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民安丨论福柯的“人之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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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福柯的“人之死”（上）
文丨汪民安
本文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对于人类知识而言,人既不是最古老的问题,也不是最恒常的问题。如果在一个有限的地区内取一个相对短的时序,比如16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人们就可以肯定,人是这其中的一个晚近发明。知识并非总是在黑暗中围绕着人及其秘密久久地寻觅。实际上……只有始于一个半世纪之前而现在正趋于终结的一件事情,使人的形象得以出现……人的出现是知识的基本配置发生变化的结果。正如我们的思想考古学轻易地表明的,人只是一个近期的发明,这一发明或许行将终结。——《福柯集》
在《事物的秩序》中，福柯分头讨论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17世纪中期—18世纪末期）和现代时期（19世纪初—20世纪中期）的三种“知识型”，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时期的知识型中，人不是一个焦点，不是各种学科的关注对象。福柯讨论了古典时期的三门科学:财富分析（生产）、自然史（生物）、普遍语法（语言），这三门科学都遵从表征规则，即词能毫无遮挡地表征物，词和物快速而透明地达成了一致，而人则消失在这种表征和表格的秩序中。但是，现代思想抛弃了古典时期的表征空间，抛弃了分类秩序，词获得了深度，生物获得了深度，生产获得了深度，而且它们都为一种有限性和历史性所控制。这样，人的出现就可能了，因为语言、生命、劳动都与人有关，都是人的奥秘，它们无法摆脱人的特征。因为人的具体存在可以通过说、生命和需求来判断，也就是说，现代时期的语文学、生物学和政治经济学正是关注人的语言、生命和劳动，它们的知识内容正是人的秘密所在，它们的深度正是人的深度所在，就此，它们可以发现人的有限性及秘密，可以发现人的真理，这三门学科第一次将人作为它的知识客体，作为它的探究对象，作为它的内容。人也第一次作为一种知识对象进入学科之中。在古典时期，也可以说，在18世纪末以前，人并不存在，他只是将自己视作表格中的一个形象或一个反映，但“他从没在那个表格中发现自己”。或许18世纪的普遍语法、自然史、财富分析都认识到了人的存在，但是，这并不表明人出现了，因为它们不是将人作为一个特殊领域对待，而是将人作为一个共有的种类的一员，它们没有发现人的特殊性，“没有关于人本身的认识论意识”，没有认识到“人性”。不仅如此，在19世纪的现代思想中，人同时还是认知主体和理解主体，因为盛行于18世纪的表征消失了，词和语言不再从事表征工作，它们不再是世界的自然而透明的记号，世界不再以符号的秩序表征出来，那么，世界将何以显现?此时，人出现了，他接管了符号表征的任务，他成为世界的认知者、理解者、揭露者，他是世界知识的认知主体。在古典时代，符号和世界无需中介地快速联接起来，符号和语言的目的，就是建立图表、秩序，就是让自身透明，就是让物显现、集中和联结。在这种语言秩序中，“人”及其本性难以占据一席之地，它排斥人和主体，人在古典的知识图表中并没有找到一个主体的位置。人的秘密和真理在表征的秩序、表格中被忽略，在词与物的连接中，根本不需人这个楔子。但现在，符号对世界的表征出了问题，世界不再由符号来表征，来展示，来标记，相反，它成为一个有待发掘的秘密。这个世界秘密怎样敞开?此时，人开始认知世界了，世界的秘密不是由符号而是由人来揭示，因此，人既是知识的客体，又是认知主体，既是学科捕捉的对象，又是学科得以奠定的基础。生物学、语文学和政治经济学正是以人的秘密为基础来展开它的学科构想的，人出现在现代思想中，它的事实，它的秘密，它的真理出现在现代思想中，由此人的科学出现了。而这正是知识序列的一个重大事件，是19世纪现代知识型的产物。
然而，知识的实证性预告了人的限度，人受劳动、生命、语言的控制，他的具体存在的确定性只有在它们中才能被发现。人是有限的，身体的空间是有限的，欲望的豁口是有限的，语言的时间也是有限的。人被它们所界定，所指明，被生物学（身体）、经济学（欲望）、语文学（语言）所界定和指明，“然而还有其他更典型的限制: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限制不表现为从外部强加于人的论断（因为他有一个本质或一段历史），而表现为这样一个基本的限度:它仅仅依据自身的存在事实”。在福柯的考古学层面上，现代人只有作为一种限度构型才是可能的，“现代文化能够思考人只是因为它在自我的基础上思考有限”。
这里的人，在对其限度的分析中，存在着三种二重性。首先是经验-超验的二重性。经验-超验二重性的构成是现代性开始的标志。这种经验-超验分析有两种:一种是对身体空间内部的分析，它研究知觉、感官机制、运动神经等这些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这些认识的生理学-解剖学条件。它们形成于身体的结构内部，它们决定着知识的经验内容的诸种形式。这些是知识的认识论基础，它表明了认知的独特性质，独特的生理-结构性质。另一种是对人的历史领域的分析，这种分析试图表明知识的历史、社会、经济条件。它也表明人的认知总是在历史中形成，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形成，在社会语境中形成。这两种经验分析，也即是两种限度分析。就前者而言，身体经验分析为一种超验美学服务，就后者而言，历史经验分析是为一种超验辩证法服务。也即是说，经验性的限度分析为超验性诉求提供了条件，有限的人可以产生无限的可能性的知识。
人的另一种二重性是“我思”（Cogito）和“无思”（Unthought）。对于福柯来说，“人不能在‘我思’的直接而自主的透明性中确立自身;另一方面，人也不能居住在客观呆滞的决不会产生自我意识的事物之中”。人实际上是这两者的结合。人的维度，人作为知识型中的一种构型，从自我意识延伸到无意识，从透明部分延伸到隐秘部分，从外部延伸到内部。“我思”不是真理的突然发现，它更像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无止境的任务，“我思”无法穷尽人的秘密，无法穷尽“无思”的领域，即无意识领域。因而19世纪的思想家，都开拓了“无思”领域:在黑格尔那里，它是自在，在叔本华那里，它是无意识，在马克思那里，它是异化的人;这些隐秘的无思领域，正是知识的隐晦地带，阴影成分，无形机制。对“无思”的思考，即对一个隐秘的未知领域的思考，对人的异化的思考，对他者的思考，对知识中的沉默和喃喃低语的思考。在现代知识型中，人无法摆脱“无思”，人和“无思”的关系是一种孪生关系。自19世纪以来，人和“无思”默默地而又无需任何解释地相依为伴。在现代思想中，人致力于弄清有关他的一切，他无法容忍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周围还有巨大的隐晦地带，因此，整个现代思想都浸透着思考“无思”的必要性。
对“无思”的思考，对隐晦的知识领地的思考。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现代思想没有产生一种稳固而确切的效应，思考本身是探索的，是可能性的探究，它是尝试和含混式的，它处于探索过程之中。思想在探究和改变所思对象之时，它自身也发生改变，因而，现代思想家对无思的探究同时也是对他自身的探究，是对他自身的改变，现代思想因而也只是一种行动，一种冒险，一种行为形式，一种探究过程，而不产生一种完全而圆满的结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断言说:“现代思想，实际上从不能提出一种道德性，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它是一种纯粹思考;相反，从一开始，在它自身的稠密性中，现代思想就是某种行为模式……甚至在描绘、暗示一个未来之前、在说出如何行动之前，甚至在告诫或仅仅听到警报之前，思想，在其存在的层面上，在其曙光中，它本身就是一种行为——一种危险的行为”。
人的第三种二重性是“起源的退却和返回”。这种二重性与人的起源有关。人诞生于现代思想中，但他实际上和遥远的历史性相关，他的开端，生命的开端、劳动的开端、语言的开端早就在历史的模糊深处展开了，在一个遥远的地平线上展开了，但这不是具体的起源，“对人来说，起源决非开端，决非最终的要求都从那里累积起来的某种历史的黎明”。在现代思想中，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起源，人是一个毫无起源的存在，与其说存在着这样一个起源，不如说存在着一个散布的来源，一个没有固定明确的诞生地的来源、没有同一性的来源、没有瞬间性时刻的来源。人就是和这样的起源相分离，他的起源退隐了，这是一个没有起源的存在，是一个起源退却的存在。但是，思想不甘心于这种起源的退却，它要和这样的起源思想相抗争，它想通过时间的重构找到起源的基础，它想让起源返回。现代思想要思考人的起源，但从没有接近这个起源，“起源，成为思想仍旧在思考，并总要重新思考的东西，它总是在一个接近完成但又决不会完成的迫近中被许诺。在此，起源就是正在返回的东西，就是思想正在向它接近的重复，是早已开始的东西的返回，是有史以来就在闪耀的光的靠近”。这，就是起源的无穷无尽的返回，它是因为起源退却后而不断出现的返回，是没有终点的返回。起源的退却和返回，是人的最重要的经验，正是这一点，与人的限度、历史性相关，它是限度和历史性的更基本的层面，它将人投入到与时间的无尽的纠缠中。
福柯将现代思想对人的分析称作人类学（Anthropology），人类学在现代思想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这种人类学由康德开创，它的基本问题是“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贯穿着19世纪的思想，它导致了经验与超验的困惑，导致了人类学的漫长沉睡和现代哲学的构型。福柯对这种人类学表达了敌意和厌倦，他希望埋葬人学，为了从19世纪的人类学沉睡中唤醒思想，福柯诉之于尼采的努力:“通过一种哲学批判，根据某种形式的生物主义，尼采重新发现了人和上帝的相互归属之处，在此，上帝之死和人的消失是同义的，超人的许诺首当其冲地表明人的濒临之死。据此，尼采将未来作为许诺和任务提供给我们，他标志着当代哲学能进行新的思考的起点，而且他无疑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引导着当代哲学的前行。如果永恒回归的发现确乎是哲学的终结，那么，就人的终结而言，则是哲学开始的回归。在今天，不可能不在人的消失所留下的虚空中思想，因为这个虚空并未建立一种匮乏，它也不构成一个应当填充的空间，它仅仅是一个敞开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有可能再度思想。”这样，人类学作为康德以来的基本哲学配置在尼采的手中就要坍毁了，作为知识的主体和客体的人要消失了，对人进行捕捉的，人在其中出没的现代知识型也行将就木。福柯对贯穿于19世纪的现代思想敲响了丧钟:“对于所有那些希望谈论人，谈论他的统识和他的自由的人，对于所有那些仍旧自问人的本质的人，那些将人作为寻求真理的起点的人，将知识反溯至人自身的真理的人，那些没有人类学便拒绝形式化，没有解神秘化就拒绝神话的人，认为只有人在思考他才思考的人，对于所有盘旋缠绕的反思形式，我们的回答只能报以哲学的嘲笑——在某种程度上，即一种沉默的嘲笑。”
值得注意的是，福柯在此谈论的人是概念的人，或者说是人的观念，是人类学的一个概念，是康德赋予哲学意义的人，是作为信念和知识型态的人，而不是具体的人。人的终结或人的消失，是作为某种观念形态或知识形态的人的消失，是以人为中心的学科的消失，是以康德的人类学为基本配置的哲学的消失，最终，是19世纪以来的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知识型的消失。福柯将尼采作为这样的人之终结的起点，是因为尼采许诺的哲学前景是“超人”哲学，而“超人”正是对人和人性的克服，在尼采那里，超人将取代人。超人的出现意味着人的消失。同时，福柯还借助于尼采的“永恒回归”的观点，既然人在一个不久的过去就不存在，在文艺复兴时期，在古典时期，人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世界，世界秩序，存在的只是人类，那么，在未来，在尼采所预示的将来，人不是依然要回归于那种不在和消失吗?在这一点上，人的消失是要再一次复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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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