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确」不应走火入魔

文：卢安迪 来源：《自由的國度》

四年前，我曾在本栏分享我读本科期间，与同学组成「普林斯顿开放校园联盟」，反对其他学生的左翼诉求（例如要求所有教授接受「文化再教育」）的经历。其中一篇题为《「二次 文 革」来势汹汹》的文章刊出后，我很敬重的长辈朋友邝其志先生跟我说，把美国「政治正确」浪潮比作文革是不恰当的，因为真正的文 革残忍得多。我接受了邝先生的意见，在《自由的国度》一书收录那篇文章时，把标题改成了《「社会公义斗士」来势汹汹》。

自美国黑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警察杀害，美国以至欧洲等地爆发新一轮「黑人性命可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我和绝大部分人一样，都认为弗洛伊德遭到错误对待，并希望此案的公义能得到彰显。但同时，「黑人性命重要」运动中的一些不合理元素愈演愈烈，加上国际社会对该运动的关注度提高，所以也有愈来越多市民从该运动联想到文 化 大 革 命。

说「所有性命可贵」反被攻讦

首先，该运动对语言造成了严重扭曲。它只允许人们说「黑人性命可贵」，而如果有人说「所有性命可贵」（All Lives Matter），却会被标签为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我博学的朋友黄裕舜曾在本报撰文提出，由于现在是黑人性命受到最大威胁，所以集中强调「黑人性命可贵」是恰当的；如果说「所有性命可贵」，就像在一个人的家着火时说「任何人的家都不应被烧掉」。裕舜的说法确有一定道理，但相信他也会同意，一个人不应因为说了「任何人的家都不应被烧掉」而被解僱。

现实是，NBA球队萨克拉门托帝王的评述员格兰特·纳皮尔 (Grant Napear)，因为在Twitter上说“All Lives Matter...Every Single One!”（所有人的性命都是可贵的…每一个人）而被解雇。麻省大学洛厄尔分校护理学院院长莱斯利·尼尔-博兰(Leslie Neal-Boylan)在一封给学院师生的电邮中说：「黑人性命可贵，所有人的性命都可贵。」有学生向校方投诉院长「所有人的性命都可贵」这句话有问题，院长随后被解僱。更甚者，普利茅斯大学物理学系讲师Mike McCulloch，仅仅因为对含有“All Lives Matter”的帖文点赞（而非自己发帖）就面临纪律调查。

这些奇怪标准除了影响美国人，还把外国人也搞得一头雾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Twitter上发帖声援黑人，表示反对种族歧视和仇恨，但帖文中用了“All Lives Matter”这句话，不小心犯了大忌，反而被「黑人性命可贵」支持者们批评，实属无奈。

另一方面，剑桥大学英文系教授普里亚姆瓦达·戈帕尔(Priyammvada Gopal）在Twitter上说“White Lives Don’t Matter”（白人的性命不重要），非但没有被解僱，还被升为正教授。这里有微妙的一点：我不是说戈帕尔l教授不应被升职或应被解僱，毕竟既然我捍卫不跟从左翼「政治正确」的人的学术自由，我也会把同一原则公平地应用到所有人身上。我只是想用这个例子来凸显出前述因说「所有性命可贵」而遭殃的例子是多么荒谬。此等颠倒是非的标准，实在有奥威尔笔下“新话”（Newspeak）的色彩。

移除雕像  电影下架

「黑人性命可贵」运动的另一招数是攻击雕像。林肯、老罗斯福、狄更斯、古罗马君主、耶稣，甚至美人鱼的雕像都被一些示威者指是种族主义而要求移除。（另一方面，德国刚刚竖立起新的列宁雕像。）《费城询问报》刊出了“Buildings Matter, Too”（建筑也很重要）的标题，反对示威者破坏雕像和建筑物，结果总编辑面对口诛笔伐，被迫引咎辞职。

更接近日常生活的例子还多不胜数。Google宣布不再使用“blacklist”（黑名单）和“whitelist”（白名单）字眼。强生停止在亚洲出售美白产品。电影《乱世佳人》因被指种族主义而被HBO Max下架。有记者询问国际象棋棋手，觉不觉得白棋先行代表白人至上主义。

今次介绍了「黑人性命可贵」运动中的一些不合理元素。我未来会再探讨美国的警暴和种族问题，以及如何改进。这比推倒雕像和禁播电影更有建设性。

托马斯·索维尔是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勇敢无畏的黑人知识分子。他不但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种族问题，而且作为一个黑人，对黑人群体中的特权思想和政治正确极力反对，所以他在白人中不受待见，黑人中被孤立。

而且他的作品是对现实社会：西方和东方都最具有价值的，他用事实和一个个的小故事讲出被扭曲的真理，针对普通民众的常识启蒙，也可称之为反洗脑。而这也是他最大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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