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蒋介石、李济深决裂的因缘与影响
文/沈成飞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沈成飞教授摘 要 :192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快速胜利，偏居广东一隅之地的国民党从边缘走向中心，建立起全国性政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开始以中央自居，以领袖自认；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在北伐期间留守广东，因位高权重而为蒋所猜疑。围绕着汪蒋合作、编遣裁兵和财政统一、政治分会存废、蒋桂战争等问题，两人矛盾迅速激化，终至不可调和，蒋介石随即将李济深拘禁，双方彻底决裂。蒋李决裂之导火线为蒋桂战争，远因乃是蒋介石志在中央一统，削藩集权，李济深却坚持巩固因战争而获得的地方实权。蒋李决裂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央和地方权力长期颉颃的一个缩影，由此折射的军人政治和强权逻辑，反映了国民党集政治集团与军事集团于一身的特征，亦彰显了民国政治未能跳出武力逻辑之事实。关键词 ：蒋介石；李济深；历史因缘；现实影响；武力政治1920年代初，蒋介石和李济深两位在广东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外省人，在军队中开始有了交往。黄埔军校开办以后，蒋介石任校长，李济深任军校副校长和教练部主任，两人关系进一步亲密。两人在广东政局中都属于颇具实力的中坚人物，有着后来居上的潜资，亦有进一步上升的障碍和压力。此时，广东籍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甚至许崇智等才是国民党更重要的领袖人物。其间蒋李之间虽偶有摩擦和分歧，但蒋氏黄埔军和李氏粤军之间仍相互支持。这为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和军队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奠定了李济深在粤军以及广东的地位。其后，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一个出师前方，一个留守广东，两人的合作也达致顶峰。然而北伐成功后，李济深率先对蒋表达不满，不仅批评蒋氏之作风和手腕，抑且抵制蒋之政策主张，终为蒋氏所不容，被拘于汤山，从此李在国民党核心层“出局”。蒋氏认定，蒋李决裂之关键系李在蒋桂战争前支持桂系，甚或有鼓动桂系对抗中央之实。此说有自说自话嫌疑；李氏称双方决裂系蒋独裁集权，一意孤行而造成，又显得简略而皮相。笔者认为此事值得继续进行学术追问。李济深之率先反蒋，既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亦有蒋李身份之争，尤其是北伐开始后逐渐以领袖自认的蒋介石，以革命制高点之道德标准强求中央一统的政治伦理，遇到实权在握、意图自治的地方军人之后，双方矛盾日渐尖锐而无法调和。其中之折冲樽俎反映近代中国政治在重建权威和分权共治间的两难抉择和深刻矛盾。一、汪蒋合作：蒋李关系急转直下
1927年4月，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宁汉对峙之局面渐成。蒋介石和汪精卫两系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互相攻讦，僵持不下。就蒋一方而言，鉴于蒋桂合作，江苏、上海、安徽、浙江、福建一带连为一气，李济深和黄绍竑控制的两广亦与南京呼应，其声势不弱；就汪一方而言，他一面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对蒋声讨挞伐，一面挟唐生智和张发奎两部军事力量对南京施压，底气十足。同时为减轻后方压力，汪有意派张发奎回粤推翻李济深的政治地位。6月，汪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罗易谈话时表示，不惜以公开分裂国民党为代价回粤推倒李济深：“我必须同第4军和第11军紧急经湖南去广东”，“我们应当进行战斗并推翻李济深”，汪将此视为武汉方面摆脱困局的“唯一出路”。罗易代表共产国际表示将对汪回广东给予“最全面的支持”；此时南京的北伐行动接连受挫，在军事上处于被动状态。武汉一时声势大振，汪挟势自重而不着急解决李济深。8月1日，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此事导致张发奎部地位尴尬，张随即以追击起义军为由提出回粤，声称“南伐”，此举得到汪精卫的批准。其时南京形势丕变，蒋介石北伐遇挫宣布下野，宁汉开始谋和，李济深为拉拢张发奎同意其回粤。只是他对张发奎的心态是矛盾和警惕的。他呼吁双方互信和团结：“今后前后方的同志，都团结起来，努力去做。我们总理说过，不能互信，即不能团结，不能团结，则不能生存，这是我们大家要知道而且要遵守的。”然而，张发奎之目的是取李济深而代之，以为汪精卫找到新的立足之地。回粤后张开始攘夺李济深权柄。他以陈公博为广东民政厅长、邹敏初为财政厅长、朱晖日为军事厅长，冀图控制行政、财政、军事权力。甚至形成“新委的县长，完全由陈公博决定”，“李济深事前不知道，事后也不能过问”之局面。陈公博本人都感觉到李对于张之要求“很委屈的接受”，并感觉到“极端威胁”。李济深事后追忆称，张“自前回粤后，愈益骄蹇横行，尽越常轨，已知其阴蓄异谋。济琛追念前劳，竭诚循抚，原冀稍戢野心，共维大局，讵料变生不测，祸起萧墙”。但当时李并不完全了解汪精卫、张发奎之“异谋”，于是强忍张氏压力而冀图双方合作。10月29日，汪精卫由武汉经上海遄返粤。回粤后汪精卫仍以中央自居，代广东发声，不仅控制广州政治分会，甚至主张在粤挂起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招牌。这又使李济深和桂系要角甚为不满，双方矛盾逐渐激化，张发奎开始谋划驱李行动。此时蒋介石、汪精卫双方具备了合作的基础。蒋介石痛恨于南京桂系压迫和特委会之排斥，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取得的权力同样不被特委会承认，其依赖的唐生智一方军力濒临失败，在广东之地位亦相当尴尬。李宗仁回忆说：“蒋先生自日返国后，遂一意与汪言归于好。蒋既有意负荆，汪更无心拒客，双方都已半推半就。”于是蒋介石表示只要汪派在广东驱逐李济深，他就回广东“再办黄埔，再练兵”。这使久处狼狈状态中的汪看到新的发展机会，于是他主动对蒋示好：“现在本人对蒋同志非常原谅，本人深悔当日之举，但本人勇于改过，以后仍当与蒋同志益加团结。”汪氏还初次谈及前一年之“中山舰事件”，认为此事系共产党挑拨而起，蒋之分共并无操之过急之嫌。对于蒋介石等在南京另立政府和国民党党部事，汪精卫同样说：“如今看来，不但不是蒋同志的不对，而且是兄弟的不对。”11月16日，蒋介石在上海投桃报李，公开表示汪蒋合作不成问题。同一日，汪精卫在安排好驱李策略后，邀请李济深一同离粤赴沪出席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汪精卫授意之下的张发奎、黄琪翔当即以李引桂入粤的“罪名”发动兵变，实际控制广州，此即“张黄事变”。
▲1927年11月16日，李济深随汪精卫离开广东，到上海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党务会议。是日晚，根据汪派密谋，张发奎、黄琪翔发动排挤李济深等人的军事政变。图为李济深（左一）与李民欣（左四）等人在去上海轮船上合影。（图源：《李济深画传》第56页）
汪张之倒李活动使穈集于上海的国民党要人爆发了激烈纷争，集矢于身在上海的汪精卫。受到愚弄的李济深一方面愤怒地声称：“余此次来沪，冀于促成吾党之团结，有所尽力，然而粤中叛逆当涂，民陷水火，而所统各军，又为逆部到处袭击，断绝饷食，中心煎急，不可终日。余受党国重托，职责所在，除促中央各同志开会外，不日即当首途返粤，统率所部，为党国整纪纲扫除叛逆也。”另一方面他称“张黄事变”为共产党阴谋，暗示汪精卫和共产党有牵连。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张继等继起对汪发难，言辞甚烈。胡汉民在致冯玉祥电中称：“张发奎黄琪翔等实为共产党所操纵，其策略系窃据两广，同时推翻东南，以致吾党之生命，为祸实大。”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坚决反对汪张的活动。12月7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审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三人与共产党之关系，要求停止三人出席四中全会权利。在李济深等人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蒋介石不便公开袒护汪精卫，亦不敢与其保持一致，而以调停人自居两面讨好。他一方面频频与李济深晤谈，释其疑虑；另一方面极力维持汪精卫派地位。如其对李济深处分汪派粤方中央委员之要求严辞拒绝，继以“求全体会议之完成”为由，力阻监察委员弹劾汪精卫案。汪派为摆脱困局联名提请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企图“拥蒋自保”。汪本人表示如能停息纷争，自己“尽可引退”。蒋汪之挟私联盟，不仅令地方军人不悦，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张静江等亦负气离沪，吴稚晖、蔡元培等尤不以为然。国民党元老的离心让蒋介石压力颇大，他虽批评“老先生等图尚意气而不顾党之存亡”，但亦不得不承认“老同志离散，政局动摇，彷徨莫名”而“夜间梦呓不安”。12月11日，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此事给李济深等激烈攻击汪、张以口实。李声称此事乃汪精卫和共产党人密谋合作的双簧戏，张发奎、黄琪翔是共产党。在京粤人大力指责汪精卫等人通共。上海商会发表宣言谴责汪精卫。汪精卫虽然一意拥蒋自保，甘为他人作嫁衣裳，可是“全党上下攻击汪氏，并不因此稍懈”。在此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查办汪精卫等粤方中委，责成军警监视其行动。狼狈不堪的汪精卫不得不再一次通电去国，声言不再参与政治。汪精卫陷入泥沼，蒋不便公开为其开脱。13日，蒋明确指责张发奎应对驱逐李济深事件负责，“要命令广东附近各军，一致讨共，务达消灭目的”。蒋声称：“各军如有设一总指挥的必要，或者我亲自到前方去，李任潮同志留住南京，或者请李同志去广州。”蒋还声称：“任潮吾党中坚，与兄久共患难，值此风雨同舟，理应共维大局。”为表示支持李济深回粤，蒋介石资助李济深军费三十万元。然而这种表态只是蒋李关系缓和的表面文章，私底下李对蒋之联汪态度难以释怀，他致函蒋介石直斥其非。经过几次商谈，蒋介石终和李济深、李宗仁达成妥协：两广交李济深，两湖交李宗仁，北伐最高权力交由蒋介石负责。21日，南京方面授权李济深全权整顿粤局。既得理亦得势的李济深不顾蒋氏暗中掣肘，不辞而别南下广东，组织力量驱逐张发奎。张在无力招架的情况下辞职离粤。1928年1月4日，李济深返穗重掌广东大权，同一天蒋介石返京主持大计，一时集党、军大权于一身。由上述可见，蒋介石为了重掌军权积极推动汪蒋合作，一度主张将广东地方交由汪、张主持。此举不仅是和汪精卫合作的交换条件，亦是对李济深和整个桂系的重大进攻，这是蒋希望“桂军回桂”的一个切实步骤。但此事造成蒋李两人的隔阂。返回广东的李济深虽声称：“报载余与蒋介石近日发生不惬，然实际上与前并无何等之改变，故蒋介石派将与广西派之间不免一战等风传，尽属子虚，乃共党所布，离间吾两人之谣言也。”但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当天即致电李济深，“释其误会，以希团结”，而他内心深知“任潮与余之隔阂”难以消解，为此“不胜悲感”。两人密切合作关系到此基本结束。二、裁兵与财政：中央优先还是地方本位？
1928年中期，在全国统一局面基本形成后，编遣裁兵和统一财政这两项极为关键又相互关联的工作立即提上了蒋介石的议事日程。北伐军人亦联袂而起要求编遣裁兵，呼吁财政统一，和衷建国。其时全国已有84个军，除了东北、新疆等地军队外，总兵额在220万以上。蒋介石希望全国军队分区编遣，保留80万人。但其初步提案明显表现出以和平裁兵方式清除地方军队，集权于蒋氏中央，进而完成国家实质统一之企图，此举受到地方强势军人的普遍抵制。同时，蒋大量收编江西、浙江、安徽、平津、山东等地方部队，尤其是收编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无主义之军队”的做法也引起地方军人强烈不满。以往学界对编遣裁兵工作的关注和讨论主要集中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大军事集团之纵横角逐、勾心斗角，而或多或少忽略了李济深在此事件上的态度和主张。事实上，李济深是蒋介石在编遣裁兵和财政统一两件事上最为不满，并且最早想要攘除的人物。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决定在北平召开北伐军最高将领会议。蒋介石、李济深、冯玉祥、蔡元培、阎锡山、李烈钧、李宗仁等十一人出席。会议决定成立编遣委员会。图为李济深（左三）在北平时与李宗仁（右二）、王芝祥（右三）、冯祝万（左一）等人合影。（图源：《李济深画传》第57页）
在编遣会议召开之前的自裁自编阶段，李济深在公开表态上和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他一方面公开支持蒋介石提倡之裁兵计划，呼吁军人自我约束，积极裁兵：“裁兵问题，为当今之急务。现时国税的收入，大半耗于军费”，“本人对裁兵问题与中央及各军事领袖主张相同，此事将来定可做到。广东方面，在军缩会议未发起前，已着手裁汰，故裁兵之举，已不成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对蒋介石花大力气收编北洋军队，在军费上压缩地方军队的做法深表愤慨，甚至公开批评蒋介石。据冯玉祥回忆，李济深曾在蒋大谈缩减军队、服从命令的会议上当众起立驳斥：“若是天下为公，没有一个人反对的；若是天下为私，一定有人反对。”以至于蒋介石当众面色大变。在广东裁兵问题上，李强调地方的特殊性：广东地方辽阔，“一旦裁兵，则地方忽觉空虚，反动派乘机异动”。他虽然声称广东三军拟改编为三师，被裁者均分别遣散，但时人认为他只是将军改师，将师改旅，解散了好几支敌对部队而已。抱持类似态度的自然不止李济深一人，以致许多人认为自裁自编阶段之裁兵工作“不过是一个美妙的名词，实际上绝没有那回事”。在统一财政方面，李济深同样面临巨大压力。广东作为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后方基地和曾经的总粮台，对北伐统一军事贡献尤多，也牺牲巨大。李济深准备向财政会议提案：“广东自共产党及张发奎之兵变后，地方元气未复，财政奇绌，一切收入，仅足维持本省”，“粤人多年为战乱所苦，此后拟施善，政以建设事业，俾享受革命之恩惠，国税如归中央之收入，则实行力将感不足。”然而广东的富庶是公认的。蒋介石深知广东在未来财政统一过程中的地位。他说：“惟吾党革命能否完成，其关键亦全在乎财政能否统一”，“全国财政之能否统一，又以广东为枢纽。盖粤为本党革命策源地，又富甲各省，应首先提倡，树全国之模范，则一切问题皆可迎刃而解。如粤不能遵守中央统一财政之政策，不惟各省无望，而外人对政府与国家之信用亦必动摇，则国家独立亦将绝望。”但广东对财政会议表消极态度，对蒋介石诸多财政统一方案持抵制态度。10月10日，蒋介石专门就“广东财政统一”问题晤谈李济深，但李坚持“就现状整理之”。蒋因李有“与中央相异之意”，进而“喟然长叹久之”。到1928年底，李济深和蒋介石在编遣裁兵和统一财政问题上陷入了僵局。1929年1月，全国编遣会议召开。5日，编遣会议发表《国军编遣委员会宣言》，强调编遣四项原则，即不偏私、不欺饰、不假借、不中辍。然而各地方军人处境不同，实力有别，各有怀抱，本意和平的编遣会议由此种下恶果。周佛海认为，“谁知以后的反复内战，却由这个编遣计划而种下恶因”。李济深因为被排斥在编遣区之外，编遣工作于己不利而率先发难。李说：“个人以为此次会议，当本公平澈底四字做去，其成绩必能斐然也……总以能维持治安为定，不必限于五十或四十师也。”他还坚持以省为单位“定师数多寡”，希望以此打破四个集团军控制四个编遣区，蒋介石另外再控制一个中央区，己部沦为“其他部队”之不利局面。凡此种种让蒋介石甚为难堪。9日，蒋介石召集各总司令会后说：“惟任潮把持广东，事事反抗，余面斥其为反革命之所为。”李亦对蒋直言：“国家已经统一了，内战亦结束了，应该从事建设，然看你的举动，似乎不妥，周围阅兵，是示威之意。”鉴于编遣裁兵和财政统一两者之间密切相关。李宗仁说，“统一财政，实行预算，主张正大”，但它的实现则以“全国军事能否收束为衡”。李济深亦言：“中央所收入不过四百万，而需款者竟达几千万之多，如此看来，不病在财政不统一，而病在军队之裁如不裁耳。所以要裁兵，财改〔政〕始能统一，不裁兵而财政终不能统一也。因此之故，裁兵为目前最国〔要〕问题。”有鉴于此，蒋介石于编遣会议期间和李济深、李宗仁专门召开财政会议，讨论统一财政与军费负担问题。蒋坚持“先行财政统一，饷额照其发数，由中央担负”。李济深则以中央财政统一之前提是“统一支出”为由加以拒绝，对于蒋通过私人途径与之单独商谈财政问题亦置之不顾。蒋愤而称李“倨傲骄矜，毫无觉悟”。11日，蒋和吴稚晖、李石曾谈广东问题。他激烈地抨击李济深：“倨傲异常，不肯裁兵，对统一财政又持异议。余既派私人与之接洽，明告以利害，仍不觉悟，不得已面斥之矣！”其后，广东无视蒋之主张而在海关项下截留关税。蒋再次怒称：“任潮心死无望矣。”又谴责李“趁此编遣会议不利之时期而来要挟者，何其多也！”李济深并不否认在裁兵和财政问题上与蒋介石的分歧和争论，直到其被拘禁于汤山之时仍称：“至于粤中财政，因军费浩繁，国税之外，必益以省税，始能应付，故屡将苦衷呈商中央，编遣开会之际，亦曾以粤兵防共至要，不可急于多裁，而粤款亦应暂时多拨，曾倖倖以争。”
▲1929年1月25日，国军编遣委员会大会在南京闭幕，图为大会闭幕后全体成员合影。（图源：《李济深画传》第58页）
要之，编遣裁兵和财政统一两事涉及中央地方权限。坚持中央优先还是地方本位，系北伐统一后国民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央要求“各师饷糈，俟各编遣区办事处成立后，由编遣会经理部派员特设经理分处,接管经理事宜。凡该区内向来解拨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之军费，及各该区截留之国家税收,应即一律移交财部接收，统一管理。再由财部拨送编遣会经理部,解致各该区经理分处，转发各部队”。但各方对此安排多不认同。何应钦就坦承：“裁兵能否真正的实行，完全以军队是否能成为公有的军队为断。”如果带兵官想把某一些军队永远作为自己的私产和争权的工具，那么他自然唯恐兵之不多；如果带兵官把军队看作国家军队，把自己指挥军队认定为国家临时指定的一种任务，则他对裁减军队以适应国家财政的支出，绝没有可以否认的理由，更没有阳奉阴违的必要。应该说，蒋李在何氏论及的核心问题上皆有偏私，这是编遣裁兵和财政统一两事推行不顺利之关键。三、政治分会存废：放权还是收权？
政治分会设置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的一种特殊因应政策。在中央而言，这是战时权宜之计；在地方观之，则可上下其手。随着国民革命军统一全国，政治分会这一战时产物之存废，亦成为蒋李矛盾的另一个焦点。1926年12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正式成立。李济深称：“政治分会之设，原因所在地方离中央太远，政治党务指挥不便之故。”他还就政治分会是否只管政事不管党事问题，致电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报载议决政治分会不管党事，职意原来政治分会之设，即为对于党政负有监督指挥责任，如北京之设政治分会，原无政治可办，实专管党务，此其例也。请将分会权限示之为叩。”胡支持李氏意见。他说：“中央政治会议为党中政治最高机关，故分会在各省亦应如此。”政治分会如不管党务，中央政治会议的权限也就随之大打折扣，这是胡不愿意看到的。胡还表示：“中央会议增加政治分会条例，中央执委会得委托政分会处理其特定区域内之党务，并根据此条，授权广州分会处理两广党务。”这就明确了李集两广党权、政权于一身的地位。宁汉合流前后，各地政治分会的存在对南京特别委员会的统权是重大威胁。1927年9月下旬，南京特委会电令李济深撤销广州政治分会。但李复电表示：“上海、杭州等处与中央近在咫尺，自无设政治分会之必要，两广、云南等处远在南方，关系两省以上及海外之政务、党务甚多，若无统率负责之机关就近监督指挥，各事均感不便。”李还说，“一年来，政治分会制度之在广州，只见其利，未见其害”，因此若中央因上海等处无须设立此种机关，遂将广州分会亦一并裁撤，则“殊觉有因噎废食之感”，何况“政务、党务不能截然分割之事至多，兼顾之机关更属万不能少”，“请即决定妥善办法，弗令南中数省政务、党务之连□（联系），悉遭停顿，若因人选不宜，请即另委适当人才，名义如何更易改定，总之非有与政治分会同性质之机关不可”。二期北伐之初，蒋介石为统合地方军人，平衡各方势力，合力推动北伐，进而避免“独裁者”嫌疑主张设置政治分会。他于南京政治会议中提议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四个政治分会，分别以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任政治分会主席。实际上，李济深等地方政治分会主席并不把政治分会当作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而只是视其为政治上的传声筒，以谋抬高身份而已。对于持不同意见的质疑者，李声称政治分会设置与时代发展的政治形势是合拍的。李之“分治合作”的政治分会模式得到许多国民党元老的认同。张静江曾对蒋介石表示应“削弱中央政府之权，任各军区自治”。继张静江而起支持地方分权的是国民党元老张继和李石曾。他们根据孙中山《建国方略》主张地方自治，反对中央过于集权：“总理遗教地方自治理论中明白规定中央与地方均权”，对于政治分会“如生吞活剥地加以撤销，恐怕要出乱子”。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北伐成功后，居于中央的蒋介石越来越难以容忍地方自治的分权现象。他称：“对目前制度虽亦赞成相对的均权制，但绝对反对如静江之所主张”，并批评张静江“于政治实认识欠真”。此时，胡汉民支持蒋介石。他力主取消各地政治分会，以党治国：“至撤废政治分会一事，余尚有一言。盖政治分会乃因军事时期应运而生者，所谓过渡办法也。现在既入于训政时期，当无再存留之必要。”蒋系一派也继续攻击政治分会，如《中央日报》主笔彭学沛著文称，政治分会的设置“在总章上没有根据”，“省政府是对国民政府负责的”，政治分会“指导”有关区域的省政府，“那就是紊乱行政系统而发挥自己的支配欲”。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着手解决政治分会问题。会上有人认为政治分会不利于实现真正统一，且对党权高于军权有妨碍。这一主张获得蒋介石支持。阎锡山、冯玉祥、李济深，乃至李石曾、张静江等仍主保留。李济深首先指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四次全体会议议决，各地政治分会之存废，“应候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而不应再在此次会议提出讨论”。针对有人提议取消政治分会之事，李说：“现在中国境内虽已统一，然在北则有军阀残部，尚待肃清。在南则共产份子，仍思蠢动。若各地无政治分会之设立，安能就近体察情形，予以适宜及迅速之处分。此裁撤各地政治分会之不便者一。吾国幅员之大，并世无匹。中央与各省之距离既远，若各省政府之设施，事事均须请示于中央，则无论中央对于各省之复杂事情，未尽了然，不易置答。以吾国今日之交通，公牍往返之稽延，以政务进行之迟滞，识者所公认也。有政治分会之设立，则正可使之代表中央，对于地方政府负指导监督之任，而免上述之缺憾。此裁撤政治分会之不便者二。各省政府仅有行政的职务，而无立法之权能。则关于各种地方法院之制定与颁布，舍政治分会外无适当之机关。政治分会一旦裁撤，则此种职权将何所附丽？此裁撤政治分会之不便者三。”不仅如此，他还根据孙中山《建国大纲》第十七条内容说：“明明规定采均权制度，必欲绝对集权于中央，固为总理所未许，即在势亦有不可能……故政治分会之在今日，只有补助中央耳目之不周、鞭长之莫及，而于全国政权之统一，绝无丝毫之妨碍也。”而至于有人认为政治分会形同割据之说，李反唇相讥：“试问将谓有此机关，即足以割据耶？则在中央机关者又谁敢保其不设会筹安，作杨度辈之第二，以乱天下？将谓现在各地政治分会之主席，有割据之野心耶？”最后，李态度坚决地要求：“各地政治分会之存废，在此训政时期，实践遵照第四次会议之原决议案，听候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决不能任彼反对者在二月时，喜则存之，至八月又怒而废之也。”李氏用力过猛，以至于将地方割据、设会筹安、杨度辈之第二等最为敏感之问题和盘托出，自是不惜为之殊死一搏。元老派支持李济深，甚至在要做出取消政治分会的决定时退出了会议。于是会议最终达成妥协：“各地政治分会，限于本年年底，一律取消”；未取消以前，全会对其权力予以限制，如规定各地不得以分会名义“对外发布命令，并不得以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地域内之人员”。此举当然是借中央之名，行收回地方人事任免权之实。这使李济深、李宗仁等非常不满，认为该项决定严重威胁两湖、两广地位。李对《中央日报》称：“此次大会提案太多，且有不甚妥当者，结果恐仍不能实行，徒滋纠纷。”他表示：“其他之急求集权中央者，亦不甚妥”，“取消政治分会案，我以为提案者专讲理论，不顾于事实，如广州政治分会，对于一切省市政府所不能指挥监督之事，赖政治分会以补救之，可代中央之劳。如谓此制容易割据，安保中央无如袁世凯第二者。”李氏对于政治分会乃地方割据之说，以中央集权难免出现袁世凯第二者予以回击，自见其心态之激愤。
▲北伐战争期间的李宗仁图片（前排右二）（图源：荣维木《李宗仁大传》，2008年）其后，李济深仍公开说：“政治分会之存废，本人无成见。但以现在事实上而论，似应继续存在。”直到李济深入京调解蒋桂关系时，因刘文岛在会议上“要取消政治分会”而起来反对，“会场空气非常紧张”。当天夜间，李氏即被蒋拘禁于汤山。李宗仁曾说：“政治分会的设立，原就是非驴非马的制度。政治分会的权力极大，有任命所辖区内地方官吏，及处理政、军、财、教、建各要政的全权。然政治分会并非中央政府以下的二级机关，管辖地区有限，凡不属于政治分会掌握的省份，却又直属于中央，与各政治分会错综而治，形成一极奇特的政治制度，实与素主中央集权的蒋先生的意旨大相径庭。”近代以降，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一直存在。以孙中山革命事业继承者自居的蒋介石，不便公开违逆孙中山《建国大纲》设计之地方自治模式，然而他又迷恋通过武力统权于中央。在他看来，国民党元老一切仰承总理地方自治遗教推而广之的说法乃书生之论，地方实力派借之分权的行为更令其不齿。李济深从政治分会成立后的热衷，到政治分会废除过程中的坚持，自然成了蒋氏中央统权的障碍。四、请君入瓮：李济深被拘汤山
1929年初，蒋介石和地方军人矛盾日渐尖锐。李宗仁、白崇禧之桂军从广西到北京，南北贯穿，隐有“广西王国”之象，直接威胁南京。但因其兵力分散，南北纵贯过长而腰部脆弱。蒋介石拉拢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反桂，以图将桂系拦腰斩断。悉此，桂系控制下之武汉政治分会紧急行动，不仅擅自撤销鲁涤平省主席职位，还准备武力解决鲁部，此即“湘变”。同一天留守南京的李宗仁改装易服离京赴沪。蒋介石亦第一时间返回南京坐镇处理。蒋桂大战之舆论骤起，形势忽然紧张。李济深虽起家广东，但作为广西人，他和“李、白、黄三人有特殊友谊”，一贯被视为桂系成员，甚至是桂系的庇护者和代言人。蒋介石担心粤桂一旦联手，整个中国西南将成“独立王国”，因此“无时不怵于李宗仁及其党羽之跃跃欲试”。蒋为羁縻、分化桂系，急需李济深回京调解蒋桂纷争。25日，他以国民政府早已任命李济深为总参谋长为由电促其回京就职，并要求其与蔡元培等联合调解“湘变”。蒋称：“任潮如不去南京，中央便一定要对武汉用兵。”同时，他连电李济深的儿女亲家吴稚晖，请其出面邀李济深入京：“湘事起后，谣诼繁兴，请先生去电任潮，促其即日返京，以释浮言，而安大局。”吴因与李济深关系密切难以置身事外，他随即致电张静江要求联合行动：“介公之意，挽此和局应有多方面之斡旋，请先生面恳任潮、季宽两先生即来京，将有所切商也。”得到响应后，吴领衔致电李济深，请其刻日命驾：“先生为中央重要执委，固当早来商榷”，“否则中枢不稳定，局部断无苟安之可能。”在此形势下，李济深表示：“湘变因鲁涤平藐视中央而起，中央自有应付办法”；“对湘事主顾全中央威信，并避免扩大风潮”；“长沙之政变为局部的，殊易补救，不致牵动大局。”3月13日，李济深在蒋介石“人格担保”、吴稚晖等人安全担保的情况下由沪入京调停事端。当晚，蒋介石为之接风，相谈甚久。但李于风声鹤唳之际以调停人身份入京，实有巨大风险。作为角色尴尬而地位关键的调停人，他能否发挥作用，一方面取决于桂系是否愿意让步，另一方面则端赖蒋介石的战争决心。
▲1929年3月，为和平解决蒋桂冲突，李济深只身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背信弃义将其囚禁于南京汤山，并开除其国民党党籍。随后蒋桂战争爆发。叱咤风云的李济深将军身陷囵圄后，整日只能以下围棋、练书法来排解满怀的惆怅。图为李济深在汤山“独坐静敲棋”的留影。（图源：《李济深画传》第58页）
桂系一方之李宗仁、胡宗铎、夏威等咄咄逼人，摆出决不退让的架势，指责蒋介石毫无和平诚意。3月8日，李宗仁通电辞国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之职。他虽声言甚愿和平解决事变，听候中央处分，还曾当面答应蒋介石制止武汉方面的军事行动，但进入湖南的桂系军队却置中央政治会议关于双方军队应各驻原防、不得自由行动之决议于不顾，继续进击湘西。有资料显示桂系之军事行动与部署“都在李宗仁的掌握之中”。李还拒绝了蔡元培等提出之“各军退回原防，鲁涤平回湘”“改组鄂、湘两省政府”之和解条件。不仅如此，李坚称“湘变”乃蒋介石“激人成变”，为中央讨桂寻口实而已，因信战争绝不可免。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之态度更为复杂。“湘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反应是此举“破坏中央威信成分不小，倘中央不能制止，则地方割据之形势立成”，“为维持中央威信计，断难照准”。在中央党部会议上，胡汉民指责“湘变”是“军阀行为，违抗命令”，提议查办李宗仁；谭延闿等湘系将领因在湖南受桂系压制而愤愤不平，故主张对桂强硬；宋子文亦主张讨伐；部分元老如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以及高级将领如何应钦等主张缓进，免使冯玉祥等坐收渔利。鉴于中央内部态度不一，蒋介石只好从多方面着手应对危机。他频频出动拉拢各方各派，最大限度地孤立桂系。阎锡山、张学良、冯玉祥、李品仙等先后表示服从中央之意。蒋又利用武汉内部桂、鄂军人之矛盾收买桂系将领李明瑞等临阵倒戈，通过胡汉民、古应芬分化李济深下属陈铭枢、陈济棠部。军事上，蒋介石坚持“有备无患”的原则，积极准备讨伐。这符合其一贯之策略——“口头固可主缓和，而准备应当积极，不容稍缓”，坚持后发制人之策略。2月26日，蒋介石和胡汉民、戴季陶、谭延闿商谈应对“湘变”之策后准备出师。他电示刘峙、顾祝同、缪培南、朱绍良、蒋鼎文、方鼎英、曹万顺、夏斗寅等八位师长，“即日集结兵力，停止剿匪任务”，“于三月三日以前完毕出师准备”，“自三月五日起，各部队须有令到随时能开始输送之准备”。尽管学术界对于蒋介石是否从一开始就决心通过战争来解决“湘变”有不同看法，但在李济深3月13日入京之前，蒋基本完成了作战部署，并在舆论引导、政治分化等几个方面做好了讨桂准备。白崇禧后来说：“中央采杨永泰削藩论，乘机下手，派唐生智来平津，派俞作柏去武汉，扣了李任潮”，还“要何键、陈济棠等攻广西”。总之“中央对广西确已用尽一切手段”，“决裂是不能避免的”。局外旁观者如冯玉祥也坚信蒋桂之战势所难免：“蒋、桂之争，远因实种于蒋上次下野时，彼时桂派言论，过于露骨，及蒋复职后，遂蓄意铲除之。后白崇禧驻兵北平，桂派势力直已纵贯中国本部，蒋遂拉拢湘之鲁涤平，以切断其两广与两湖之联络。近因桂派逐鲁，蒋遂不能再事容忍，两方均已盘马弯刀，摩拳擦掌，大有山雨未来风满楼之概。势逼处此，战事决难幸免也。”甚至梁漱溟也说：“蒋之蓄意已久，战志早决。”面对蒋介石之步步进逼，桂系将领胡宗铎等不愿屈服。他们致电胡汉民、李济深：“自任公抵京，中央决议以后湘事已告结束”，然而中央军在皖、赣各军仍向长江上游进兵，步步紧逼，“咸无和平诚意”。他们请示胡李：如蒋军窜鄂境界，“职部应否迎头痛击，以保中央威信”。李济深因此陷入蒋、桂两方夹攻之下。他将该电直接交给蒋介石，表示“不欲个人答复，专听中央处置”；但又声称：“训政方始，各事总宜慢慢做去，若欲两三年工夫，即与欧美齐驱，势有不能，所谓欲速则不达也。”20日，李济深与蒋介石就武汉问题发生激烈争执。他反对用兵，声称“桂系打倒后，必有第二桂系者出”。蒋介石为此愤怒至一夜“未得安眠”，遂决定当即拘禁李济深。21日，蒋发表《对时局之重要表示》，宣称：“余深信稍明革命意义注重国家统一者，决不致提出调停二字，亦决不作调停之想。盖中央对于地方不法事件，只有执行法纪，绝无所谓调停之可能；地方之对于中央，只有服从命令，亦绝无调停之余地。如有人以为此等事件，可代之调停，是不啻置中央与地方于同等地位，是不啻毁伤革命人格，破坏国家统一，且视革命后之中央，与军阀时代窃取之中央无异，故调停中央与地方，实系侮辱革命破坏统一。”蒋从事实上和理论上都否认了李济深的和平调停工作。这和其一月前之迭电李济深来京调解，“多方斡旋”“顾全大局”之表示相悖，蒋以“人格担保”为名行政治欺骗手段显系不争之事实。3月26日，蒋介石下令免除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三人职务。27日，他提议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除三人之党籍。28日，蒋在日记中自满也自信地表示：“三年来，本党之纠纷至此乃得结束，是革命告一段落乎！”有学者专门讨论蒋介石敏感而多疑的个性对其政治活动的影响，认为蒋介石本易使性子、走极端。对于具有“独裁人格”的蒋而言，这极易引起侵犯性情感和行为。在蒋李关系的发展与转折进程中，李济深大体上是被动的，起主动和主导作用的是蒋介石，他不断强调李济深有“通桂谋叛”的“罪行”。实际上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只要李济深不能摆脱这一嫌疑，蒋就不会轻易放过他。五、“某种文件”是否存在？
李济深被拘当日，蒋介石记谓：“昨夜未得安眠，今晨急召任潮不来。乃命人请其来署，对其个人宣布罪状，而仍以参谋长体面待之。稚晖先生知之，来署请保释，如余不允，则其即死于署所。余答其，任潮有罪，不惩则无以行法，余必以先去职而后以任潮交先生。彼亦无辞可对。”李济深所罪为何呢？陈诚说：“适政府获得某种文件，证明李氏有发动叛乱企图，至此始知武汉异动，是有计划的一种叛变。”蒋亦称政府获得“某种文件”，疑及李济深“密通桂军，所行不义”，因而采取了非常措施。3月26日，国民政府发布对桂讨伐令。蒋再次解释拘禁李济深原因：“查获李宗仁自上海致广州黄绍竑等十九日电，称醒南参谋长自京回沪，奉任公面谕，‘时机紧急，蒋某甘冒不韪，破坏统一，亟须调动大军，加以讨伐，以申正义。本人一时未便离京，已有手令交李副官长泽霖（注：李民欣）携回’等语，希兄等即速计画动员至盼等语。更足证此次逆谋，实为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预有共同计画之叛乱行为。”此乃蒋介石指责李济深怂恿李宗仁等“调动大军，加以讨伐，以申正义”一说之来源，也是陈蒋所说的“某种文件”之内容；该讨伐令继续申明讨伐桂系之根由：“查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过去之骄横跋扈，目无法纪，私购军械，蓄意弄兵，把持军队，割据地方，污蔑中央，反抗政令，背叛主义，破坏统一。迹其种种反革命罪恶，证据确凿，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蒋介石认定李济深系桂系一派，乃“目无法纪，背叛党国”之徒。他还向冯玉祥详解：“桂系反抗中央，具有铁证，任潮在京又与逆谋，万不获已乃限制其自由行动……至任潮，以私言，为弟最久之部属，以公言，亦无革命之功绩。今反夜郎自大，且谋破坏革命，如不惩戒，何以维持纪律，保障党国。”据载，李宗仁曾在致黄绍竑电中称：“顷陈参谋伯南由京回，奉任公面谕，时机紧迫，蒋某甘冒不韪，破坏统一，败国乱党，无故称兵。亟须调动大军加以讨伐，以伸正义。本人一时未能离京，所有第八路总指挥职务由伯南兄暂代，前敌总指挥一职急请季宽兄任之。又琛有手令已交李副长官泽霖携回等语。希兄等急速计画动员至盼。”这一说法几乎和蒋之引证完全一致，是蒋指控李之“证据”。但是，所谓的手令携带人李民欣（李泽霖）随即公开致函蒋介石、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和李石曾等，对此事表示“骇异莫名”，他否认曾携带手令：“李宗仁何有此电，雷醒南有无自京奉面谕，民欣不知，未敢置词，唯民欣带回手令一事，绝无其事。窃民欣自李前主席进京后，即同眷赴杭州。自二十日晚由杭返沪，沿途并有宋部长派约民欣来沪之冯渭舫同行。民欣未曾到京见过李前主席。”揆诸形势，李济深此时居蒋之畔调停纷争，自身安全尚未可知，发出“加以讨伐，以伸正义”这样“喊打喊杀”的口谕实在不可思议，且徒贻人口实。此处不能排除李宗仁为动员桂系，而将李济深拉入阵营以壮大声势之嫌。此后，长时间陪李济深同居汤山的担保人吴稚晖向蒋介石保证，“白李等逆谋”，李济深“确未参预”。对蒋介石之指控，李济深极力自辩。他致函蒋及中央政府各委员称：“恭读国府明令，○○（按济深）无端获罪，不胜骇异！○○忠事中央，始终可质天日，今日明令所以为罪者，则查获李宗仁自上海致广州黄绍雄等皓电，有‘醒南参谋长自京回沪，奉任公面谕’云云，遂证说○○与有共同计划之叛乱行为。但此电发自李宗仁，彼之所言，仅云面谕，今○○且不知醒南参谋长为何如人，则足见彼实信口假托，以便其称引。”他指责李宗仁为了“称引”而“信口乱捏”，并反复申明自己仅仅是因为世人憎恶桂系，因此桂系“信口一电”，自己即“陷于不测之罪”，故此罪状全系枉诬。他追溯自己革命之历史，尤其是与蒋介石的历史关系：“前年，宁汉合作之际，主席无端受迫，独○○激于忠愤，阐扬主席之威德以悟同僚，而且二致党内先进，始终盼望其一致，故亦曾忠谏于汪精卫先生，不可异同。迨前年冬间，而诸先进合作有机，且坦然随流而行，不疑其有他，此足见○○信奉总理主义，且重党内历史，硁硁之愚，敢自沥表者也。○○在党，若有丝毫异图，则必有二三其德之旧过，可供人指摘。今日以万幸而免之，又当为主席所深谅，天下所共见”。他向蒋表明，“主席察知底里，自有见原之一日”，但是自己“奉身清白，不敢贻党国以深耻”，于是“沥情上渎，伏冀迅赐昭雪，且使天下共知反抗中央之行为，○○宁死不与闻也”。李济深详细列举足证其“清白”之五事：第一，曾于湘变之前力劝李宗仁“万不可行，未行者速止之，已行者急引罪”；第二，湘变之后，又曾“急电责李宗仁、胡宗铎等不可乱动，速即引罪”；第三，敢于在湘变之后“携重要各军长归来出席”三全大会，表明自己对此事“无纤毫疑虑”；第四，于蒋桂之争谣诼繁兴之际，在李宗仁等迟疑观望之时，“急切来京，以分主席之忧”；第五，和李宗仁并无约定，亦未通电报。李济深在拘禁期间敢于公开证明自己并未发出“加以讨伐，以伸正义”的指令，反而指责桂系作伪、栽赃，桂系后来亦未置一词辩白，可见李之理直气壮；同样李敢于在拘禁期间向蒋介石本人及中央政府各委员反复陈说自己毫无异谋，而蒋介石当时和后来都未反驳，更未公开过“某种文件”以自证。可见蒋介石、陈诚以“某种文件”为据定谳李济深之罪不能成立。在蒋介石拘禁李济深的过程中，“某种文件”之藉口意义超过其实际存在之价值，“湘变”本身只不过是李被囚之导火线罢了。舆论亦曾分析，李济深被拘之原因系蒋介石之疑心而已：“参谋部长李济深氏，前因调解湘鄂事件，以其地位关系，引起蒋主席之怀疑。□李氏与桂系将领白崇禧李宗仁等□重大嫌疑，但李氏自问心迹坦白，毫无愧对人处，曾向蒋主席解释，谓此次武汉叛变，本人完全并未过问，并声明粤中人士，拥护中央，始终不渝，决无他虞云云。当时蒋主席，遂令李氏暂居汤山，勿预外事，以避嫌疑。”可以说，李被拘之主因系其与桂系的密切关系，以及长期以来坐大广东给蒋统权带来的障碍。张发奎在李济深被拘之后就表示，蒋担心“倘若李济深能离开南京回穗，他能组织强硬的反蒋势力”。因是之故，程思远说蒋介石诱捕李济深，目的就是“使桂系老巢陷于孤立”。李后来坚称蒋因实行杨永泰之削藩论而拘禁了自己。国民革命军北伐后，两广由李济深之广州政治分会管辖，两湖由李宗仁武汉政治分会所控制。两广两湖连成一片，影响颇大。从战略上讲，两湖地区素为南北必争之要地，两广则为湘鄂后方，这一点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击两湖过程中得以证明。因此，蒋介石欲对两湖用兵，就须先行切断来自两广地区的后援；要控制两广，最好的办法就是控制当时广州政治分会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并分化其部下。事实上，1927年底之“张黄事变”即是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合反制桂系和李济深的第一次尝试。其后，蒋又通过胡汉民、古应芬分化李济深部下陈铭枢、陈济棠部，以图釜底抽薪。在在证明讨桂战争中拘禁李济深、控制广东的重要性，也说明蒋氏通过拘禁李济深来分化、分割粤桂，进而打击粤桂势力，并非来自于短时间的政局变化，而是谋划已久。余 论
蒋介石与李济深的决裂，表现为由蒋桂战争引发的李济深被拘事件。此事开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和地方政治冲突而取非法拘禁、武力强争的先河。其间凸显的政争实质乃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是完成一统后的国民党各方军事集团利益重新分配的博弈，掺杂于其间的是各处军人的自我身份意识。这次政争成为此后二十年国民党内争的主基调，即中央地方互不信任，中央千方百计削藩集权，地方军人却因不认同“某人某系”之中央而武力抗拒，民国政治武力化的逻辑难以改变。就李济深一方而言，蒋介石难以容忍其“割据”广东，事事对中央说不。蒋极为反感“割据”及“区域”观念，认为“区域观念，是封建制度的观念，是崇拜偶像的心理”，“封建制度，地盘思想，真国民最大死敌”。蒋第一次指责李济深欲行割据之谋是1926年4月底国民革命军即将出师北伐之时。他在当天日记中说：“任潮不明革命事理，仍不免有割据与封建之恶习也……恶习太深，封建思想不破，革命总难成功。”编遣会议期间，蒋不仅感叹李“军阀习惯性成”，而且因认定他把持广东、事事掣肘而视其为反革命。蒋氏征桂时发布《讨逆告将士文》称：“桂系军阀盘踞两广两湖之地盘，把持两广两湖之财政，劫持两广两湖之军队，以自私其割据之行为。”桂系不但叛党，且不明党义，“不明如何革命，但知求兵权夺地盘”，蒋声言“有本党不能有桂系，有桂系不能有本党”。《中央日报》也借此事敲打地方军人：“有地盘思想的应当清醒，想拥兵自卫的应当悔悟。”言辞直指李济深与桂系军人。事实上，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利用北伐前后国民党内部纷争之机，已成长为外国人眼中的“广东的墨索里尼”。鲍罗廷一度认为李济深在广东实行了“专政”。用李济深自己的话说：“我当时的地位是总参谋长，后方留守总司令，第四军军长，又以人事历史关系，除少数蒋介石私人干部外，多数都与我有关系，都是我的旧部，有举足轻重之势。”在编遣裁兵、财政统一和政治分会存废等事关中央统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上，李一再忤逆蒋介石。加之在蒋桂之争中李有和桂系联合一气的地缘优势和潜在可能，蒋更为忌惮。就蒋介石一方而言，他在北伐期间即以革命领袖自居，其“领袖意识”随国民党内争之发展而逐步暴露。1926年8月7日，蒋在看《建国方略》时说，此著乃“改造国家之大计”，并谓“总理经纬在前，中正实行于后，革命其庶几乎”。明确表示出孙中山接班人心理；他还不止一次提出，“在我们的时代能有我们的拿破仑吗？”以致于苏联顾问都认为，蒋还没有消除“军阀”怪癖和“拿破仑主义”，并判断蒋之性格系“喜尊荣，好权力，幻想为中国英雄”。次年2月28日，蒋介石更坦白地写道：“中央委员之洽谈，面目令人痛苦，领袖之难能，原来如此也。见此情形惟有出于辞职之一途。团体之不坚强，非自身训练久交之团员，决不可作为团体也。”这是蒋介石第一次自称领袖，第一次鼓励自己要训练忠实于自己的团员。几天后，蒋介石再次表示：“天下事，莫难于做政治领袖，而乱世之领袖为尤难也。”愤懑中流露更多的是对如何做好“乱世之领袖”的渴望与念想。蒋既已在内心认定了自己的领袖身份，自然以领袖自居：“余为一代领袖，言行举动皆系一世之风化，所关人心，所系立品敦行，不可一时忽也。必须言不妄发，行不妄动，而后乃可为一世师也。”这充分说明了蒋介石不仅以政治、军事领袖自居，还想居于“一世师”之地位。君师合一，自然容不得任何挑战。至其后他以“国家之代表”身份自认，更是这一身份认同的升华。既然确认了自己的革命领袖身份，与之轩轾者自然就是反革命的“败类”，蒋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既以领袖自认，难免不以中央自居，甚至将革命工作当成了个人的事业。蒋介石虽曾言：“中央者，非任何个人之中央，不可疑及个人。”但地方军人却认定蒋介石包办中央，对其动辄以中央名义讨伐“叛乱”、占据道德制高点之行为予以否认：“中央与蒋非属一事，要先认清，中央乃全国人共有之中央，非少数人长久包办之中央。”阎锡山亦警告：“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人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以作威福者，全国人亦当起而讨伐之。”早在1927年，李济深就对陈铭枢抱怨说：“蒋的作风有问题，他把中国的革命当作个人的事业来看待，这是绝对错误的。”地方军人之所以有此论调，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战争而导致的实力上升。据鲍罗廷分析：“在北伐过程中许多新的军事集团，都聚集在革命军的旗帜下，这些新的军事集团决不想扮演由这位三月分子领袖（按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主要核心的从属角色……蒋介石本人实际上也已由独裁者变成了‘将领之一’。”蒋介石以中央自居，而新军事将领只将蒋看作“将领之一”，其间的心理差距只有蒋介石能够体会。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北伐完成以后，形式上中国已经统一在国民政府之下了，而且，地方军事领袖也没有不以服从中央相号召了。但是事实上却完全相反。地方把持财政，购买军械，私增兵额，都听地方为所欲为。中央丝毫不能加以干涉，而且不仅地方的行动，中央不能干涉，甚至地方常以军事的实力，威胁中央、要挟中央。”21日，蒋介石又说：“地方军人，目无中央，骄恣成习，积渐而有此种重大违法之举，公然违背中央之决议，破坏国家统一之威信，此风一开，则各地军事领袖，均可随一己之喜怒，任意轻启战端，凭一己之好恶，擅自任免高级政治人员。此种行为，相习成风，则中央威信坠地，地方割据形成，全国更无统一之望。”他为此呼吁地方军人齐集南京，“建立健全有力之中央”。然而经过李济深被拘事件，蒋氏把持中央，随一己之喜怒、凭一人之好恶的做派，导致地方军人对蒋氏不表信任。冯玉祥称：“蒋之扣李任潮，犹袁世凯之扣蔡松坡也”，“李任潮因调停大局，为蒋监禁，此后孰敢入京。”地方军人对抗蒋氏时恰恰以反对独裁，护党救国相号召。
▲《李济深致李白书》（《申报》1929年4月20日）其后，终获自由的李济深仍然敢于指责蒋介石：“国家军权应置于政府或党指挥之下，不宜为一人独握，否则不免酿成军人专政，即所谓独裁。”李还将国内纷争之乱象归咎于集权专制，“将军政党权集于一身，一人精力有限，顾此失彼，自不能为讳。且辅助之人，亦多注重争集事权，遗忘远大，遂演成近年来分裂现象”。1930年代初，国民党中监委弹劾蒋介石还称：“以一国之元首，躬自毁法，能召天下，其谁信之。”蒋介石之政治道德并不会被人认可。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推举”蒋介石为总裁时，蒋才真正填补了孙中山去世留下的最高权力真空，对国民党之决议拥有最后决定权，成为名副其实的领袖。此时蒋介石才能彻底地表达他的心迹：“余为党国奋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党之认识。本党动摇十又五年，至今方得稳定。”蒋介石一贯强调中央集权一统，视地方军人为封建军阀，称其对抗中央之行为为叛变，叛变之原因系其“割据称雄，拥兵自重之野心”，“而若辈之所以能拥兵割据者，实由于中央政府之不能巩固，中央威信之不能伸张”，“故巩固中央政府，实为消弭叛徒唯一之道”。这样，蒋介石就陷入到地方军人异动，中央加强权威，中央权威加强，地方军人更为不满，再次异动，中央再次强制其服从的固有逻辑和死循环当中了。郭廷以评论说，北伐之后，“旧的既未尽去，新的继之而来，意识如故，行为如故”，“居中央者说是求统一，在地方者说是反独裁。不论是何种名义，要皆为国民党的内部之战，其由来并非一朝一夕”。蒋介石国民政府当然不是一个现代化的政治体系，蒋氏的军人身份和战争经验使其迷信于武力统合，由此造成政府统治的基础不稳、内外交困，国民党政治集团的军事属性，使其始终将武力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蒋介石从未走出政治活动的武力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