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张一兵丨资本的伪生产性与生产性的劳动——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研究（下）
马克思认为，与资本的神秘生产性同时出现的，还有劳动的生产性问题，或者生产劳动概念。这是马克思在《大纲》中已经初步探讨过的问题。应该首先辨识的是，此处的“生产”并非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质生产概念，或者实指一种具体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对象的过程，而是特指一种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资本增殖关系的生产性劳动场境。所以，马克思这里所指认的劳动的生产性或生产劳动，是一种特设关系场境，它是指资产阶级经济构式负熵进程中特有的劳动成为资本增殖且再生产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质性。
在这个特殊的构境意义上，马克思说： “只有直接转化为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只有使可变资本成为可变的量，因而使[整个资本C]等于C＋△的劳动，才是生产的。”这个作为变量的△，正是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也意味着，只有带来资本增殖的劳动才是生产性的劳动，或者说，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对资本家来说才是生产性的劳动。这里的问题实质在于，资本通过与工人的“平等”交换，“把一定时间内所使用的劳动能力并入资本；换句话说，使一定量的活劳动成为资本本身的存在方式之一，可以说，成为资本本身的隐德来希（Entelechie）”。活劳动本身成了资本的存在方式，这样，生产性劳动就与上述的资本生产力完全一致起来。在这个意义上，生产性劳动就是资本生产力背后的“隐德来希”。这也就是说，真正创造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性，是资本生生不息的Entelechie生命动力背后的工人活劳动的实际塑形和构序能力。这样，马克思才说： “只有使那种同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独立化了的对象化劳动的价值保存并增殖（Werth erhält und vermehrt）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productive Arbeit）。生产劳动不过是对劳动能力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个关系和方式（ganze Verhältniß und Art）的简称。”可见，马克思这里使用的生产性劳动不是一个中性概念，而是一个表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雇佣劳动本质的特有范畴。它是工人的劳动能力作为保存和创造资本增殖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场境的简称。我以为，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中的重要进展。这种属于资本的生产性劳动的实质，使“生产过程吸收的劳动比购买的劳动数量大。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这种对他人无酬劳动的吸收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目的”，并且，“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发财致富，是价值的增殖，是价值的增大，因而是保存原有价值并创造剩余价值。资本所以得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这种独特的产品，只是由于同劳动交换，因此这种劳动被称为生产劳动”。资本占有了生产性的劳动，这才是表面上资本具有生产性的本质。
马克思说，要深入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特殊生产劳动的概念，也可以从非生产劳动来反向思考，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并不都是生产性的。他说：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这种区分的基础在于，劳动是同作为货币的货币相交换，还是同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劳动交换：一是直接用劳动去交换货币，二是用劳动（力）交换作为资本的货币。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会出现上述的生产劳动。对于第一种情况，马克思列举了这样的例子，比如“我是买一条现成的裤子呢，还是买布请一个裁缝到家里来做一条裤子，我对他的服务（即他的缝纫劳动）支付报酬”，“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不是把我买裤子的货币变成资本，而是变成裤子；在这两种情况下，对我来说，都是把货币单纯用做流通手段，即把货币转化为一定的使用价值。因此，虽然在一种情况下，货币同商品交换，在另一种情况下，货币购买作为商品的劳动本身，但是，货币在这里都不是执行资本的职能”。
这是说，在货币交换关系中，只要交换的对象是特定的使用价值，不管是具体的商品，还是特定的劳动服务，都不存在导致资本增殖（G—G’）的生产性劳动，我花出去的钱都不会“执行资本的职能”。所以，马克思认为这里出现的劳动也就是非生产劳动，因为它并不构成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场境。而只有当资本家将作为资本的货币去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使用权，用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劳动保存和增殖资本的时候，才会出现生产性的劳动。
当然，马克思也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出现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有时会出现相互转化的难以辨别的情况。我注意到，马克思分析了如下一些特殊的复杂劳动现象。
第一，马克思涉及了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常喜欢谈论却没有认真对待的问题，即非对象性的服务性劳动。马克思也没有预料到，在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这种非对象性的服务性劳动竟然会生长出一个巨大的“第三产业”。他具体分析道：
凡是货币直接同不生产资本的劳动即非生产劳动（nicht produclive Arbeit）相交换的地方，这种劳动都是作为服务（Dienst）被购买的。服务这个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像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事物（Sache），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
在这种特殊的“服务性劳动”中，有些是通过物相化活动留下具体的物性改变，比如理发和打扫卫生，在理发服务中，头发被剪短，在清洁卫生服务中，房屋被打扫干净，这里，服务性劳动中的爱多斯之相转化为现实中的对象性改变；而另一些服务劳动物相化的结果却不是造成服务对象的直接改变，而是为被服务主体提供一种功能性的在场活动，这种服务活动发生后也随即消失，比如“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的服务，满足了我的审美的需要；但是，我所享受的，只是同歌唱家本身分不开的活动，他的劳动即歌唱一停止，我的享受也就结束；我所享受的是活动本身，是它引起的我的听觉的反应”。诸如此类，还有戏剧表演和舞蹈演出等，这一类劳动者在提供这种服务性在场劳动后，并不会留下具体的物相化产品或对象的客观改变，但他的确向顾客（观众 ）提供了有效的服务劳动。马克思认为，这些服务性劳动并不直接生产或增殖资本价值，也并不生产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所以当然不是生产性劳动。可是，一旦这种非生产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体上被纳入资本雇佣关系场境之中，成为资本家谋利的手段，它们就会入序于生产劳动的场境关系赋型之中。如被资本家雇佣的歌唱、戏剧和舞蹈演员在剧院中的劳动，属于资本的理发、家政等行业中的服务劳动等，当这些服务性劳动的在场不再仅仅是为了人的享受，而是资本家赚钱的手段时，它们的在场服务就会转换为生产性劳动。我觉得，此处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这些受到资本支配和转换的特殊生产性劳动是否直接创造剩余价值？还是一种剩余价值的再分配方式？这里出现了马克思在《大纲》中分析商品生产和交换中没有涉及的比较复杂的新情况：这些服务性劳动物相化并不直接创制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生成一种非物性的艺术存在的在场性，这使得这些特殊的商品存在方式从实物转换为功能性场境，具体劳动所创造的用在性就是场境存在，抽象劳动时间（量）直接转换为市场价格，资本家直接无偿占有这种在场劳动中的剩余价值。并且，这种特殊的剩余价值，似乎也很难入序于绝对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形式塑形。后来奈格里在讨论非物质劳动时，将服务性劳动视作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非物质劳动的主要形式之一。
第二，作为商品位置改变的运输劳动。这是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的“李嘉图笔记”里已经遭遇的问题。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中，除去“采掘工业、农业和加工工业以外，还存在着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这就是同样经历了“手工业生产阶段、工场手工业生产阶段、机器生产阶段”的运输业（Locomotionsindustrie），“不论它是客运还是货运。在这里，生产工人即雇佣工人对资本的关系，同其他物质生产领域是完全一样的”。虽然，劳动资料和商品的运输劳动，并不直接塑形、构序对象和改变商品的属性，但“劳动对象发生某种物质变化——空间的、位置的变化（räumliche, Ortsveränderung）”，因为“这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对象，商品，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它的位置改变了，从而它的使用价值也起了变化”。其实，在木材和矿石等原料从森林和矿山中被运出时，这已经是自然存在物失形于自然关联的脱型劳作，而商品在经济物相空间（市场）中的位移，也改变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虽然在这里，实在劳动（reale Arbeit）在使用价值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可是这个劳动已经实现在这个物质产品的交换价值中。可见，凡是适用于其他一切物质生产领域的，同样适用于运输业：在这个领域里，劳动也体现在商品中，虽然它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并不留下任何可见的痕迹（sichtbare Spur）。
这也就是说，在劳动资料和商品的运输中，工人通过装卸、驾车和航行实现了特殊的劳动，这里发生的劳动物相化的目的并非是具体塑形和构序物品，而只是改变运输对象的空间位置，虽然这种空间位移没有在使用价值方面留下物性可见的痕迹（sichtbare Spur），可是，运输工人的劳动却实现在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和新的市场空间中商品销售的交换价值之中。由此，运输劳动当然就成为生产性劳动。今天遍及日常生活的物流业与快递员的劳作，就是这种运输劳动的升级版。
第三，马克思认为，上述协作、分工中的统一与结合力和机器化大生产条件下的自然力和科学技术的应用，作为“劳动的社会的和一般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但是，这种生产力只同劳动过程有关，或者说，只涉及使用价值。它表现为作为物（Ding）的资本所具有的属性，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它不直接涉及交换价值”。似乎，它们也不属于生产劳动的范围。这也只是表面现象，因为这些与单个工人劳动无关的社会劳动结合力和一般生产力，表面看起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只涉及使用价值，而并不增加商品中的价值，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双层劳动自乘场境：一是工人个体劳动在协作统一和协作结合中，自身劳动效率得到改善，这既是使用价值本身的塑形和构序，也是劳动价值本身的生成过程；二是个体工人之间的合作力量，在塑形产品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创造了劳动价值构成机制，没有后者构成的关系场境，个体劳动是不可能实现产品的用在性和价值创造的。如果价值是抽象出来的必要劳动时间，那么“统一”和“结合”的抽象劳动时间是复合式地内嵌其中的。马克思说： “生产劳动是劳动的这样一种规定，这种规定首先同劳动的一定内容，同劳动的特殊效用（besonderen Nützlichkeit）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关系。”但是，使用价值是价值形成的基础，协作和分工关系之中出现的劳动统一和结合力量只要作为资本关系场境的力量，它就会是生产劳动背后的动力。
第四，作为雇佣劳动的脑力劳动。在这里，马克思涉及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科学技术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应该说，这并不是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真关注的问题，包括李嘉图。对此问题的关注显示了马克思思考的前瞻性。在马克思看来，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自己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实验，如同作家“弥尔顿（Z. B. Milton）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原因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表现（Bethätigung seiner Natur）。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此时，弥尔顿作为一名独立的作家创作艺术作品的脑力劳动并不是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只是一种艺术家“天性的表现”，作品直接在市场中卖了5镑，这是他的才能在经济市场中的直接实现。在马克思看来，作家的文学创作，如同自然生命负熵中春蚕吐丝一般，是他独立的艺术思想负熵质的实现，这既没有直接塑形和改造任何物性对象，也没有构序出现实的社会关系场境，虽然他的作品可以换取金钱，但这种艺术创造并不属于生产劳动的范畴。然而，如果作家是被资本控制的文化公司的雇佣写手，那么他的作品就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这种商业化的写作则会转换为生产劳动。同理，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科学实验和学术研究活动本身，也只是他们科学认知和探索才能的表现，是他们生命的体现。与艺术创作不同，这些科学技术的实践和理论活动在总体上属于现代人对自然能动关系的部分，并且越来越成为关键性的内核，如上所述，因为科学技术正是先前劳动者劳作手艺和经验技巧的客观抽象和直接生产过程的抽离结果，而且，这种非及物的科学技术活动在现代物质生产对象化应用中为生产物相化的塑形和构序力量。在理想化的纯粹的独立活动中，科学技术实践当然也不是生产性劳动。然而马克思说，如果弥尔顿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则他就是生产劳动者，如果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被资本所赎买，并且为资本家的生产提供对象性应用的科学技术成果，成为机器化工业大生产中资本增殖的关键性力量，那么，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实践自然也就成为生产性劳动。马克思还类比式地提及资本关系场境中的“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师、医生、牧师”等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者，指出只要这些脑力劳动者通过自己的脑力劳动让资本家的资本增殖，他们就是生产工人。马克思还特意举例说，比如学校里的教师，“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productiven Arbeiter），但是对雇用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戏院、娱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如此。在这里，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这是一个复杂的转换关系。
应该特别指出，虽然科学技术活动也包含一定的物质实验活动，但其本质是一种特殊的脑力劳动。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中，科学技术实践和研究活动呈现为一种被资本驱使的重要的脑力劳动。在他看来，从事技术实验和科学理论研究的工程师（Ingenieur）和科学家，主要是“用自己的头脑劳动（arbeitet hauptsächlich nur mit seinem Kopfe）”。本来，作为人与自然能动关系中的怎样劳动和客观抽象（I）出来的生产物相化的塑形和构序技艺（手艺-工艺），科学与技术一方面是社会历史负熵的直接源泉，另一方面也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创造性的生命实现活动，可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中，与工人在机器化生产中被片面化地畸变为无脑的手和脚一样，工程师和科学家则成为资本征用的功用性大脑，技术科学实验与理论研究过程畸变为了资本支配工人的一般智力力量。对此，马克思分析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Kopf und Handarbeiten），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这也意味着，固然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不参与直接的机器化物质生产过程，然而，他们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实验的脑力劳动却成为工人具体生产的共同劳动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科学与技术活动本身正是从工人劳动生产中的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技艺中客观抽象出来的，只是将这种原先实现于物质生产过程中实物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活动，转换为实验室中的非及物特设装置关系和理论操作活动，再将这种实验和研究的结果转换为与物质生产直接相关的技术生产方式的改良或发明，变成一种外部赋型的对象化应用。资本主义机器化生产阶段的物质生产过程，越来越成为科学技术的对象化应用过程。所以马克思才会认为，虽然科学与技术的实验和研究工作是不同于工人具体体力劳动的非及物式的脑力劳动，“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gemeinsame Product），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产品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t）在物质财富中；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同样不妨碍或者说丝毫不改变：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Lohnarbeiters）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所有这些人不仅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Mehrwerth）。他们的劳动是由有酬劳动加无酬的剩余劳动（Surplusarbei）组成的”。
这样，虽然不同于工人的体力劳动直接塑形和构序劳动对象，工程师和科学家向机器化物质生产过程提供的是脑力劳动，“所有这些具有不同价值的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虽然使用的劳动数量大致保持在同一水平上）的劳动者的总体（Ganze dieser Arbeiter）进行生产的结果——从单纯的劳动过程的结果来看——表现为商品或一个物质产品”。这也意味着，从事脑力劳动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同样是被资本所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脑力劳动作为生产性劳动，也为资本家创造了机器大生产时代中的劳动价值和被剥夺的剩余劳动-价值。并且，资本支配下的科学技术力量会表现为离开工人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它所创造的巨大剩余价值理所当然地落入资本家的口袋里。这是李嘉图难题的一个超越性的解决方案。
我以为，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科学技术实践和研究的脑力劳动理论，不仅是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认识进程中的重大进展，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观点。因为，这完全有可能成为后工业资本主义中新型科技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基础。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他已经敏锐地发现科学技术在机器化大生产中日益增长的客观作用，以及体力劳动者的劳动在机器生产中作用的改变，虽然马克思在解决李嘉图难题的过程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活动中的脑力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关系，但他并没有来得及深入讨论这一问题。今天，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产业劳动力结构上，自20世纪60年代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白领工人”的总量超过了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已经完全成为科学技术直接运用和对象化的过程，其中，非及物的科学技术的工序设计成为生产本身的现实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对象的决定性前提。每一辆汽车和智能手机的制造都源于电脑中的虚拟设计和编程，物质生产物相化过程只是这一创造性脑力劳动塑形和构序的对象化。甚至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所指认的科学技术“脑力劳动”的非及物塑形和构序以及整个科技物相化创制已经成为社会财富（剩余价值）最重要的来源。我注意到，芬伯格已经在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设计和技术代码（technical code）问题。比如，今天在一部智能手机的经济附加值结构中，最后对象化组装手机生产的体力劳动塑形创造的部分竟然不超过5%，高附加值的脑力劳动占绝对主体。当我们问一些国际知名IT公司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利润是从何而来时，仅仅靠传统的剩余价值理论显然是解释不了的。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关于非物质劳动的讨论中，奈格里、维尔诺等人极其深刻地依据马克思《大纲》中的“机器论片断”，解释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成因，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脑力劳动是生产性劳动的深刻构境，以至于不能将关注点真正转到创造性的科学技术塑形和构序上来。依我的观点，在当代资本主义科技工业生产物相化过程中，能动改变世界的塑形和构序的爱多斯之相，已经不再是工人的技能和劳作，而转换为科技劳动者的研究和开发活动，特别是在后工业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信息产业中，科技脑力劳动者又进一步分化为从事简单编程劳动的“996”的“码农”和开发核心原代码的创造性复杂劳动的程序员。而在当下远程登录的网络资本主义场境关系空间中，网民（“诸众”）自由上载数据的无偿劳作已经成为网络资本巨头巨大的新型剩余价值的来源。这些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现象，为深化马克思上述重要思想构境提供了全新的现实资源。这可能会是我们今天推进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批判的复杂理论工程。
张一兵丨资本的伪生产性与生产性的劳动——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