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庭长不办案应退出员额，实践中这四大偏差必须解决

编者按：昨天，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讣告：我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赵建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20年8月9日13点07分逝世，享年47周岁。很多自媒体报道，赵建荣系突发心脏病逝世。留言区里，惋惜声一篇，不少法院网友都在叹息，法院工作压力太大了，法官已经疲于应付。

近些年来，不时传来法官积劳成疾突发去世的消息，而法院加班更是成了家常便饭，而另一面，立案难、审判难等问题，社会反响依旧强烈，尽管近些年司法改革举措不断，但成效好像不大。何以解决此问题，综观网友建议，不外乎两个，一是增加法官人数，二是解决法院领导不办案、挂名办案、办简单案件问题。

以下正文

     近日，最高法院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规定：各级法院院庭长办案以指定分案为主，重点办理“四类案件”、发回重审案件等，基层人民法院院庭长可以参与随机分案，但应当优先办理前述类型案件。院庭长不办案、办案达不到要求，或挂名办案、虚假办案，拒不改正的，应当退出员额。

司法实践中，院、庭长办案应该是实质办案而不是形式办案，要通过切实强化院、庭长审判业绩考核，确保院、庭长在办案上发挥示范作用和引领作用，有效规避院、庭长办案的偏差。

1.偏差一：空挂名义型办案。司法实践中，院、庭长参与办案的形态有两种：一种是以承办人身份办案；另一种是以审判长身份参加合议庭办案。所谓空挂名义型办案，主要是指在司法过程中，某一司法案件名义上是院、庭长办理，而实际上除庭审之外，其他所有流程全部由他人代办。此种类型实际上是转嫁司法审判的工作职责，将审判任务强加给普通法官。空挂名义型办案实际上主要出现在院、庭长办案形态中的第一种情形。至于第二种情形，仍然存在院、庭长空挂名义办案的现实可能，其具体情形就是院、庭长“陪而不审、审而不议”，最后只是顺大流，随意签发，给裁判质量留下严重隐患。需要强调的是，当前，院、庭长办案的上述两种模式均纳入审判业绩考核的范围。但相较于亲自承办，院、庭长可能更加热衷于以审判长身份完成审判业绩的考核要求。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形，空挂名义型办案都将严重有违积极司法和司法亲历性要求。如果院、庭长无法亲身参与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只是单纯地参加庭审，除此之外便做起“甩手掌柜”，实际上无异于“空挂号不办案”。在法官员额制改革和推进中，这是首当其冲需要检视的院、庭长办案偏差。

      2.偏差二：趋易避难型办案。所谓趋易避难型办案，主要是指某些院、庭长虽然参与办案，但仅仅办理那些简单的、技术含量较低的案件，例如管辖权异议类案件、小额诉讼案件等，对于疑难复杂型案件则一概不审。当下，司法改革和法官员额制改革对院、庭长办案提出了较高预期：“院、庭长是优秀的法官，在审判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优秀法官没有不去充当主力的理由，更何况院、庭长在一个法院占据着相当的法官比例。” 但是，司法实践的效果可能不容乐观，事实上很多法院在为院、庭长分案时已经形成了一套“潜规则”：简单分案规则。这将直接导致法律共同体对院、庭长司法审判业务能力和水平的怀疑与信任危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院、庭长明示要求只办理简单案件；二是分案人员恣意揣测人为分案。但无论是哪一种理由，都将严重损害院、庭长的司法形象和司法能力。毕竟，将简易、小额案件分配给一般来说具有丰富审判经验和较高专业水平的院、庭长，除能够满足院、庭长结案数量的要求之外意义并不大，反而可能使其陷入司法裁判的程序性、事务性工作之中，影响正常的司法管理职能的行使。这是院、庭长办案问题上需要审慎检视的第二个偏差。

3.偏差三：博取面子型办案。所谓博取面子型办案，主要是指部分院、庭长参与办案只是出于个人面子需要，参与某些案件审理带有功利性目的与需要。究其实质，乃是司法投机的一种具体体现。不可否认，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少院、庭长没有严格按照规定去实际办案。即使有些办案的, 也大多出于特殊需要( 如开观摩庭、上级法院检查等)或象征性地‘撑撑面子’”。司法实践中对于那些重大疑难复杂、社会影响力大，且必须由审判经验丰富、庭审驾驭能力强的院、庭长办理的案件，应是出于司法审判的现实需要。对院、庭长博取面子办案的认定，可依以下要素把握：一是主观上具有功利性，主要是为了获取声望利益；二是案件审理是否具有院、庭长必须审理的现实必要性；三是案件办理是否全程体现院、庭长办案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高度责任性。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必须严防院、庭长过分注重面子，只追求案件审理的形式美感，而忽略了案件办理的质量与价值。

4.偏差四：应付任务型办案。所谓应付任务型办案，主要是指部分院、庭长参与办案只是为了完成法院审判管理提出的办案数量要求，而不是为了忠实履行法官的审判职责与义务，其实质属于消极司法的典型体现。在司法改革的大格局下，基本上所有的法院都对院、庭长办案提出量的要求，但从司法实践的预期效果来看，部分院、庭长可能纯粹出于完成任务的目的，保证不少办，但也不多，始终处于垫底的状态。应付任务型办案尽管在量上满足了形式要求，但距离积极司法的要求却相差甚远。正是基于此，很多法律共同体成员对院、庭长参与办案是否能够真正有效缓解案多人少矛盾提出了深刻怀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工作的意见（试行）》：

1.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入额后应当办理案件，包括独任审理案件、参加合议庭作为承办法官审理案件、参加合议庭担任审判长或作为合议庭成员参与审理案件，禁止入额后不办案、委托办案、挂名办案，不得以听取汇报、书面审查、审批案件等方式代替办案。

2.各级人民法院院庭长应当根据分管的审判工作，结合专业背景和个人专长办理案件，重点审理重大、疑难、复杂、新类型和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

故而，以下案件不属于院庭长办理的案件类型：

1.减刑假释案件；

2.非诉行政执行审查类案件；

3.非诉财产保全审查案件类案件；

4.执行实施案件；

5.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类案件。

       从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司法预期来看，院、庭长入额与办案是大势所趋。对于入额和办案，院、庭长必须彻底摒弃“只入额不办案”的美好想法，而应该转变思路，脚踏实地办好案，有效协同角色分工和职能转换的关系。毕竟，法官员额制改革以后，对入额法官，不管是院、庭长，还是一线法官，考核标准一视同仁。院、庭长手中所掌握的行政管理性权限也不再是“尚方宝剑”和“免死金牌”。如果院、庭长入额以后不能按照审判要求办好案，那么退出员额制还只是颜面尽失的小问题，而其司法职业归属感的丧失才是根本意义上得不偿失的大问题。

转自：法语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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