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经历给我带来了一个检验法律的机会（政法大学方流芳教授庭审发言）
转自：监管与合规
原告诉讼请求依据的事实和理由：重申和补充
（2018年10月30日庭审发言）
方流芳
一、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作为原告提起民事诉讼，而被告却是中政大，这是我最不情愿的选择。
我为这所学校服务了25年。在此期间，北大、清华、浙大、上海交大等学校先后邀请我任教，我都一一婉谢。我为这所学校开设了民法总论、债法总论、合同法、侵权法、公司法、法律职业伦理、昌平地方志等多门本科、研究生课程。我为这所学校建立了两个学院、一个研究所（法律硕士学院、中欧法学院和公司法研究所），指导了二百多名硕士生和博士生.....。我没有任何理由与我为之付出了二十多年劳动的机构对立，一点也没有。
案件的缘起是被告的法人代表（校长）充当外国政府的工具和代理人，根据外国政府授意，用学校的名义对我实施打击报复，违约只是校长对我实施打击报复的手段之一。
其实，这一切本来与中政大无关。中政大是我的服务对象，正是为了维护中政大的利益、维护学生利益、维护中国法律的尊严和教育主权，我才遭受了打击报复。但是，按照法人制度和民事诉讼法，高校被虚拟为法人，高校被看成像正常成人一样有独立意思能力、能够独立责任的主体，当代理人用高校的名义实施不法行为的时候，我不能起诉滥用权力的人，只能将高校作为被告，真正的不法行为人得到了豁免，这是一个法律的遗憾。如果有一个可以用来救济“打击报复”的民事诉讼案由，这样的遗憾是不会发生的。我必须声明：中政大是一个被代表的无辜者，有过错的是那些以中政大名义实施不法行为的人。2. 原告诉讼请求的依据是什么？
我提出的两项请求分别是：（1）撤销被告发出的2017055号“退休通知单”；（2）赔偿报复性扣发工资、下调工资造成的损失共计一百万元。以下是本人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二.亲身经历给我带来了一个检验法律的机会，这就是通过诉讼提出若干与我本人有关、也和高校教师有关的法律问题。
1.1. 我的第一项请求包括以下法律问题：
（1）高校教师和高校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如果有，这是什么合同，是劳动合同、人事合同、聘用合同，还是聘任合同？如果没有合同，教师与高校之间的关系是何种民事关系？
（2）如果高校教师和高校之 间有合同关系，合同期限是法定还是约定？法定或者约定的依据是什么？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了合同期限，高校单方解除合同，教师当有哪些救济？
高校劳动合同适用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劳动合同法，条96），原告的任职不属于“聘用制”，因此，原告和被告之间既没有劳动合同，从而也就没有聘用合同。但是，按照“高等教育法”, “高等学校教师的聘任，应当遵循双方自愿平等的原则，由高等学校校长与教师签订合同。”（48条）
在中政大，我没有看到一个教授与校长签过“聘任合同”。由于法律的强制规定被搁置在一边，高校教师证明合同关系存在成为一件复杂而困难的事：没有书面合同，聘书过期，甚至没有聘书，工资单也是错漏多多。校方刻意模糊合同关系，为自己预留了单独决定合同条件（包括而不限于合同期限）的空间，而这种权力发展到极致。
无论是按照“合同法”还是按照常理，一个生效合同必须有履行期限——合同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法律对合同期限期限有强制规定，适用强制规定；法律没有强制规定，由当事人双方约定；当事人双方没有约定，则适用填补合同空白的法律条款；如果没有用来填补合同空白的法律条款，那么，在合同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应当对此负责。
2004年9月，校方给了我一张聘书，聘我为一级教授（当时有5人被聘为一级教授，我的年龄最小，其他4人都是70岁之后退休）。聘任时，校长和负责人事工作的副校长都说：一级教授七十岁退休，可续聘为终身教授；被告刻意撤回、至今没有向法院提交的“中政大发（2005）210号文件”（有关高级专家退休的文件）又用书面形式确认了这一事实。
2008年2月，被告向教育部申报成立中欧法学院，被告向教育部提交的文件清单就有本人简历和一级教授聘书（原告补充证据4）。2008年5月4日，前总理温家宝访问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徐显明向温总理介绍本人时说：“这是我们最年轻的一级教授、中欧法学院未来的院长。”
被告单方改变原告、被告之间有关合同期限的约定，这一过程与校长（被告方法人代表）充当外方打手是分不开的。从2011年年初开始，欧盟大使给校长写信，要求我离任，以此作为中欧法学院延期条件，校长不失时机地竭力满足欧盟大使的要求。学院负责人去留，本来应当完全由中政大单方决定，而校长做出让步，把这一权力拱手让渡给欧方。我离任之后，欧方进一步要求我离开中欧法学院教学岗位，校长设法满足欧方要求，我被停课、停发工资。在停发工资的同时，校方又在2015年9月制定了一个专门为我量身打造的“高级专家退休规定”（被告方证据7），这个规定单方变更了原、被告双方在2004年达成的有关合同期限的约定，溯及既往地废止了被告在2005年颁布的、实施整整10年的、有关一级教授退休的规定。我一直坚持认为，被告2015年的单方规定不能改变2004年生效的、双方有关合同期限的约定。形成僵局之后，校长又提出：专门为我设立一个处级科研单位，作为学校的公司法专业博士点、学位授予单位，让我带着我在中欧法学院指导的6名博士生一起离开。
2016年3月，被告给我发出了成立公司法研究所的书面指令，任命我为所长，任期四年（见原告方证据3、4、5）。同时，被告再次确认了它在2004年提出、被告在2004年接受的合同期限——合同期限在原告年满70岁届满。
可是，在我同意离开中欧法学院一个月之后，被告再次反悔，单方给尚未正式成立的'公司法研究所'发来一个通知，让我“65周岁整按时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后返聘3年”（原告补充证据7）。被告缺乏诚信、反复无常的做法让我感到震惊，我当即表示：不接受这一单方决定。
2017年12月，被告通知我退休，依据是1978年“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我认为：在聘任合同有效期内，不存在退休问题，被告应当履行聘任合同，因此，我没有办理所谓“退休手续”。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关高级专家的退休规定，从来没有一刀切，相反，国发（1983）141、142号文件规定，讲师、副教授退休时间可延长到65岁；教授退休时间可延长到70岁或不退休。被告在2004年就是按照这一规定与本人约定合同期限的。被告把合同期限的约定看成它可以单方变更的“退休年龄规定”，不止是缺乏合同意识，而且是从来没有把教师看成需要平等的合同当事人。
2. 我的第二项请求，索赔经济损失一百万元，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计算。精确的损失计算，需要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与被告一一核算。
本人的经济损失包括：
2.1. 在2008-18期间，被告一直没有给我增加工资，而年度加薪是高校教师工资的基本政策。被告应当按照本校教师的年度加薪幅度，补足本人工资。
2.2. 在2016-18年期间，被告两次扣减原告工资：2016年3月到2018年3月，从每月4万减少到每月1.8万；2018年3月，从每月1.8万减少到每月1万。
2.3. 从2015年3月到2016年3月，被告停发了我13个月的工资、奖金。在此期间，被告一直安排我承担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我各项考核达标。在2016年3月，被告补发了我12.5个月的工资，欠发：（1）半个月工资；（2）各项补贴；（3）拖欠工资造成的损失。
2.4. 2008-16年3月，原告在中欧法学院工作期间，被告克扣了地方财政和教育部发放给原告的各种专项补贴，如：物价补贴、提租补贴、电话补贴、教师节补贴、书包补贴。更为恶劣的是，被告伪造工资单，声称当年向原告发放了这些补贴（存在着冒领工资吃空额的嫌疑）（原告补充证据6）。
2.5. 从2008年1月到2010年12月，原告预算工资为每月8万元，被告按这一数字报账。在此期间，原告每月向被告捐赠4万元，被告聘请的审计确认了该项捐赠。
2011年1月到2012年12月，原告每月工资125,000元，实发工资每月4万元（每年13个月工资）、住房公积金每月1513元。原告每月向被告捐赠80,153.67元。被告聘请的审计确认了该项捐赠（原告补充证据1、2、3）。
被告如接受捐赠，应向原告出具捐赠证书，以便原告抵扣所得税或申请所得税返还；被告不接受捐赠，应当补发原告这部分工资。
2.6. 在被告宣布我退休（2018年2月至今）之后，我一直承担着正常的教育、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被告应当补偿工资差额、迟延给付的损失。
被告工薪管理混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比私企更随意、更专断、更不透明。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高校财务管理潜伏着诸多“黑洞”，探查一个“黑洞”可能发现惊人的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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