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杂音系列专栏里，我们收集各种各样有关精神健康议题的声音。尽量去呈现更多的观点，打造一个多元化声音的集散地。”「神经之症，其来其去，均非一朝一夕之故。」中国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患了神经衰弱。他在六百万字的日记、一千九百多封的书信中，反覆写到自己深受神经衰弱之苦。顾颉刚自我分析患病的原因，是就读北京大学时，用功过度，经常熬夜，又常在戏院听戏，让乐器刺激感官情绪。随后妻子与祖母相继过世，学业压力与悲伤引发失眠旧疾，生活接连失序，精神无法安定，身体饱受煎熬，从此摆荡在中西医与各种方济、秘方之间。其实顾颉刚的身心病症，现代人也颇为熟悉。焦虑、失眠、烦躁、心悸、消化不良等症状，现在也许会被诊断为焦虑症、抑郁症、自律神经失调等，但在上个世纪，往往被称作「神经衰弱」（neurasthenia）。1950至60年代台湾报刊的医药问答，仍常见关于神经衰弱的提问。
图片来源／《台湾民声日报》，1954年10月4日
阳明交通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王文基教授提到，「神经衰弱」在一百多年前的许多社会都是相当流行的精神疾病，包括鲁迅、宋教仁、郁达夫、蒋宋美龄等人都曾受其苦。相较于西方精神医学界自1930年代后，已鲜少以神经衰弱作为诊断，中国对神经衰弱的关注仍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各类专家在报刊上发表神经衰弱的论述，宣称治疗神经衰弱的成药与诊所广告充斥媒体。大众对神经衰弱的注目，让它不仅是影响个人健康的疾病，更牵涉到国族兴衰的问题。知行未必合一：神经衰弱的花式疗法
神经衰弱的概念约于清末民初传入中国，短短一、二十年间，就成为广为盛行的疾病名称。王文基提到，在精神科学尚未专业化之时，症状庞杂模糊的神经衰弱主要是由大众医疗文化的论述所定义。而学者也指出，「衰弱」也与中医的「虚」嫁接汇合，让从西方飘洋过海的神经衰弱，从此在中国落地生根。在新旧思潮交融的历史情境中，顾颉刚的择医试药可做为一个认识神经衰弱的案例。为了治疗神经衰弱，顾颉刚同时进行中西医疗法。他既服用失眠散、天王补心丹等中药方剂，也使用西式安眠药、葡萄糖针、补血针，并尝试各种食疗、摄生之道，例如睡前用力擦足心两千下，足暖后好入睡，注重卫生，起居有序，不耽溺听戏等。顾颉刚频繁更换医师与疗法，如神农尝百草般尝试各种治疗，王文基称之为「治疗的折衷主义」（therapeutic eclecticism）。表面上好像盲从追求疗效，但顾颉刚并非没有反思他的作法。治学上强调证据的他，却认为治疗神经衰弱，「知行不必合一」。他在信中写道：「诊病与服药是两件事。诊病是看出他病的来源，病的程度，病的将来，是属于『知』的。服药是制止病状，属于『行』的。『知』只有一条路，『行』却有无数条路。」在纷杂的医疗理论中不断实验，只要身体会变好，都是好方法。这对我们理解当时不同医疗体系在民众端如何被实际了解与操作，或者说「身体力行」，有颇大的启发。各式中西医广告以治疗神经衰弱为宣传。
图片来源／《台湾民声日报》，1949年2月1日日德系统的神经精神医学认为，神经衰弱是一种与遗传和作息有关的现代病，加上强国保种的观念，先有健康的个人才有强健的国族。以美国为主的动力精神医学则强调，神经衰弱是心因性疾病，应该视为一种焦虑反应（anxiety reaction），例如传统的家庭观，让中国青年无法面对现代化社会，导致适应不良的心理冲突。这些医学观虽然可以帮助民众理解相关病症，但观点及处置方式的不同，也加深了焦虑。无论如何，在当时中西医主导的论述下，精神科学仍处于边缘，但这样的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出现变化。快速综合疗法：精神科学的「跃进」
王文基提到，神经衰弱在1950至60年代的中国仍十分常见。各内科门诊中，神经衰弱与风湿症的病人，仅次于慢性胃肠病；尤其是知识份子、高校生、干部和「为钢奋战」的钢铁厂工人都是容易罹病的族群。在群众动员与追求生产力科学化的政治氛围下，精神疾病的防治逐渐成为政策重点。1950年代末期，随着整风运动、大跃进，精神科学与政治动员的关系愈加紧密。在「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追求生产力的「建设总路线」下，精神科学的轮子，随着政治动员的步伐快速转动了起来。当时许多疾病预防（尤其肺结核、疟疾等传染病）的宣传都以增加生产、完成建设为号召。
图片来源／US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Digital Collections, NLM Image ID:E00032尤其1958年，在南京举行的「全国精神病防治会议」上，将精神衰弱的防治与研究订为工作重点，并设立首座「神经病防治站」，精神病学、临床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群起投入。王文基说：「这在民国时期很难想像。民国时期虽然罹患神经衰弱的人很多，但多数医生更重视防治传染病。如今神经衰弱被视为防治重点，可以看到精神科学的专家如何在那样的政治氛围中，以其专长回应大局变化。」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北京医学院精神医学教研组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发明的「快速综合疗法」，宣称能在23天的疗程治愈神经衰弱。这套集结中西医与民俗治疗的综合疗法，在工厂、学校等地将罹患神经衰弱的工人、学生集中管理，实施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奴弗卡因及胰岛素注射）、物理治疗（梅花针，电刺激及电睡眠）、劳动与体育锻炼（太极拳、站桩等），并搭配规律的团体生活。经过数周治疗，宣称超过80%的病人皆病愈或显著好转。实行快速综合疗法，宣讲神经治疗防治知识，并施以中医的梅花针。
图片来源／《光明日报》，1958年9月29日尤其快速综合疗法不只试图缓解症状，还要彻底根除。透过组织小组座谈、医疗讲座、健康跃进会，提供病人「能动性」，并藉由政治动员强调「学习」的重要性，提升病人对神经衰弱的正确认识。在高举科学教育与政治信念的年代，这群快速综合疗法的推动者认为唯有「认识」疾病才能战胜疾病。王文基说：「透过学习、透过改变对神经衰弱的认识，强调改变『意识』就能战胜神经衰弱，将心理学的课题和当时政治环境强调的『主观能动性』连结起来。」快速综合疗法很快受到中共支持，许多医院开始用它治疗神经衰弱，并推行到高血压、痢疾、溃疡等慢性病治疗。当时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王景和就认为，「只有经过了这种政治动员，心理治疗才可能发挥作用」，仿佛注定了此时中国精神科学发展的政治性格。政治社会赋予精神科学发展的舞台，而精神科学挹注政治动员的能量。现在看来，快速综合疗法更像是一场疯狂的运动，但它的影响力绝不只如此。王文基提到，改革开放后，当中国开始发展本土精神治疗的初期，几位重要推手都和当年的快速综合疗法有关。直到1990年代中国的「心理热」，甚至有人认为快速综合疗法是中国精神治疗的起源，是东方心理治疗的重要范例。政治与科学之间，中国精神科学的生存之道
群众、精神科学、政治，让精神科学家在1950年代走到交会的路口。神经衰弱防治，成为他们奋力一搏的机会。例如创建中科院心理所的心理学家丁瓒（1910-1968），在抗战期间即着手关于中国精神科学的建设工作，致力促成中国精神学科专业化。在战后社会总动员的风潮下，丁瓒召集中科院的心理学家加入全民大跃进的行列，投入研发快速综合疗法，或可视为边陲学科力图表现的尝试。这段时间，中国精神科学界对于神经衰弱的病因、机转与治疗重点未必有共识。但这些专家，尤其是一群年轻的精神科医师、临床心理学家，都试图将神经衰弱放在当时精神疾病的整体医学研究下审视，「大家都用自己的专业发展出一套生存策略」。丁瓒于报纸发表神经衰弱的科普论述。
图片来源／《重庆大公报》，1943年5月31日从政治史的视野，也许精神科学只是社会总体动员的一环；王文基则从精神科学史的角度指出，大跃进时期的精神科学家并非只是政治傀儡，他们同时也是精神科学场域中的行动者。呼应用科学管理群众的需求，精神科学家获得前所未有的机会。「钻研快速综合疗法，不只是为了迎合官方，他们其实有专业化的企图，期待打造新的学术环境，创造属于中国自己的精神科学」。研究精神科学，为了拆解精神科学
从顾颉刚的个案，到新中国成立后防治神经衰弱的热潮，王文基说：「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就是这些科学是好的，精神疾病的治疗一定要以科学为基准」。但这套东西如何在中国发展，必须考量中国特色，要能解决中国精神疾病的问题。从东亚精神科学史的角度，一路追溯神经衰弱的移动轨迹，王文基说：「西方的疾病观念或医学理论都不是从甲地直接移植到乙地，从中可以看到『东亚转化』的痕迹。例如民国时期，很多关于神经衰弱的讨论都有五四运动的影子；大跃进时期，精神科学家则是希望运用心理学建设新中国。」阳明交通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王文基教授。
图片来源／王文基提供，劳维俊摄
从事1950至60年代的历史研究，由于特殊的政治与社会因素，搜集和判读史料不易，也增加研究难度。王文基除了参考上海市档案馆等单位的官方资料，也搜集知识青年的回忆录、书信传记、公开病历，并访谈曾参与过快速综合疗法的当事人。他提到，拼凑出精神科学发展的过程，不是为了还原一个无暇的历史，而是试图认识精神科学在过去百年的华人社会走出多少曲折与复杂的路径，并且成为今日的面貌。「精神医学是一种解释精神疾病的资源，但对精神科学史研究者来说，是必须去拆解的对象」。
精神健康艺术团体。以超越学科的视角看待精神健康议题，身体力行促进知识和经验的生产， 秉持社会正义的理念， 探索多元介入的可能。开展同伴教育、 互助团体、 讲座沙龙等经典项目， 也通过影像研习、 影像制作、 戏剧演出、艺术展览等各种艺术创新方式进行精神健康大众传播。连续五年举办精神健康艺术展览。与多所高校合作， 组织教学和培训。曾获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BritishCouncil、 706空间青年基金、 银杏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支持。
微信 perchthornbird
邮箱 thornbird123@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