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家是個張力場：歷史視野下的家庭關係轉化》，導論 我出生在一個家庭，屬於這個家庭，屬於某個歷史上特定的時期，處在一個不明確的地點和歷史傳承背景中。但是，我與其他的因果關係相遇、交錯。每個人，男或女，都是如此。我們一起代表了許許多多能相容的各種可能。──L. Irigaray, To Be Two , 2001,p.57（朱曉潔譯）家人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承擔社會差異結構的涵容體。出現於十九世紀後的歐美，但主導了當代心理、教育、社工專業論述的小家庭理論與方法，大多沒有面對這件事。過去三十年，我一程又一程探究這個課題，並透過《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1一書，把此一過程反映出來的實踐進路與知識取徑做初步的梳理呈現。1 夏林清（2012），《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財團法人導航基金會。 上路：台灣解嚴前的離「家」青少年我二十到三十歲專業生涯的起步，是與三群十幾歲的離家青少年來往而發生的，因著他們與「家」的分離，我認識著「家」。暴衝叛逆小子身後的底邊家庭一九七○年代中期，救國團受美國志工熱線啟發，開設了青少年輔導中心「張老師專線」，我是第一屆五到六名專任張老師之一的九號張老師2。一九七四、七五年的台北市，都會街區繁榮發展，由學校常規逸離出來的青少年，則是被貼上「問題化」標籤的頭號群體，彷彿青少年安分被馴服了，社會就會更安定。我與一群志工共同負責長達三週、集體住宿的蘭陽暑假青少年育樂營3之輔導工作。育樂營涵容了不服師長管教，由學校送來、少年警察隊抓來管束的與混跡街頭幫派的青少年（全為男性）。我憑著自身內藏的反骨，和青少年有來有往、情義相挺，陪他們走一遭十五、二十時的反叛時光。這對我並非難事，但相應的「家庭訪視」，則是一程又一程疲困的摩托車之旅──老舊城區底邊的黑道家庭、城角聚落的貧窮家庭，與山巔荒涼路邊的崩解家庭！青少年強勁如脫兔的身形所逃離的，乍看是他那或嘮叨難忍，或愁容相看的父母，實則是被粗暴快速的工業化與都市化所拖掛於邊緣，因而生存不易的成年男女。對我來說，「家訪」並未帶來主流力量所委託的撥亂反正之效，反是讓我撞見自己「無知」的起始點。我的父母是內戰移民族群中，非軍公教的邊緣知識青年，一無土地房屋恆產，二無穩定軍公教薪資保障，知識創造力是我的家庭資糧4。我的家和這群青少年的家，分處台灣不同社會處境內，不同的家庭處境所承載的差異狀似互不相干，也不被活在其中的人們所辨識，然因工作的投身，而被自己拉出的一組對偶式張力關係中，我撞見了不同處境中的巨大差異，於是，承認「無知」成為反身觀看與知識探求的起點。一九七六年春夏之交，我因想更進一步了解這些少年，進入桃園少年輔育院教了一個學期的英文，三個月雖短，但給足我對感化教育的一線體悟5。
2 「張」為華人大姓，「老師」具親切的文化意涵，所以取名「張老師」。不論專職或志工均以號碼稱呼，以避免直接個人性稱謂可能帶來的私人化關係。3 以「蘭陽」為名是因當時育樂營是借用宜蘭礁溪軍隊所管理之「明德訓練班」中所在地進行的；「明德訓練班」是為軍中的管理各種不服軍紀與難以管理的軍人所設置的。4 我的父母均是抗戰中從軍抗日的高中青年學生，在重慶時，假如國民黨軍統轄屬之下的電訊業務工作（解讀密碼）；抗日後，父親有意脫離軍統工作系統；來台後，他帶領一小群離散來台的年輕人，先後成立正義之聲與台灣第一家民營的正聲廣播電台。（夏曉華，《種樹的人》，可在books.google.com搜尋全文。） 5 這三個月，我沒能教完英文課本，帶吉他去教唱「離家500哩」與聊天就是課堂活動；由一九七七迄今，我一共與三位這一班的學生相遇與聯繫。 認命勞動、心懸農村家人的工廠女工一九七六年，我第一次出國唸書。當時蔣介石、毛澤東與周恩來先後逝世。反抗戒嚴禁制思想的潛在能量，是我出國的十一個月中「冒險犯難」的動能──在賓州州立大學校園內，我經歷了台灣留美學生保釣運動中「記名字、被打小報告」的政治經驗6。離家萬里，還遭到「國家」威權伎倆對付，我體內浮沉著的恐懼與憤怒，也使我如乘風破浪般拉開了對左翼歷史的視域。「左」是台灣戒嚴所遮蔽住的一隻眼睛！左眼張開後，一九六○年代歐陸社會運動思潮與七○年代美國反戰運動，對當代社會科學的衝擊也就有跡可循了。七○年代後期的台灣社會，開始移植美國心理輔導的知識與方法，以因應伴隨工業化與都市化而浮現的個人與群體的身心適應問題。一九七六年，國民中學開始進行職業輔導，生涯與職業輔導被國中學校教育結構成一門課程，「課本」便是一個個團體輔導活動，成了老師們「照表操課」的一個環節。然而，承載住這新興進步生涯輔導表象的，正是由鄉村學校輸送到工廠的青少年勞動力，成群的少女也包上灰藍頭巾，成為工廠女工。一九七七年，我在桃園大園鄉紡織工廠與台北縣電子工廠裡，與離家群居於擁擠宿舍內的女孩們相識。在紡織場內我是女工；在電子廠內，我是女工宿舍輔導員7。對「家人」的懸念與改善家境的期待，是認命勞動的動能，學校教育的規訓與工廠的威權管理輕易相應扣合，這一接軌機制管束了青少年的生命力。僅有的逸離躍動，展現在被標籤問題化的男工載女工摩托車出遊的「鑰匙圈」現象8。女工的「家」在遠方農村，「家人」在心中，「家人關係」承擔了工業機器快速轉動的「分離」；「回家」總在年節趕路間，弟妹長大，父母老去，青春體能耗損！數年後，多數女工便相繼往結婚養家的生命之河走去。 6 一九七六年，台灣留學生中的保釣運動已趨尾聲，當時賓州州立大學被國民黨學生稱為光復區，因為左翼學生的活動已十分少。我因為兩位哥哥早我數年出國，所以一路由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再到波士頓哈佛大學停留了一陣子，才到賓州州立大學。在其他校園參加台灣左翼留學生的活動後，我在賓州州立大學主動尋找並參與吸引我的活動（如去看《草原小姐妹》黑白影片和組了一個唱民謠的合唱團），這些參與行動就使我暗暗地被打小報告的學生關注與記錄了。7 一九七七年七到九月，我在桃園大園鄉一家紡織廠做了三個月女工，同年十月左右則接了台北縣精密電子工廠女工宿舍輔導的一個項目（夏林清[2004a],<一盞夠用的燈：辨識發現的路徑>，《應用心理研究》，二十三期，頁131~156。）8 在工廠聚集區居住的年輕男女工人，假日相約出遊的一種方式。男工們一人騎一台摩托車，與女孩們聚合後，將鑰匙圈放一堆，由女孩各自選一把鑰匙的方式來決定誰坐誰的車。 雛妓少女秋風夜雨一九七八年，我帶著一小群學生，在收容未成年從娼少女的台北廣慈博愛院工作了一整年。在廣慈「糾正式」收容中心的樓層裡，我在虛應文章、了無生氣的技術訓練課堂中，遇見麻木漠然的眼神和哈欠連天的抗拒。但唱歌是一種自由空間，她們教我唱會了台語老歌《秋風夜雨》。在糾正式的規訓空間中，唱歌、在樓梯間聊天成了具流轉力量的「輔導」方法，裡面純真無知的大學生們，也逐漸度過因娼妓汙名而深埋的不實恐懼。一九七九年，教我唱《秋風夜雨》的小鳳來輔仁大學找我，那時她已在新莊一工廠工作兩個月。她在電話中，要我到校門口接她，因為我若不去帶她，她不敢走進校門；不是她膽小，而是大學校門是一種位階的表現。兩、三個月後，因家中需錢，她離開工廠重操舊業。她轉了一個小彎，命運也沒有改變。「糾正式救援」讓女孩們站在「我不正」的集體地標上，在「學習轉行走向正途」的合法名義下，身體休息成了這三個月最實質的利益。她們身後，或極度貧窮，或混亂困頓的家庭，是她們離開後便很難再回去的地方，但她們泰半撐起貧窮家庭的生計所需。年輕的我，由離家青少年的家外遠端回看她們身後的家，「家庭」所承載的階級、性別與政治社會作用力道，反而在拉扯、迸裂與牽掛的張力中益發醒目。 什麼是「家」？讓我先還原素描「家」吧！家是一個人被生與養的關係場，孤兒可能沒見過名之為父母的那對男女，但他得以長大定是有一組或多組關係（包括曾肉身交錯相會的性活動伴侶／父母），交相承擔起保護與照養的工作。特定的一組人之間的關係與這些關係的作用方式，構築了生存與發展的生活現場。家庭生活是這種生活現場的俗名。家的生活不只是家屋內的互動表象，各分東西、四出謀生的家人關係場域所承載的是：看不見卻從未停息發生著實質作用的、社會關係作用力的一種現場。家人（或親近的養育者）關係是承載生長與發展活動的一個簍子！這個簍子十分有彈性，它可以十分寬廣地不受限於時空，也可被社會條件約制到緊密束縛與硬化扁窄！於是，在家人勞動身形、話語交錯與混雜氣味交相編織流轉之間，性別、階級、歷史政治的刻痕薰染紋身！過去三十年，我一方面在大學、研究所教授西方家族治療相關的專業課程，另一方面，在台灣不同社會教育的現場研發如何分享家庭經驗的方法。我們所發展的方法是，針對疊落在家人關係中的、社會經濟與歷史政治作用力道的經驗刻痕，創造分享共學的交流環境。創造這種分享共學環境，目的在於促動人們所承載著的家內折磨與苦痛經驗得到辨識與轉化的機緣。家庭經驗的苦楚，主要來自於「家」是每個人生命初始信靠與依存之所在，卻同時也是文化規範與社會體制操控力量的作用交會處。因而，對個人身心與精神發展來說，「家」的經驗絕不應被物質化地區隔和占有，導向個人主義式的私密理解。「竹籬村落、群居共學」的意象是我們呈現家庭經驗不同案例故事的目的，雖然這樣的生活意象與「工業化」的粗暴恰恰大相逕庭。 沉默無語與情緒暴衝：家內差異結構的承載沉默是自然、生命、差異的捍衛者，它防止相同物之間或內在的殊死爭鬥。9──L. Irigaray, To Be Two , 2001,p.65（朱曉潔譯）家人之間，沉默是常態。當然，你可能因為得不到相應的了解而傷感，甚或因家務生計而爭執，但很多時候，「沉默」是差異得以共存的安定承載力量；也有些時候，「沉默」是因為沒有機會與條件對彼此的經驗作辨識──自己也說不明白，就只能先靜默了！有些時候則不是失語，而是知道關係中存在巨大的差異，便等待著變化的機會。沉默不語的身體與心靈並非寂靜不動，呼吸帶著空氣穿梭體內，調節著身心所遭遇的世間磨練，家人關係間不易了解的、無力接近的，甚或難容的汙名傷痕印記，都可以涵容在沉默呼吸著的身體內，緩慢地求存發展。時常，我們是在沉默中與家人共處一室，「家」就如我們共享的身體與心靈，呼吸的氣流在彼此間來來回回，家人每日進進出出，或早起晚歸，或日夜輪班，或大門不出卻仍忙亂不堪；為五斗米折腰，進入金錢遊戲拚搏鬥狠，成為勞動機器重負傷痕，這些都如影隨形地一寸寸鑲嵌進身體、心靈之中。「家」的經驗從不私密，更不能用社會機制將之隔離排除，扭曲封存！與沉默無語相對的，是以暴衝式的吵架表達激烈情緒。家人間的鬥嘴吵架，有如氣血欲通過經脈穴點堵塞處所需的衝推力。每個家庭成員都是獨特的，有如小小聯合國，卻常被要求似一個整體來表現。因此，吵架鬥嘴是欲生息相通的碰撞，但極為激烈的情緒暴衝與一再重複發生的劇碼，則是關係動力中交相束縛的塊結。美國研發展出的家庭治療方法，主要針對關係動力中的溝通方式「如何」製造問題提出對治之道，泰半被框限於醫院與治療室內，未能回頭反省這樣去脈絡化的理解與簡化的對待之道。然而，大陸與台灣卻在這二十年中，成為挪用心理治療法蔚為風潮的最大市場了。人人都需要被尊重，但被尊重的不應只是生存機會，人的有限性及其處境都更需要得到尊重。「尊重」會帶來看見與辨識的空間，因此，「家事」需要被尊重，家人間的關係與其生活條件的特定狀況都需要被尊重，讓「家」得以以其各種怪異的方式存在。當差異與矛盾在有限的身體、心靈來回擦撞時，家人的「關係」如何才得以不壓縮僵窄、非斷即傷？這是本書的主題，但本書探討的「家人關係」不是社會化角色的設定與模式，也不是順應社會規範的家庭發展方式，而是一種能承擔起個人殊異性與差異結構的社會關係作用力的「關係空間」；視「家人關係」為此種關係空間的發展機會與場域，家內苦痛舒緩處即社會差異的涵容增長處！9 L.Irigaray,p.65；朱曉潔譯，頁97。 超載拼裝車上的社會母子盒多層次社會系統母子盒 一九七○到九○年代間的台灣家庭，恰似包著小轎車外殼的拼裝車，工廠生產線與外包家庭小工廠具伸縮彈性的鏈接運作，將千家萬戶納入了工業化的進程。只是拼裝車上了高速公路，在生產與消費上全力奔馳，導致零件鬆脫，險象環生，燃油不足，形神耗盡。於是，「家人關係」像是膠皮紐帶，在承擔著工業化機器高速運轉的巨大張力同時，也綑綁了工人之間以及工人和其家人的關係。除了工業化勞動力的軌道式力道外，家庭做為一個社會內部的基本單位，還同時承擔多層次、多面向社會系統的作用力量。「母子盒」（Chinese Boxes）的概念，鮮活地將交錯疊置與滲透到「家庭」內的社會力量（social forces）意象化了： 「母子盒」是用以形容人的經驗世界具有階層性、遞迴性。人與體制系統的關係就如母子盒，每個個體都是各種層次之組織的一部分，而每個社會機制都被更大的社會機制包覆，並以遞迴的方式包覆下去。所有系統和反饋迴圈都像母子盒一樣層層自我包覆10。我由一九八三年參加薩提爾（Viginia Satir）的工作坊後11，便一路探究家內溝通困境與固著化的互動模式與家外部之社會體系環境運作機制的關聯性。我們若只在身心適應與病理醫療的視框中了解家庭和家人關係，勢必無法由時空兩個維度，參與進入一特定社會的內部張力場域，人文社會科學的專業實踐12若不能如此辨識，便不能綱舉目張地研發出在地的專業方法與知識。夏林清與薩提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