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热红学研究：《红楼梦》的创作和传抄过程是这样的
贾探春（东方闻樱饰演）
笔者研读《红楼梦》凡三十年，偶有所得，信手记入手札，日积月累，几近百万字。今将近十年中对洪升初创《红楼梦》专题所做的部分研读札记节录于下，以就教于诸同好。
一、 “性格的悲剧”——《红楼梦魇》与“洪升说”殊途同归。
笔者很佩服张爱玲先生（尽管她是女士，尽管她有过不甚光彩的历史，但她学问做得很好，称她一声先生也不为过），她的《红楼梦魇》一书，几乎被笔者翻烂了。她读《红楼梦》，没有旁征博引，没有杂学旁搜，而是认认真真地读原文，从对作者创作过程、修改痕迹的精心分析中，寻找“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轨迹，判读每次修改后文本的原貌。曹雪芹“增删”了五次，张爱玲也“详阅”了五回，写出了针线绵密的“五详《红楼梦》”，令人信服地证明《红楼梦》创作初期是对“宝玉强烈的自贬”，是写的一个“性格的悲剧，主要人物都是自误”，作者初创的作品具有“现代化”的“暗淡写实作风”，而“多次改写的特点”则是“从现代化改为传统化”。
笔者不是说张爱玲先生也同意洪升是《红楼梦》的初创者，《红楼梦魇》构思时，笔者的系列考证文章尚未出笼。张爱玲先生一直认为从初创到五次“披阅增删”，都是曹雪芹自己的事情。但张爱玲先生分析出的“第一个早本”原貌，与笔者推论出的洪升初创《红楼梦》时的形象，确有不谋而合、殊途同归之妙。倘若张爱玲先生能见到笔者的文章，说不定会同意笔者的结论，因为曹雪芹的经历、性格，与“第一个早本”的主人公毫无相通之处，而洪升的遭遇、思想，与“第一个早本”的主人公完全契合。《红楼梦》写的是作者“亲历亲闻”的事情，是作者为了自贬“不肖”、“无能”而“编述一集，告普天下人”，是作者叙述自己“痴情”、“偏僻乖张”等“性格的悲剧”，盼望“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些都在《红楼梦》开篇明晃晃地写着，也在洪升的诗集、剧作中清清楚楚地写着，决不是无缘无故地生搬硬套、牵强附会。
张爱玲先生“五详”《红楼梦》得出关于“第一个早本”的主要结论如下：
其一，早本《红楼梦》中只有荣府，没有宁府，也没有贾赦一支。是描写贾家“运数该终”，后代不成器，坐吃山空的故事。“把贾家的败落归咎于宝玉自身，”对“宝玉强烈的自贬”使宝玉的遭遇不甚值得同情。他在外边为包养琪官等“戏子”而与权要争风吃醋，在学堂中为与“香怜”、“玉爱”等闹“南风”、“断袖”同薛蟠大打出手，与小厮茗烟、丫头碧痕等不清不白，“家道艰难”后更加“放纵”、“流荡”，终至一败涂地。
其二，早本《红楼梦》中“主要人物都是自误”：“黛玉一生是聪明所误，阿凤是机心所误，宝钗是博知所误，湘云是自爱所误，袭人是好胜所误，”因此“此书是个性格的悲剧”。黛玉太聪明了，过于敏感自己伤身体；宝钗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难以产生纯真的感情；湘云可以有所为，但为自爱却有所不为；袭人为恨宝玉不争气而屡次以离开相要挟，最后因好胜而弄假成真；凤姐只是心力消耗过甚，旧病复发而死，“贾琏并未休妻”。
其三，早本《红楼梦》中贾府没有获罪，没有抄家，败落后“子孙流散”，守着空荡荡的园子过苦日子。由于没有“江南甄家”，没有贾珍、贾赦，“一切获罪的伏线”都没有，所以家庭败落后凤姐还能在大观园“扫雪拾玉”。不仅没有为官府抄家，家庭内部的“抄检”也没有，所以今本《红楼梦》中，在宝钗为“抄检”避嫌而搬出大观园后，仍有居住在园中的描写，属于漏网之鱼。明义所见并题咏的《红楼梦》中，没有任何抄家的内容。
其四，早本《红楼梦》以描写宝玉与湘云从小同住一起开始，以二人共守清贫，白头偕老结束。开始并不是写的黛玉进府，与宝玉同住，而是湘云同宝玉住在一起，有“绛云轩”名称为证。今本《红楼梦》中亦有袭人同湘云从小结下深厚友谊的记载，袭人还曾经同湘云说过“不害羞”的悄悄话，大概是相约“同事一夫”。“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的题目是很早就有的，预示湘云同宝玉最后的结局。卫若兰是个后来添写的人物，早本的“才貌仙郎”指的是宝玉而不是卫若兰。
其五，早本《红楼梦》中宝玉最后并没出家。宝玉两次“悟禅机”，“二次翻身不出，故一世堕落无成也。”与湘云偕老，当然不会出家，倘湘云死后再出家，那是为湘云而不是为黛玉了。“袭人之去，是后部唯一没有改动过的情节，屹然不移，可以称为此书的一个核心。袭人的故事也是作者最独往独来的一面。”
张爱玲先生称赞这“第一个早本”“写得多么结实，多么现代化！”但她没有做进一步思索：这个“早本”写的还是曹雪芹经历的生活么？还是发生在“江宁织造”曹府里的故事么？曹家发生的一切，是“自误”所致么？曹家的败落，是“性格的悲剧”么？曹雪芹或他的长辈某人，有“强烈自贬”的必要么？显然都联系不到一起。因此，这“第一个早本”，肯定不是曹雪芹所写，写的也决不是“江宁织造”曹家的事情。但用洪升本人的经历和洪家的遭际去对照，这个“结实”、“现代化”的“早本”，则完全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
洪升的一生，是一部典型的“性格悲剧。”他出生在一个在明朝仕宦传家的“东南望族，”改朝换代后家族“运数当终，”面临着“末世”危机。家庭对洪升走“仕途经济”道路，重振家声，寄予莫大的希望。但洪升本人从小耽于“花笺月露”，热心创作“言情”传奇，无心追求举业，并且“恶劝”，屡教不改，终于与家庭反目。寄居京师后，仍不顾生活困苦，继续创作并演出《长生殿》，朋友说他“慎勿浪传君传之，”结果于康熙二十八年，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终生“革去功名”。举家回南后仍不改旧习，最后在“江宁织造”府“畅演三日”《长生殿》后，归家途中坠水而死。洪升总结自己的一生遭遇，屡次承认是“自误”所致，说自己“聚铁九州难铸错，”辜负了“天恩祖德，”因此，完全有理由写出《红楼梦》这部“强烈自贬”的作品。
洪升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还有众多的表弟表妹，他们都是“冰雪花生艳”般纯洁、“云笺玉不如”般美丽的贵族少男少女，洪升从小和他们生活在自家宅后的一个极其美丽的大园子里，有着极多的“赏心乐事”，洪升一生都十分怀念少年时的生活。但洪升的弟弟妹妹们正可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康熙三十年洪升南归时，他（她）们都早已年纪轻轻地悲惨死去了，勾起了洪升心中多少美好又凄楚的思念。洪升的弟弟妹妹们是否死于“自误，”人生是否“性格的悲剧，”不得而知。但《红楼梦》的创作初衷，却是作者为了怀念“当日”“亲身经历”的“几个女子”，这在《红楼梦》开篇便有明确的交代。
洪升与表妹黄蕙（黄兰次）青梅竹马，“少小属兄弟，编荆日游憩；素手始扶床，玄发未挽髻。”后来又如愿结为夫妻，在困苦生活中白头偕老。《红楼梦》中对宝玉与湘云的描写，同洪升夫妻的真实经历毫无二致。迎春、探春的遭遇，与洪升的亲妹妹大致相同。至于宝钗、黛玉，究竟是洪升少时爱怜过的表姐表妹，还是创作中黄蕙原型的“分身”，就无从考究了。洪升屡受人生重大打击，也多次学道参禅，但终于没有出家，与《红楼梦》中描写宝玉两次参禅“不悟，”一生“跳不出”的经历，有异曲同工之妙。
洪升以“古孝子”自居，弃家出走后，洪家最终败落了。洪升的父母也因别人的诬告，被发配充军，但中途遇赦。洪家的宅邸是宋朝时的皇家“赐第”，明代又屡加改建翻修，其豪阔可知。但在几次“家难”中，似乎并没有被抄家，洪升“回南”时，其父母似乎还守着空荡荡的府邸苦苦支撑。这与《红楼梦》“早本”的描写，也是相同的。笔者怀疑，作者之所以给“大观园”起这么个名字，大概也和宋朝“赐第”有关，“大观”是宋徽宗的年号，正好借指洪家的宅邸。北宋徽钦二帝是亡国之君，“大观”是亡国年号，洪升是明末清初人，北宋和明王朝又都是为女真民族灭掉的；北宋的洪皓和明代的洪升先祖，又都是朝廷衰亡时的忠贞重臣。为自己家的园子取名“大观”，有深意存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中“甄仕隐”这个人物，红学界一般都认为他的经历是《红楼梦》的缩影。他出身于“当地望族”，破家后投靠岳家，都与洪升相同。很有意思是他的名字，居然叫做不可理解的“费”字，当你知道洪升是母亲在兵荒马乱逃难时，出生于杭州郊外“费”姓农妇家中这一事实后，你就会恍然大悟为什么取名为“费”了。甄仕隐破家是因为“霍启”、“冯渊”，洪升一生遭遇的父亲“充军”、自己“斥革”，等国难家难，不正是因“逢冤”而“祸起”么？甄仕隐因“葫芦庙炸供失火”而烧成“白地”，洪升父子均因被“诬告”而最终破家；“葫芦庙”失火后，“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洪升“国丧”“聚演”《长生殿》获罪后，也正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连累赵执信、翁世庸等一大批官员、文人被下狱罢官、革去功名，几乎把清初文化精英一网打尽，变成文化“白地”。《红楼梦》写甄仕隐虽然用的是曲笔，但我们仍然不难看出，他的遭遇与洪升如出一辙。
洪升的人生际遇与《红楼梦》描写的内容如此契合，大概用巧合是难以解释的。谓予不信，请您在找出一个如此巧合的人和事来。红学普遍认同的曹雪芹，既无“情无限”，也缺“恨几多”，没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又处在“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年龄，如何写得出博大深邃的《红楼梦》？须知，《红楼梦》的作者，必须有“识尽愁滋味”阅历，必须有“欲说还休”的隐痛，并具备“天凉好个秋”的修养意境。这些，洪升都有，曹雪芹都没有！
“第一个早本”《红楼梦》，难道就是《洪上舍传奇》么？
二、 究竟是否自传体小说——《红楼梦》研究不能削足适履。
《红楼梦》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这本来不应成为问题，因为书中开宗明义便交代得很清楚。从“作者自云”起，书中反复强调，该书是将自己“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书中所写的几个女子，是作者“半世亲睹亲闻的，”作此书的目的是“记述当日闺友闺情”，使其不致“湮灭。”所写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都是“追踪摄迹”般的记实，“不敢稍加穿凿”而“反失其真传。”“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凡认真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不会对以上交代视若无睹。问题是相不相信作者的话。在没有确实证据的前提下，只要不是心存成见，不戴有色眼镜，大概不应轻易否定作者的交代。
“新红学”的开山鼻祖胡适先生，就是相信了作者的交代，才“大胆假设”《红楼梦》是“忠实”记载“江宁织造”曹家“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真事，又经过不知是否“小心”地“求证”，得出作者是曹寅之孙曹雪芹、“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的结论，开了“考证派”的先河。可以说，整个“新红学”的大厦，就是建立在“曹雪芹自叙传”说、《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杰作”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曹雪芹自叙传”说站不住脚，“新红学”大厦就将轰然倒塌，决无基础凿空，空中楼阁仍然巍然屹立的道理。当代的中国红坛就这么怪，“曹雪芹自叙传”说早已被“考证派”的后裔发现的大量史料所否定，但胡适开辟的“新红学”道路仍然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并且容不得别人另辟蹊径，从胡适的视野范围跳出去。
自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后，俞平伯、冯其庸、周汝昌等先生确实下了很大的考证功夫，他们发现曹雪芹的年龄有问题，不论是生于康熙五十四年还是雍正二年，曹雪芹都没有赶上曹家“风月繁华”的年代，而是生活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窘环境。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贾府里的焦大不爱林妹妹，比焦大穷困得多的曹雪芹，也绝对不会有在绮箩丛中享尽艳福的可能。更何况曹雪芹与织造曹家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笔糊涂帐，曹寅逝世时曹雪芹尚未出生，至今也没有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或孙子的可信证据，否定的证据倒有一大堆，也比较可信。这本来应该导出曹雪芹不是《红楼梦》原作者的结论，从而否定胡适的“大胆假设，”但问题怪就怪在这里，“新红学”的主流派不仅不肯顺理成章地用自己的考证材料来否定鼻祖的“假设”，反而“又向荒唐演大荒，”采取反科学的态度，在非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他们采取削足适履的可笑方法，漫天撒网，试图弥补上胡适立论基础的缺位。先是在曹氏家族中寻找可能的对象，连篇累牍地“考证”曹家祖孙三代有什么人可能创作《红楼梦》，“曹兆页说”、“曹颜说”等相继问世。但无法自圆其说的是，不论曹家的什么人，都没有“雪芹”这个名或字或号，也无法证明他们有过同《红楼梦》主人公贾宝玉类似的生活经历。此路不通，只好另觅他途，他们又在曹家的亲戚圈中大海捞针，什么“李鼎说”、“芳卿说”、“脂砚斋说”等又相继出笼。但他们忘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曹雪芹可以凭传说写出他们的生活经历，但无法写出他们的心理轨迹和生活隐私。总之，“新红学”的顽固分子们无论如何不肯抛开胡适的“大胆假设”，坚持在“曹家店”中深入“挖掘”，碰得鼻青脸肿也不肯回头，其志可嘉，其情可悯，其做学问的态度却不敢恭维。
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小说大体上分为“累积型”和“创作型”两类。“累积型”小说是根据民间传说综合加工而成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这类小说绝少生活细节描写和心理刻画。“创作型”小说一般是根据作者亲历亲闻创作的，如《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这类小说的作者没有生活经历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譬如近现代巴金先生的《家》、《春》、《秋》，杨沫女士的《青春之歌》，没有亲身经历，其创作过程可以想象么？
为了自圆其说，“新红学”家们在无法解释自相矛盾的困境中，又捞起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把凡是无法解释的问题，统统以“《红楼梦》是小说”、“不是信史，”《红楼梦》写作是“创作”、不是忠实“记录”来开脱。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证据，便是脂砚斋在批语中所说：“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此二人终是何等人物”。但他们又不遗余力地在曹雪芹的亲族圈子中大撒其网，试图兜出曹雪芹借以创作的人物原型。他们忘记了自己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举动，既然脂砚斋、曹雪芹这个“披阅增删”核心圈子的人都不知宝玉其人，又怎么可能在曹雪芹亲族中找到创作原型呢？他们此举也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离开“社会存在”的纯粹杜撰是决无可能的。传统小说《野叟曝言》、现代小说《牛田洋》属于杜撰，但《红楼梦》是可与他们为伍的拙劣作品么？小说不是记实，可以想象，甚至可以杜撰。但想象要有生活基础，不能凭空想象；杜撰要合情理，不能胡编乱造。《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横空出世的巨著，他的问世，“传统写法都打破了，”他的创作过程，没有多少传统作品可资借鉴，他描写的人物、情景、心理、矛盾冲突，决不是凭想象可以凭空捏造出来的。没有刻骨铭心的生活基础，是写不出《红楼梦》的。以“小说”创作为托词，否定作者的生活基础，既是对《红楼梦》的贬低，也是对《红楼梦》作者的污蔑。
实际上，跳出“曹家店”，红学的道路更广阔。笔者的“洪升初创《红楼梦》说”，就可以很好地解释“新红学”无法自圆其说的诸多矛盾。洪升具备创作《红楼梦》的全部生活基础，他前半生优裕、后半生潦倒的生活经历，他与妻子兼表妹黄蕙和众多姐妹们的感情经历，他屡遭“家难”、“斥革”的痛苦经历，他博学多才、著作等身的文学经历，他结交三教九流、兼具上层和底层众多朋友的交际经历，以及他祖上是“赫赫扬扬”的“当地望族”、“联络有亲”的亲族皆地位显赫的事实，都足以证明，只有他，才是《红楼梦》的初作者。《红楼梦》主人公的一切生活基础，他都具备；《红楼梦》所描写的所有主要人物和情节，都能在他的亲身经历中找到原型。这些在笔者的系列文章中已做过详细的考证和论述，此不赘述。
“洪升说”还可以很好地解释“曹家说”、“张侯说”、“明珠说”以及“康熙朝政治说”。洪升与“江宁织造”曹寅、“张侯”张勇及其子松江提督张云翼、明珠首相及其子“御前侍卫”著名词人纳兰性德，都是同时代人，并且过从甚密；洪升同康熙朝“南党”、“北党”政要徐乾学、高士奇、明珠、余国柱等人，有着说不尽的恩恩怨怨；洪升同康熙朝著名文人朱彝尊、王士桢、孔尚任、吴仪一、赵执信等，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既然《红楼梦》是小说，小说创作过程中，把所见所闻的比较熟悉的人和事，信手拈来，写入书中某一人物的名下，也是创作的常识。但只有洪升，才有可能把这些形同风马牛的人和事写到一起。其他人无此经历，也就无此可能，乾隆朝的曹雪芹更不沾边。
笔者的结论是：《红楼梦》的确是自传体小说，但不是曹雪芹或“曹家店”中什么人的自传，而是以“南洪北孔”著称的大文学家洪升的自传。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从根本上就假设错了，所以“新红学”从鼻祖到后裔不论“求证”得如何“小心”，如何苦心孤诣，都是沙上建塔，画饼充饥。
削足适履式的关于曹家祖宗八代和九族的烦琐考证可以休矣。
三、 从洪升逝世到“甲戌本”问世，半个世纪间《红楼梦》的踪迹。
笔者考证洪升初创《红楼梦》的系列文章发表后，好多同好认为考证绵密，分析透彻，论述清楚，结论可信，有振聋发聩之感。但也有人好心地提出疑问，既然《红楼梦》是曹雪芹爷爷那一代人的作品，为什么从洪升逝世的１７０４年，到“甲戌本”问世的１７５４年，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内，绝不见《红楼梦》的踪迹呢？
提出这个问题，是对《红楼梦》的版本和流传过程不甚清楚所致。目前传世的《红楼梦》各版本中，应该承认“甲戌本”是最早问世的，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甲戌本”就是《红楼梦》最早的本子。“甲戌本”名《石头记》，现存仅有１６回，无法知道全篇究竟多少回。现在通行的说法是，曹雪芹只写了《红楼梦》前８０回。据可靠文献记载，与８０回本同时流行的还有百回本，百十回本，百二十回本，８０回本也有“全璧本”和残缺本两种。因此，现在知道的各“脂本”，都不过是当时各种传抄本的一种罢了。无法断定“甲戌本”就是最早的抄本，也无法断定今天失传的各种抄本早于还是晚于“甲戌本”。张爱玲先生对此做过详尽的分析，她推断的各种“早本”，特别是“第一个早本”，一定早于“甲戌本”，这应是不争的事实。据记载，《红楼梦》抄本问世之初，就有南北两个版本。曾有一位官员，在京时购得一套抄本，到浙江任上后又在当地购得一套不同于京本的抄本，足可证明此抄本不是出于曹雪芹之手。流传到海外的抄本，与今天所见的各种脂本也出入很大，如日本“三六桥本”便是。即使曹雪芹生前拿给明义看的抄本，也不同于今天的“脂本”，那是一个全璧本，８０回后的主要内容有：黛玉病死，婚事不遂；金玉姻缘，终如云烟；宝玉重回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下，失去灵气；王孙零落，红粉杳然，富贵荣华消殁，一场大梦如烟散去。这些内容有明义的２０首诗为证。难道曹雪芹拿给明义看的，是一部不是自己创作的《红楼梦》么？这本《红楼梦》既然是明义从曹雪芹手中借阅的，曹雪芹其时尚未完成“披阅十载”，这本书的创作时间必然早于曹雪芹。与曹雪芹同时稍晚的袁枚，记载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是一本写妓女生活的书，其中“某校书尤艳。”如果相信袁枚的话，那么不论是今天的脂本还是程本，都不是曹雪芹的作品。书中之所以公然写上曹雪芹的名字，是因为写妓女生活的曹雪芹不会为森严文网关注，故此借用了这个名字。但这不会是洪升所为，大概是后世披阅评点者的恶作剧。
在雍正年间问世的《何必西厢》、《儿女英雄传》的序言中，都有关于《红楼梦》的记载。可惜因为“新红学”界因为有曹雪芹乾隆年间创作《红楼梦》的成见在胸，颠倒了因果关系，毫无根据地把这两篇序言断定为“后人伪托”。李绿园的《歧路灯》一书，学术界也公认“脱胎”于《红楼梦》，反其义而用之。李绿园年龄大于曹雪芹，《歧路灯》的创作时间也早于“新红学”界公认的《红楼梦》创作时间，那么，《歧路灯》怎么会借鉴《红楼梦》创作呢？结论只能是《红楼梦》不是曹雪芹初创的，初创时间远早于乾隆中叶，在李绿园尚未开笔前，就看到并熟读过《红楼梦》。最有意思的是在对待裕瑞《枣窗闲笔》的态度上。关于《枣窗闲笔》的真伪有争议，但“新红学”界一些人对裕瑞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却是不可取的。在证明曹雪芹著作权时，他们气急败坏地反复强调裕瑞及其作品之可靠可信，但对裕瑞在同一书中记载曹雪芹是在“不知为何人之笔”的前人作品基础上，以为感到与自己家“之事迹类同”，“因借题发挥”，“删改至五次”，“借以抒起寄托”等内容，却绝口不谈，讳莫如深。这哪里是学者的胸怀和科学态度。
曹雪芹自己决没有讨要过《红楼梦》的著作权，他在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自己只是“披阅增删”者，而真正的作者是“石兄”，是“情僧”，题名者是“东鲁孔梅溪”和“吴玉峰”。红学大师们众口一词说这是作者“故弄狡狯”。曹雪芹把自己的名字明晃晃地写在书中，“故弄”了什么“狡狯”？倒是把原作者真实姓名弄得扑朔迷离，有点“故弄狡狯”之嫌了。更何况曹雪芹在书中把自己的名字并没有同“石兄”等并列，而是在自己名字前加了一个“后”字，清清楚楚地说明自己和他们不是同时的人。曹雪芹也明白记载了他“披阅增删”的地点叫“悼红轩”，没有《红楼梦》，何来“悼红轩”？“脂批”也明确记载“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可见曹雪芹给“悼红轩”取名并进“轩”“批阅”之前，手中就拿着一本《红楼梦》。《红楼梦》本身就证明了该书是曹雪芹之前的某位“倒霉”文人的杰作，无须今人硬把著作权塞给曹雪芹。著作权不能“剥夺”，也不能“赋予”。
笔者推断洪升在世时，就有《红楼梦》的蛛丝马迹，决不是空穴来风。大名鼎鼎的大文豪朱彝尊写给洪升的诗中，说洪升送给他看的《洪上舍传奇》一书，有“竹影芭蕉”的生动描写，其内容“不忍终读”。洪升自己的作品，书名不会是《洪上舍传奇》，朱彝尊说的不会是书名，只能是“洪上舍”即洪升写的传奇，作品的内容是写自己的事。这本传奇，应该是《红楼梦》的“第一个早本”。
洪升在曹寅府上“聚演三日”《长生殿》时，曹寅看了洪升的“行卷”，因而写出了那首《赠洪昉思》诗。这在曹寅的诗和诗前说明文字中有明确记载，曹寅诗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什么是“行卷”？就是文人行旅中携带的书籍，可以是别人的文章，也可以是自己的作品。曹寅看了“行卷”后，说洪升“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著书恐惧成”。意思是洪升老之将至，在“恐惧”中写成了一本书，书中记载的内容是自己在“称心岁月”的“荒唐”生活；这本书记载了洪升自己“礼法”“轻阮籍”，“穷愁”“厚虞卿”的性格。洪升“行卷”里的这部作品，难道不是《红楼梦》么？洪升把“行卷”带到曹府做什么呢？是求曹寅为他出钱雕版印刷。曹寅经常资助困苦文人出书，史有明载，洪升这样做在当时是很正常的。曹寅也痛快地答应了洪升，“纵横捭阖人问世，只此能消万古情。”以二人之间堪称“万古”的感情，以“纵横摆阖”自负的曹寅，慷慨答应为洪升作品“问世”，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洪升归家途中就不幸淹死了，他的“行卷”必然落在了曹家。不久，曹寅也病死了，曹家开始衰落了，有谁还去关心出版洪升的“行卷”呢？洪升的“行卷”传到曹雪芹手中，被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后，传抄出去，应该不是牵强附会吧。至于在曹雪芹“披阅”前《红楼梦》原稿会不会有人传抄出去，后４０回是曹家败落中还是曹雪芹“披阅”中弄“迷失”了，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已经“无考”的众多《红楼梦》异本，似乎并非完全没有蛛丝马迹可寻。
从洪升到曹雪芹，半个世纪中《红楼梦》的流传轨迹，应该是比较清楚了。
四、“无立足境”、“传情入色”——洪升就是自譬“顽石”的“情僧”。
《红楼梦》第一回在交代此书缘起时，有一段十分可笑、不近情理的描写：访道求仙的空空道人，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见到一块刻有“亲自经历”“离合悲欢、炎凉世态”“陈迹故事”的大石。空空道人看过石上故事，“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并把这个故事“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一个“道人”看了石上故事就改身份为僧人，并且是与佛家思想极度抵触的“情僧”，在这貌似荒唐的情节后面，就隐含着作者洪升悲欢离合的人生际遇和《红楼梦》的创作缘起。
洪升在遭遇“家难”，夫妻二人被逐出家庭后，因生活无着，不得不“云游”各地，投亲靠友，乞讨借取，维持一家八口人的艰难生活。洪升的诗中，多次透露自己处于有子不识父，“有妇却如鳏”的境地，终年游走天南海北，哀告求助，象个“游方道士”一样。这应该是“空空道人”的来历。那么，“空空道人”又为何改名为“情僧”了呢？这是洪升一生中最锥心刺骨的一段倒霉遭遇造成的。康熙二十八年，洪升因“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斥革”下狱，经历了人生最重大的一次打击。万念俱灰的心境下，洪升愤而奔赴京郊的盘山，向佛门寻求解脱，曾想索性遁入空门，了此一生，“不学空门法，真为负此生。”洪升虽然终于没有当成和尚，但他的晚年一直笃信佛法，以“居士”自居，因一生耽于言情作品创作，所以有时自噱为“情僧”。
洪升为什么终于没有当成和尚呢？“清泉白石信可恋，妻儿待米难淹留。”生活的困苦和对亲人的责任感使洪升连出家的权利也失去了。洪升此时有一妻一妾，一家八口。据洪升诗作透露，他在盘山盘桓时，妻子黄蕙托人给他捎过两次信。看了信后，他终于没有“悟”，而是心中留恋着“空门”，身子终归重回“尘世”。黄蕙的信中究竟写的什么内容，而使洪升重返“红尘”呢？恐怕不仅仅是“妻儿待米”这么简单。洪升“家难”后，家庭生活一直十分困窘，何待妻子提醒。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妻子采取佛家“棒喝”的办法，使洪升如大梦猛醒，终于没有“悟”。这在《红楼梦》描写“宝玉参禅”的情节中可见端倪：宝玉在种种家庭纠纷后，万念俱灰，写下了“无可云证，是立足境”的“参禅”“偈语”，家中人都担心他“移性”“悟了”，独黛玉说他“悟不了”。黛玉在宝玉的“偈子”后边又续了两句，“无立足境，才是干净”，宝玉见字如梦初醒，参禅之念一笑作罢。试想洪升一心想把盘山佛院作为“立足境”时，假如妻子黄蕙在信中写上“无立足境，才是干净”的话，洪升能不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么？洪升此时真是面临“无立足境”，因“家难”亲人容不得，家乡居不得；因“国丧”朋友远避，京师难留。此等境遇如何还有闲心优游山林、悟道参禅？洪升把这段经历，以曲笔写入《红楼梦》中，也是小说创作的常情。
离开盘山后，洪升不得以携妻儿重返阔别已久的家乡杭州。犹如“经历了一场梦幻”之后，又回归了“尘世”的“烦恼”。此时洪升的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都英年早逝了，昔日“赫赫扬扬”的洪家宅邸园林一片悲凉之气。回忆起当年“钟鸣鼎食”的生活，追念过去和聪明美丽的弟弟妹妹们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洪升怎能不悲从中来。昔日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花柳繁华，温柔富贵”都如过眼云烟，洪升又怎么能不倍感万念俱空呢？造成“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结局的原因，很大程度是由于自己“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由于自己“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洪升此时大概更痛悔自己“不肖”、“无能”，“自怨自叹”，“悲号惭愧”，欲将这一切，“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此时的洪升，奋起如椽大笔，开始《红楼梦》的创作，是不是最合情合理的推断呢？洪升创作《红楼梦》时的心境，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来形容，是不是最贴切呢？洪升创作《红楼梦》的过程，不正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心理轨迹的真实经历么？不正是洪升由自命的“空空道人”，自譬的“顽石”，而转向“情僧”的过程么？如此解释《红楼梦》开宗明义的“作者自云”，应该是最合乎情理、接近事实的索隐加考证。
《红楼梦》写的是“色”，传的是“情”，悟的是“空”。这个“色”不是狭义的男女之“色”，而是佛家所说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世俗生活的广义之“色”，洪升希图通过对“色”的忠实刻画去“传情”、“悟空”，即所谓“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这种创作是无法凭想象杜撰的，必须以自己亲身的感情经历作为创作的故事基础和感情基调。不仅前面说到《红楼梦》中描写“空空道人”变“情僧”时的偈语，宝玉参禅时与黛玉对答的偈语，都应是洪升夫妇生活中的真实经历，连同《红楼梦》中众多感人至深的诗词歌赋，也都应是洪升夫妇酬唱的真实记录。多数读者大概知道，《红楼梦》书中“悲秋”气氛甚浓，有的学者认为《红楼梦》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就是以“三春”对“三秋”。这是为什么呢？还是和洪升的悲惨遭遇有关。洪升一生屡遭“国难”、“家难”，巧合的是基本都发生在秋季：发生“家难”，被逐出家庭，失去优裕的生活，开始困苦的人生，是秋季的悲剧；父亲被诬，发配充军，洪升泣血奔走营救，瘦骨支离，面目黧黑地“侍父”充军，也是在深秋；“国丧”期间因“聚演”《长生殿》获罪，被“斥革”下狱，终生革去功名，彻底断绝仕进之路，还是发生在桂花飘香的中秋。洪升一生的诗词套曲，多悲秋之作，在《稗畦集》、《稗畦续集》、《啸月楼集》中俯拾皆是。洪升创作《红楼梦》时，把夫妻二人在历次秋凉期间的悲伤感情，写入书中，是情理中的事情。笔者怀疑，《红楼梦》中宝、黛的好多诗词散曲，就是直接采用的作者夫妻二人历年作品。
读者诸君可以一试，当你心中想着洪升夫妇遭遇“家难”，被迫离家出走，从富贵顿时坠入贫穷境地时；当你心中想着洪升因父亲被诬告获罪，痛哭泣血，哀告无门，昼夜颠沛、面目瘦削黧黑地“侍父充军”时；当你心中想着洪升被“斥革”下狱，尝尽百般羞辱，人生之路布满荆棘，处于生活绝境时；当你心中想着洪升爱女因贫病惨死，弟弟在流落困苦中异乡客死，妹妹们在忧郁痛苦中无告无助而死，家族死亡相继、六亲同运，而自己又无可奈何时，你再去读一遍哀宛缠绵的《题帕三绝》，读一遍凄凉沉郁的“秋窗风雨夕”“闷制”的《风雨词》，读一遍泣血相思的《红豆曲》，读一遍悲凉无奈的《葬花词》，读一遍激愤苦闷的《芙蓉诔》，读一遍“池塘一夜秋风冷，”“况我今当手足情，”“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家亡人散各奔腾”，“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等撕心裂肺的诗句，你的心情会同困境中的洪升夫妇产生怎么样的共鸣？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断定：这就是洪升夫妇的泣血之作！换第二人，换其他遭遇，换另一种心境，都写不出《红楼梦》，当然也写不出《红楼梦》中滴血的词曲。
五、双峰并峙，双星同辉——《红楼梦》与《长生殿》意境、旨趣比较。
对于笔者系列考证洪升初创《红楼梦》的文章，好多同仁认为，立意新颖，材料丰富，论证清楚，很有说服力，在红学领域言人所未言，另辟蹊径，独树一帜，给予较高的评价。但朋友们也担心，《红楼梦》和《长生殿》意境和旨趣大相径庭，可能出自于同一人之手么？笔者在这里说一句不怕得罪朋友的话，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是既没有读熟《红楼梦》，也没有读懂《长生殿》的结果，如果真的把这两部煌煌巨著读透了，疑问自然迎刃而解。
朋友们认为，《长生殿》歌颂的是帝王妃子们的淫乱生活，结以“大团圆”结局，格调不高；《红楼梦》是写封建叛逆，坚持悲剧结局，立意高远。二者意境不能类比。这有点阶级斗争文学观念的遗毒。两本书描写的对象和内容虽然不同，但立意是相同的，都是歌颂纯真的“情”。在文学分类上，同属于“言情”作品。《红楼梦》作为“言情”作品自不待言。《长生殿》创作时，在素材取舍方面，作者抛弃了杨太真秽乱宫廷、李太白写诗捧场等世代流传的情节，认为人间“真情”，在“帝王家少有”，因而从赞颂的角度，专写明皇和杨妃忠贞的爱情，下笔绝不“涉于淫乱”。《长生殿》所写的“纯情”，同《红楼梦》所表达的“意淫”之情，有异曲同工之妙。说到作品结局，大概也不能把《长生殿》归于“大团圆”的“喜剧”、“闹剧”，而把《红楼梦》归于“悲剧”。严格说，二者都是出色的“悲剧”。《红楼梦》是公认的爱情悲剧。《长生殿》中，唐明皇为爱情失去了江山，失去了皇位，晚年孤苦伶仃，身边只有一老奴高力士，日里梦里，苦苦思念爱妃，以至灵魂上天入地，去追寻爱妃，伴以杨通幽、李龟年、“天宝宫人”凄楚的说唱，这哪里是什么“喜剧”？至于说明皇和杨妃在天上又重修旧好的结局，也说不得“大团圆”，其实是“写梦”“写幻”文学结构方法的需要。杨妃和明皇来自“蓬莱仙境”，是“蓬莱仙子”和“孔升真人”“造凡历劫”，红尘生活结束后又回到原处；宝玉和黛玉来自“太虚幻境”，是“神瑛侍者”和“绛珠仙子”“人间还泪”，“泪尽”后也必然回归“太虚幻境”。《红楼梦》没完，但其结局必然有宝玉黛玉天上重逢的情节，否则无法写出“警幻情榜”，难道这也算“大团圆”结局么？两部作品也谈不上谁是“歌颂”谁是“揭露”，谁是“赞美”谁是“鞭笞”。《长生殿》对唐玄宗，“赞美”中有“鞭笞”，说他“占了情场，弥了朝纲”；《红楼梦》对贾宝玉，同样是“鞭笞”中有“赞美”，在表达他种种“不肖”、“荒唐”的同时，也讴歌了他的爱情观。二者的旨趣应无高下之分。
《红楼梦》的创作，有套用《长生殿》结构方法的明显痕迹，这一点笔者在《怀金悼玉诉情种，寂寥伤怀话石头》一文中有详细分析。两部作品的“言情”主旨相同，“写幻”手法相同，从天上到人间再回到天上的结构亦相同，男女主人公和主要配角的性格还相同。这么多的相同之处决不是巧合或借鉴所能解释通的，如果不是两个作者后者剿袭前者的话，那么结论就只有一个：两部作品的作者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当然不会是曹雪芹，因为他不可能创作《长生殿》，只有洪升，具备创作这两部作品的全部条件和生活基础。其实，这两部作品都是受汤显祖“临川四梦”的影响而构思创作的，都是清初“言情”作品创作狂潮中的一朵出色的浪花。洪升一生文学生活深受汤显祖影响是学术界公认的；明末清初一批大写“言情”作品的作家，如冯梦龙、李渔、吴伟业、万树等，都对洪升有重大影响或与洪升有密切往还，对此有案可稽。这些文学传承关系在曹雪芹身上则无任何根据可以认定。
如果说两部作品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作品的体裁和语言风格不同：一个是传奇，一个是小说；一个是用文言写就，一个是典型的白话作品，并且是地道的北京方言。其实从明末清初以来，小说和传奇在概念上已不是严格区分的，好多人把小说也称之为传奇，如《天云山传奇》等，名为传奇，实为小说，也有人把《红楼梦》习称为《石头记传奇》。所谓传奇，本义为“非奇不传”，其“传”的体裁不一定是戏曲。洪升一生多用文言写作，但这不能否定洪升能够用白话创作。洪升生活在一个文学界大力推崇文章应“明白如话”的时代，又长期生活在京师，对北京方言十分熟悉，完全有可能用这种纯粹、特殊的白话方言创作。《红楼梦》开篇就声明此书写作是用“假语村言，”这一点很有意思，也发人深思。假如作者是曹雪芹，他家祖居北方，讲的本来就是“旗人”通用的北京话（东北方言也是从北京话演变的，对此笔者有专文论述，见《〈红楼梦〉与东北方言》），不会把这种世代沿用的语言贬称为“假语村言”，也无特意声明之必要。洪升就不同了，他祖居杭州，世代讲越语，又热衷于文言，虽也熟悉北京方言，用它创作了《红楼梦》，但他应同当时众多江南才子一样，打心眼里就瞧不起北京方言，认为他“土”、“村”。这就是说，洪升完全有理由、有可能做出“假语村言”的声明。
《长生殿》和《红楼梦》最根本的不同，应是洪升在创作时心境不同，文学水平不同。洪升初创《长生殿》时，还处在婚前刚刚跨入青年的时代，锦衣玉食，宝马轻裘，“闲愁胡恨”，风花雪月，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形象。其后虽然发生了“家难”，被逐出家庭，失去了优越的生活，但洪升此时尚有“阔亲戚”可依，有考取功名的追求和希望。《长生殿》告竣于康熙二十八年，洪升被“斥革”功名之前，此时洪升的文学水平尚未臻化境，心境也不致完全灰暗。康熙二十八年，洪升遭遇了人生最沉重的打击，此后，又经历了弟妹相继夭亡、父母前后病逝等一系列感情冲击，他的前途完全绝望了，生活绝对贫困了，心理彻底灰暗了，但文学理念更现实了，文学修养更成熟了。正是此时，洪升开始了《红楼梦》的创作，直至醉归“晶宫”、“水府”前，方携带“行卷”赴江宁，将“定稿”交给了曹寅。读者可以从这两部传世力作中，细品其不同之微妙处，笔者就不再饶舌了。
总之，《红楼梦》和《长生殿》，应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是洪升等身作品中最明亮的双子星座。没必要为了抬高《红楼梦》而贬低《长生殿》。《长生殿》在文坛辉煌的时间比《红楼梦》要长近一个世纪，至今仍是戏剧界的经典保留剧目。不过由于多数读者不熟悉戏剧，更不熟悉早已衰落的“昆曲”，加之又是文言写就的剧本，未必有多少人肯耐心品读，所以对《长生殿》理解较少罢了。
六、走火入魔的“红学”与红坛大佬们的“双重标准”。
红坛太“黑”，这几乎是红学界“持不同政见者”的共同感受。所谓“政见”不同，最主要是在《红楼梦》的版本和作者问题上，提出不同于胡适先生及其以胡适传人自居的红学“权威”们的见解。在学术研究领域，这本无什么奇怪之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说明学术繁荣，学者努力而已。文革及其以前围剿俞平伯，搞阶级斗争“红学”也没什么奇怪，特定历史阶段的“大革文化命”现象而已。令人奇怪的是“不管黑猫白猫”的今天，红坛上居然还“不许放屁”，谁胆敢说“脂本”一个不字，谁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向曹雪芹的著作权发起挑战，便象挖了谁家的祖坟，抱着谁家的孩子扔进井里一样，立刻遭到轮番轰炸和围剿。假如真的是学术辩驳也可以容忍，何必在态度和方法上斤斤计较，中国人有搞“阶级斗争”“大辩论”的习惯，受到攻击的人有点容人的雅量，付之一笑就是了，好在真理越辩越明。令人不可容忍的是搞人身攻击，什么“伪科学”，什么“想出名”，什么“不学无术”，什么“胡思乱想”，什么“牵强附会”，等等，不一而足。最可笑的是，居然有人扯到“影响”红迷们对《红楼梦》的热爱和对曹雪芹的感情的高度去上纲上线，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匪夷所思了。
对比一下胡适先生和蔡元培先生当年论战时的文章，尽管胡适先生咄咄逼人，极尽冷嘲热讽，攻击蔡元培先生是“猜笨谜”，但蔡先生答辩时还是文质彬彬，据理分辨，心平气和，留有余地，言之谆谆，娓娓解释，二人之间的文风文德，高下立判。今天以胡先生徒子徒孙自居的红坛霸主们，比起胡先生来，可怜一辈不如一辈，文风文德更差得远了。其实，红学界的“考据派”，胡先生既是始作俑者，也是登峰造极者，后继子孙们不仅没有在胡先生的基础上取得什么新进展，反而把“考据”引入了歧途，把一个好端端的“红学”，改造成了莫名其妙的“曹学”，“考据派”走火入魔了。
本来胡适先生的考据就有点先天不足，历任江宁织造的曹家是否有曹雪芹这个后代，根本就没搞清楚；曹雪芹究竟是曹寅的儿子还是孙子，也是一笔糊涂帐；曹雪芹根本没经历过风月繁华，是否具备创作《红楼梦》的条件，胡适先生也只好葫芦提以对。后来发现的资料，不仅不支持胡先生的结论，反而给胡先生帮了倒忙添了乱。曹家的家谱和曹氏父子给皇帝的奏折中，都根本没有曹雪芹这个人！在曹家家谱发现了一个曹天佑，考据派便附会说他就是曹雪芹，但无任何根据支持，更何况曹天佑“官州同”，不可能象曹雪芹那样穷困潦倒。在曹曹頫给皇帝的奏折中发现了关于“臣嫂马氏”有遗腹子的记载，但既是遗腹子，生男生女的可能性大概各占百分之五十，生下来能否成活又当别论，更没有任何根据支持这个遗腹子就是曹天佑。敦诚、敦敏、明义等人确曾与一个叫曹雪芹的颇有魏晋风度的人打过交道，并说他小时曾跟随“先祖”曹寅“之织造任”。事实是，曹寅去世时，曹雪芹尚未出生，可见他们的话也靠不住。这样看来，曹雪芹和江宁织造曹家的关系本来就没有证据连接，凭什么就容不得学术界对曹雪芹的著作权发生质疑？
说来曹雪芹这个人也挺倒霉的。他本来在《红楼梦》书中老老实实地自认不是作者，只是“披阅增删”者，而胡适及其徒子徒孙们偏偏毫无根据地而说他是为避“文网”“故弄狡狯”，硬派他是《红楼梦》的作者。其实，“弄狡狯”便不会在书中明晃晃地写上自己的名字，既然写明自己的名字就没有“避文网”的顾虑。这本来是必然的逻辑，是常识范围的推理，可惜“考据派”为支持自己的学说，已顾不得什么逻辑常识了。曹雪芹付出不寻常的“十年辛苦”，“披阅增删”并传抄问世了《红楼梦》，本无什么名利之心，但后世的红坛霸主们，却硬生生地弄得曹雪芹死了二百多年后，还无缘无故地蒙受不白之冤，被怀疑为剽窃文章者，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
事情仅止于此也就罢了，毕竟是学术研究领域的事情。但可笑的是事情偏偏没有到此打住，偏偏在歧途上越走越远。在曹雪芹和江宁织造曹家还扯不上关系的基础上，红学界又开始了对曹寅祖宗八代的考证。当今的“红学”霸主们已经不再研究《红楼梦》，而是莫名其妙地潜心研究起不知与曹雪芹是否能扯上关系的织造世家来，由曹寅祖孙三代引起了祖籍河北还是辽宁的无休止论争，由江宁织造曹家又牵扯到曾任苏州、杭州织造的李家、孙家。红学已为“曹学”所取代，“曹学”也不再是“学”，而是为曹家修家谱了。再说这个家谱究竟是曹寅的家谱还是曹雪芹的家谱呢？这真如《红楼梦》所说，“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
事情的荒唐还远不止于此。以某红学权威为首，又创造了一门“探佚学”。《红楼梦》是一部断臂的维纳斯，探讨一下失落的部分也无可厚非。但探佚界现在已不仅仅是走火入魔了，简直是一群疯子在胡说八道！什么薛宝钗后来心甘情愿嫁给了贾雨村，林黛玉被迫嫁给了薛蟠忧郁而死，秦可卿是失势王爷遗弃的女儿，等等。这是哪跟哪呀？连“关公战秦琼”都不如了。当今红坛见到索隐文章就大加挞伐，斥之为“猜笨谜”、“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但看看你们自己的文章吧，这哪里是做学问，简直是白日梦了。美国人使用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去攻击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拉克，理由却是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对此非理性的霸道行径称之为“双重标准”。红学界兖兖诸公，你们不也是在执行“双重标准”么，有什么资格五十步笑百步呢？
做学问的事情，还是心平气和一些好，红坛各流派，和平共处，兼收并蓄，互相启迪，共同繁荣，才是正路。
２００３年５月于长春
（注：土默热先生原题为“《红楼梦》创作过程六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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