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大咖自己遭遇医患纠纷，不走法律程序，却发起了舆论战...
令人意外的是，文章写了几千字描述自己在医院遭遇的以上治疗问题后，最后给出的结果居然是，“我决定不再寻求真相，放弃所有的索赔。”，尽管文中也称，“医院建议我走法律程序。”
律师选择的维权方式是，“强烈呼吁各保险公司终止和这家医院的合作关系，强烈建议大家一定一定不要去这家医院看病。”，“对于医院存在的各种违约、违规、违法行为，我将坚持不懈向各个机构和部门进行控告。我要让它受到应有的惩罚。”
给出的理由是，“作为律师，我知道法律程序的漫长，我跟他们的医学知识不对等，一些关键的证据（手术室监控、手术记录等）在他们手里，可以隐藏或者篡改。我无法证明心跳骤停是因为麻醉剂过量或者手术失误，心跳骤停引发的一系列后遗症，比如脑损伤、心肌损伤以及其他脏器损伤，难以证明与这次手术之间的因果关系。”
原来，律师大咖自己遭遇了医患纠纷，也怕打医患诉讼啊！通常情况下，法律人最擅长的，不应该是法律手段吗？舆论手段，不是在法律手段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以才会用到吗？不知道其他的读者，会不会也有这样的疑惑？
这几年，烟语君也一直为了自己长辈的病情治疗，长期跟医院打交道。可以说，每次去医院，都是一场痛苦的经历，不仅有亲属患病有劲儿使不上的郁闷，更有对于医疗诊疗过程中诸多问题和现象的无奈。每次都是告诫自己，忘记自己法律人的专业眼光，到了医院就要尽力配合和服从院方的安排（人家的地盘），能花钱解决的都不是事儿，但并不耽误，看了律师的文章之后，还是有几分相信其遭遇的可能性的。
由此，对于律师的遭遇，还是很同情的。不过，当看到医院给出的，“建议走法律程序”时，不免想到了，医院何来如此的底气呢？律师遭遇的医患纠纷，未尝不是在跟自己的同行进行较量啊！
每个医院都有自己强大的常年律师法务团队，从患者踏入医院那一刻起的门诊检查到住院治疗，再到治疗方案、手术方式的选择，都是按照法律团队的设计而来的。最典型的就是，几乎每一步都要患者及家属签字同意，必有的内容都是，患者风险自担。这些，都是法律人士的功劳吧。
即便是出现了医疗事故，即便是法律规定了，医患纠纷施行有限度的医院举证责任倒置，必须包括司法技术鉴定在内的冗长司法诉讼之后，排除了患者本身由于对于医疗技术不理解、诊疗过程签字认可了诊疗风险而获得了完全败诉结果之外，即便是官司胜诉了，也仅是自己受到损失的部分赔偿而已。
患者胜诉医院败诉的判决结果，也不会包括患者的诉讼成本，也不会产生人身损害之外的超额赔偿。于是乎，在法务建议后的医院方，针对患者提出的诊疗质疑，给出的答复都是，走法律程序吧。于是乎，也便有了律师遭遇医患纠纷，也不走法律程序了。
不得不说，律师自己遇到纠纷，不走法律程序，而且走媒体舆论等非法律路线，实在并非法治之幸。犹如近日曝光的，十几名律师打官司不走法律途径，而是采取行贿湖南长沙詹姓法官及其亲属方式一案。本是法律事务、诉讼流程，一群法律人凑到一起来处理，最后采取的却是非法律的手段来决定结果，哪有法律手段是最后解决问题方式的影子？
律师打官司行贿法官，是不信任自己职业依仗的法律属性的可预测性，不信任法官可以秉公依法裁处案件；律师遇到医患纠纷放弃诉讼索赔，是不信任法律途径可以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不相信自己可以击败同行前期给医院设计的医疗流程、同行后期代理医院应诉给出的法律抗辩。说到底，究竟是法律规定出了问题，还是执行法律的人，出了问题呢？
设计法律规定的目的，不是凡事都要走法律程序，而是社会各行可以参照法律规定，将纠纷化解于司法诉讼之前；法治社会大量需要法律人士，也不是鼓励大家凡事都走诉讼渠道，而是明白法律规定的各方，可以坐下来将纠纷解决在司法诉讼之前。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各方首先要树立对于法律规定统一理解的信任、对于司法流程居中公正裁判的信任。
然而，在动辄十几名行贿律师大肆行贿法官操控案件结果，律师遭遇医患纠纷宁可选择发动纷纷扰扰、各说一次的舆论战，也不选择走法律途径看，法律人自己，信得过法律途径吗？如果自己人都不信任的话，何以让社会其他群体信任？
律师大咖遇到纠纷不走法律途径，实在不是应有的法律职业态度，怪谁呢？法治之路，任重而路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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