸耀城防之坚时，杜甫却明白恃险轻敌十分危险，所以语重心长地呼吁将士们一定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要让三年前的悲剧重演。对于“三吏”这组诗，明人张綖评曰：“凡公此等诗，不专是刺。盖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已者，则刺之。不得已而用者，则慰之哀之。若《兵车行》，前、后《出塞》之类，皆刺也，此可已而不可已者也。若夫《新安吏》之类，则慰也；《石壕吏》之类，则哀也，此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则所以慰哀之者，是亦刺也。”杜甫当时的心情非常矛盾。对于唐王朝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他坚决拥护。但百姓为支持这场战争作出了重大牺牲，他又极为同情。对于发动叛乱的安史之流，他切齿痛恨。对于酿成灾祸却不管人民死活的统治者，他也感到无比的愤慨。所以在这组诗里，激愤、悲痛、讽刺、哀伤、抚慰等情感融于一炉，它们构成了杜甫写作“三吏”时的复杂心态。

《石壕吏》（局部）   冀振江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藏

 “三《别》”

  王嗣奭评《新婚别》曰：“一篇都是妇人语，而公揣摩以发之。”仇兆鳌解曰：“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暂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与君永望’，志之贞且坚也。频频呼君，几于一声一泪。”在古代，刚过门的新嫁娘多半与丈夫此前尚未见过面，要开口说话总是很羞涩，此诗中的“我”亦是如此。可是他们“暮婚晨告别”，丈夫被迫前往“死地”，她也就顾不得害羞，向丈夫倾吐衷肠，诉说自己的伤心与和失望。新婚之后，谁料到就是生离死别！可是她又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女性，深知平息叛乱的必要性，所以又鼓励丈夫努力作战，勿以新婚为念。《诗·卫风·伯兮》中云：“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形容妇女在丈夫出征后无心梳妆。这位新娘的行动同样果断决截，当着丈夫的面洗去脸上的脂粉，而且表示从此不穿那套丝绸的嫁衣。全诗以比喻起，又以比喻结，酷肖一位农村姑娘的口吻，语气则从吞吞吐吐逐渐变成斩钉截铁。全诗皆为新娘自述，从话语中展示了一位生动传神的新娘形象，诗人对人民的同情、敬佩之情也充溢于字里行间。《垂老别》通篇皆作老翁之语。这位老翁已为国家献出亲人，他的儿孙都已阵亡，垂暮之年的他，竟然又被征入伍，与其老妻依依惜别。他年老体弱，走路需要扶杖，现在竟然投杖从军，连同行的征夫们都为之辛酸。他与老妻的分别无疑成了死别，两人还是互相怜惜。他可怜老妻天寒衣单，老妻劝他努力加餐。他强自振作，宽慰老妻说自己不会马上遇到危险，又说遍地烽火，自己安能置身于外？诚如浦起龙所说，这段话“忽而永诀，忽而相慰，忽而自奋，千曲百折。末段又推开解譬，作死心塌地语，犹云无一寸干净地，愈益悲痛”。此诗写情缱绻悱恻，心事曲折、细微，酷肖老人口吻。与《新婚别》中的新娘一样，这位老翁的形象中也倾注着诗人的同情和敬佩。《新婚别》、《垂老别》中二位主人翁虽然不幸，总算还可以对自己的亲人倾诉一番，《无家别》的主人公遭遇更加悲惨，他连告别的对象都没有，只好在第二次被征入伍时喃喃自语。这位士兵早就去过前线，因战败回到家乡，但家乡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为了活下去，他重新开始耕作。可是县吏很快就知道了他回乡的消息，又召他去当兵。他已经无家可别，去远去近，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区别。“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四句，语似旷达而情更悲痛。他又想到长年生病的母亲抛骨沟壑已经五年，生不得养，死不得葬，彼此抱恨终身。于是他悲愤地诘问道：“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浦起龙云：“‘何以为蒸黎’，可作六篇总结。反其言以相质，直可云：‘何以为民上？’”的确，“何以为蒸黎”的诘责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应该对战乱负责的最高统治者。“何以为蒸黎”是诗人代表千百万苦难百姓提出的严厉责问和强烈控诉！杨伦曰：“‘三吏’兼问答叙事，‘三别’则纯托为送行者之词，并是古乐府化境。”又云：“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摹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苕华》《黄草》之哀，不是过也。乐天《古乐府》《秦中吟》等篇，亦自此出，而语稍平易，不及杜之沈警独绝矣。”“三吏”、“三别”虽然写法各异，但它们都是继承、发扬了汉魏乐府优秀传统的杰出诗篇。它们深刻、生动、典型地刻划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精神面貌，在思想意义和艺术造诣两方面均达到了古代乐府诗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杜甫本人的创作过程中，“三吏”、“三别”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里程碑。从《兵车行》、《丽人行》到“三吏”、“三别”，诗人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从而奔向写实性诗歌创作的高峰。王嗣奭评“三吏”、“三别”曰：“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只有杜甫这样忧国忧民的诗人，亲眼目睹了那样的乱离景象，才能写出这组催人泪下的诗来。中国古代史籍异常丰富，但是多是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情感少有记录，杜诗却真实而生动地描写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和情感经历，杜诗享有“诗史”称号是当之无愧的。诗人晚年曾回忆说：“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可见，杜甫自己对这些诗十分珍视。对于文学史来说，杜甫在安史乱起后数年间的诗作永远值得珍视。

 《佳人》

  此诗的意旨，历来有不同的解说。宋人黄鹤曰：“甫自谓也。亦以伤关中乱后老臣凋丧也。”清人仇兆鳌则曰：“天宝乱后，当是实有是人，故形容曲尽其情。旧谓托弃妇以比逐臣，伤新进猖狂、老成凋谢而作，恐悬空撰意，不能淋漓恺切如此。”两说都不如清人黄生所解最为稳妥：“偶然有此人，有此事，适切放臣之感，故作此诗。”连年的兵燹、饥荒，从关中逃至秦州的难民不在少数。杜甫在秦州遇到一位出身官宦人家的弃妇，完全有此可能。但古典诗歌向有美人芳草的比兴传统，杜甫当然十分熟悉。所以此诗确可解作对一位落难佳人的真实写照，惟其如此，才会写得如此细致入微，栩栩如生；但也不难从字里行间体会到诗人自身遭逢乱世的身世之感以及立朝忠耿却遭猜忌放逐的牢骚不平，惟其如此，全诗才洋溢着浓郁的抒情意味，感人至深。

 《梦李白二首》

  故人千里入梦，全因思念之深。只有李、杜这样的生死之交，才会有“三夜频梦”之事。只有杜甫这样的如椽巨笔，才能写出如此深挚的《梦李白二首》。两诗在艺术手法上各有特色。第一首开头即说死别、生别，顿时使人感到阴风袭来，弥漫着悲凉凄惨的气氛。从江南到陇上，路远难行，梦中见到的故人究竟是生魂还是死魄？故人身陷罗网，又怎能插上翅膀飞越关塞？反复诘问，将信将疑，或喜或悲，充满了对友人的同情和担忧。“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两句，意象奇特，情思沉郁。楚辞《招魂》有句云：“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诗人暗用其语意，既将两地之景写得阴沉凄惨，又将心理感受写得真切逼真，堪称神来之笔。如果说“魂来”两句以意象奇警取胜，“落月”两句则以意象平实、韵味深永见长。诗人从梦中惊醒，恍惚之中只见落月的一缕斜光照在屋梁上，朦胧的月色将梦境与实境连成一体，故眼前似乎还有故人身影依稀可辨，却又自疑犹在梦中。正如陆时雍所言：“是魂是人，是梦是真，都觉恍惚无定。亲情苦意，无不备极矣。”前篇概述李白之魂入梦，第二首便详述梦中相见的细节，两篇互为表里。故人梦魂将归，局促不安，诉说远道奔波之艰难。诗人则担忧江湖险恶，生怕友人舟楫失坠。真可谓互诉衷肠，情溢言表。“出门搔白首”二句写梦中所见李白的神态，“曲尽仓皇悲愤情状”（仇兆鳌语）。李白生平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所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如今垂老远谪，当然更是悲愤填膺，虽能在梦中远涉江湖访问知己，然梦境短促，匆匆告别，故临出门前伸手去搔那满头白发。满腹牢骚，万千心事，都凝聚到“搔白首”这个动作中，从而活画出一个暮年的李白来，而杜甫对李白的一腔同情、关切之意也都倾注在这个剪影中，因为这正是杜甫眼中和心中的李白。悲愤之极，诗人不禁发出沉痛的感慨：“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生前的遭遇如此悲惨，纵使身后名垂万古，但死后寂寞无知，夫复何用？这是诗人为友人发出的不平之鸣，也衬托出自己的无限心事。正如浦起龙所说：“次章纯是迁谪之慨。为彼耶？为我耶？同声一哭！”

《梦李白二首》  曹宝麟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藏

 《初月》

  此诗描写塞上初月，生动逼真，是一首精美的写景诗或咏物诗，它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句句突出一个“初”字，扣题甚紧。但前人解说杜诗，多喜从中寻找深层寓意。这首《初月》，常被解说成讽刺唐肃宗登基不久就受蔽于宦官、后妃。仇兆鳌综合旧解说：“‘光细’，见德有亏。‘影斜’，见心不正。‘升古塞’，初即位于灵武也。‘隐暮云’，旋受蔽于辅国、良娣也。‘河汉不改’，谓山河如故。‘关山自寒’，谓陇外凄凉。‘露暗花团’，伤远人不蒙光被也。”像这样句句落实，难免穿凿附会。但是诗中是否暗寓讥刺之意呢？我们也没有理由完全否定，浦起龙说得好：“存其说于言外可尔。”意即不妨把这理解成隐藏在文本深处的言外之意。

 《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

  律诗格律严整，对于诗人的表情达意有较多的束缚，故写作难度较大，南宋专攻五律的赵师秀甚至说：“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知如之何矣。”五言律诗仅有八句四韵，已经如此之难，长达几十韵、上百韵的五言排律当然就是难上加难。凡是才力不够雄劲，学识不够渊博的诗人，是无力驾驭长篇五排的。即使勉强成篇，也势必举鼎绝膑，成为堆垛呆滞、缺乏生气的文字游戏。正因如此，元稹甚至把长于长篇五排视为杜甫胜过李白的主要因素：“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精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以此评论李、杜优劣当然欠妥，但指出长篇五排体现了杜甫的独特造诣则是合理的，因为五排确实是杜甫特别擅长的诗体，杜集中文情并茂的长篇五排为数甚多。此诗长达五十韵，平仄完全合律，除尾联之外的四十九联全都对仗精工。全诗结构严整，一气呵成。字句典雅精丽，无一懈笔。更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情思宛转，思绪跳荡，并未受到五排形式的局限。本诗的主旨是抒写对无罪远谪的友人之关切，其中映带着对国家局势的忧思和诗人自身的身世之感，内容充实，情感真挚，丝毫没有为文造情的痕迹。杜甫追求的艺术境界是“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此诗就是达到这个标准的五排杰作。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杜甫的单篇七古章法奇崛顿挫，七古组诗更是曲尽变化，淋漓尽致，《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是其代表作。这组诗主题突出，结构严谨，整齐之中又呈现出跳荡变化的特点。第一首是组诗的总括，以后的六首前后贯串，给人以很强的整体感。更值得注意的是变化神妙、不可端倪的结构特点。施补华说：“《同谷七歌》，首章‘有客有客’，次章‘长鑱长鑱’，三章‘有弟有弟’，四章‘有妹有妹’，皆平列。五章‘四山多风’，忽变调。六章‘南有龙兮’，又变调。七章忽作长调起，以肮脏之词收足。有此五、六章之变，前四章皆灵。有七章长歌作收，前六章皆得归宿，章法可学。然二章‘长鑱长鑱’与‘弟’、‘妹’不类，又不变之变。”施氏指出其章法多变很正确，可惜他仅仅从字句上着眼，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地方：首先，七首诗都是前六句押一个韵，至后二句忽然变韵，其中一、五两首，从仄声韵变为平声韵，三、四两首，从平声韵变为仄声韵，第七首，从上声韵变为入声韵，只有第二首是在去声内转韵，第六首是在平声内转韵，韵脚的多变使全诗的声调忽抑忽扬、忽徐忽疾，很好地配合了抑塞历落的感情变化。其次，七首诗的内容多变。一、二两首都是实写自己目前的处境；三、四两首忽然将思绪引向远方的弟妹，多为想象之语；后三首再次回到眼前，以抒发感慨为主。又第六首独用比兴手法写成，区别于其他六首的赋体。不论此处的“蝮蛇”是虚是实，都属比兴之体。在“自叙流离之感”的《同谷七歌》中插入一首比兴之体，正有意要打破结构、诗体上的整齐划一，这是这组诗章法上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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