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中，「资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历史上为争夺资源而大打出手的案例不在少数。比如在15-19世纪，为瓜分殖民地资源，西方诸国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明争暗斗；近几十年来，石油问题也不断成为国际性冲突的催化剂，令中东沙漠不得安宁。对于这些战争，你或多或少应该都听说过。然而，你是否知道，1879年至1883年，在遥远的太平洋东岸，南美洲三国——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之间曾展开一场长达四年的较量，史称「南美太平洋战争」。这场因争夺一种「特殊」资源——鸟粪——而导致的战事，也称「鸟粪战争」。谁能想到，小小的鸟粪，也曾深刻改变并塑造了南美洲的政治格局。看似微不足道的鸟粪，为什么能引发战争？这还要先从鸟粪的特性开始说起。在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还没有发明哈伯法，实现人工合成氨气（NH3）之前，世界各地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天然施肥。富含氮和磷的鸟粪，便是一种尤为优质的有机肥料，因此备受全球各地农业生产者的青睐。鸟粪需求旺盛，而开发成本又极低廉，让不少国家从中嗅到了商机，比如说秘鲁。秘鲁位于南美洲西部沿海、太平洋东岸，因为洪堡洋流（即秘鲁寒流）经过，上升流带来了海底丰富的鱼群，形成渔场，长期吸引着大量海鸟在此停栖；同时秘鲁气候也十分干燥，降水稀少，使鸟粪得以日复一日堆积起来。19世纪时，随着西方各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攀升，需要的粮食产量也日益上涨，秘鲁政府借此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大发「资源」横财，通过雇佣黑奴、华工等廉价劳动力，大举开采鸟粪，并出口到世界各国，形成了40多年的经济繁荣时期。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娜·胡恩菲尔特在《秘鲁史》中直接用数据指出：「1840至1880年期间，秘鲁以平均每吨10英镑的价格出口了大约1080万公吨鸟粪。因此，在这40年的时间里，秘鲁从鸟粪贸易中赚取了大约1亿英镑，成为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可是好景不长。鸟粪作为一种天然资源，数量虽多，但毕竟是有限的，长年的积累也敌不过无节制的攫取。秘鲁政府毫不吝惜靠鸟粪得来的收入，肆意扩充官僚、军队，甚至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肆举债，引发债务危机。于是，秘鲁经济形势逐渐下滑，国家发展很快陷入困境。此时人们又发现，太平洋沿岸狭长的阿塔卡马沙漠，蕴藏着丰富的鸟粪与硝石资源，后者则是欧美工厂用来研制火药的重要原料。除了秘鲁，还有两个国家——智利和玻利维亚，同样对之虎视眈眈。阿塔卡马沙漠地处秘鲁、智利、玻利维亚三国交界处，殖民时代由西班牙掌控。而各国独立初期并不重视这块「贫瘠之地」，也没有明确划分边界。因争抢「稀缺」资源，原本无关痛痒的领土归属，此刻成为一触即发的战争导火索，三个在独立战争时期同反抗、共患难的「兄弟」国家由此走上了互动兵戈的道路。为了与由英国作为「靠山」的智利对抗，秘鲁早早和玻利维亚结盟，两国在开战初期占得了上风。但很快，海军舰队数量比秘、玻联合舰队多出一倍的智利，凭借压倒性的海上优势连连告捷，最终赢得了「鸟粪战争」的胜利。秘鲁不仅没能得到心仪的资源，还被迫割让了部分领土给智利，国家发展一度一蹶不振。玻利维亚则更惨，不得不将全部的沿海土地拱手相让，变成了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不过，智利虽然在「鸟粪战争」中获胜，占领了塔克纳、阿里卡等鸟粪和硝石主产区，也如秘鲁一样，在短期内靠「鸟粪经济」拉动了国家税收的极速增长。但不久之后，20世纪初，哈伯法的发明和推广，终结了人类过分依赖鸟粪作为肥料的历史，鸟粪出口直线滑落，智利也不得不开始思考新的长远发展道路。无论秘鲁还是智利，都因鸟粪资源迅速崛起，却又只昙花一现，迅速地衰落了。在早期经济学家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传统的经济模式多以资源导向型为主，自然资源为经济增长提供物质条件和基础，因而丰裕的自然资源能够拉动经济增长。反之，贫乏的自然资源则构成经济增长的限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他的「土地是财富之母」被认为是自然资源价值论的最早萌芽。
然而，这种主张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看法，从20世纪中期开始屡受质疑，原因之一便是「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的出现。1959年，荷兰沿海地区发现了储量可观的天然气资源，政府由此大力发展天然气产业，而忽视了本国原先以加工制造为主的经济体系。开采和出口天然气，给荷兰带来了短期内的「资源繁荣」，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经济兴盛一时。但很快，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过度关注单一行业，生产要素配置不均衡，严重阻碍了其余产业部门的成长；经济扩张令货币汇率上升，生产产品的成本增加，因而出口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降低了。到20世纪70年代，荷兰已面临着显著的高通胀率、高失业率、低收入增长率的发展危机。这就是「荷兰病」，它因荷兰而得名，却可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出现。在「荷兰病」的基础上，1993年，经济学家奥蒂（R.M.Auty）在研究产矿国家的经济问题时，首次提出了「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的概念。奥蒂发现，20世纪60到90年代，很多自然资源不那么富裕的经济体，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而那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经济体却增长疲乏，发展停滞不前。前者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后者，则是非洲一些盛产石油的地区。比如，1960年才脱离英国殖民的西非国家尼日利亚，独立后不久便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石油资源。到20世纪70年代，当中东石油危机热火朝天之际，尼日利亚凭借出口石油赚得盆满钵盈。可仅仅过了十多年，尼日利亚便深陷债务泥潭，贫困问题也不断恶化，时至今日依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尼日利亚并非个例，远在南美北部的委内瑞拉就与它同命相连。这个石油储量比沙特阿拉伯还要多的地方，曾经是南美洲最富裕的国家。然而，由于无力克服油价下跌所引致的经济危机，这里的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早在1970年代，委内瑞拉前石油部长胡安·巴勃罗（Juan Pablo Pérez Alfonzo）就将石油视作「魔鬼的粪便」，认为对石油的依赖会令委内瑞拉最终陷入贫穷。他曾不无忧虑地说：「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你将看到：石油将带给我们毁灭。」而如今，委内瑞拉的现状仿佛正一步步印证了他的预言。1969年底，挪威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油田之一——埃科菲斯克油田（Ekofisk）。鉴于荷兰的教训，突如其来的能源财富并没让挪威上下陷入兴奋，而是谨慎思考该如何利用这份资源。尽管如此，挪威也一度没能逃过通货膨胀、经济失衡的陷阱，并在1985年油价大幅下跌时，尝到了巨额赤字的恶果。为避免重蹈荷兰的覆辙，挪威想出了一个办法：成立政府石油基金。1990年，挪威议会正式通过了《政府石油基金法》。通过将石油收入汇集到长期信托基金当中，并用其进行海外投资，挪威成功地摆脱了「荷兰病」，并且能在油价波动之时，极大地缓冲和保护本国石油经济所遭受的冲击。开采和出口石油的同时，挪威也不忘发展国内产业，逐渐完成从石油、渔业等资源依赖性经济向新型知识经济的转变。因此，「荷兰病」不是必然发生的，「资源诅咒」同样不是。就算出现了，它们也并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可反观秘鲁，乃至尼日利亚、委内瑞拉等国，为何陷于「资源诅咒」的泥沼中难以自拔？在《秘鲁史》中，作者胡恩菲尔特就曾诘问道，「为什么秘鲁拥有鸟粪出口提供的巨大资源，却没有获得经济和政治现代化」？而她研究后得出的答案是，秘鲁政府把从鸟粪出口中得到的巨额财富，绝大部分都贡献给了「扩大文官和军队官僚体系」，而不是投资和增长。秘鲁由此失去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将挪威和秘鲁两相对比，不禁引人喟叹和深思。自然资源给一些国家带去「祝福」，却同时成为「诅咒」一些国家的噩梦。美国演化生物学家、生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曾写作《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一书，详细分析了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及其原因。面对「那些从自然资源中获取巨额资金的国家往往贫穷」这一「奇怪」现象，贾雷德探讨了很多可能的解释，他认为，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国家经常会忘记，自然资源总有一天会枯竭，而最终，它们还是不得不发展其他经济领域。可是，这些国家只指望着钻石和石油资源会源源不断，它们不想发展其他领域的经济；并且，它们不向教育投资。它们只依赖从自然资源中获取丰厚的利益，长此以往，等这些资源消耗殆尽之后，它们发现自己又变得贫穷了。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不论「资源诅咒」或是任何诅咒，经济增长本质上还是一国选择的发展模式及道路的问题。所以，比起纠结于资源是祝福还是诅咒，我们或许更应当关心，当资源已经由经济增长的「活力」变为「阻力」，我们该如何消除障碍，从而找到一国发展的出路？正如贾雷德所言，尽管自然资源常常是诅咒，但它并不是一种致命的诅咒，重要的是，人们如何来对待这种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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