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国际合作的核心变量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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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RC2017
核心摘要
当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表明国际合作是解决全球性问题、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最优路径。研究发现，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是影响国际合作的两个核心变量，二者的共振决定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本文尝试建立共同利益、身份认同与国际合作的新理论分析框架，分析共同利益、身份认同及二者共振对国际合作的作用机制。倡导建立国际公共产品的联合供给模式，为国际合作创造条件、增续动力。通过共同利益的整合与创造，突破利益隔绝 “藩篱”，减少互斥利益及其干扰，实现国际合作的充分与分布再平衡; 通过合作身份的凸显与相互确认，减少消极情绪和错误认知，推动 “收益—责任”分配的日趋平衡。着力加强共同利益建构及其制度化和提高身份认同程度及规范的内化，降低国际合作脆弱性，提高合作效率，保证较高的国际合作实现程度。
关键词：共同利益 身份认同 国际合作 作用机制01
问题的提出
罗伯特·基欧汉将国际合作定义为 “作为政策协调过程的结果，当一国政府遵从的政策被另外国家的政府视为能够促进他们自己目标的相互认识时，政府间的合作就会发生”。罗伯特·帕特南进一步强调，国际合作是国际、国内双层博弈的结果。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认为合作现象四处可见，它是文明的基础。当今世界深度互联，已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合作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科技等领域成果显著。然而，随着国际矛盾日益增加，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的凸显，正是国际合作仍存在严重赤字与恶性竞争的真实写照。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人类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 “脱钩”风险，对各国政府和整个国际社会构成严峻挑战，团结合作成为世界疫情防控的唯一选择。但是，全球疫情大流行与百年变局重叠，加速了世界多极化发展，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矛盾显现激化，极端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急剧抬头，各国借疫情将国内矛盾向国际转移的风险加剧，美国由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领导供给者变为旁观者甚至是搅局者，全球化负面影响加深，国际合作更加脆弱和低效。此外，全球疫情大流行也表明国际社会无法承受各自为战和逆全球化的成本与巨大损失，国际合作不仅基于共同收益，而且要应对共同威胁与挑战，收益—责任的平衡更为重要，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身份认同更显紧迫。各国应把握世界大势、顺势而为，实现国际合作在速度、广度和深度上的立体突破。因此，如何保证国际合作的实现、维持和深化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核心议题和实践的主要场域。
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际合作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已有较为成熟的国际合作理论。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等西方主流理论分别发展出了霸权合作论、制度合作论和合作文化论等国际合作理论。然而，上述国际合作理论仍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对当前英国脱欧、美国 “退群”、众多国际组织的低效性以及国际合作的恶性竞争仍缺乏有效的解释。黄少安等认为合作要结合主体的意识性 ( 或刻意性) 和行为的经济性，强调合作具有亲社会情感与他涉偏好的特征，是 “自愿选择”和 “自利性与互利性”的统一。经济学对于合作的研究过于关注利益的分配，其将 “经济人”的博弈论作为核心关注点。不对称相互依赖导致国际合作易偏向零和博弈，致使国际合作更加复杂化和悲观化。新自由制度主义对国际合作的研究最为深入，影响力也最大。其将合作中的各方关系视为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由于互补性与共同利益的存在，使得合作成为可能。而 “风险与机遇的不对称导致双方对这组关系的敏感度不同”，相对实力强者而言，实力较弱一方会更加敏感。国际合作处于一种不对称相互依赖状态，为此魏玲提出不对称互动。但是，共同利益与政策协调仍无法有效解决全球合作非均衡化和收益分配不平衡问题。实力弱者作为主导者和主要获益一方，实力强者作为服从者和获益较少一方，所进行的不对称互动非常脆弱，也无法持久。孙杰强调合作中内生地存在不对称性，认为如果弱势一方能够开展全方位的国际合作，那么多局合作收益的加总就可能使其达到最终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目的。其关注重点是如何在不对称合作中实现收益平衡和获得权力，国际合作的脆弱性和低效仍没有得到解决。归根结底是没有解决国际合作的分配与主体间的认同问题。超越权力、制度、文化维度的局限，探索更本质和更具解释力的核心变量显得紧迫且意义重大。本文从物质和观念两个维度出发，发现具有主体间性的身份和作为客体的共同利益是影响国际合作的两个核心变量。主要探讨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共同利益、身份认同以及二者的共振对国际合作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二是国际合作的实现、维护和深化如何实现?
本文尝试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合作理论分析框架: 共同利益、身份认同与国际合作。作为国际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共同利益为国际合作提供动力。当共同利益多时，国家有高合作意愿和强合作动力，保证了国际合作的高实现程度。反之，则出现国际合作的低实现程度。“利益的永恒性和朋友与敌人的非永恒性”，忽略了身份的稳定性和利益内容的变动性，导致国家过度地强调利益而忽略了身份对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身份认同是减少国际合作干扰性因素、实现收益—责任平衡、解决国际合作分配问题的关键性变量。当身份认同度高时，国家实现合作的意愿提升、合力增强、实现程度高。反之，国际合作的意愿降低、张力增强、实现程度低。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是共同利益与身份认同共振的结果。
02
共同利益对国际合作的作用机制
当前学界关于共同利益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 即共有利益、共同利益和全球利益。共有利益强调的是两者或两者以上利益相重叠的部分或交叉部分，即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或关联程度。共同利益则是相互依赖状态下国家利益存在共性或趋同的部分，由共同收益 ( common benefits) 和共同威胁 ( common threats) 所构成，并在双边、多边和全球框架内形成国际合作的基础。在国际政治领域，国家间在互动中产生利益趋同的一面，便是共同利益。共有利益与共同利益并非是 “静”与 “动”的差别，而是认同与否的差别。共同利益在共有利益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认同。全球利益指由全球化、全球问题所凸显的，全球治理的时代任务所亟须的，以人类中心论和世界整体论为核心的，要求人们用全球意识去思考问题的一种全人类共同利益。全球利益即为全球层面的共同利益，追求的是世界各国利益存在共性或趋同的部分的公约数，实现难度增加。因此，以共同利益为研究对象，更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一) 共同利益的形成: 自然生成与社会建构
共同利益的形成分为两种: 自然生成与社会建构。共同利益的自然生成指国家利益在相互依赖条件下的非直接人为因素的趋同。这种竞争下的共同利益形成，更多的是一种追求共同收益并规避风险的过程，收益成为共同利益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为共同利益的主要特征和重要动力，并日益形成等级分明的国际分工体系。从全球层面和历史向度来看，仅以收益为导向的国际合作是碎片化的和脆弱的，最终导致的是全球化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发展及全球性问题的凸显 ( 如战争、难民、贫穷、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由此产生的逆全球化等) 。国际社会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国际合作无法实现或难以维系。共同利益的社会建构又分为共同利益的整合和共同利益的创造。共同利益的整合指国际行为体共同推动的促使相互隔绝的、碎片化的国家利益进行对接与整合以实现利益趋同的现象。共同利益的整合是一种寻找机会的过程。以最低成本实现国际合作，获得共同收益或减少共同威胁。共同利益的创造指国际行为体共同创造的共有利益。共同利益的创造是一种创造合作机会的过程，更具有长远意义，难度和挑战更大。这一过程需要大国或国家联盟主动承担责任。共同利益的建构一般由大国、国际组织和国家联盟主导，通过主动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实现国家利益的扩展与趋同。以优势互补为导向的共同利益建构，有利于推动其实现分布和发展的再平衡; 有利于推动国际合作范围扩展和程度的深化，解决全球化所产生的和平、发展、治理和信任赤字问题。日益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需要自然和人为两种状态下共同利益的协调与再均衡，以推动国际合作的均衡化和持久性发展，实现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共同利益由共同收益和共同威胁所构成，其中，共同收益侧重行为体互动的正向效应，属于利润导向; 共同威胁侧重行为体互动的负面阻碍，属于风险导向; 而在共同收益与共同威胁之间存在着基欧汉和奈所言的 “潜在损益”，它体现的是行为体互动过程中既可能产生收益也可能形成威胁的潜在变量，属于问题导向。共同收益是国际合作的原始动力和主要目的。但随着全球性、区域性问题的增加与凸显，应对共同威胁开始成为国际合作的重点，并表现为全球、区域治理的兴起。在国际合作过程中，各国的收益与担负的责任日趋平衡。共同收益和共同威胁是共同利益的一体两面，共同作用于国际合作的整个过程之中。全球、区域治理为共同收益创造条件。共同收益使国家有能力、资源和手段应对共同威胁，保证合作的持久与深化。搭建国际合作平台，构建实现共同收益与应对共同威胁的复合模式，实现 “收益—责任”的平衡，以便灵活应对合作内容的变化和 “潜在损益”的负向浮现。
(二) 共同利益的作用: 提供国际合作的动力与制度保障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共同利益是国际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为国际合作提供动力。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国家为了获得共同利益会遵守相应的制度规则、维护并深化国际合作。共同利益是国际合作的生命力来源，国际合作动力的大小主要是由其多少决定的。共同利益的增加，对国际合作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反之，则会导致国际合作的反复甚至失败。共同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推动国家利益不断进行调整。各国追求的国家利益不再绝对，并融入了更多的相对性含义，各国需要通过加强各领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国际合作的意识也得到了加强。国家利益的零和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变，国家利益是可以调和的，并且很多国家利益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合作比对抗能更为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由于 “共有利益”的生成与获得是建立在多边机制或网络之中，它有利于规范行为者的行为。因此，共同利益的汇聚及其制度化、所涉各国共担责任、大国承担主要责任已成为国际合作的基本战略路径。共同利益的制度建设为国际合作提供保障，推动合作得以维护和不断深化。国家间的合作得到鼓励，国家间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因而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
(三) 共同利益的困境: 国际合作的脆弱性
凸显国家利益间存在三种关系: 即共同利益、互斥利益和利益隔绝。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当前，互斥利益与共同利益日渐分离，国家从关注利益冲突向重视共同利益转变。但是，在相互依赖的环境中，共同利益并非不受互斥利益干扰而持续保持正向发展。当共同利益不是明显大于互斥利益时，国家通常不会采取扩大共同利益或减少互斥利益的行动。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降低，国际纷争产生的可能性反而更大。共同利益在推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主要面临五种互斥利益的困境: 即相对收益困境、责任分配困境、安全疑虑困境、权力竞争困境和文明冲突困境。
其一，作为国际合作内部干扰因素的相对收益困境。国际合作收益的非均衡性和国家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叠加，导致国家在合作中陷入相对收益的困境。当面对为共同获益而开展合作的机会时，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必须要询问谁将获益更多?国家在收益分配上的交互博弈一直存在，导致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增加。一旦博弈激化，互斥利益 ( 预期) 大于共同利益 ( 预期) 时，合作易陷入零和博弈的模式。各方将难以达成共识，合作失败。相对收益经常和权力竞争相结合，导致互斥利益进一步增加、合作无法实现或难以维系。
其二，作为国际合作内部干扰因素的责任分配困境。共同利益在实现、维持和深化国际合作的过程中，需要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建立相应规则以形成一定程度的制度约束。因此，国家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从国家利益出发，国家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与承担责任的最小化形成刚性矛盾。各国因为国家实力、基本国情、发展程度和合作诉求的不同，导致国际责任的分配也很难形成统一的标准。国家常常因国际合作的责任分配问题争吵不休，导致合作搁浅或推迟，合作效率下降。责任分配困境在应对共同威胁时会更加凸显。
其三，作为国际合作外部干扰因素的安全疑虑困境。正是因为安全疑虑的存在，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间即使存在共同利益，相较于自由主义而言，其对国际合作的看法也更为悲观。国际合作在客观上要求国家让渡一部分权力，这毫无疑问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如若认为存在威胁其生存的安全问题，互斥利益将会明显地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国际纷争将取代国际合作。随着主权国家的 “零死亡”和对抗、冲突与战争的成本日益高昂，国际纷争的周期缩短、强度减弱，国家会在某一节点选择妥协。但是，安全疑虑的 “魔咒”如同 “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共同利益之上，随时可能破坏国际合作。
其四，作为国际合作外部干扰因素的权力竞争困境。当前，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但是，在国际关系的研究范式下，合作关系难逃权力竞争的魔咒。国家极其关注权力如何在它们之中得以分配，并尽力使自己占有的世界权力最大化。共同利益的形成并不总是与权力格局相吻合，其不平衡增长会推动权力的流散和转移，进而改变现有的权力格局。影响既得权力者的利益，其必然进行反扑，干扰或中止国际合作。权力竞争导致互斥利益增加，国际秩序紊乱，国际合作因环境遭到破坏而难以实现或维系。
其五，作为国际合作外部干扰因素的文明冲突困境。世界是由多元文明共同组成的复合统一体。各文明内部形成独立运作的系统，具有一定程度的封闭性、排他性特征和较强的免疫能力。在客观结果上，国际合作扩大了文明间的交集，打破了文明间的相对隔绝状态。多元文明的异质性凸显、单一文明与多元文明的不同诉求、强势文明和弱势文明间的不平等互动，导致国际合作更易陷入文明间的对抗与冲突困境之中。国家对待共同利益和文明交流的态度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国家行为在二者之间的摇摆变化直接导致了国际合作或国际冲突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
03
身份认同与国际合作
从词源看，“认同”来源于 “identity”，其含义有: 当作 “身份”时，作为名词，指某个个体或群体依据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标准或尺度在特定社会中所获得的地位或类别; 当作“认同”时，则具有动词性质，指某个个体或群体试图辨识、确认自己的身份定位与归属的行为和过程。身份是由内外两种观念结构建构的。身份认同是指某个行为体所具有的或展示出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这类形象是通过与 “其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身份认同主要包括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认同两种，是国家自我定位与他者认知互动的客观反映与主观建构的过程。建构主义模式认为，“自我的界限会受到互动的影响，所以在互动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在合作过程中，国家可以建构集体认同。”
(一) 身份认同的形成: 情感与认知的社会建构
身份认同是共有知识的社会建构过程，具有主体间性。国际合作的身份认同是单向情感和双向认知共同作用的结果。情感更多地体现国家的偏好，感性的成分更多一些，是身份认同的最初状态，不确定性更强。认知是一种互动与协调过程，理性的成分更多一些，是身份认同的调整与再确认阶段，更趋于稳定。国际社会中的国家身份认同包括角色身份认同和集体身份认同。角色身份认同，指一国与他国互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实现自我定位与他者认知的协调与统一的过程。集体身份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角色身份与集体身份是身份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角色身份的进化就是集体身份的形成，主要路径是一体化。观念认同是塑造区域集体认同并确保区域持续有效存在的关键。身份认同有利于超越单一价值追求或多元价值观导致的冲突对立与难以调和的认知局限，实现共同价值观念的塑造。
国际合作关系导向下情感因素的推动作用。情感是人类行为动机的最终根源,人们都追求体验积极情感而避免体验消极情感。在国际合作关系中，国家会根据自身能力和意愿进行身份的自我定位，并根据自身合作意愿的程度，采取行动和进行身份塑造。国家合作意愿高 ( 积极情感)时，其会以引导者或参与者的身份积极推动或配合合作的实现、维护或深化，进而实现其合作引领者或参与者身份的形成; 国家无合作意愿 ( 情感模糊) 时，其会以不参与也不反对的行为推动其合作旁观者身份的形成; 国家合作意愿低 ( 消极情感) 时，其会以抵抗或反对的行为推动其搅局者或搅局追随者身份的形成。与此同时，在国际合作过程中，一国的国际合作意愿也会发生变化，导致其角色身份在合作者、旁观者和搅局者间转变。推动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在实现、维持或深化合作的互动中的相互认知，即一国在国际合作中身份认同的程度。
国际合作关系导向下的认知过程。生活世界的产生为交往行动得以开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它为施动者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一种共同的知识背景。身份认同是在情感推动下的认知过程，是共有知识的汇聚。自我和他者双向互动的结果会强化或弱化合作过程中的情感，影响合作的进程。共有知识的汇聚使身份认同的形成遵循文化选择的逻辑。温特指出， “一个社会行为可以被分解为四段情节。情景一: 自我向他者发出信号，告诉他者自我在互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自我设定的他者的相应角色。情景二: 他者思考自我采取的行动所具有的意义。情景三: 他者将会根据自己对情景的新定义而采取相应的行动。情景四: 自我解读他者的行为，并采取行动。”文化选择过程推动国家身份定位的不断调整与身份认同的实现。其中，国家间面对面的双边对话机制构成了这样一种公共领域，处于类似于理想语境模式下并依赖于共同的生活世界的国家之间就可以通过对话为自身建构出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身份。当国家身份定位和他者认知符合度高时，身份的认同度就高，国家会有更强的合作意愿，推动合作的实现、维持或深化。反之，身份的认同度就低，国际合作意愿将会相应地弱化、动力减弱。需要注意的是，一国的外交政策从认知到决策再到政策的执行，不仅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意向、国家战略文化、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内制度等诸多国内因素的影响。因此，国家 ( 特别是大国) 在进行国际合作的过程中，也是一种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内因素共振的结果，并反作用于体系结构和国内因素。
(二) 身份认同的作用: 提供国际合作的动力与规范保障
身份认同对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具有重要影响。认同一经形成，就具有独立的作用，使行为体对于相互之间关系的共同观念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到行为体的行为。身份认同为国际合作提供动力。国际合作关系下的各国一旦形成较强程度的身份认同，国家的安全疑虑将会减弱，相互确认的情境产生。行为体在相互确认的身份互动过程中会产生积极情感和信任感。此时，国际合作的意愿就会进一步得到强化、动力增强，实现、维持或深化合作的可能性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国际合作身份认同的过程，也是国家行为体规范内化的过程。要拥有一种角色身份，一个施动者就需要在社会结构当中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并在同具有反向身份 ( counter－ identities) 的他者的互动中遵循特定的行为规范。国家会自觉地按照身份规定的规范约束自身行为，有效地保证国际合作的实现与维系。“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规范既是媒介也是资源，身份转变与规范调整必然经常性地关联在一起，特定的身份关系需要透过一定的共有规范加以巩固。”正向互动的内容主要是制度合作与规范习得，反向互动的内容是大国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冲突，进而导致制度挑战、规则重塑、制度与秩序重建。因此，身份认同的提高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必要的规范保障。
(三) 身份的复杂性: 国际合作的身份认同困境
行为体的社会身份是由这个复杂的关系网络确定的，这个关系网络是流动的，变动不居。复杂性是国家角色身份的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多样性、运动性和他者认知的非中立性。因此，国际合作中的身份认同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在特定的国际合作情境下，保持国家身份的相对稳定、实现国家身份的凸显、保证国家身份的相互确认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角色身份的多样性困境。不同的情境和视角下，国家所扮演的角色身份往往是不同的，而且可能是完全相反和对立的。因此，国家角色身份是多样性的，构成他者的认知印象。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角色身份尚未凸显或出现弱化时，多样性的角色身份很容易干扰身份认同的形成和深化，导致国家不愉快的消极情感体验。此时，国家的国际合作意愿弱化，采取抵制或对抗的行为，致使合作无法实现或难以维系。
国家角色身份的运动性困境。关系本位的国家角色身份自然具有运动性特征。在国际社会中，对制度完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较好的国家而言，其行为更加确定、所扮演的角色身份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制度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小国) 的政治、经济、社会脆弱性导致其承压能力较弱，在国际合作中所扮演的更多是追随者角色，其身份的变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 特别是大国的干预) 。而对新兴国家而言，实力的快速增长必然导致其对自身角色身份的定位和追求发生频繁的变化。但是，由于他者认知的滞后和存在偏差，导致身份认同程度较低，国家合作意愿出现波动，加剧国际合作的风险与挑战。
他者认知的非中立性困境。每个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地从自身的国家利益与认知视角或习惯出发，对他国的角色身份进行认知与反馈。这无疑会导致国家角色身份的他者认知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产生偏见、误解甚至是敌意，致使身份认同的共有知识减少。国际合作的意愿下降，实现、维持或深化合作的可能性降低。另外，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结果是身份的地位化。获取国家利益需要国家在实践中掌控权力与话语，国家身份的地位价值由此凸显。而身份地位化的权力属性导致大国竞争甚至是对抗。霸权国并不会轻易承认新兴大国的地位要求，进而导致双方关于身份的长期博弈，加剧国际合作的脆弱性和低效性。
04
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共同利益与身份认同
共振的结果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作为国际合作的两个核心变量，二者的共振决定着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但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的发展方向、速度难以实现一致和保持同步。为了更直观地分析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共振对国际合作的影响，本文选取共同利益多少和身份认同高低进行组合。得出四种结果: 即 “多高” “多低” “少高” “少低”。由于 “多低” “少高”组合形成的结果是一致的，都表现为国际合作的高不确定性，以上四种排列组合又能归纳为三类不同的结果: 即 “多高”组合的国际合作实现程度高; “多低”“少高”组合的国际合作不确定性高; “少低”组合的国际合作实现程度低。
(一) “多高”组合: 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高
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包括合作的实现、维持和深化三个阶段。 第一，当共同利益多时，国际合作的共同收益多或各国面临严峻的共同威胁、互斥利益少或其干扰小。此时，国家具有高合作意愿和强合作动力。当身份认同程度高时，各国更易实现合作身份凸显和相互确认、产生积极的情感和良好的相互认知以及较高的信任感。二者共振促使国家合作的意愿与动力得以强化，推动国际合作得以实现。国际合作的 “第一次突破”完成。 第二，共同利益及其制度化和身份认同及规范内化是一体的两面。共同利益推动其制度化的实现，有利于保证合作各国免于互斥利益的干扰，保证合作的持续稳定; 在合作互动中，各方的相互认知更趋理性、所扮演的角色身份更加凸显和确定，形成更加稳固的身份认同，推动各方不断内化合作规范。二者共振对合作各方的行为产生强有力约束，保证国际合作的维持得以实现。国际合作的 “第二次突破”完成。 第三，合作各国积极进行共同利益整合和创造，实现自然和人为两种状态下共同利益的协调与再均衡，持续发掘更多的共同利益，进行积极持续的情感和认知互动，推动角色身份向集体身份转化，促使身份认同程度不断提高。多共同利益和高身份认同程度的同向持续共振，保证了合作的高意愿与强动力的持续，国际合作得以深化。国际合作的 “第三次突破”完成。需要强调的是，共同利益与身份认同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在国际合作的实现、维护和深化的三个发展阶段， “多高”组合一直保持同向共振的可能性非常小，并非总是没有波动和平稳发展的。因此，通过人为引导减少互斥利益和消极情感与认知互动、实现共同利益与身份认同的正向合力发展、提高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愈显重要。(二) “多低” “少高”组合: 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高
首先，共同利益多时，国际合作的共同收益多或各国面临严峻的共同威胁、互斥利益少或其干扰少。此时，合作各国具有高合作意愿和强合作动力。但身份认同的低程度，导致国家角色身份多样性和运动性以及他者认知非中立性的困境更易发生，国家间更易出现偏见、误解甚至敌意对抗，产生消极的情感和错误认知，不信任感增强。一旦国家面临国际 ( 国内) 政治、经济、安全、文化和社会等风险时，其行为的不确定性凸显。国家间的关系就会迅速恶化甚至会发生剧烈的对抗与冲突，合作身份随之发生变化。合作各国之间的消极身份互动，将导致国际合作的难度增加、实现程度降低。此时，通过增进相互了解与加强情感的培养，推动角色身份的凸显、实现身份的相互确认以及提高身份认同程度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共同利益少时，国家利益处于利益隔绝或互斥利益的状态。国际合作的共同收益少或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少，互斥利益干扰强。此时，合作各国更加计较相对收益与责任分配、受权力竞争、安全疑虑和文明冲突的干扰更大，国际合作意愿低、基础薄弱、动力不足，合作无法实现或难以维系。而高身份认同程度则会促使国家产生积极的情感和较高的信任感，国家间具有友好且稳定的关系，对抗与冲突的程度、频率降低。此时，国家应充分利用身份认同程度高的优势，实现共同利益的整合，突破利益隔绝以发掘共同利益的潜在增长点; 规范国家行为，减少互斥利益及其干扰，循序渐进扩大共同利益，为国际合作的实现、维持和深化夯实基础、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三) “少低”组合: 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低
当共同利益少时，国家利益处于利益隔绝或互斥利益的状态。国际合作的共同收益少，国家面临共同威胁的程度低。此时，国家更想获得最大的合作收益、承担最少的合作责任，更易陷入权力竞争、安全疑虑和文明冲突的困境之中。国际合作的薄弱基础、低意愿和弱动力，导致国家间的低互动频率或国际纷争的凸显。身份认同程度又低时，合作各国更易产生消极情感和错误认知，更易陷入角色身份的多样性和运动性以及他者认知非中立性的困境之中，国家间关系因偏见、误解而表现为冷淡或者不友好甚至是敌意对抗。国家的消极情绪与不信任感显现，观念对国际合作的引导能力减弱，国家身份更多地表现为合作的旁观者或搅局者。少共同利益与低身份认同程度的共振，致使国际合作的动力不足、国际合作的可能性空间被挤压。国际合作无法得以实现，已有的国际合作无法维持和深化。此时，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共同利益的大规模整合与创造或合作身份的迅速凸显与相互确认。因此，首要任务是以大国或国际组织为主导进行物质性公共产品的联合供给，减少互斥利益，降低国际纷争与搅局者对国际合作的负面影响，进而超越原有利益隔绝的 “藩篱”、构建共同利益，夯实合作基础、增续合作动力。其次，以大国或国际组织为主导进行观念性公共产品联合供给，减少偏见和误解，改善消极情绪和错误认知，进而实现角色身份凸显和相互确认，为合作创造条件、强化合作动力。
05
结 论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百年变局进程，全球或者区域政治、经济、安全风险加剧，推动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团结合作紧迫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作为国际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共同利益为国际合作提供动力。共同利益的形成包括共同利益的自然生成和共同利益的建构。国际合作的实现、维护和深化，需要更加重视共同利益的社会建构，具体的路径又分为共同利益的整合和共同利益的创造。共同利益在形成的过程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情况: 共同收益、共同威胁和 “潜在损益”。国家在追求共同收益时，同样需要主动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防范共同的威胁、推动 “潜在损益”向共同收益的方向发展。国家利益间有三种关系: 共同利益、互斥利益和利益隔绝。国家应扩大共同利益、减少互斥利益及其干扰，打破利益隔绝的界限使其向共同利益转化，实现共同利益的制度化。以应对共同利益在推动国际合作过程中面临的五种互斥利益困境: 即相对收益困境、责任分配困境、安全疑虑困境、权力竞争困境和文明冲突困境。
作为实现、维持和深化合作的关键性变量，身份认同有利于减少国际合作的干扰性因素。国家对国际合作身份的追求，提供国际合作动力或加剧国际纷争。情感更多地体现国家的偏好，是身份认同的最初状态; 认知是一种互动与协调过程，是身份认同的调整与再确认阶段。积极情感和认知的合力共振推动国际合作身份认同的形成和不断深化。身份认同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国际合作动力的提供以及共有规范的内化。与此同时，国家应重视身份复杂性所导致的三种身份认同困境: 身份的多样性困境; 身份的运动性困境; 他者对自我身份认知的非中立性困境。在国际合作的进程中，国家应更加重视合作身份的凸显，保证合作身份的相互确认。
假设 “多高”组合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国际合作将会实现由实现到维护再到深化的三级突破。“多低”“少高”组合下的国际合作的实现、维持和深化的不确定性高。“多低”组合时，应通过相互了解与情感培养的加强推动合作身份的凸显、实现身份的相互确认以提高身份认同。“少高”组合时，国家应充分利用身份认同程度高的优势,挖掘共同利益的潜在增长点。实现共同利益建构的正向引导,扩大共同利益以提高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少低”组合时,国际合作的实现程度低。当前，首要任务是降低国际纷争与搅局者对国际合作的负面影响，超越原有利益隔绝的 “藩篱”、整合共同利益。其次，改善消极情绪，进而实现合作身份凸显和相互确认，为合作创造条件。
世界各国应顺势而为，共同努力来降低国际合作的脆弱性，提高国际合作的效率，实现国际合作在速度、广度和深度上的立体突破。推动以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为基础和目的的全球 ( 区域) 公共产品的联合供给模式的建立。当前，全球 ( 区域) 公共产品供给的直接目的是应对共同威胁，偏重国际责任的承担与履行，以此为基础的国际合作低效且脆弱性明显。因此，首先，全球 ( 区域) 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应该是所有合作参与者。其次，全球 ( 区域) 公共产品供给的目标应是获得共同收益和应对共同威胁的统一。第三，全球 ( 区域) 公共产品供给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第四，全球 ( 区域) 公共产品供给应以收益—责任的平衡为保障。公共产品可划分为两类: 即物质层面的公共产品和观念层面的公共产品。以提供物质性的公共产品为基础性动力，以提供观念性的公共产品为引导性动力。通过全球范围内共同利益的建构，实现国际合作的充分与再平衡; 通过合作身份的构建，探寻 “收益—责任”的平衡点，解决主体间认同与合作分配问题，保证共同利益增加与身份认同提高的同频共振。在此基础上，建立共同规则、实现对国家行为的制度性和规范性约束是国际合作维持与深化的主要路径和关键所在。以此为思路，当前在进行世界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合作时，中国应更加坚定地秉持人类命运共同理念， “在多中心合作治理秩序的进程中发挥自身影响力，以重塑全球治理体系为目标，积极推动治理结构改革”，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和整体效力，加速全球治理的进阶，推动国际社会向全球善治的最终目标迈进。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在尝试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合作理论分析框架时，更多的是从国际体系和国家间互动层面加以论述，对共同利益、身份认同等生成逻辑的分析说明还相对薄弱; 对当今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国家国内政治反作用于国际关系和国家战略的影响评估还很不足。今后，笔者将会投入更多的精力解决上述问题，以增强这一理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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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RUC)成立于2017年3月9日，是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琳女士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的教育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亚非领衔，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旨在构建高层次、高水准的全球治理思想交流平台，并向社会发布高质量的全球治理研究报告，努力践行咨政、启民、伐谋、孕才的智库使命。
自2018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连续四年入围由美国宾州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SCP）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的“亚洲大国智库1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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