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文化】张子开 | 轉輪藏和轉書輪： 17世紀西方天主教與東方佛教交流的實例之一

張子開，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教授

摘要：神聖羅馬帝國（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Holy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 Nation）時期（962~1806）來華的天主教耶穌教會傳教士鄧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於明天啓七年丁卯（1627）完成了由其口授、教徒王徵譯繪的《遠西奇器圖說錄最》。書中圖文並茂地介紹了一種“轉書輪”，即旋轉書架。早在六世紀中葉左右的梁陳之際，“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傅翕（497～569）即始創了類似的設置轉輪藏。本文對二者的源頭、結構、功用和影響等略作考證和比較，認為轉書輪為轉輪藏的衍生物，實乃東方佛教和西方天主教兩種宗教之間交流的產物。

關鍵詞：轉輪藏；轉書輪；天主教；鄧玉函；佛教；文化交流

一、引子明朝末年來華的天主教耶穌教會傳教士鄧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曾經口授、再由王徵譯繪而撰就《遠西奇器圖說錄最》。是書介紹了有關力學的基本知識、機械原理、數十種西方十七世紀已然存在的機械工具。王氏將自己發明的一些機械，亦附於後。這是中國近代第一部物理學著作，影響頗為深廣。值得注意的是，書中譯介了的一種西方用以貯藏、陳列和閱讀的機械裝置“轉書輪”，又稱“書架”。它與最早在中國出現、以後綿延至整個東亞地區佛寺中的轉輪藏之間，頗有相似之處。有鑑於此，本文略為分析《遠西奇器圖說錄最》的編譯和版本情況，並就轉書輪的源頭提出自己的看法。祈大方之家，多加指教云爾。二、《遠西奇器圖說》的編譯、結構和版本《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又稱“惠世奇器圖說錄最”、“奇器圖說錄最”等，簡稱“奇器圖說”（詳下）。其主要功臣乃鄧玉函，王徵不過協助譯為中文而已。

（一）鄧玉函來華的背景暨鄧氏生平概略

唐太宗時，基督教的一個派別聶斯脫（Νεστόριος /Nestorius）可能已然傳入中國，當時稱為“景教”，後雖漸次消失，但仍有少量碑刻及卷子遺留下來。之後，直到元世祖勃兒只斤·忽必烈（Хубилай хаан）至元三十一年（1294），由基督教分裂而產生的天主教方再次進入華夏。當時，屬于天主教托缽修會（Mendicants）之的方濟各會（Ordo Fratrum Minorum）的意大利會士孟高維諾（Montecorvino，1247~1328）奉教皇之命來到元大都，得到忽必烈的允許而主要在元朝上層社會傳教。這次傳教，隨著元朝的覆滅而中斷。

明朝萬曆十年（1582），意大利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來到澳門，再度將天主教入中國。萬曆四十七年（1619），神聖羅馬帝國（全稱“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或“日耳曼民族神聖羅馬帝國”，Heiliges Römisches Reich deutscher Nation／Sacrum Romanorum Imperium nationis Germanicae/Holy Roman Empire of the German Nation）時期（962~1806）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Johann Schreck（1576~1630），與同為耶穌會傳教士的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羅雅谷（Giacomo Rho或Jacques Rho）、傅泛際一起抵達澳門。Johann Schreck，中文名鄧玉函，字函璞，生于康斯坦茨（Konstanz，今屬于瑞士），先後就讀於德國紐倫堡（Nürnberg）附近的阿爾特道夫（Altdorf）大學和意大利帕多瓦大學（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Padova），精于醫學、天文學和植物學等，為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朋友，且繼伽利略之後，被意大利猞猁科學院（Accademia dei Lincei）吸納為第七位院士。1611年，鄧氏加入耶穌會。來華後，鄧氏先後在嘉定、杭州、北京等地傳教和進行著述。崇禎三年（1630）年，鄧氏病逝於北京，葬在平則門外二里溝的滕公柵欄。鄧氏在來華之前，已經名滿日耳曼。在中國的十年左右時間，更譯撰了《泰西人身說概》二卷、《測天約說》、《黃赤正球》、《大測》、《八線表》、《印度的泼里尼乌斯》（Plinius Indicus）兩冊，合著《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三卷，並曾參加《崇禎曆書》的編纂工作。可以講，在明末來華傳教士之中，其學識最數淵博。湯若望和利瑪竇並稱中國耶穌會二雄，早為國人熟稔，然和湯氏同為神聖羅馬帝國人、且同時來華的鄧玉函則落寞得多，少被提及。

（二）《奇器圖說》的主要版本

鄧氏最重要的著作，自為他和王徵合著的《奇器圖說》。《奇器圖說》的版本較多，現擇要介紹幾種：1、日本京都大學圖書藏明汪應魁較訂本四卷。封二為書名及著譯者：遠西鄧先生秘授王了一先生精繹惠世竒噐圖說錄最新安廣及堂梓上鈐紅色二印：“廣及堂”、“本衙藏板”。第一葉開始，為王徵序，文末署曰：“……旹/天啓七年丁卯孟春關中涇邑了一道人王徵謹識”。再後，分別為“新安後學玄杓汪應魁題”之〈竒圖說小序〉、〈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凡例〉、目錄、正文。正文包括〈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卷第一〉、〈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卷第二〉和〈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卷第三〉，並署“西海耶穌會士鄧玉函口授/關西景教後學王徵譯繪/新安後學汪應魁較訂”。之後，乃草書〈新製諸器圖小序〉，序末曰“……時/天啓六年孟春人日了一道人王徵題”，末行小字“屬下吏武位中頓首書”；〈新製諸器圖說〉，署“關西王徵著/新安後學汪應魁校訂”；〈新製諸器圖說〉最後一則“新製連弩散形圖”之末，為〈連弩散形圖說〉，內中有云：“……旹/天啓㭍年  關中了一道人書於望天軒中”。最後，乃〈奇器圖後序〉，末署“時/崇禎改元中秋日揚州府儒學訓導武位中頓首撰并書”，另鈐有武氏之印。

▲京都大學藏本之封二及首葉右半葉

▲京都大學藏本之目錄末及卷一第一葉右半葉

按，據封二、〈竒圖說小序〉等，汪應魁應為新安人，廣及堂書鋪的老板。“玄杓”也者，乃其號也。生活時代在王徵之後。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有《諸國興廢說一卷》，乃“明汪應魁貽經堂刻本”，則汪氏當有貽經堂——也可能就是廣及堂的異名吧。新安，因錢塘江上游的新安江而得名。古有新安郡，後代稱徽州、嚴州。今屬安徽。江應魁實為歙縣人，明代安徽著名的出版家。2、《四庫全書》本乾隆三十七年（1772），下詔采訪遺書，至乾隆四十六年（1782）編纂並抄寫完成第一部《四庫全書》，又後又陸續抄了六部，是為“四庫七閣”。《四庫全書》所收之《遠西奇器圖說錄最》，納入子部譜錄類器物之屬。乃兩淮鹽政採進本。四卷。卷首無序、凡例和目錄，開篇直接為正文。卷一至卷三皆標《竒器圖說》，“明鄧玉函撰”；之後為《諸器圖說》，標“明王徵撰”，最後一篇“連弩散形圖説”中無王徵的題記。需要注意的是，《四庫全書》的繪圖乃監生林臯。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之封面

3、清道光十年（1830）成都來鹿堂張鵬翂重梓本封面署書名曰“奇器圖說”，謂“道光庚寅仲夏月重鐫（校正無訛/翻刻必究）”，標明“來鹿堂藏板”。道光庚寅，道光十年（1830）。卷首為〈重刊王忠節公竒圖說序〉，序尾云：“……旹/道光乙丑秋八月上旬例授承德郎  制科孝廉方正辛巳  恩科舉人癸酉科拔貢四川候補直州州判安康張鵬翂補山氏書於錦官雙樨精舍。”道光乙丑，道光九年（1829）。再後，分别为《陕西通志》中的王徵传、武位中〈奇器圖後序〉、王徵原序、凡例、正文。正文包括：〈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卷第一〉，署“西海耶穌會士鄧玉函口授/關西景教後學王徵譯繪/金陵後學武位中較/安康張鵬翂梓”；〈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卷第二〉，署“西海耶穌會士鄧玉函口授/關西景教後學王徵譯繪/金陵後學武位中較/安康張鵬翂梓”；〈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卷第三〉，署“西海耶穌會士鄧玉函口授/關西景教後學王徵譯繪/金陵後學武位中較梓/安康張鵬翂補山重梓”。之後，為王徵〈新製諸器圖小序〉、《新製諸器圖說》；《圖說》標“關西王徵著  金陵武位中較/安康張鵬翂梓”，最後一葉殿以“……旹/天啓㭍年  關中了一道人書於望天軒中”。

▲成都來鹿堂重梓本封面

4、清道光十三年錢熙祚《守山閣叢書》本兩冊。四卷。第一冊，依次為《樂府雜錄》、《棋經》和《奇器圖說》。《奇器圖說》卷首為《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次為王徵序、凡例、目錄。卷一起始葉，標“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卷第一   守山閣叢書”，署“明西洋鄧玉函口授/關西王徵譯繪/金山錢熙祚錫之校”。第二冊：卷二標“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卷第二”，無叢書名、撰者、校者；卷三，標“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卷第三”。之後，為“新製諸器圖說”，標“明王徵著/金山錢熙祚錫之校”；最後一篇〈連弩散形圖說〉之末，亦有“旹/天啟㭍年關中了一道人書於望天軒中”之語。再後，為〈奇器圖說跋〉，署曰“癸巳仲春金山錢熙祚識”。“癸巳”，道光十三年（1833）。中國國家圖書館謂是書刻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恐訛。

▲《守山閣叢書》本卷首

▲ 《守山閣叢書》本卷一第一葉右半葉

（三）《奇器圖說》的編譯情況及編譯因緣

王徵（1571～1644），字良甫，號葵心；又號了一道人，了一子、支離叟。明西安府涇陽縣魯橋鎮溫豐鄉盈村里尖擔堡人。萬曆二十二年（1594）中舉。萬曆四十四年（1616），入京會試落第，卻得以親近早讀其《七克》之書的西班牙天主教耶穌會士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當年禁教時，龐氏被逐。在京時，王徵受洗，教名斐理伯（Philippe）。天啟二年（1622），王徵中進士。天啓六年，王徵因調整官職而再度赴京，得以認識鄧玉函、湯若望等人，從而得機緣寫作《遠西奇器圖說錄最》。王徵在天啓七年孟春所撰序中，說明了譯繪是書的緣由：

……丙寅冬，余補銓如都會。龍精華、鄧函璞、湯道末三先生以侯旨修《曆》，寓舊邸中，余得朝夕晤，請教益讙也。暇日，因述外記所載質之，三先生笑而唯唯，且曰：“諸器甚多，悉著圖說，見在可覽也，奚敢妄？”余亟索觀，簡帙不一，第專屬奇器之圖說者不下千百餘種，其器多用小力轉大重：或使升高，或令行遠，或資修築，或運芻餉，或便泄注；或上下舫舶，或預防災祲，或潛禦物害，或自舂自解，或生響生風。諸奇妙器，無不備具。有用人力物力者，有用風力水力者；有用輪盤，有用關捩，有用空虗，有卽用重為力者。種種妙用，令人心花開爽。間有數製，頗與愚見相合。閱其圖繪，精工無比。然有物有像，猶可覽而想像之，乃其說則屬西文西字。雖余嚮在里中得金四表先生為余指授西文字母字父二十五號，刻有《西儒耳目資》一書，亦畧知其音響乎。顧全文全義，則茫然莫其測也。於是亟請譯以中字。鄧先生則曰：“譯是不難。第此道雖屬力藝之小技，就必先攷度數之學而後可。蓋凡器用之微，須先有度有數，因度而生測量，因數而生計筭；因測量計筭而有比例，因比例而後可以窮物之理，理得而後法可定也。不曉測量、計筭，則必不得比例；不得比例，則此器圖說必不能通曉。測量另有專書，筭指具在《同文》，比例亦大都見《幾何原本》中。”先生為余指敶，余習之數日，頗亦曉其梗㮣。於是取諸器圖說全帙，分類而口授焉。余輒信筆疾書，不次不文，總期簡明易曉，以便人人覽閱。……

龍精華，即龍華民；湯道末，即湯若望。丙寅，天啓六年。顯然，從天啟六年冬季到天啓七年孟春，此書只花了兩三個月即告完成。除《奇器圖說》之外，王徵還有《學庸義解》、《兩理略》、《辯道說》、《歷代發蒙》、《百字解》、《兵約》，科技著作有：《西儒書》、《聖經直解》、《西書釋譯》等。王氏乃最早的陝西籍天主教徒之一，一生致力於傳授西方科學技術，與徐光啟齊名，人稱“南徐北王”。
（四）《奇器圖說》的結構和書名





從以上對各版本的介紹可知，鄧玉函和王徵所著的此書包括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三卷，王氏和鄧氏合著；

第二部分，《新製諸器圖說》，一卷，王徵獨著。

這樣，京都大學藏明刊本的書名“惠世竒噐圖說錄最”，還是較為符合實際的。

此外，據《新製諸器圖小序》“時/天啓六年孟春人日了一道人王徵題”及《遠西奇器圖說錄最》王氏序“間有數製，頗與愚見相合”而觀，《新製諸器圖說》早在見鄧氏之前即有構想及寫作；〈連弩散形圖說〉“旹/天啓㭍年  關中了一道人書於望天軒中”，乃最後成書之時間和地點也。

《奇器圖說》定稿於天啟七年（1627），始刊時間當為武位中〈奇器圖後序〉所言的“崇禎改元”之歲，即崇禎元年（1628）；刊刻者為新安汪應魁。

三、《遠西奇器圖說錄最》所載的轉書輪《遠西奇器圖說錄最》的幾種版本中，卷三皆有一種與圖書收藏和閱讀有關的“遠西奇器”。京都大學藏本的目錄中，列有“轉書輪圖說”；卷三第五十二葉右半葉，繪一圖，標曰“書架圖”，左半葉為文字解說“書架圖說”：

書架

說

先為大輪，外形同皷廂，如a；内為有齒之輪相等者，共九輪。八面各一，中央一輪。又于八輪之内，各安相等八小輪，俱有齒。中央輪動，則八小輪自轉，而八大輪隨之。其詳旁有散圖如e。其書安置八大輪一旁，軸上有座有軸，其詳亦旁有散圖如i。大輪安置架上，如A。欲木[？]某書，大輪一轉，則某書自來就人；而餘書雖已轉過，仍各上下自如，不隨輪而顚倒也。

坐在轉書輪邊，轉動大輪以取書的人，身著明代官袍。很明顯，這幅插圖應該源自《奇器圖說》的明代版本。

▲京都大學藏本卷三之書架圖

▲京都大學藏本卷三之書架圖說

如前所述，《四庫全書》本無目錄。其于卷三相關的圖旁，亦標“書架圖”。文字說明幾同，唯“皷廂”作“鼓廂”，“欲木[？]某書”作“欲某本書”而已。《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五亦稱此為“書架”圖。《四庫全書》本中的使用轉書輪的人，坐姿、袍子、靴子與京都大學藏本基本一致，但其面容已更為西洋人模樣；特別是，原來的明朝官帽不見了：這當是緣于清朝的禁忌而為之吧。此外，《四庫全書》本中的英文字母a、e、i、A，完全是依葫蘆畫瓢，失去了明本的風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之“書架圖”

清道光十年成都來鹿堂張鵬翂重梓本，目錄標“轉書輪圖說”，卷三分別為“書架圖”、“書架圖說”。值得注意的是，成都本中的人物近于京都大學藏本，只是有些失形而已。究其原因，當是《四庫全書》雖有七部抄本，但“北四閣”一般供皇室閱讀，有幸使用“南三閣”的人也極其有限，世間流傳的《奇器圖說》實乃明本或其演繹本也。

▲清道光十年成都來鹿堂張鵬翂重梓本卷三“書架圖”

▲清道光十年成都來鹿堂張鵬翂重梓本卷三“書架圖說”

道光十三年錢熙祚《守山閣叢書》本，目錄中稱“轉書輪圖說”；卷三分別標“書架圖”、“書架圖說”。守山閣與成都本的風格相近，亦當並源于世間流傳的明代刊本。只是，將a、e、i、A改為甲、乙、丙、丁罷了。

▲清道光十三年錢熙祚《守山閣叢書》本卷三“書架圖”

▲清道光十三年錢熙祚《守山閣叢書》本卷三“書架圖說”

《守山閣叢書》本和成都來鹿堂本的解釋性文字，亦與京都大學藏本基本一致。綜上所述，幾個版本的正文中皆稱為“書架”，然凡目錄者，並皆呼為“轉書輪”。我們認為，“轉書輪”之稱更為準確一些。另外，“轉書輪”乃一機械裝置，以手轉動；最外面為一大輪，其內八面各安八中輪，最核心再一中輪；八中輪之內，又各有一小輪。大輪實際上分為了八格，每格內放置圖書。倘需取閱，轉動機關，即可隨心選擇。——也就是說，“轉書輪”乃一藏書和取書的機械。四、東亞佛寺中的轉輪藏其實，中國乃至其他東亞地區的古代佛教寺院中，也有一種可以轉動的、貯藏和利用佛典的設置——轉輪藏。一般認為，轉輪藏的發明者乃梁陳之際人稱“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的傅翕（497～569）。《善慧大士録》卷一載：

大士在日，常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閱，乃就山中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礙，謂之輪藏。仍有願言：“登吾藏門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從勸世人，有發菩提心者，志誠竭力，能推輪藏不計轉數，是人卽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隨其願心，皆獲饒益。”今天下所建輪藏皆設大士像，實始於此。

其初始宗旨，不過為滿足不識字者、以及力不能遍閱佛典者之需要，即推轉輪藏，即相當于持誦內中所貯佛經。中土轉輪藏的構造及演變，筆者以前曾詳加論說，此處不便再多重復，僅舉一以前未用過的新材料，以見其一斑：

梁陳間有傅大士者，彌勒菩薩化身也。以佛經意義廣大微妙，普通人民無緣受持。欲令一切人，同種勝善根，遂立轉輪藏，教人推令轉。若能推一帀，或復十百帀，即與一大藏結最勝因緣。

其法：先建一殿，須數丈高。四面設樓(為備安置請出諸經也)，中間安藏。先于地下開一圓穴，約八尺深，周圍踰丈。中鋪最厚方石，以安藏柱。柱高與藏相等。去地二尺餘，於柱之周圍，作一平輪；橫施二木，作十字形，以為推轉之據。地外作蓮華座，座上安蓮華；華上作八楞層龕數層，以《大藏經》貯於各面各層各龕。藏前供佛，示有所依。

有人欲推，先須禮佛，然後入穴去推。須三四人，少則難動，多則每方均可二人。或推三帀七帀，或十百帀，隨推隨念佛號，以故名“轉輪藏”。大士設此妙法，又發大願：若有轉此輪藏者，即與一切經典皆有因緣。承此善根，近則消除業障，增長福慧；遠則斷惑證真，成等正覺。

轉輪藏一般建造於經堂。《禪林象器箋》卷二“輪藏”條：“設機輪，運轉法藏也。傅大士創造。”同卷“東西藏”條：“《敕修清規》‘知藏’云：後以眾多，列東西藏。”卷五“傅大士”條：“輪藏妥其像。詳于殿堂門輪藏處。”至于所藏內容，除了以藏經為主外，有時也兼及外書。元德輝重編《敕修百丈清規》卷四“知藏”條：

職掌經藏兼通義學。凡看經者，初入經堂，先白堂主，同到藏司相看。送歸按位，對觸禮一拜。此古規也。……又祖之意，欲吾徒遍探諸部與外之百氏，期以折衝外侮，應變無窮。所謂不即不離者是也。後以眾多，列東西藏。

再者，轉輪藏多為木構，但也偶爾出現石質者。如重慶大足石刻中至少有兩處轉輪藏雕刻：一者，寶頂山第14號“毗盧道場”，南宋。該處石刻的主尊，為毗盧遮那佛講經說法：洞窟的正面的壁上，用高浮雕雕刻了八角轉輪藏，柱上蟠龍纏繞，表示天龍八部守護道場；毗盧遮那佛則端坐在轉輪藏中間，從嘴角處飄出兩道毫光，表示口吐文理之光，直入諸菩薩之耳。二者，大足北山佛灣136號轉輪經藏窟，南宋。現僅存框架，轉輪藏龕中已了無一物。

▲大足北山佛灣136號轉輪經藏窟（南宋）

材質的不同，也標志著其功能的迥異：石質轉輪藏，主要是應該供修習和膜拜的。至于為何在離義烏數千公里之外的大足出現轉輪藏，且伴有傅翕雕像，這內中的緣由很耐人尋味，筆者以後將做進一步探討。五、結論：轉書輪的中國源頭

（一）轉輪藏和轉書輪的關涉：十九世紀中的聯想

《遠西奇器圖說錄最》中的轉書輪，與中國和東亞其他地區佛寺中的輪輪藏之間，究竟間有無關係？最先提出這個問題的，乃朝鮮李朝實學派“四大家”詩人李德懋之孫、實學派思想家李圭景。李圭景《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人事篇·器用類·文具〉中，有一則“轉架辨證說”：

……玉函巧思，雖云奇矣。如《釋氏稽古略》：梁傅大士，名翕。【字玄風，又名善慧士、東陽大士。】創成轉輪之藏。乃建大層龕，中心立一柱，啓八面而實諸經，謂之轉輪藏。玉函之意，不謀而同。似有見乎此，而或倣其制，加其機棙者歟？輪藏，卽豎轉者也。轉架，卽臥旋者耳。

書中明確地稱，鄧玉函所介紹的“轉架”即“轉書輪”，“雖云奇矣”，卻與傅大士所創建的轉輪藏“不謀而同”。並大膽地推測，轉書輪乃借鑑自轉輪藏：“似有見乎此，而或倣其制，加其機棙者歟？”所引《釋氏稽古略》，原文為：“傅大士 齊明帝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生婺州義烏縣雙林鄉傅宣慈家。名翕。字玄風。號善慧。……大士以佛經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閱，乃建大層龕，中心立一柱，啟八面而實諸經。謂之輪藏。立願曰：‘登吾藏門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發菩提心者，能推輪藏，即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今之輪藏設大士像，始此也。”覺岸（1286～？）此番言語，實節錄上援《善慧大士錄》之文而成也。
（二）轉書輪與北宋以來程式化的轉輪藏的比較



倘細加對比即可知曉，西方的“轉書輪”，確實如李圭景所言，無論其原理或是構造，都與傅翕始創的轉輪藏頗為相似。巧合的是，《四庫全書》也有轉輪藏圖。宋李誡（1035~1110）《營造法式》卷二十三〈小木作功限四·轉輪經藏〉曰：

 轉輪經藏，一坐八瓣，内外槽帳身造。

外槽帳身腰檐，平坐上施天宫樓閣。共髙二丈，徑一丈六尺。

帳身外柱至地，髙一丈二尺。

下面，非常細致地列舉了各個部件的“造作功”。卷三十二〈小木作制度圖様·佛道帳經藏第四〉，又有轉輪經藏的圖樣：

▲轉輪經藏圖/《營造法式》卷三十二

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3冊，第673頁下欄右。

與上述鄧玉函介紹的“轉書輪”相較，二者有如下相同點：主要部分皆用于存儲圖書；皆可轉動；轉書輪是“其書安置八大輪一旁”，轉輪藏則“一柱八面，實以諸經”。所不同者，轉輪藏有代替閱讀之效用，“能推輪藏不計轉數，是人卽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隨其願心，皆獲饒益”，“若能推一帀，或復十百帀，即與一大藏結最勝因緣”，而轉書輪純粹是為了便于取閱圖書而已，“大輪一轉，則某書自來就人”。——也就是說，轉輪藏有宗教功能，能夠幫助佛教信眾獲得宗教利益，而轉書輪則為單純的世俗工具、也就是能夠轉動的“書架”而已。
（三）始現時代和分佈區域



傅翕生於齊明帝建武四年（497），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始遇嵩頭陀而接觸佛教，陳宣帝太建元年（569）。後於鍾山定林寺目睹經藏之，方始回到烏傷始建轉輪藏。綜合諸種因素考慮，轉輪藏當出現在其晚年，也就是六世紀中葉前後。中唐長慶二年（822），楊承和為邠國公梁守謙（779~827）所撰〈邠國公功德銘〉中已經提及，梁氏在大興唐寺花嚴院內，立經堂一所，“又於堂内造轉輪經藏一所”。再後，蘇州南禪院千佛堂也造有轉輪經藏。可見，轉輪藏至少從唐朝即開始在中國寺院中星羅棋佈。至于北宋，已然普及至全國，《營造法式》專門論及“轉輪經藏”即是明證。轉輪藏後來又傳播到朝鮮半島，至今尚有部分遺存。北朝後光嚴天皇應安四年（1371），平安京寶福寺、即後光嚴天皇時的轉法輪蔵禪寺中，亦建造了東瀛第一座轉輪藏，宋濂嘗為文以記之。總之，至遲從九世紀起，轉輪藏曾一度廣泛地存在于中國、朝鮮、日本、越南等東亞佛教文化圈，不但頻頻見諸文獻，甚至現在也還有若干實物遺存。日本列島的衆多核心寺院，更是迄今依然將轉輪藏作為重要設置，且多配以專殿。即便在當代，也間或有所新建，如杭州慧因高麗寺等。當然，鄧玉函、王徵所譯介的轉書輪，確實源自西方。《奇器圖說》卷首所載王徵序，談及本書的依據：“《奇器圖說》乃遠西諸儒攜來彼中圖書，此其七千餘部中之一支；就一支中，此特其千百之什一耳。”並謂鄭玉函等人亦堅稱：“諸器甚多，悉著圖說，見在可覽也，奚敢妄？”強調王氏所聽聞的西方“奇器”的真實不虛。《遠西奇器圖說錄最》卷一伊始，又強調：“《竒器圖說》，譯西庠文字而作者也。”進而，王序稱西方原書名“諸器圖說全帙”，《奇器圖說》不過從“專屬奇器之圖說者不下千百餘種”中挑選而得。編譯時，有所分工，鄧氏“分類而口授”，王徵“信筆疾書，不次不文”，可見乃完全依照原書的次序，且不加文辭潤飾。另外，“閱其圖繪，精工無比。然有物有像，猶可覽而想像之”，《奇器圖說》中的插圖，應該來自西方原典，而非王氏或鄧氏自己據想象而描繪；只是，內中的人物因應中土的情況，變成了明朝面孔和裝束。——當然，這只是說明《奇器圖說》的內容出自西方書籍罷了。至于其談及的機械裝置，究竟是實有其物，還是僅為當時的設想，就無從而知了。無論如何，轉書輪的出現時間要遠晚于轉輪藏，而且其分布范圍、使用人數也完全不能與轉輪藏相侔，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雖然現已無從確定《奇器圖說》中的轉書輪是否在西方確有其物，然而，根據種種跡象，轉書輪在西方倒真還有衍變。大約1894年，位於美國芝加哥的The Yost Circular Case Co.生產了一種可以轉動的、享有專利技術的Circular Book Cases，全稱Yost Consolidated Revolving Circular Book Cases。另據筆者所知，現在英國的一些博物館中，也還保留有轉書輪實物。有西方轉書輪的演變情況，留待日後繼續探索。那麼，六世紀中葉左右由傅大士所始創的轉輪藏，與十七世紀初譯介入華的轉書輪，之間有什麼關係呢？我們認為，很可能是明代來華的傳教士目睹中土轉輪藏之後，將之介紹進西方；西方轉書輪，乃在東方轉輪藏的基礎之上，以現代科技改造而成。轉書輪乃東土轉輪藏在西洋的衍生物，為東方佛教和西方天主教兩種宗教之間交流的產物。

原文載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主辦《華林國際佛學學刊》第一卷第一期（2018年5月）《佛教在西方》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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