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9年一审被判两人死刑立即执行、一人无期徒刑，另两人各十五年，到2001年10月二审发回重审后终审判处两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他被告人刑期不变，“五周杀人案”五名被告人一直是以罪人示人。在经过了五人在不断申诉，期间多名律师冒着被处理警告代理伸冤、“澎湃新闻”等媒体发力报道下，该案件2016年终获再审决定。
2018年4月11日下午，安徽省高院审判庭里，从被刑事拘留开始算起，时隔21年后，被告人周继坤、周家华、周在春、周正国、周在化五人被宣判无罪。法庭外，曾经的死刑边上的被告人手举无罪判决书，以跪苍天，最大的心愿则是“我宁愿不要赔偿，也要求对当年办理冤案的人员进行追责。”
追责，问题是该追谁的责任，背后是多少人的命运将改变？难度何其大？
就在“五周杀人案”被再审宣判无罪的当天，该案原一审审判长，现因受贿罪、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八年，正在申诉的巫继成，接受了《财新网》记者的专访，讲述了“五周杀人案”是如何从一审合议庭、审委会均一致认为无罪到最终被判处两人死刑立即执行背后的故事。以下蓝体字部分内容来自巫继成受采访时的原话：
平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只是正义来得太迟。1998年一审合议庭讨论和第一次审判委员会讨论，此案的证据存在明显不足，无法证明周继坤五人实施了杀人行为，指控罪名不能成立，合议庭和第一次审判委员会成员一致通过，应当依法宣告五名被告人无罪。但列席的检察官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该定罪，我们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转折点是被害人父亲周继鼎到我办公室喝了农药，抢救无效死亡。第一次审判委员会讨论会开过的第二天一早，周继鼎到我办公室，他问我是否要宣判五名被告人无罪。我没有回答，反问他是怎么知道的。肯定是有人泄露了。周继鼎很突然地从兜里掏出农药喝了一口，三天后他就去世了。
被害人家属喝农药自杀之后，这个事情就不是我们合议庭成员能够掌控的了。从市委到省委各级领导对此案高度专注，并批示要明确责任，提高办案质量，层层压力非常大。周继鼎喝农药出事之后，就没再开合议庭会议，重新开了审判委员会会议。由于案外因素的干扰，判决结果已经不是审判委员会能决定的了。
当被问及为何这样明显的一个案件，历时这么多年被告人的申诉为何不能再审时，巫继成是这样回答的：
被害人父亲喝农药自杀，多位领导层层批示，案外因素导致了这个冤案。很多人心里有数，这是个冤案。从死刑到死缓，一次比一次轻，但谁都不敢判无罪，就是害怕担责。已经有一个人喝药死了，万一再出这类事情怎么办？
巫继成的以上言论，很是似曾相识。就在今年一月份，法学博士、现任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庭分党组书记、庭长，二级大法官的胡云腾大法官，曾经有一篇署名文章《谈谈人民法院“宣告无罪难”》在网上流传，道出了法院何以判处无罪难的原由。此文至今网上可查。
文中原文讲到，一些应当及时宣告无罪的案件，往往要拖上三年五载后才宣告;……一些本该由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就能宣告无罪的案件，却要通过与许多部门沟通协调达成共识后才予宣告;……有的经当事人长期申诉，有的因案件事实发生变数，有的经有关部门主动发现，在若干年后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被动地宣告无罪，导致司法正义姗姗来迟，等等。
何以至此，胡大法官分析了以下五个原因：
一是思想认识偏颇。有的人”总以为人民法院宣告有罪是正常的，宣告无罪则是不正常的，结果便出现了对人民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横加指责、非法干涉的不正常现象。”
二是有关部门不乐意。“一个刑事案件，经过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以后，如果被法院宣告无罪，有关方面就觉得自己千辛万苦办的案子白忙活了，心里自然会产生不痛快的情绪，这也是人之常情。为了照顾有关方面的面子或情绪，一些法院对宣告无罪就畏首畏尾了。”
三是被害人不答应。“人民法院宣告无罪难，在有具体被告人的案件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在受到犯罪严重侵害的被害人看来，一个案件进入审判程序以后，本来以为冤有头、债有主了，就等着法院为其申冤报仇了。结果等来的却是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被害人顿时就觉得自己受到的伤害没人埋单了，错以为法院放纵了坏人。结果便是，针对法院或法官的威胁、阻挠、闹访行为接连实施，弄得法院不敢依法宣告无罪。”
四是考评机制不科学。“有的办案机关把被人民法院宣告无罪的案件，不分青红皂白地作为错案对待，甚至以此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导致有关办案人员出于利害关系考虑，违法干涉人民法院宣告无罪。”
五是社会舆论不服气。“有的案件还没有进入审判程序，汹涌的社会舆论就给被告人定罪量刑了，如果被告人确实无罪法院还敢顶，如果被告人是存疑无罪，法院就胆怯了，从而屈从了舆论审判。”
六是法院领导不担当。“一些无罪案件，合议庭的意见往往是坚持宣告无罪的，但由于宣告无罪案件会给法院带来诸多困扰和麻烦，导致一些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或领导顾虑重重，在应当严格司法的关键时刻失去了敢于担当的精神，甚至出于“宁可委屈一个人、不愿得罪一群人”或“宁可判有罪保险、不可判无罪冒险”的错误心理，违心地宣告被告人有罪，等等。”
胡大法官总结的以上六个原因，在“五周杀人案”上应该都有涉及，真的是很贴切。媒体报道，被害人父亲周继鼎自杀后，当地政法系统发生地震，宣判停止。随后各级领导和机关开始了一些列的请示、汇报，批示等等流程。时间从1998年底持续到1999年初。参与本案批示的有当时的省委政法委书记、市委书记、市长、市政法委书等一干人马。该市其任市长王怀忠被升任安徽省副省长，后因职务犯罪2005年被执行死刑。
究竟是舆论审判、还是领导审判、还是法官审判，还是法律审判？案件审判中，哪个更权威？用巫继成现在的话说，“说到底，当年是人治不是法治。时代在进步。近些年，中央出台文件规定，要求领导干部不得插手干预个案，从制度上防止司法腐败，确保公平正义。”
国家将审判权交给法院，法院将裁判权交给法官，更是交给了一份社会责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公正司法。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所谓公正司法，就是受到侵害的权利一定会得到保护和救济，违法犯罪活动一定要受到制裁和惩罚。如果人民群众通过司法程序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权利，那司法就没有公信力，人民群众也不会相信司法。法律本来应该具有定分止争的功能，司法审判本来应该具有终局性的作用，如果司法不公、人心不服，这些功能就难以实现。
——2013年2月23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指出
我国司法制度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总体上与我国国情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应的。同时，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司法活动中也存在一些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以及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就会严重影响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
——2015年3月24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凡是进入法官、检察官员额的，要在司法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法官、检察官要有审案判案的权力，也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制约，把对司法权的法律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落实到位，保证法官、检察官做到“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把司法权关进制度的笼子，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人民心田，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
——2015年3月24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知道当初在“五周杀人案”中批示、签字裁判的法院内外领导及办案人员有没有想过，这个案件以后会改判，自己可能会被追责？现在是否正在担心被追责？
不知道在全国已经全面推进“谁审理谁裁判 谁裁判谁负责”的司法责任制改革后，是否还存在领导干预办案、法官法律之外考量办案的情形，如果有，“他们”是否担心未来会在案件质量上终身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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