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2月12日，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出生于乌克兰的别尔基切夫市，当时那是欧洲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之一。他父母都是犹太人，起初给儿子起名叫约瑟夫，但是这个名字一看就是犹太名，于是就改为俄语里对应的名字，叫瓦西里；他们家境殷实，早已融入当地社会。瓦西里年幼的时候，父母好像就已经离异了，他由母亲抚养长大，还有一位有钱的舅舅出钱帮助他们。1910年到1912年，瓦西里和母亲住在瑞士，很可能是在日内瓦。他母亲名叫叶卡捷琳娜·萨韦列夫娜 ，后来做了法语教师，所以瓦西里一辈子法语都非常出色。1914年到1919年，他在基辅上中学，1924年到1929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上学，化学专业。
入学不久他就意识到，文学才是自己真正的宿命。但是他对自然科学从未失去兴趣；《生活与命运》的中心人物维克托·施特鲁姆是一个核物理学家，这并非没有缘由，而施特鲁姆在很多方面都是作者的自画像。
大学毕业后，格罗斯曼搬到了顿巴斯，那是个工业区，他先是在一个矿区当安全检查员，后来又在一所医学院校当化学老师。
1932年他得以回到莫斯科，1934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在别尔基切夫市》，得到马克西姆·高尔基、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艾萨克·巴别尔等不同作家的赞誉。那一年，他还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格留考夫》，写的是顿巴斯矿工的生活。
1937年，他加入了声望极高的苏联作家协会，长篇小说《斯捷潘·柯尔丘根》（1937年至1940年发表）获得斯大林奖提名。
例如，茨维坦·托多罗夫就认为，“功成名就的苏联大作家，彻底脱胎换骨的仅格罗斯曼一人，至少他是洗心革面最显著的。身为奴隶的他死了，一个自由人诞生了”。
这话说得可谓掷地有声。但是，若把他前后绝对区分开来，说他三四十年代是一个“从命”的作家，五十年代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还写出了《生活与命运》和《一切都在流动》，那可就错了。《格留考夫》今天读起来也许会显得沉闷，但是在当年，一定具有惊人的力量。1932年，高尔基对初稿颇有微词，说是“自然主义”。其实，“自然主义”是个苏联的暗语，凡是写出来的东西太真实，暴露了苏联的现实，有碍观瞻，统统说是“自然主义”。
高尔基报告的结尾建议作者反躬自问：我为什么要写作？我要证实的是什么真理？我想要哪种真理胜出？即使是在那时，看到高尔基对真理的犬儒态度，格罗斯曼想必一定是厌恶的。
然而不容否认，高尔基的直觉很有两下子；格罗斯曼对真理的爱将来会带来什么遭遇，似乎他已经觉察出来了。
几年以后，格罗斯曼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四天》，里面引用了一句格言：“最真就是最美。”1961年，《生活与命运》的手稿被抄没以后，格罗斯曼居然给赫鲁晓夫写信，说：“我书里写的是我过去信仰的，并且现在继续信仰的东西。我只写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痛苦。”
格罗斯曼身上的某些东西—对真理的爱，或许还有批判的智慧—不仅令高尔基警惕，也引起了斯大林的警觉。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斯捷潘·柯尔丘根》也像《格留考夫》一样，已经够正统的了，但斯大林还是把它从斯大林奖金提名作品的名单上划掉了。
其实，格罗斯曼既不是孟什维克，也不是殉道者；不过，在大恐怖时期，他显露出了相当大的勇气。
1938年，他第二任妻子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被捕了。格罗斯曼立刻收养了奥尔加与前夫鲍里斯·古贝尔所生的两个儿子，古贝尔此前一年已被逮捕。如果不是格罗斯曼动作快，这两个孩子说不定会被抓起来，关到拘押“人民敌人”子弟的劳改营里去。接着，格罗斯曼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密警察头子叶佐夫写信，说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现在是他的妻子，不是古贝尔的妻子，因此，她前夫的事不应该拿她是问，他们已经完全断绝关系了。格罗斯曼的朋友利普金评论说：“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再正常不过，可在当时，胆敢给国家首席刽子手写这样的信，一定是非常勇敢的人。”格罗斯曼好几篇描写逮捕和检举的短篇小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动笔写的，可是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首次得以出版。格罗斯曼的不同政见是逐渐发展而成的，并不是经过哪个单个的事件，一下子就成为异见人士了。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有行为前后不一的情况。整个战争期间，他好像既不怕德国人，也不怕苏联秘密警察。
但是，1952年，斯大林的反犹运动压力越来越大。官方登出一封公开信，说犹太医生要谋害斯大林的性命，呼吁以最严厉的手段惩办这些医生。格罗斯曼同意在信上签了名。
在那个节骨眼上，格罗斯曼居然示弱，这似乎很奇怪。有可能是他一时的失常：当时他刚刚和诗人兼编辑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有过争执，头脑不怎么清楚，就在这个时候，上头让他签字。然而，《生活与命运》几乎是一部百科全书，把极权社会错综复杂的人生百态和盘托出，也从未有人比格罗斯曼更好地明确写出个人要想抵抗极权压力的艰难：“但是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把他压住。他感觉到它的威慑的重量，它强迫他按它的意图去想，强迫他按照它的意思写。它就在他身体内部，强迫他的心收缩，溶解他的决心……
只有不曾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的人，见到有人屈服于这种力量，才会感到惊讶。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的人，感到惊讶的倒是另一点：敢于发一下火，哪怕是迸出一句怨言，或者很快地做一个表示抗议的手势。”格罗斯曼并不想掩盖自己的失策。他最自责的是1941年德国入侵之后，没有把母亲从别尔基切夫接出来。
但是他也怪罪妻子，因为她和母亲关系不好。战争前夕，格罗斯曼曾向妻子提出接母亲来莫斯科，住在他们家里，妻子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却说地方太小，不方便。
1941年9月，他母亲，叶卡捷琳娜·萨韦列夫娜，被德国人杀害了。同时被害的还有生活在别尔基切夫的30000名犹太人的大多数。
格罗斯曼死后，在他的文件里发现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两封信，是他在1950年和1961年写给他死去的母亲的，一封是母亲九周年忌日那天写的，另一封是母亲二十周年忌日那天写的，除了信还发现了两张照片。格罗斯曼在第一封信里写道：“我总在想，你是怎样死的，是怎样走到被害的地方，我想了几十次，也可能想了几百次，杀害你的那个人长得什么样，那人是最后一个见过你的人。我知道，当时你心里一直都在想着我。”有一张照片是母亲和瓦西里的合影，照片上的他还是一个小孩儿；另一张照片是格罗斯曼从一个德国党卫军军官的尸体身上取下来的，照片上是一个大坑，坑里有几百具裸体的女尸，有成年妇女，也有小姑娘。母亲的死令格罗斯曼极度内疚，他和妻子相互指责，这一切都反映在《生活与命运》里了。书中的人物安娜·谢苗诺芙娜就是格罗斯曼母亲的形象，她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好不容易才把信托人偷偷带出了犹太人隔离区。在所有为东欧犹太人发出的悲叹之声中，我不知道有哪个比这一封信更令人动容。▌前往前线，深入战场，每一份稿件都是写给战争的证词
格罗斯曼也许把战争当做了赎罪的机会。
他不顾视力不好，健康欠佳，报名参军想当一名普通士兵。
结果，他被分配到苏联红军的报纸《红星报》当战地记者，很快便赢得各方好评，其坚韧勇敢给几乎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报道了所有的主要战役，从莫斯科保卫战到攻克柏林。
普通士兵和高级将领都爱看他的文章，成群的前线士兵聚集在一起，而其中一人从唯一一份《红星报》大声朗读报纸的内容；作家维克多·涅克拉索夫曾在斯大林格勒参加战斗，他记得“登载着格罗斯曼和爱伦堡文章的报纸被读了又读，直到报纸已经变得破破烂烂”。
没有哪个记者像格罗斯曼那样报道“无情战争的真情实况”（格罗斯曼语）。他的记事本上很多大段的文字，要是被秘密警察看见了，很可能会治他死罪。有些话对军队高官们的形象非常不利，有的报道居然不顾禁忌，把开小差、勾结德国人等通敌行为都记录了下来。他的笔记本里记满了出乎意料的事情，很多都在《生活与命运》里再现了出来。
早期的笔记有这么一条：“前线的气味通常是停尸房和铁匠铺那两种气味兼而有之。”格罗斯曼到斯大林格勒没几天就发回了报道：“落日余晖照在广场上，有一种阴森怪诞的美：浅粉色的天空透过成千上万空洞的窗口和屋顶朝外看着。一幅巨大的宣传画用俗气的颜料写着：‘光辉大道。’”
格罗斯曼采访从来不记笔记，或许是怕吓着被采访的人。他喜欢凭借过人的记忆写稿。他能让各行各业的人，不论男女，都信任他：狙击手、将军、战斗机飞行员、苏军惩戒营里受惩罚的士兵、农民、德国战俘，以及在德国占领区冒着被治罪的危险继续授课的学校教师。
《红星报》总编辑奥滕伯格写道：“斯大林格勒前线的记者都很惊讶，格罗斯曼居然让师长打开了话匣子，这个沉默寡言的西伯利亚人和他一谈就是六个小时……格罗斯曼问什么，他都毫无保留地奉告。在这战事危急的关头，师长还这么有问必答。”
奥滕伯格还写过这样的话：“我们没催过他，因为都知道他是怎么干活的。不管条件多么差，不论是在一灯如豆的破棚子里，还是在野地里，不论是躺在床上，还是在满屋子人的农舍里，他都能写下去，但写得很慢，他始终全神贯注，投入了全部精力。”
1943年，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投降后，苏军先头部队解放了乌克兰。格罗斯曼当时随军报道。他听说在巴比谷有十万人惨遭屠杀，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过了不久，在别尔基切夫，他得知了母亲遇害的详情。《旗帜报》刊出了他的一篇小说《老教师》，讲的是有一个城市，跟别尔基切夫差不多，但没提城市的名，城里有好几百名犹太人遭到屠杀，故事主要讲的是屠杀前发生的事。他还写了一篇文章《没有犹太人的乌克兰》，是对死者的长篇祷告。这篇文章被《红星报》退稿，但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报纸用意第绪语（主要是犹太人的语言，近似德语，也掺杂着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译者注）刊登了出来。
格罗斯曼还写了一篇生动而冷静的文章《特雷布林卡地狱》（1944年下半年发表），这是世界上第一篇揭露纳粹死亡集中营的文章，其他报道，不论何种语言，都在它后面。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作品，迄今已经出版很多，可是即便今天，大屠杀惨烈的程度，世人还是难以想象。说到犹太人种族灭绝，乌克兰历次屠杀是开始，波兰各死亡集中营是高潮。
格罗斯曼是调查纳粹灭犹的第一人。
纳粹党卫军竭力销毁波兰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痕迹，妄图毁灭罪证。格罗斯曼采访了当地农民和四十位幸存者，设法重现了这个灭绝营的内部结构和诱杀伎俩。
他深入透彻地写到纳粹的骗术，写到“党卫军研究死亡的神经科医生”如何“再一次蒙骗了人们的思想，故意散播一丝希望……他们一字一顿地大声说：“妇女儿童要把鞋脱掉，袜子要放进鞋里，要整洁……进浴室的时候必须带上身份证件、钱、毛巾和肥皂。我再说一遍……”
英国诗人、哲学家柯勒律治曾经给“想象力”下过这样的定义：“让灵魂摆脱客观事实的禁锢而获得自由，这种摆脱的能力就叫想象力。”
显然，格罗斯曼天生就有这个能力，并且达到了最为高超的水平。
但是，苏联官方的宣传口径是这样的：在希特勒统治下，各族人民的苦难都是一样的。如果有人说，犹太人所受的苦难最为深重，苏联官方就用一个标准答案来反驳：“死人都一样，不要做区分。”
一旦承认了绝大多数死者是犹太人，就没法否认苏联的其他民族是种族灭绝的帮凶了；再说，斯大林本人就是反犹的。
1943年到1946年，格罗斯曼和爱伦堡都在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撰写《黑书》。这是一部纪实作品，记述了在苏联和波兰的土地上发生的屠杀犹太人的事件。但是《黑书》从来就没有出版过。不管怎么妥协让步，这样的书，苏联是不会允许出版的。长篇小说《人民是不朽的》也像《斯捷潘·柯尔丘根》一样获得了斯大林奖提名，可是，尽管评选委员会一致推选，斯大林还是将它否决了。
格罗斯曼的下一本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刚开始的时候获得好评，可是后来却遭到批判。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格罗斯曼是犹太人；第二，当时正是斯大林统治如日中天的时候，战争的实际情况一点儿都不许写，战争第一年的惨败更不许写了。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其他领导成员都已经被捕的被捕，被杀的被杀，新一波大清洗马上就要开始。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若非如此，格罗斯曼几乎肯定也会被捕。
接下来的几年格罗斯曼获得了公众意义上的成功。他被授予了声望极高的“红旗劳动勋章”，《为了正义的事业》也再版了。
这个时候，格罗斯曼正在写他那两部杰作：《生活与命运》和《一切都在流动》。这两部作品都是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在俄罗斯出版问世。
《为了正义的事业》政治上没有《生活与命运》那么异端。作者本来想把《生活与命运》作为《为了正义的事业》的续篇来写。
《生活与命运》里的人物，很多也都是《为了正义的事业》里的人物，但是最好把《生活与命运》作为一部独立的小说来看。
这本书很重要，不仅是文学巨著，也是史学鸿篇。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没有比这本书更为全面的描写。
其他持不同政见作家—沙拉莫夫、索尔仁尼琴、曼德尔施塔姆夫人，他们的感召力来自他们都是体制外的人；而格罗斯曼的感召力，至少部分地来自他对苏联社会各个层面都了如指掌。
《生活与命运》是一整个时代的写照。在《生活与命运》中，格罗斯曼实现了很多苏联作家竭尽全力却没有取得的成就。书中每个人物，不管如何生动地呈现，都代表了某一群人或某个阶层，其命运是那个阶层的命运的缩影：施特鲁姆代表的是犹太知识分子；戈特马诺夫代表犬儒的斯大林主义官员；1930年代成千上万老布尔什维克被逮捕，阿巴尔丘克和克雷莫夫是其中的两个；1941年苏军一败涂地，当局迫不得已，一度改弦易辙，先不看党员的出身，而看他能不能打仗（至少有几年是这样），诺维科夫就是这样一位可敬的军官，苏联实行这个政策后，他的能力才得到承认。这部小说，不论是文体，还是结构，都没有什么标新立异的地方。但格罗斯曼书中的道德拷问步步紧逼，他把苏联共产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这可是异端邪说。若不是因为他这个论调，《生活与命运》几乎就奇怪地符合了当局的要求：要求作家写出真正的、苏维埃史诗般恢弘的作品。然而他却说苏联共产主义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是互为镜像，那个时候，即使是在西方，能听懂这话的人也没有几个。这个政权最引以为豪的就是打败了纳粹，没有什么比这个异端邪说更触目惊心了。
格罗斯曼有两个知己密友，一个是谢苗·利普金，一个是叶卡捷琳娜·扎波罗茨卡亚。1960年10月，格罗斯曼不顾这两个朋友的劝告，把《生活与命运》的手稿交给了《旗帜报》的编辑。当时正是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格罗斯曼胸有成竹，认为这本小说能够出版。1961年2月的一天，三个克格勃军官来到他家，抄没了他的手稿和相关资料，连复写纸和打印色带都没收了。
当局不逮捕人而“逮捕”书，苏联历史上只有两次，这回是其中一次。除了《古拉格群岛》，还没有哪本书被认为这么危险。当局叫他在一个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不把克格勃这次登门造访的事和别人讲。他拒绝签字。但克格勃的其他要求，他好像照办了。他把这几个克格勃军官领到他表弟家，让他们把其他两份手稿也抄去了。但是，格罗斯曼另外还备了两份手稿，克格勃竟然没发现：一份留给了谢苗·利普金保存，一份留给了廖丽亚·多米尼吉娜保存。廖丽亚是他学生时代的朋友，和文学界没有任何联系。很多人都认为格罗斯曼过于天真了，居然心存幻想，以为苏联当局会允许他出版《生活与命运》。利普金和扎波罗茨卡亚就持这种观点。根据他们的说法，格罗斯曼之所以同意把这本小说多备一份手稿，全因他们的坚持。
▲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
但是，诗人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在1960年12月27日那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格罗斯曼接到赫鲁晓夫秘书打来的电话，说这本小说太好了，正是目前所需要的，说他要把自己的读后感告诉赫鲁晓夫。”
这是传闻，不知是真是假。即便没来电话，楚科夫斯基对此事的重视，这就很不一般。
我个人并不觉得格罗斯曼天真。不论是人的心理活动，还是苏联政权的内部运作，显然他都是非常熟悉的。1956年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从那时起，政治形势一直在迅速演变。今天回过头来评说当时的政治形势，事后聪明，肯定不费吹灰之力。艺术批评家伊格尔·格隆斯托克跟我讲过，当时很多有头脑的人期望值都很高，他们深刻批判苏联政权，但他们都像格罗斯曼一样，一辈子都是在苏联体制内度过的。利普金说得很明白，格罗斯曼知道自己有被捕的可能；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格罗斯曼当时有可能只是厌倦了搪塞支吾，当局今天要求这样，明天要求那样，他厌倦了，不想再跟着它的指挥棒转了。他没料到，这回和往常不一样，没逮捕他本人，却把他的小说逮捕了。
他把这本书的手稿在廖丽亚·多米尼吉娜那儿也存了一份。不过，为慎重起见，他连利普金都没告诉，以防万一。隔了一阵子，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主管意识形态的一把手苏斯洛夫召见了他。▲“灰衣主教”苏斯洛夫
苏斯洛夫把早就对格罗斯曼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本小说，两三百年内都休想出版。
正如讽刺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曾指出的，比苏斯洛夫的傲慢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居然很识货，一眼就看出这本小说持久的重要性。
格罗斯曼担心这本小说会就此付之东流，心情非常抑郁。用谢苗·利普金的话说：“格罗斯曼在我们眼前一天天老下去。他那卷曲的头发变了样，白发比以前更多了，有点儿谢顶。哮喘病……又犯了，走起路来趿趿拉拉。”用格罗斯曼自己的话说：“他们在一个黑暗的角落，掐死了我。”但是，格罗斯曼并没有就此歇笔。他写了一篇生动的亚美尼亚游记《愿你和平》，紧接着又完成了《一切都在流动》，这本书批判苏联社会，笔锋比《生活与命运》还要犀利。
它一半是小说，一半是沉思，书中有对苏联劳改营的简要研究，关于1930年代恐怖时期令人动容的描写，对列宁慷慨激昂的抨击，还有对俄罗斯“奴隶的灵魂”的深刻反思（至今还令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激愤不已）。
可是这个时候格罗斯曼已经罹患胃癌。1964年9月14日晚间，别尔基切夫犹太人大屠杀二十三周年纪念日前夕，格罗斯曼与世长辞了。格罗斯曼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风云巨变的俄罗斯，童年时经历沙俄崩塌，成长于专制集体化的苏联，经历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大清洗，最终痛苦逝去。
相比于帕斯捷尔纳克对知识分子内心和外部世界轰轰烈烈的反差，索尔仁尼琴的宏大与对反抗专制对人异化的振臂高呼，格罗斯曼显得温和细腻却更加深邃。
《生活与命运》比《日瓦戈医生》和《古拉格群岛》更加“危险”，它是对斯大林苏联社会真实面貌的全面描写与剖析，它是一整个时代的画像和心灵史，是极权体制下复杂多面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20世纪最黑暗的一段历史的深刻反思。它是苏联的第一个自由之声，是苏联时期的《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文学的另一座丰碑。
当苏联所有人都在歌颂斯大林的伟大时，当世上所有人都在传颂苏联红军攻占柏林时，格罗斯曼在《生活与命运》中敏锐指出苏联与德国实则互为镜像。这样犀利的洞察与书写，在当时属于石破天惊，它的余波也缓缓震荡到世界各地，影响现在人对于极权和政权的人生，帮助了更多的人清醒的面对生活。格罗斯曼以他温和却铿锵有力的声音告诉同胞，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自由是根本，是基础的基础。
知名媒体人梁文道作序力荐：“这大概是我做读书节目，从广播电台到电视，到现在做视频十来年来，最想最想给我的观众们介绍的一本书。”
本书是由介绍俄罗斯文学献出了整个生命的天才翻译家力冈老师翻译，他一生命途多舛，却依然刚毅坚卓。一共完成20多部俄罗斯文学名著近700万字。《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当代英雄》、《日瓦戈医生》，这些个个都是让人生畏的大部头，然而力冈的译作每一部都质量极高，至今仍有广泛的生命力。
著名翻译家杨武能对他惺惺相惜，钦佩不已，称其为“以九死不悔的毅力追求自己的理想，为介绍俄罗斯文学献出了整个生命的大翻译家。”
力冈先生的译者序言成于1989年6月10日，最后一段话是非常直白的吁求：“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如此八十年代的笔致，写在八十年代的终点，这本书要是生在新时期的中国会被人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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