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携手心理学：改变行为或许才是终点

    土豆班专栏   

跨学科生态保护学习小组（又称“土豆班”）结束了今年为期两个月的学习（2019跨学科生态保护学习小组招募 | 与“我”对话自然保护）。与去年一样，学员们的优质文章将会在小象君以专栏发布（2018年土豆班系列文章链接见文末）。

保护工作者要做的远远不只是基础研究和提高公众意识。加州大学圣马克斯分校的 Schulzt 教授指出，保护工作的进一步有效开展需要保护工作者与社会学家行为学家一道有针对性地改变人类行为。那该如何做到呢？

当保护工作者谈及环境问题时，我们往往关注具体的气候变化、物种栖息地丧失、海洋酸化等问题。然而，加州州立大学圣马克斯分校的心理学教授Wesley Schultz指出，很多环境恶化现象并不是由一些故意的、恶意的、有目的的人类行为导致，而是由亿万人类共同的生活方式导致的；因此，想要进一步提升自然保护工作的有效性，就必须要针对性地改变人类行为。

于是，他对保护生物学界发出呼吁：

1)  保护工作不应一味追求基础研究，而应在实践工作上投入更多精力；

2)  保护工作应该更加注重对人（尤其是个体层面）的行为的改变；

3)  保护生物学家应该更多地与社会和行为科学家展开合作。

Schultz教授认为，在过去的25年里，保护生物学界已经为政府政策制定和环保机构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也在全世界公民层面展现出了很高的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对环境保护的支持。

然而，高水平的公众意识并没有改变具体的个人行为；在工业化国家中，人们仍在实践着高消费自然资源且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而想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依靠社会和行为科学与保护生物学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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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果保护工作试图改变人类行为，会遇到哪些问题？原因是什么？Schultz教授就此给出了四条有关人类行为改变研究的结论：

1. 教育并不能直接促进保护行为

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的结果是提高知识，而动机（motivation）才是驱动行为改变的推动力，所以信息或教育本身并没有直接改变人类行为的能力。

2. 人类对环境威胁的短视性回应

人类的认知并不总是理性的，个人的价值判断会服从于一个主流的认知体系。一些研究成果表明，个体对环境问题严重程度的感知受到空间时间两方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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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8个国家的数据，科学家发现公众意识中往往有两个潜在倾向：

a. 环境问题在全球层面比当地更严重（这里的情况永远比那里好）

b. 环境问题将来会变得更糟（现在的情况总要比将来好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相比之下，大多数人会更关注贫穷、恐怖主义，甚至交通拥堵这类问题。进一步解释，个体责任感往往更倾向于当地层次对当时问题进行回应；环境问题则往往被看作一个长远的、世界性的“大”问题；所以在个体层面和地区性层面，环境问题往往被“忽略”。

3. 个体通常认为自己独立于自然之外

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认知倾向，它贯穿于个体、社区以及国家等各个层面。研究者发现，认为自己与自然之间有高度联结的个体，更愿意参与保护工作。因此，如何重建个体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这是保护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

4. 社会准则指导人类行为

人类倾向于参考他人的行为作为指导，从而解释事情，并选择自己的行动，其结果就是我们不愿意偏离自己的准则。而很多情况下，主流准则并不会热衷保护工作，人们也更倾向于相信自己做出的保护行动已经比其他人多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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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social norm）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十分重要。Cialdini等人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个案例：过分强调“国家公园游客经常擅自带走被保护的动植物”这个事实其实会提高盗窃率，而不是降低。如果在公园张贴强调“社会反对此类行为”的信息则可以减少盗窃。Keizer等人在2008年发表的研究也提出：如果标语鼓励游客走在大路上从而保护敏感树木，在一个游客没有遵守规则的地方（例如这个地方已经有了被踩出来的林间捷径），这种标语可能会导致不希望看到的行为增加，而不是减少。这种失败的传播案例原因在于给人们一种“大家都在做”的暗示，即忽略了“社会准则”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那么我们该如何提高保护工作的有效性呢？Schultz教授给出了三种路线。

1. 激励性信息（motivational messages)

为了真正使公众有所行动，保护工作者必须考虑到人类行为的动机（motivation）这一因素。人类动机可以是个人利益、社会责任，或是超越自我的价值等等。    

一些行为学研究显示，单一、具体并且可行性强的激励信息往往比“拯救地球”之类的笼统口号更有效。给人们列出一大串要做的事情会使人不知所措。对积极行为的激励，往往比削减消极行为的努力更容易达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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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定要改变的行为的优先级 (priority)

保护科学家常常研究哪些情况是需要优先改变的。在具体的保护项目中，如何优先选择一个具体的行为来改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Schultz教授给出了两个可以帮助我们评判优先级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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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人类行为与其被期待的结果之间的联系

举一个被污染水源的例子来说：一个被污染的水源可能有多个污染源，某些可能比另一些的危害性更大。每一种污染源可以与不同的行为关联，也对水源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具体项目从科学转向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将具有高影响力的目标和行为置于最重要的位置。这更多需要自然和物理科学家来评价。

b. 可塑性（plasticity）

可塑性是指一个行为被改变的可能性。它包含了两个因素，其一是有多少人已经参与到这种行为当中，其二是改变这种行为的有效性。行为适应程度在目标人群中可以通过观察和问卷度量；而当不同的变化程度反应了文化、便利程度和个人价值观等结构性障碍时，需要有更多相关经验的社会和行为科学家来度量和评判。

3. 更多的跨学科合作

如上文所述，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合作。

有两个跨学科合作的案例：一个是2003年创建的Society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之中的Social Science Working Group，这个小组现在有700多名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实践者。小组经常组织研讨会、工作坊、短期课程等。另一个则是新兴的保护心理学科，将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引入保护工作，为搭建保护实践者网络以及改变人们的公众意识与行为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Social Science Working Group 的 Logo © SSWG

总地来说，之前的保护生物学工作更多地关注科学研究层面，而忽视了具体的保护实践。我们应该更深层地认识人类行为是如何影响环境的，并针对这些问题采取行动。我们更要发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普遍断裂，以及这种断裂导致的社会认知偏差，以及其所影响的普遍生产生活方式。

保护工作者需要在这三个不同的层面——人类行为、人与自然关系、社会认知——对保护工作进行改善和提高。在科学实践的过程中，保护生物学家应该首先判断哪些是高优先级的、需要被改变的行为。另一方面，基本教育和公共意识运动也应当与社会和行为科学家携手同行。

本文由以下论文概译：

Schultz, P. Wesley. “Conservation Means Behavior.” Conservation Biology 25, no.6 (2011): 1080-1083.
第一作者介绍：Wesley Schultz 是加州州立大学圣马克斯分校的心理学教授，他的研究关注应用社会心理学以及应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去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他近期研究关注科学训练项目、有关环境变化的科学教育及对环境问题的行为改进式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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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唐邵宇 

2019年跨学科生态保护学习小组成员。美国纽约大学人文与社会实验中心交叉学科硕士研究生，主要方向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涉及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特征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TS）。

编辑 | 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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